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大家小书:旧戏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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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评剧家

鄙人涉足歌场,三十年于兹,所看者一大半是京戏。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关于戏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似乎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普通人不能插足。过去也颇喜欢买买所谓戏剧刊物之类来读,于诸大名家稍有认识,虽然对他们未必佩服,然而却从来没有过想要腹诽一下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有点本领的。或者看过谭供奉[1],或者听过陈石头[2],牌头极大,语有根源,后辈如我者是只有恭聆教诲的资格的。

现在自己也要来献丑了,提笔之初,先想要将这一些前辈评剧家分析一下。照我看来,这批人可分三大类:1.职业的评剧家—代表人物当推齐如山与徐凌霄,他们熟于梨园掌故,广交平剧名伶,自己也懂戏,所以凡有写作,大约是有点道理的。但他们从不谈旧剧的意义,也从不提倡改革,相反地,倒是非要保守不可,如谭供奉在某戏中挂“黑三”,马连良改挂“黑满”,那就得骂一个狗血喷头之类。2.捧角家——女性的被称为“捧角嫁”,他们凡有所作,都别有用心,不是想得被捧者青睐,即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一批人人品甚下,而又毫无知识,常常胡说,最要不得。3.这第三种是只能欣赏不能批判的,因为他们不懂阴阳字,不会起霸勾脸,然而却写文章,或对“黄鹤楼”作源流考,或说鲁子敬并非傻瓜,然而我看他们倒不免是傻瓜,这些人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

话说回来,我自己以“羊毛”的资格来乱谈,弄不好一定有落入“第三流”内去的危险,然而却不想知难而退,姑且“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吧!

“评剧家”之二

因为上一次就分析了“评剧家”,字数所限,关于那第二类人物未能尽所欲言。话说这一批人中也包含一些所谓“诗人”、“才子”在内。慨自明末以来,男色之风甚盛,那原因是因为士大夫不许狎妓,只能找漂亮的男戏子来寻开心。直至清末,男女合演还没有能成为事实,一般士大夫,不能不寄情于优伶而捧之。王紫稼在明末清初,风头十足,吴梅村为他特撰《王郎曲》,那位投降清朝的龚芝麓也赠诗曰:“蓟苑霜高舞柘枝,当年杨柳尚如丝。酒阑却唱梅村曲,肠断王郎十五时。”肉麻之至!这是清初时名士捧角的情形。

至于清季中叶以至清末,此风更盛,但当在将来谈之。

现在我想介绍另一位“名士”和他的丑态,不过这不是对“相公”而是对破天荒的“坤伶”了。这故事见于《后孙公园杂录》,所谓名士即易哭庵是也:

“帝制时期,自命帝党者,荟萃都下,皆捧坤伶。……而刘喜奎色艺实领王冠。名士如易哭庵(实甫)、罗瘿公、沈宗畸辈,日奔走喜奎之门,得一顾盼以为荣。哭庵曰,喜奎如愿我尊呼母,亦所心许。或曰:是非汝绿树阴中之老妈乎?喜奎登台,哭庵必纳首怀中,大呼曰:我的娘我的妈。我老早来伺候你了。每日哭庵必与诸名士过喜奎家一二次,入门脱帽,必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不必再抄,否则真肉麻死了。这就是“名士”捧角的样子。我当然不想去效法,不过易实甫的流风遗韵,正自未已,现在传其“衣钵”,肉麻如昔者还是有的。

而现在的坤伶能像刘喜奎那样的也少了。言慧珠在北平自杀写了洋洋的遗书,大家颇为注意,然而不死之后,还是老样子,那一场表演也真的成为表演,给人留下来的只是滑稽之感而已。

京白

以前曾经有人称话剧为“道白剧”。如果狭义地说来,这个定义倒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些小戏,结构简单,没有什么太深的意义,讨好全在演出者语言的技巧,由此想到话剧的语言问题,又想到旧剧中的京白,很有一些话想说。

旧戏中的京白,普通是小丑、花旦,用得最多,有时老生、花面、小生……也间或在韵白之中掺杂两句京白进去,往往能够使人精神一振,觉得这实在大有道理。然而说京白而真能说得好的,却实在甚少甚少。

四大名旦之中,程艳秋不大说京白,即偶尔唱两出《能仁寺》之类也不见精彩。梅兰芳雍容华贵,京白极好。我当面听他说普通话,居然也嗓子细得比女人还要细,出语更是委婉。如在台上,更加意一描摹,其妙可想。梅的代表作大约可推《四郎探母》的公主了。身份是天皇贵胄,又是盈盈少妇,梳两扮头,穿旗袍,着高底鞋,那真是绝代风华,更加他的甜而娇的口吻,听戏时真可享受一种不可言说的感应,美极了。

荀慧生的小姑娘戏绝美,如《大英节烈》、《得意缘》之类,声口如画,而绝对不是大家闺秀,其京白甜而细碎而糯,又是一种风光。后辈得传其妙者不见有人,毛世来也还不错。

小翠花的京白,又是另一路,如市井妇人,倚门思妇,说年纪大约在三十左右,已非小姑娘,或竟是半老的徐娘,话语中间自然更多一种深沉爽辣(这两个形容词看来有些矛盾,然而确是如此),我想欣赏这一类白口的大约是年纪稍大的人。

这三种不同的京白,大约可以代表了京戏中的女人。自然还有一种,如盖三省所演之禁婆(《金锁记》),芙蓉草所演《法门寺》中的刘媒婆,与《四郎探母》中之萧太后,然而这毕竟所占的比重较小而较不重要了。

有人说这种京白非北京土著不办,我以为也未必尽然。纯粹的京片子是颇讨厌的,大约只有小丑可用。其“贫”,可以助小丑的描绘性格,然而铁镜公主或何玉凤出此口吻则不免恶形。

从此又想到“国语问题”,一种糅合了京白与吴语或别地方言的所谓新国语,大约可以认为最合“标准”也许是有道理的。

话剧演员中自然有不少北方人,然而以南人学北语者更多,然而他们大抵不大喜欢研究京白,以致所说的对白有时非驴非马,使人听之气沮,此种现象在国产电影中尤为显著。我不是说演戏非先学标准的京片子不可,然而这毕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佐临先生是天津人,他导演起来大约满口“天津卫”[3],有时我觉得“天津卫”是颇合乎幽默条件的,佐临先生善导喜剧,这里面大可加一些说“卫嘴子”[4]的朋友,在形象化的一点上讲来,或可大有效果,也未可知欤!

叫好

“叫好”在南方曰“喝彩”,或者也是所谓“雅言”乎?这是一种捧场必备的条件。如果角色登台,无人叫好的话,则没有苗头,难乎其为名伶了。

考“叫好”,古已有之。《燕兰小谱》注有云:

北人观剧,凡惬意处,高声叫好!

《梨园佳话》上亦有云:

名伶一出场即喝彩,都人谓之迎帘好。以好之多寡,即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举座欢呼,谓之字号好,盖以著名已久耳。

这里所说的喝彩法真要笑杀人,俗话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种现象又岂只在戏园中如此乎?暂且不表,先说两件别的事。

我虽然听戏多年,然而自己却未曾学会“叫好”之术,一半是天分太低,二者也是拉不下面皮来之故。然而积数十年的剧场经验,叫好也听过了不少,印象最深者是这么一次:

我在北平吉祥听杨小楼的《艳阳楼》,据老辈说,这戏最好的地方是杨小楼一掀帘的“亮相”。所谓“亮相”,即是一个Pose,说也奇怪,这一个亮相,原是人人皆会的,总不见得扫边角色就爬了出来吧?然而却又确有分别。杨小楼的亮相即有“气吞河岳”之势。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该时杨已老,而《艳阳楼》实在又不常贴,可惜我坐的是上场门,无法看见,当时心生一计,等高登将要登场、锣鼓紧张了起来以后,我设法从台旁踱过去,慢慢地走,随时注意,居然看到了这“亮相”。不料这就激怒了一位老先生,他摸着花白的胡子向我交涉,事态极为严重,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叫“迎帘好”——沪语“碰头彩”——使他深深地引为遗憾。

从这次以后,我才深知“叫好”之重要,有许多人,似乎是到戏园中来喊上一嗓子,发泄其郁气,视之为养生之道的。

“叫好”是“捧”的手段。除了上面所说的老先生捧老伶工数十年如一日的一种为艺术而“捧”之外,在戏场中,不外男人捧女伶、女人捧男伶两种。这一种“捧”,自然别有“神圣”的意义,于是叫好之法也就层出不穷,终至沦于“不像话”,有劳维持治安与纠正风俗的警察局出来张贴告示,要“禁止怪声叫好”了。这一种布告我在天津北平的戏园中看过了不少张,可见其形势之严重。

“怪声”之怪,其状多端,真是形容不出。总而言之,是极尽发抒感情之能事的。以前我曾经说过,当刘喜奎出台之顷,易实甫将头埋在袖子里,狂呼“我的亲娘”的一种,大约可以作为“代表作”了。

在北平,战前有一种女学生的“帮”,专捧张君秋、毛世来之类,据说也有精彩的表演。不过我不曾注意,只觉得她们还非常文雅,只是集体鼓掌而已。

这种集体鼓掌是可以听得出来的,非常地有节奏,一起一落,时疏时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你可以马上决定,这是捧角家在发挥效能了。

还有一种“倒彩”,用以对付自己所不欢喜的伶人,或者当名伶在台上出了毛病时应用。有一次我在印度从无线电收听北平戏园言慧珠、杨宝森的《探母》,杨宝森唱滑了嘴,在同四郎、公主对唱时,应唱“快马加鞭一夜还”,他却唱成了“我的娘押粮草来到北番”,当时我想糟了,一会儿以后,果然“倒彩”大起,间以嘘声,台上当此,难堪已极。

除了这几种情形外,还有一种“后台里喝彩”。虽然营营之声似乎出于台下,然而明眼人一听便知。最近“大舞台”换了主角,“财神爷”也换了派系,一向自认为是人民喉舌、大公无私的角色就来了一个“碰头彩”,还带着将旧任嘘了一通,自以为“喝彩术”已经妙到毫端了,却仍不能掩饰那个小花脸的若隐若现的面具。

至于出现于所谓“霸主”的笔下,化一个名,捧捧自己,在自己编的东西上,说自己的作品是怎样准确怎样的“代表作”之类,则其“技”更是拙劣,殊不值一顾耳。

“十万春花如梦里”

去京几日,告假数场。南京城如是之荒凉寥落,满目风尘,就是我这喜欢听戏的人也无从找到一个可以驻足的所在。秦淮河畔歌女的清唱也无心去听。“歌声似哭,鬼影幢幢”,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的了,我看却也正是如此。

由歌女想到坤伶,由风沙想到北方。《洪宪纪事诗》作者刘禺生先生有诗云:“两班脚本斗金钗,歌满春园花满街。观众无须争座位,让他亲贵占头排。”所写当时北京的坤角的兴盛与一般“没有心肝”的亲贵的情景,很使人想起战前的夫子庙的歌女的风光。某某大员前往捧场,轰动京师,传为佳话的事,到现在还为一般人所艳传。但是现在的秦淮河的确已经大不如前,几个歌场也并无若何可以使人向往的盛况了。

吴梅村在应召赴京时,心中不无感慨,集中所存应制诸诗也还不少悲凉的调子在。而最使人注意的是那一副相传为吴作的悬于广德楼台柱的对联,的确作得很好:“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玉影珠光,重游瞻部;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广德楼是从明季传下来的戏园,吴梅村在明朝应试京师,曾官祭酒。明社屋后,重至春明,再做那不自愿的国子监的官儿,当然别有一番心事,于是这广德楼一联也就特别使人读之惆怅了。

而洪宪当时的北京,历尽三百年时光的广德楼是坤伶鲜灵芝的演出所在。而刘喜奎则在三庆园,两人势均力敌,又各有捧场者,《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蒲圻覃孝方补记之言曰:“两班皆坤角,捧者又为左右袒,各张一帜,互斗雄长。易实甫尤倾倒鲜灵芝,当时袁氏诸子要人文客长包两班头二排,喜奎、灵芝出台,实甫必纳首怀中,高撑两掌,乱拍曰,此喝手彩也。某日灵芝演《小放牛》,其夫跟包倚鬼门而望,小丑指灵芝向其夫说白曰: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实甫坐前排,一跃而起,大呼曰,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樊樊山有诗四章,歌咏其事。”

我以前曾经抄过一点“名士”的丑态,其实这种“佳话”是抄不完的。直至现在,亦仍如此。那班“名士”还在那里大呼“我有妙对”不已咧!但是值得感慨的是“十万春花如梦里”,诸公酒酣耳热、肉麻万状之际,不知曾稍念及那些战伐之中的哀鸿没有!

中国的女伶为什么不能演戏,不能像外国舞台上的女演员有那么长的寿命,一大半要这批家伙负责。他们本来即是色情狂,所着眼者不在修养专在色相与风情。于是童芷苓大红。十年前在天津听过童芷苓一次,那样的一堆肉在台上实在不能看出有何妙处。然而“名士”们拜倒了,将军们着迷了,“名士”们又随而粉饰这样的“新闻”,于是女人益红,作风益劣,戏更糟。

女戏子要出嫁,他们关心;出嫁了离婚,他们发头条,真是莫名其妙的家伙。

这真是中国京戏界的悲哀。没有一个能有十年以上艺术寿命的女伶。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是造不出来的了,即使造出来也没有趣,她又是唱老生的,所以还有她的地位。其余的雪艳琴、新艳秋、章遏云……都不见了。

如果是女人而还想在中国的剧坛上长久工作下去,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去唱丑旦,如《六月雪》中的禁婆。

关于川剧

三年前经广元入蜀,在成都勾留十天,听了两次川剧,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那里记录了我对于川剧最初的感印,现在照录如下:

在成都曾经听过一次川戏。是与T同去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春熙路上徘徊了许久,想在书店里找一本指南之类的书来看一下,结果是找到了一家据说是演出正宗标准川戏的地方。四川的文化恐怕以保存于成都者为最丰富也最真粹了吧。这锦官城似乎还不曾失掉它的古味,这在我们这次看的戏里,就得到了证明。

如果看过点梨园史料的人,总会知道一些清末的梨园界情形,那和晚近是大不相同的。没有名次的高下,大家所拿的是同样的戏份(当然也稍有区别),戏码的先后也全以戏的本身为定而不是以角色为标准的。场面大抵只备一副。胡琴的调子也只有一种,操琴者从不更换,所以那时的戏子的嗓门,必须够到普通的标准才可以,举例来说,“二进宫”里大面青衣老生三人对唱,如果有一个嗓门特低的就不成。而且那时的腔调也差不多相同,没有出奇立异的花腔,以致非得带“私房胡琴”不可。这种现象最近是不大看到的了。大抵每一个角都携有专用的琴师,那么才可以衬托出他或她独具的奇巧的调子来。甚至有时因为两人之一的调门特别,而临时将弦压低,那声音是很不入耳的。更有老生唱好一段,旦角将要张嘴之际,两人的琴师就要在台口调来调去,看了也很使人不舒服。

我们所去的那一家川戏院就是古风犹存的一家。院里没有绝对的台柱,排戏以轻重为分。据说是唯一保存了旧班规范的一家。

川戏的戏名很特别,很有昆曲里的“折名”的意味。我们听过一出是妲己使伯邑考教琴,从而诱惑之但终未成功的故事。女主角相当风华,身段也非常繁复,表演喜怒的情感、颦笑都可观。大轴是陆秀夫金山之役的故事,陆由正生扮,据说是川戏中的谭叫天了。

有几段反二黄使我觉得川戏中特别多凄楚之音,反二黄在京剧中即甚悲凉,而在川剧里尤其凋伤得厉害。川戏的乐器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响器,发出呜呜然而又清越的调子,使人想起胡笳。另一特点则是京戏中所无的和音。每逢主角唱完一句,大家(包括场面上人)都一齐应和,普通倒不觉怎样,离乱之际的逃难的场面,听了则颇为凄楚了。总之,我从川戏所得的主要印象是繁音促节,急管繁弦,自然不同于昆曲,与京戏也有殊。宜于写离乱之音,而不宜于写儿女情怀,“小红低唱我吹箫”,盖非是江南的产物不可也。

到重庆后也曾于茶馆中听唱川戏,这是一种清唱,但锣鼓是齐全的,一个大胖子高坐在茶座上,他是唱黑头的。另一个小生则是坐在茶馆一隅的瘦小的茶客,彼此互相应和好像并不相关似的,这种作风也颇有趣。

京戏随了下江人而入川,渐有取而代之之意,这在重庆特别如此。但在成都川戏仍有它的势力,每天总是客满,里边全是茶余酒后来欣赏这乡土艺术的人。裙屐连翩,情况是相当热烈的。

后来定居重庆,三年之间,未曾踏进一次川剧院。然而时时经过剧院门口,听见金鼓的声音,心情激动,殊不愿再听这离乱之音,然而旧有的印象,却仍留存。沧海波澜,战乱未已,这种蜀音,简直发展成为全国的声音了,呜呼!

关于违碍戏

在谈小翠花的时候,也牵涉到所谓“诲淫”的问题。意犹未尽,想再谈一下。

旧戏中原也有不少下流戏,这些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入时贤之眼的。然而却极其盛行,因为一般人都喜欢看。评戏曾经盛极一时,原因也是因为其中颇多大胆描写的地方。而这些,又往往是城乡中怨女旷夫的琐事,为一般人所熟悉,也可以说正是道出了一般人的心事。然则其盛行想也必一定有其原因。

近年来在上海盛行的那些戏如《劈纺》,其实是并算不得怎样的淫戏,然而社会上也居然哗然了。童芷苓在南京就不“劈纺”,足见虽然相距不过四百余里,“首善之区”是的确要比这十里洋场好得多了。

闲话不谈。我说《劈纺》还并不算淫戏,那在清朝,究竟是在演着怎样的东西呢?《燕兰小谱》:

友人言近日歌楼演剧,冶艳成风,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者(以红纸书所演之戏,贴于门牌,名曰报条),是日座客必满。

这种《大闹销金帐》不知是什么戏,我想大概不会是“桃花村”。虽然是一个脱光了的莽和尚从帐子里跳出来,大约也未必有怎样好看吧?“百本张抄本子弟书”中有一节“须子谱”是一种北平俗曲,里边也有一段讲到这种戏:

来至了广德楼内择单座,楼上面包了一张整桌会了钱。看座的假殷勤他递和气,提溜壶茶说外打的开水香片毛尖。看了看已经过了开场轴子二三出,文武的戏儿他们嫌厌烦。猛听得当啷啷一声手锣响,个个机伶长笑颜。出场他每认识拐磨子,毛三说这个浪旦的名字叫玉兰。换场又是花旦的戏,最可爱挑帘裁衣的潘金莲。此戏唱罢开轴子,果然演的肉蒲团。个个听得皆得意,买了些瓜子勒刻藏饼一并餐完。

这大约总是同光时候的事,不但文辞可诵,也还告诉了我们不少当时剧场的风习。写看客们“精神一振”的光景尤为传神。至于所演的戏居然有“肉蒲团”在内,在现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想象了。

三十年来,也听了不少花旦戏,但十分“粉”的戏实在未曾听过。搜寻记忆,仍不得不选出小翠花来。“挑帘裁衣”听过的,并不见有怎样的了不得。最露骨的大约还是“大战宛城”中思春的张绣的婶娘了吧?与孟德公同宿帐内,两只三寸金莲露了出来,这自然是很不雅观的,所以我听《战宛城》,后来愈来愈“进步”,这一幕大抵删去了。

京戏之渐渐升入士大夫的厅堂,大约是不可否认的事。其生命遂逐渐消磨,终于弄得没有生气。这一点在这种所谓“淫戏”的进化上最容易看得出来。

至于现在舞台上盛行三脱四脱……是不是就说明了它的重复获得了生命,却也难说得很。

近来又翻读《燕兰小谱》,在五卷中,找到了上面所引的那一段,下面还有别的记载:“魏三滚楼之后,银儿玉官皆效之。又刘有‘桂花亭’,王有‘葫芦架’,究未若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罔念作狂。淫靡之习,伊胡底欤?”

所谓“魏三”,即魏长生,是乾隆时代了不起的一位花旦,因为他的为观众倾倒,以致“京腔旧本,束之高阁”,可以说是戏剧风气演变的一大关键。在他以前,本来还有一位白二,也是风靡了一代的旦角,后来也是为魏三所打倒的。《小谱》卷三有一首诗,“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不演)。”

关于《葡萄架》,《小谱》卷三也有一点记述:

黑儿姓刘氏,大兴人。年仅弱冠。紫棠色,目闪闪动人,常与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态,犹是可儿。

这个魏三,据《金台残泪记》所说:“魏长生于和珅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也魂消是也。”居然也还和当朝的权相有着关系。他的结末,据《梦华琐簿》的记载:“魏三年六十余,复入京师理旧业。发鬑鬑有须矣,日携其十余岁孙赴歌楼,众人瞩目,谓老成人尚有典型也。登场一出,声价十倍。夏月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场即气绝。”看那意思,好像是要说“报应不爽”了。不过这“垂老登场”的惨境,却令我不无感慨。

这里所记,大都是乾嘉时候的事,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日的舞衫歌扇的种种,可做史料看也。

又,《大闹销金帐》在《长安看花记》中也有一点记载:“近年演《大闹销金帐》者渐少,曾于三庆座中一见之。虽仍同魏三故事,裸裎登场,然座客无有赞叹者。”这里所记的是道光间的情形。

1948年4月17日重校补记

《水浒》戏文与女人

京戏之由《水浒》或《三国》、《说岳》等小说改编者颇不少,《三国》戏是另一路,岳老爷的戏也多少相类。只有由《水浒》改编的戏中特别地多一些女人的场面,如武松所杀的潘金莲,石秀所杀的潘巧云,宋江所杀的阎婆惜,大名府中的卢俊义的太太贾氏,秦淮河中的妓女李香兰也都是给杀掉完事的。这让我觉得很有点特别。

普通读《水浒传》,看《水浒》戏,好像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只要看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醉打蒋门神,就十分满意,对英雄们致其崇敬之意了。可是总忽略了一件事实。我最近才忽然想起,梁山泊上的英雄大部分都是有些变态的人物,他们对女人都少好感,简直是讨厌透了,于是动不动就杀掉算数。

宋江还算正常,在家小之外还养了一个外宅,他的杀阎惜姣,如《坐楼杀惜》所描写,也很近乎情理,那原是逼不得已才犯下了杀人罪的。然而其余的人则不然了。他们只是“英雄”,好像都是阉割了的“英雄”,大块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至于女人,则没有兴趣。梁山泊上似乎从不曾有过什么好的出色的女人,是颇可遗憾的事。

李逵的凶顽不必说了。闹江州时,在浔阳楼上吃酒,看见那个千娇百媚的卖唱的,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就捏碎了她的冠儿。我总觉得这很奇怪。世界上容或有不好色的“好人”,然而又何至于一下就将女人打倒呢?

《大翠屏山》中石秀之于潘巧云,《挑帘裁衣》中武松之于潘金莲,似乎都带了天生的厌恶,我直觉地感到并非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如何浓厚,厌弃“嫂嫂”的引诱,才杀却这不要脸的娘儿们的,那简直是没有兴趣,而且是带了浓厚的反感,什么东西一沾到女人,即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污秽,所以潘金莲或潘巧云一去拍一下武松或石秀的肩头,他们即怒目回头,将袖子向下一甩,简直是想将“传染”了来的那些“污秽”一下甩干净。如果老实的观众以为这是在说明“男女授受不亲”,那不免是太忠厚一点了,那是在表示一种避之如“毒蛇猛兽”的态度,只有在中古的欧洲的历史中才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吧。

武松在血溅鸳鸯楼中,怒杀蒋门神、张都监都可以理解。可是那几个丫环……一家良贱若干口,一刀一个也都给杀掉,这就未免有些特别了。反正在《水浒传》中杀人是不算一回事的,其写杀人正如描写吃饭一样地正常。李逵在劫法场时,抡起板斧,只拣人多的地方斫去,其原因是可以杀个痛快。这不能不使人有变态之感。

《水浒》中的女将也有几个,但是她们大抵是女英雄或母大虫,而不是女人了。孙二娘在卖人肉包子,自己下人肉作坊;一丈青与王矮虎的因缘也似乎只是滑稽的对比而不是在描写“罗曼史”。总而言之,她们虽是女人,却并无女人气,因此我觉得《水浒》是变态心理人物的大集合,在这里找不出正常的男女关系来。

如果看看全部的好汉名单,其对女人表示过一点留恋与兴趣的,还不能不举出那个小霸王周通来。他倒还真有一点讲恋爱的作风,“帽儿光光,好个新郎”,虽然所用的手段稍有不同,然而一见钟情,约期纳采,盛服就亲,这些都还很正常可喜。结果不幸却遇上了花和尚,桃花村中打得他落花流水,成了一个滑稽人物。

如果《水浒》是出于施耐庵之手,则施耐庵本人一定是一个天生的憎恶女人者。不幸《水浒》并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而是若干年来的最有势力的社会通俗文学,也就是真正代表了中国社会上的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对女人又是那么不客气,简直不看作人,这跟社会上的纳妾狎妓……正是一种观念一种作风,并非截然两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