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的第二个选择是皇八子胤禩。胤禩聪明能干，在大臣中声誉甚佳。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不久就生悔意，以推举为名考察众臣。众臣在明知康熙意旨的情况下，坚决摒弃暴戾变态的胤礽，一致推举胤禩为皇太子。这极大地触怒了康熙。康熙不能容忍一个威信几乎与己相等的皇太子存在，而且也不能容忍众臣无视自己的意思来立皇太子，所以他宁可否定此次推举，而将人心尽失的胤礽复位。胤禩在康熙心中的地位急剧下落。在康熙五十一年太子二次被废后，胤禩一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竟然愚蠢地密奏康熙，询问自己现在应担任什么职务，并表示为了避免众臣再次推举，情愿卧床在家。康熙十分敏感，认为他是在试探自己，但隐忍不发。最彻底的转变出现在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康熙率部分皇子出巡塞外，胤禩由于未随行，便派人去给康熙请安，并称将于中途与皇父会合，扈驾回京。最令人吃惊的是，太监带来的礼物居然是两架奄奄一息的海东青。其喻意很容易被理解成讥刺康熙老弱多病，即将离世。康熙恼怒到极点，几乎气晕了过去。他痛骂胤禩，公开胤禩两年前的妄奏，斥责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并说出父子恩断义绝的话来。照理来说，胤禩进物是邀宠，绝不敢故意如此捉弄皇帝。这应该是有人故意陷害。事情发生后，胤禩奏称冤抑。但盛怒中的康熙已经对胤禩完全失望，严厉谴责。胤禩因此受到极大刺激，一度病危。胤禩病好后，康熙与他的关系有所缓和。胤禩虽几遭打击，但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李光地仍然认为诸王之中惟八王最贤。不过，此时胤声望日著，胤禩转而将自己无法实现的希冀寄托在胤身上，支持胤西征，并与胤保持密切的联系。胤禩身边的人甚至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康熙也有意扶植胤禩作为胤的支持力量，重新交付他办理政务。
第三个选择是一直不起眼的皇四子胤禛。胤禛为人极具心计，在储位之争中保持独行客身份，表面上对皇位继承问题毫不关心，同政坛上敏感之人刻意保持距离，与文友谈诗论文，给人以喜欢清闲的印象（自诩“天下第一闲人”），但暗地里却听取心腹戴铎的夺位策略，打好父亲、兄弟、朝臣等各个关节，一步一步朝皇位接近。在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里，有一个邬思道，是胤禛的家塾教师，但其实是给胤禛出谋划策的军师，被胤禛尊称为“邬先生”。这个邬先生在野史里也是实有其人。胤禛在谋臣的建议下，对康熙伪装诚孝，适当展露才华，这样既不让人觉得无能，又不会锋芒毕露引起康熙嫉恨；对兄弟表示友爱，容忍为上，这样就使有才的人不嫉妒，无才的人把自己当靠山。最关键的步骤是拉拢对他争夺储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比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通过如此策略，胤禛在当时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连康熙也觉得他诚实可用，不结党，根本没有料到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墙脚挖走了。
至于其他的皇子，都不成势力，所以隆科多不会考虑。康熙临死前正在静养斋戒之中，王公大臣一律不准接见，而宫眷也被阻止入内。谁料皇帝就在这种情况下无声无息地死去。在他身边的只有近侍太监。康熙晚年经常在其身边传旨的总管太监魏珠可能是陪伴康熙临终的少数目击者之一。也许正是魏珠将康熙猝死的讯息在第一时间告诉了隆科多。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按照常理，隆科多应该告知当朝大臣，然后共同遵照康熙遗诏（如果康熙生前没有旨意，那么应该遵照康熙的心意共同拟定）拥立新君。历史上多有这种情况，如明成祖病逝行军途中，就是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以锡棺收殓成祖，照常进膳，同时封锁消息，派人密报太子，使得朱高炽能够在第一时间防止突发事件，顺利即位。康熙重臣有领侍卫内大臣6人和大学士5人，但隆科多显然没有跟他们通气。隆科多此刻显出包天大胆，撇开了宗室王公，撇开了当朝大臣，一个人拥立了新君胤禛，这就是雍正。隆科多虽然是康熙宠臣，但如果以一人之力操纵新君嗣位，自然是不合制度，要冒极大的风险。后来隆科多自比诸葛亮，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反映了当时隆科多的压力。
但是，隆科多不愧有果敢眼光，隆科多成功了，一跃而成为新朝宠臣。雍正对他极为尊崇，亲口称呼他为“舅舅隆科多”，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雍正并非隆科多姐姐所生，仅仅有甥舅名份而已，皇帝承认不承认又是一回事。但雍正如此公开称呼隆科多，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优待。雍正还给隆科多及其儿子加官晋爵。
然而，隆科多选择的新主子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史家公认，雍正善于耍两面派，性格强硬，心胸狭隘，喜怒不定。在这样的主子下过活，廉洁慎重，自守尚且不易，何况居功自傲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果然，不到两年时间，隆科多与胤禛的蜜月期就到头了。那时，胤禛的皇位已经坐得稳当了。
三、罪状四十一条
胤禛刚登基，对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咨询他的意见，一派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但到雍正二年下半年，雍正已经对他有所责难，并开始有步骤地打击隆科多。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雍正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已对雍正的皇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自比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又称康熙死日他曾身带匕首以防不测。这虽是在他快倒台的时候说的，但难保在平日不会有此类话语流露。还有，隆科多曾自夸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这些话语多少暴露了隆科多拥立胤禛的真相，自然为雍正所忌讳。实际上，当日畅春园的气氛必然是非常紧张的，步军统领所统辖的兵力也确实约有两万名官兵，而隆科多说他带匕首防身也情有可原。但这些话语后来都成了隆科多的罪状。在罪状中，胤禛认为康熙去世当日隆科多并不在康熙身边，也没有派出近侍之人，隆科多此时重提这些话就是大不敬，就是欺罔，全然没有顾及此前不久他还因为隆科多的拥戴之功而感恩戴德。臣子有功，主上高兴的话可以恩赏，但不允许你自己表功，不然那就是要挟，就是说明主上无能或者无德，这就是大清皇帝雍正的逻辑。
隆科多同年羹尧一样，都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称“佟选”和“年选”。虽然隆科多是正常的途径，他任吏部尚书，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你一个臣子居然选起官来了，不仅是擅权，而且有结党之罪。
隆科多对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于雍正二年底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职留在隆科多手里，而且准备让与隆科多不甚亲密的巩泰来接手这个职位。以准许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为契机，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隆科多。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险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