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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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世代簪缨末代帝师(3)

陈宝琛上任以后,立刻投入全部精力筹办学校。他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训:“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温故知新可以为师。”还撰写了一篇《开学告诫文》,其中说:“国家之盛衰强弱,全视国民之智愚贤否。学堂固所以造就人才,然必使人人知义理,人人知爱护国家,人人能自立,而后国民之资格始备……诸生今日来学师范,后来即为国家担当教育责任。自冶其性情,而后能冶人之性情;自立其志节,而后能励人以志节。”他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全福建师范学堂培养教师的准则。可惜的是,新法推行了仅仅103天,就被废除了。陈宝琛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沮丧。但既然新学堂已经开办了,就要接着干下去。当时的人们大多还不愿意到新学堂上学,以为走科举这条路才是正道。所以,学生也不多,新式学堂在艰难中前进。

1905年,朝廷终于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就在这一年,陈宝琛出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重新找回了过去的激情。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人们也转变了观念,认识到了新式教育才是今后的潮流。人们纷纷入学,在校人数迅速增长,学堂也在不断的扩建,不断的招聘新老师,陈宝琛的工作也日益繁重。他看到新式教育已经初具规模,需要有配套的管理机构和系统的管理办法。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当年的11月,闽省学会宣告成立,他由于德高望重,被一致公推为会长。学会成立后,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为新学堂的建立、完善出钱献策。陈宝琛跟那些有志之士一道,在摸索中前进,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师范人才。陈宝琛在做南洋会办时,亲眼看到法国人的嚣张气焰,亲耳听到马尾军港全军覆灭的消息,因此,他对学习西方文化有先见之明。他又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涉及法、政、商、工、农等学科。

随着西方思潮的传人,兴办女子学校已成为民众的呼声,陈宝琛又让自己的夫人王眉寿创办女子学校。1906年,王眉寿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亲自担任监督。1907年,又创办女子职业学堂。由于缺乏监督的人选,在1909年她把两个学校合并为女子师范学堂,还是自己担任监督。在陈宝琛夫妇和全省教职员的努力下,全福建的师范学堂,从1903年到1909年共培养毕业生七百多人,为新式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在陈宝琛忙于兴办学校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如火如茶,一些有识之士,兴办铁路、工厂,开启了近代的民族工业新篇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部奏派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办,负责修建福建境内的铁路。他接到圣旨以后,忧心如焚。当时国库空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列强掠走了大量的白银。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修建铁路,耗资巨大,怎样才能筹集到这么多的钱啊。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采用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所有持股人均可享有铁路上的收益。即使是这样,在中国大陆也只筹集到少量的资金,他又不得不到南洋爪哇、槟榔屿、吉隆坡、万隆、三宝垅等地,向华侨筹集。经过陈宝琛的积极努力,终于建成了福建省的第一段铁路。

入朝为帝师

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三岁的溥仪登基,年号宣统,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主持大局以后,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显示除旧布新的气魄,任免了一部分官员。他首先罢免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又将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官复原职。陈宝琛也在张之洞的举荐下进京。宣统元年(1909年),负责礼学馆的工作。第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经筵讲官、资政院议员。在这段日子里,政局混乱。大臣们都谋求宪政实施后的权利,朝廷事务几乎停顿,大部分人都在观望。陈宝琛也感到无所作为,尤其是他当了资政院议员以后,由于传统的忠君思想,使他根本没有传达人民的意愿,只是一个皇家的传声筒。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授山西巡抚,还没有到任就以国家二品大员候补,另有别的任用。不久被隆裕太后派到毓庆宫侍读。这一年溥仪才六岁,陈宝琛已经64岁,面对朝廷的这一委任,他感激涕零,发誓要报效皇恩。因为在当时,皇帝的老师有着崇高的政治地位,可以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也因为是皇帝的老师而受到大臣的尊重。

然而,当他还在潜心教读功课的时候,革命的风潮就汹涌而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控制了南方各省,清政府不得不请袁世凯出面挽救时局,袁世凯趁机提出召开国会、组织内阁等要求,把军政大权揽到自己手中。革命军继续北伐,却遇到了财政困难、帝国主义干涉等一系列困难,不得不与袁世凯达成妥协。最后,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条件是袁世凯要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正式退位。根据《优待条例》,他们还可以居住在皇宫。

溥仪退位以后,陈宝琛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并继续以君臣相称。从此以后,陈宝琛担任溥仪的老师十余年,倾尽自己所有的心血教溥仪读书,与溥仪朝夕相伴。溥仪对这位老师也非常的尊重,在他八岁的时候,溥仪写下了第一首诗,那是为陈老师祝寿而写的。全诗只有十六个字,却表达了溥仪对老师的衷心的敬意。

“松柏哥哥,终寒不凋;

训予有功,长生不老。”

在和溥仪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陈宝琛给他留下了许多古板得可爱的故事。据说陈府的老少两代之间总是闹摩擦,孩子们受新思潮的影响,不愿关在屋里读那些四书五经,认为没有用处。陈宝琛则认为老传统不能丢,不听话就用家法管教,有罚跪、打板子等名目。孩子们表面上害怕,暗地里全都串通一气,共同商量对付老头子的办法。他们和家庭包车的车夫商量好,当陈宝琛的马车快走到胡同口的时候,要把车铃踩到最响。孩子们在院中听到响声,知道父亲来了,抓紧把玩具、糖果等东西收起来,换上一副面孔,装作严肃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读起书来。

溥仪退位以后,陈宝琛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并继续以君臣相称。还有一件事,溥仪也是津津乐道,那就是师傅洗澡的趣事。陈宝琛奉行“一生洗三次澡”的原则,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后洗一次,平时就一次也不洗。到了夏天,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酸臭的味道。他的门生就劝他:“老师啊,您应该多洗澡,对您的健康有好处。”谁知道老先生把眼睛一瞪说:“你懂什么,老朽虽然不常洗澡,却也身体健康,很少有病。可你呢,为什么经常洗澡还老是闹病呢?”一句话说得那位学生张口结舌。

英国人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到了陈宝琛:“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着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民国十年,陈宝琛修成了《德宗本纪》。溥仪非常高兴,授予他“太傅”的头衔。虽然只是一个虚衔,陈宝琛还是受宠若惊,赶忙叩谢皇恩。

民国十二年,他极力引荐郑孝胥人宫。郑孝胥,福建省闽侯县人。1908年,郑孝胥曾经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政府尽最快速度召开国会,一时间也代表了进步的潮流。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忠于皇室,以遗老自居,后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和顾问,而且与日本方面经常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陈宝琛羡慕他的才华和广博的的知识,两个人关系很好。只不过,郑孝胥一直想依靠日本人谋求复辟,陈宝琛只是追随溥仪,以尽为臣之道,没有更大的野心。到后来郑孝胥当上满洲国的总理时,陈宝琛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决不与他同流合污,他经常说:“民族是不能得罪的”,在他的心中,君重,民族更重。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宫中的遗老遗少赶出皇宫。溥仪没有办法,只好住进父亲家里。在时局混乱的情况下,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把他带到德国医院住了一阵子。但是,医院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庄士敦劝他改住日本使馆。没想到,住到那里以后,溥仪受到优待,使馆专门腾出几间房子供他们居住。皇宫中的原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各就各位。奏事处和值班房也全套恢复了。后来,溥仪祝贺二十岁生日,遗老遗少们和宫里的人举行朝贺。陈宝琛作为内廷司员、师傅和南书房翰林的领衔向溥仪祝寿。溥仪发表了讲话,对国民政府不遵守《优待条例》表示遗憾,痛斥冯玉祥的行为。陈宝琛在一旁垂手肃立,恭听圣训。

民国十四年,溥仪想找一个稳定的住所,在得到段祺瑞政府许可以后,协同陈宝琛、郑孝胥到了天津。在居住天津的日子里,郑孝胥和陈宝琛融洽相处。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志向却有很大的差别。陈宝琛每天只是忠心侍奉,性格还是那么正直古板,在溥仪去东北会见张作霖的事情上坚决反对。郑孝胥则是激情澎湃,每天谈论着如何恢复大清江山,谈沦着恢复以后的宏伟蓝图。溥仪也很受鼓舞,赞成郑孝胥的想法,郑孝胥要去日本寻求帮助,溥仪欣然答应,支持他去日本进行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决意复辟,他怕陈宝琛阻拦,背着他秘密赶赴东北。陈宝琛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溥仪不见了,根据近几天的迹象判断,他知道溥仪肯定去了东北。前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溥仪到旅顺去。现在,陈宝琛判断,肯定是到旅顺去了。于是,他不顾自己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冒着北方的严寒,立即动身赶往旅顺。他的儿子陈懋复和外甥刘骧业很不放心,就护送他同去。他们于1932年1月25日到大连,住在大和旅馆。安顿好以后,让儿子约见郑孝胥,郑孝胥一听是陈宝琛来了,吃了一惊,就马上赶往陈宝琛的住所。到了以后,刚进门就埋怨说:“哎呀,你怎么来了,事先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他们坐好以后,陈宝琛说:“我知道你屡次让皇上复辟大清,可是,你也不想一想,日本人会诚心诚意帮咱们吗?他们只会利用陛下侵略我们的国家。”郑孝胥说:“我只是利用日本人帮陛下登上皇位,等时机成熟了,再把日本人甩掉。”陈宝琛说:“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日本人帮你没有图谋吗?到那时,陛下就是统治中国人的傀儡。”两个人话不投机,陈宝琛就要马上起身去旅顺。郑孝胥赶忙说:“你仓促之间到了旅顺,恐怕也见不到陛下,不如先发个电报说明情况。”陈宝琛的倔犟脾气上来了,把脸一沉说:“不必了,我这次来,只是尽我的一份心意而已,如果他不见我,我也没办法,就马上回去。”说罢,就让儿子和外甥搀着他上车到旅顺去了。

到了旅顺溥仪的住处,门卫听来人说自己是陈宝琛,非常尊敬,客气地说:“老先生,请稍等,我这就进去为您通报。”不久,门卫就传出话来,让陈宝琛进见。陈宝琛见到溥仪,见过君臣大礼,就书归正传:“陛下想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恢复帝位,万万不可。甲午战败,日本割占我台湾、澎湖列岛,现在亡我之心不死,欲侵占我国东北,陛下不可受日本人的利用,落千古骂名啊!”溥仪凄然说道:“祖宗二百年的江山断送在我的手中,我在九泉之下,如何见列祖列宗?日本友人有心帮助我,除了他们,普天之下,谁能帮我呀?”陈宝琛晓以民族大义,再三劝说,溥仪最终还是不动心。陈宝琛见圣意已决,只好告辞。临走的时候,他老泪纵横地说道:“老臣已是风烛残年,恐怕不能再来这里看望陛下,就是来了,也不一定能见得着,愿陛下多多珍重。”说罢,神色凄凉地走了。

回到大连以后,见到郑孝胥,责备他说:“你跟随陛下,不离左右,为什么不劝阻陛下?”郑孝胥无言以对,陈宝琛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既然事已至此,我已是风烛残年,也管不了许多了。”也不向郑孝胥告辞,转身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就乘车返回天津他们的住处。

民国二十一年,溥仪一意孤行,终于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陈宝琛听到这个消息摇头叹息,第二天就要去长春劝阻。儿子说:“父亲,您那么大的年龄了,不要再出远门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儿子可担不起不孝的罪名。”陈宝琛生气地说:“你要是孝顺,就陪着我再去一次东北,我不见陛下死不瞑目。”儿子知道父亲的脾气,就陪着他专程赴长春探望溥仪。到了长春,陈宝琛再次呈密折劝溥仪迷途当醒。可惜的是,密折没有送到溥仪的手中,就被日本特务发现了。在日本特务的胁迫下,陈宝琛返回天津,不久即病逝。

陈宝琛出身名门望族,世代簪缨,却免不了晚年凄凉,客死异乡。虽然他的思想有超前意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却追随溥仪,在封建主义的阴影下走完了他的一生。是他的忠君思想让他最终没有融入近代人的生活潮流,是他的民族思想让他办学修路,让他在风烛残年远赴东北。他倔强的坚守着传统文化:忠君和民族大义。或许,在他的心目中,民族是他生存最深厚的底蕴,君主是他今生不变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