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大家小书:简易哲学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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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刘梦溪

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一表现为先秦子学,再表现为宋明理学。此外佛教哲学在魏晋至隋唐有较大的发展,此不具论。总之宋明以后,独立之哲学日趋衰微,哲学思想往往消融到实际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中去,真个是“道混成而难分”了。而清儒重考据、倡言“由宋返汉”的结果,尤使形上之风趋于淡薄。

影响之下,清中叶直至晚清以还,包括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虽然不无自己的哲学思想,却不是以哲学的专精而名家的。正如蔡元培所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蔡元培还说:“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所以哲学史是哲学界重要的工具。这50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征候。”因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给予相当的肯定,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但胡适的《大纲》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叙论,还不是作者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蔡元培本人是重视哲学的,早在1901年,他就写了《哲学总论》,提出哲学是“原理之学”“心性之学”和“统合之学”,且将宇宙区分为“物界与心界”,并以理学、哲学、神学之三分括尽世间之学问。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来陈述现代哲学观,时间比王国维最初的哲学美学论文还要早些,其对现代学术的奠基而言,实非常重要。1910年他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伦理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1915年他编写的《哲学大纲》,虽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的《哲学导言》译述而成,其中亦不无他自创的思想。另外他还翻译了德人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和日人井上圆了所著之《妖怪学讲义录》以及《柏格森玄学导言》等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著作。1923年他撰写了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1924年又写《简易哲学纲要》。至于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更是他的终生所好,《康德美学述》《美学的进化》《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育》等,都是他有名的论著。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这得力于他1907至1911年在德国的留学生涯。除刚到德国的第一年先在柏林学习德文,第二年开始,便正式到来比锡大学哲学系就读。他选修的课程包括:冯德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新哲学之历史及早期之心理学概论”,以及Brahn的“叔本华的哲学”、Bichter的“哲学基本原理”等。特别是哲学家冯德的课,蔡先生每学期必选。他说:

“冯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他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此可见蔡先生对冯德的敬仰之情以及冯德哲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冯德在讲哲学史时颇涉及康德美学思想,而且“最注重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这给蔡先生以极大的启示,促使他“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说:“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来比锡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德国哲学的思辨精神,对蔡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甚至他的教育思想,也受到冯德一派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摩曼的影响,因为摩氏把心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教育学和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瑞士大学的讲稿”,另还有《实验美学》和《现代美学》两书。蔡先生受其影响,已开始一项美学的实验,后因回国未能全部完成。

蔡元培是伟大的。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叫你永远不能忘。

他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进学、成为秀才,20岁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受旧式教育,却有新的思想。对康、梁变法,他是同情的,但亦不满于康的妄动。他的思想其实更倾向于革命。他是仕途、学问、人格均成功的人。新旧人物对他只有敬仰,而无异词。民国以后,他次第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建立所作之贡献,前无先路,后无来者。他对教育的贡献,首先在于学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作之贡献,不亚于教育。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针对社会上有人指责北京大学腐败,说入北大求学者都是为了做官发财,蔡先生说:“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北京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这是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这样的话,现在没有人再说得出来。

然而事修而谤至。攻讦得最见学问的是林琴南发表在《公言报》上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蔡的答书除对林所攻讦的“铲伦常”“废古书”两点予以辩明之外,并庄严申明他办大学的两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这样的话,现在更没有人讲得出而且大半也不敢讲了。

1919年5月4日,以傅斯年为领袖的北大学生(亦有他校学生)京城大游行,又烧了赵家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视为“失职”而必须辞职。但他迟至5月8日才提出辞呈,原因无他,盖作为北大校长的他,深知当局逮捕学生是错误举动,如果他不能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同样是失职。故5月8日学生获保释后,他立即提出辞呈。而当大总统不接受他的辞呈,指令他“认真擘理,挽济艰难”,他来个自我放逐,登一则启事,自行离职去天津了。

他说:“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辞得痛快,走得潇洒。此种出言行事,百年以来可有第二人?因探讨蔡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所作之贡献,而连类其人其学其言其事其行,文不能尽意,到此停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