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紫阳、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最后定居建阳考亭。虽曾任官，但平生致力于著述与讲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一生逢乱世闭门读书
朱熹童年之时，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南宋初年。1127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宋宗室康王赵构于同年即帝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南宋高宗。南宋之初，面对金兵南下的咄咄逼人之势，宋高宗曾以抗战派著名人士李纲、宗泽、岳飞等人为相为将抵御金兵南侵。但自从主和派秦桧任相把持朝政以后，所有抗金措施都被取消，致使抗金名将宗泽在临终三呼“过河”之后忧愤而死，民族英雄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冤杀于风波亭。宋金和议以后，黄河流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女真统治者对黄河流域的人民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任意掠夺金银财宝和子女，霸占良田山林，而且挨家挨户搜捕成年男子，标价出售，甚至驱使到西夏等地交换战马。如遇抵抗，便被屠杀或活埋。这就逼得中原地区广大人民自动聚集起来，依山傍水连营结寨，袭击金兵，给南侵的金兵造成极大威胁，主要有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等，其中以王彦领导的“八字军”最为有名，曾多次打败金兵，斩获甚众。
南宋人民的灾难，不仅仅来自金朝统治者的侵扰，还来自以高宗赵构为首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压榨剥削。他们一定都杭州，便借着政治特权和南宋混乱之机，疯狂地争夺霸占土地，同时南宋统治者还为了庞大的军费开支、行政费、向金贡纳费和过奢靡腐朽的寄生生活而巧立名目，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使“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另外，统治者为了消除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取得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支持，采取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权臣宿将势要之家竞相兼并土地。占田几十万亩的大地主也有不少，如南宋大将张俊在解除兵权后退居家乡，田庄分布在12个县，占地70余万亩，每年收租米60万斛。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疯狂地兼并土地，致使民不聊生，劳苦大众纷纷起来反抗，起义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其中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的钟相、杨幺起义规模最大。
土地大量兼并，赋税日益繁多，使得本已偏安一隅无甚作为的南宋王朝社会危机越来越深。但是南宋王朝统治者不是去整顿吏治富国强兵，而是去贪图享乐醉生梦死。以高宗赵构为首的官僚大地主集团却大造宫殿花园，搜刮天下的奇花异石，抢掠江南的歌妓美女，或闲游于亭台楼阁之间，或醉酒于山珍海味之席，美丽的西子湖畔使得统治者们昏昏然无所作为，可谓醉生梦死，置抗金报仇收复失地于不顾，真是“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宋史·汪立信传》）。统治者苟安东南半壁，把临安变成荒淫堕落的乐园，当时的诗人林升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题临安邸》诗一首：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朱熹就是在这种南宋政权内外交困却只顾享乐的形势下出生并成长的。
朱熹家庭的兴衰，是同当时政治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的。他的远祖朱环，唐末时任婺源镇将，巡辖德兴、祁门等四县，便在婺源万安乡松严里安家，成为朱家在婺源的开基鼻祖，一共传了六、七代，都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功名。到了第八代也即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时，朱家声名逐渐显赫，据史籍所载，朱松是进士出身，宣和年间任政和县尉、尤溪县尉，后又任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等。绍兴十年（1140年）因反对投降得罪奸相秦桧，被主和派赶出朝廷，朱松便要了一个只领薪水不用到职的主管祠庙的闲职，从此便居住在建州家里，直至病故。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朱熹在其父亲朱松的指点下，整天闭门读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朱松多次叮嘱儿子，朱家没有厚实的产业，全靠他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朱熹也真的不负父亲期望，细读儒家经典，8岁读《孝经》，10岁读《孟子》，几乎无暇与其他孩子嬉戏玩耍，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是“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可见儿时的朱熹读书十分勤苦。绍兴十三年（1143年）即朱熹14岁时，朱松辞世，把家事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并嘱咐朱熹投靠刘子羽。刘子羽，崇安五夫里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王交之后，世代显赫，在社会上权势较大，家业也很富足，曾在抗金名将张浚部下参议军事，抗击过金兵，后被秦桧指使的谏官弹劾，罢官归家。朱松死后，刘子羽不负朋友所托，为未熹母子建一所住宅，供其衣食，朱熹就在刘子羽这个大靠山的庇护下，继续读书，师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受学三位道学家。年幼的朱熹不仅研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还对哲学、理学、佛学、道学甚感兴趣，据说有一次刘子翚打开朱熹的箱子，发现箱中别无所有，只有一本当时著名禅宗高僧宗果的语录。
二初登仕途师承理学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历代学人所信奉所追求的，朱熹自然也不例外。在他学有所成之后，便参加科举，以期入仕途做高官。绍兴十七年（1147年），18岁的未熹参加了建州地方的“乡贡”考试被录取，第二年又考中进士。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被派到泉州同安县任主簿，在宋代主簿是协助县令管理书籍、赋税、教育等事务的官吏，朱熹对这一职务很热心，加之初当此任，年纪又轻，因而办事极为认真，“莅职勤敏，纤悉必亲”（《朱子年谱》卷一上），经常检查核对赋税的出入簿册，每到收税之时，先期贴出榜文，限期交完，过期不交者，便严加惩处，表现出了一个初登仕途年轻官吏的极大热情。宋制，地方官任职期限三年，到绍兴十六年（1156年）七月，朱熹任职期限已满，但接任之人却未到，一直等到第二年十月仍然不见来人，他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回崇安了。
朱松死后，朱熹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靠的是刘子羽，而在学业上是遵其父嘱，受教于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三人，这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关心时事，力主抗金，崇尚理学的士大夫。朱熹随母迁居崇安五夫里后，首先受教于刘勉之。刘勉之号致中，世称白水先生，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杨时的弟子，杜门谢客十余年，潜心研读二程理学，有较深的造诣。他对朱熹关怀备至，“抚教如子侄”（《朱子年谱》卷一上），把女儿嫁给他，可见刘勉之对朱熹是寄予厚望的。后又从刘子翚受教于武夷山（时刘在武夷山讲学），学习他儒佛一致论和“不远复”的思想。然二刘辞世较早，所以朱熹在三人中师事胡宪受业时间最长，达十余年之久。朱熹在其父朱松和二刘一胡的谆谆教诲之下，已对二程理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但对二程理学的更进一步研究，还是在师事李侗受教之后。
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24岁时，师事罗从彦，与朱熹之父朱松为同窗好友，罗从彦是二程得意门人杨时的学生，被称为杨时的嫡传弟子，杨时又是南宋初年声望最高的程氏传人。李侗从24岁起受教于罗从彦，几十年间，在为学上，他一直坚持师教，主张“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朱子大全》卷九七）。通过积年累学，到绍兴二十年（1150年）前后，李侗已成为极有影响的理论权威。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去同安县赴命途中，以父执礼顺道去南平拜会道学家李侗，这是二人第一次晤面。在会见中，朱熹向李侗谈了他十余年向二刘一胡的学习情况，而李侗则以父辈身分对他批评教育指点，这次会面，李侗不赞成朱熹学禅，朱熹对李侗也不心服。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从同安任职期满回家省亲，又顺道拜访李侗，这次晤谈，颇为投机，相互间也都留下较深较好的印象，经过这二次接触，二人关系日益密切。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了表示诚敬，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寓于李侗“舍旁西林院”达数月之久，正式受学于李侗。这时的朱熹已经是一个中过进土、当过县主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了，他这样三番五次不辞辛苦的求教于道学家李侗，说明他对李侗及其学术思想是十分敬重的。李侗是笃信孔孟儒学的思想家，又是二程理学的忠实信徒和传人，对儒家的《春秋》、《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著作及周敦颐、程颖、程颐的著作，都有较深的造诣研究。朱熹经过二刘一胡的教育指点，又得到李侗的多年教诲，儒学根底越来越扎实，特别是对《论语》、《孟子》的造诣更深，树立了对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念。朱熹受学于李侗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果说朱熹十七、八岁时还留恋于佛学，初见李侗时还曾以佛学就问于李侗的话，那么此时则专心于儒学，“且将圣人书来读”，只看“圣贤言语”，以儒学为中心。就在朱熹以儒学为主体来构造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时，并没有抛弃佛学和道学，而是将它熔铸进去了。李侗对这个学生非常满意，在给好友罗博文的信中曾喜滋滋地夸耀道：“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李延平文集》卷一）通过李侗的不倦教诲，朱熹深得儒学和理学的精髓，成为理学的传人，为以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三关心时政为国为民
朱熹在师从诸师学习及中进士后，已在社会上略有名气，“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朱子行状》）。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在同安卸任后向朝廷要了一个“监潭州南岳庙”的闲职，在家整理程门弟子谢良佐的语录。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因宰相陈康伯推荐，南宋政府征召朱熹赴杭州任职，但同时朝中有人反对，朱熹闻讯后立即上了一道奏状，自称“素有心气之疾”，要求推迟入朝时间。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来，他屡召不起，主要致力于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和倡办社仓等活动，结果搞得名气越来越大。朝野上下对年仅三十余岁的朱熹都另眼相看，这使上层统治者很为难，不起用他为官，就会有不用贤才的罪名，用他入朝为官，又怕他在朝堂之上七嘴八舌乱发议论。1162年，高宗赵构退位，孝宗赵昚继承大统，在抗战派的强烈要求下，孝宗起用抗金名将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这时朱熹去见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建议：分军关陕、西京、淮北等地，吸引金兵注意，然后密选精骑数万，直捣山东，同时号召中原豪杰响应。同年七月，朝廷下诏，为被秦桧陷害致死的抗金名将岳飞平反昭雪，驱逐秦桧党人，又下诏求贤求言，朝中局面为之一变，出现了积极备战、恢复中原的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向宋孝宗上了一道奏折，即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向皇帝提出三项主张：
第一，“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者圣帝明王之学”，他说，《大学》为孔氏遗书，将治理天下国家的本末、始终、先后讲得既详细又明白，应该首先仔细研读。要求孝宗皇帝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孝宗做太子时曾喜欢阅读老子和佛教著作，朱熹建议“捐弃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延访才学之士“真儒”以备左右顾问，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
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主张罢黜和议，富国强兵，北进中原，收复失地。朱熹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以和也义理明矣”，建议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选能征惯战之人领兵操练，待国富兵强之时，“徐起而图之”。
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他说，“四海之利病系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这就要求朝廷能够任用忠臣贤士去地方作守令。同时朱熹还警告孝宗，当时旱蝗四起，民食将乏，要做到“宽赋役、备赈赡、止流逋、销盗贼”，靠得全在于守令是否得人。
《壬午应诏封事》是否对孝宗起了作用，史无明载，但隆兴元年（1163年）三月孝宗却征召朱熹赴杭州面谈，朱熹上表辞谢。同年十月，孝宗再次下诏催促，朱熹赶赴杭州，但这时形势已变，南宋出兵北进，但将领不和，各自为战，导致符离战败。孝宗即位后的初次进兵即以失败而告终，给励志北进收复失地的皇帝浇了一盆冷水，于是孝宗抗战之心动摇，又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并派王之望到金廷去议和。十一月六日，朱熹受诏垂拱殿奏事，面见孝宗，慷慨陈词，连上三道奏札，还是强调“治国、任贤、抗金”三项内容，但这时孝宗只是哼哈应答，再无初即位时勃勃雄心了。几次朝廷征召几次上奏陈事使朱熹名声越来越高，淳熙五年（1187年），宰相史浩又举荐朱熹入朝为官，朝中有人反对他到朝廷任职，怕他妄发议论批评时政，主张派他到地方去任职，于是差遣他知南康军。对于这一任命，朱熹仍是一辞再辞不赴任，而朝廷多次催促并下诏不许辞免，加之好友吕祖谦、张敬夫耐心劝说，他才于淳熙六年（1179年）赴任，开始了他离同安主簿后重新奔走官场的生涯。此后，他先后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江西提刑、知漳州、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等，无论在哪一任上，都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体察民情，上章奏事，表现出了一个地主阶级思想家既为朝廷服务又为民众着想的矛盾心理，无论在哪一任上，他都尽量宣扬孔孟之道，缓和土地兼并。在这几任中，尤以知南康军时成绩较为显著，政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敦厉风俗，宣明教化。朱熹为官，非常重视用封建伦理纲常束缚人民的思想，要求各界人士教育好自己的子弟，讲求孝悌忠信，以成风俗之美。为了宣明教化，教育人民，朱熹还访求名人雅士、孝子贤孙事迹加以传颂，宣扬忠孝节义。第二，乞求恤民，举办荒政。朱熹熟知历史，又目睹官逼民反的事实，认为过于苛刻地盘剥人民，将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他一到郡，连续上奏乞求减免税钱，同时他还下令修塘筑堤，遇有荒年便开仓济民。第三，施行法治，维护治安。朱熹治郡，不仅实行德政，宣扬教化，而且还注意以法治郡，对“奸豪侵暴”的权势之家和“鼓众作闹”的一般平民都依法处理，“绳治不少贷”。第四，笃办学宫，建白鹿洞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