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情到深处人孤独:纳兰容若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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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科举:万春园里误春期

国子监的十七岁

康熙十年(1671),北京城国子监来了位新学生,这位年轻人温文尔雅,举止彬彬有礼,只是眉宇间像是笼着一层轻愁般,在苦读的间隙,偶尔会望着窗外的杨花出神。这一年,他年方十七岁。

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挥别了初恋的容若。失恋的阴影还未散去,可这些伤痛只能暗地里消化。父亲明珠刚刚晋升为兵部尚书,他知道,此刻不能让父亲失望,唯有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国子监始于隋朝,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在有些朝代被称为太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曾是一名太学学生。

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清朝尤为重视国子监。顺治九年(1652),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

无论在哪个朝代,能够入国子监就读,对于年轻学子来说都意味着无上的荣耀。清代国子监的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不过三百人,数量远少于明朝。要入读的话,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

国子监为何如此难进?因为它是学子们踏上仕途的一条捷径。清代文人的仕途,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秀才经乡试而成举人,由举人经会试而成为贡士,再由贡士经殿试而成为进士,授为翰林,然后外放为官。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通过考试或捐纳,进入国子监,成为贡生或监生,然后被授予官职。

当容若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时,看着入口处那四面金碧辉煌的牌楼,一股敬畏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从小就是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对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敬畏;而国子监,这座由朝廷主管的皇家学院,相当于儒家文化的缩影,随处可见到儒家文化的烙印。

在自家院子里散漫惯了的容若,头一次在如此正规森严的学府中就读,可想而知他有多么激动。很多其他人司空见惯的细节,在他看来都新奇无比,比如那十面雕刻着奇特花纹的石鼓,鼓面上还刻着字,字迹古老得谁也辨识不出。他经常徘徊在这十面石鼓之间,认定它是从三代流传下来的神奇法物,还为此写了一篇长长的考证文章。

同学们不仅惊异于容若对这十面石鼓的狂热,还惊异于一个满洲的贵族青年,居然对汉文化有着如此发自肺腑的倾慕。

自古豪门多纨绔,容若却显然不同于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对富贵奢侈的生活并无多大兴趣,而是发自内心地酷爱读书,愿意在学问上苦下功夫。

在那个豪门贵胄的圈子里,容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有人说他“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平常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家中举办宴会,招待客人时,他常常避开这些热闹,一个人“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

好友顾贞观后来评价他“以风雅为性命”,不同于大多数人的附庸风雅,容若的确是以风雅为性命,对书史的钻研到了酷爱的地步。

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容若在文艺的领域堪称全才,徐乾学称他“才舞象勺,已通六艺”,舞勺之年指男孩子十三岁至十五岁,可见他才十几岁时,就已经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了。他不仅能写一手锦绣文章,还善书法、通绘事、喜收藏、精鉴赏、懂音律,《八旗文经》中提道:“纳兰容若工书,妙得拨镫法,临摹飞动。”

可这些技艺,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看,都是些锦上添花的小玩意儿,用贾政批评宝玉的话来说,只不过是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算不了正业。那么正业是什么?是科举、是功名、是八股文的作法。

容若在国子监时,主要就是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学作八股文章,练习端正严谨的楷体。很明显,对于一个生性向往无拘无束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未免太过枯燥乏味,也太缺少挑战性了。

从容若少年登科的表现来看,他的应试文章应该写得不赖;但若说作这样的文章能够得到多少乐趣,就只有天晓得了。

他最大的乐趣,还是只能从被人们看成“小道”的诗词中获得。

正是在他入读国子监的那一年,文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闻名遐迩的“秋水轩唱和”。

“秋水轩唱和”是词史上的一大盛事。秋水轩,是文人孙承泽在京郊的别墅,康熙十年(1671),词人周在浚前来拜访他,在此小住了一段时期。其他朋友被周在浚的名气吸引,也纷纷来访,秋水轩一时成了文人墨客云集之处,大家在一起饮酒作乐,填词助兴。

有一天,前来造访的曹尔堪看见秋水轩的墙壁上写着不少应酬唱和之作,一时技痒,在旁边写下了一首《贺新凉》(又名《金缕曲》)。在座的文人见了,纷纷响应,周在浚、纪映钟、徐倬等人都写了唱和的词,全用《贺新凉》这个词牌,每处韵脚都和最初填词的曹尔堪所用的一样,每句的最后一个字依序是“卷、遣、泫、茧、浅、展、显、扁、犬、免、典、剪”,这叫作“步韵”。

发展到后来,连当时的文坛盟主龚鼎孳也词兴大发,加入了步韵的队伍。秋水轩唱和的影响力从京城扩散开来,波及全国,一时唱和者如云,京城的词人不断赶往秋水轩,不能亲至的也投书而至。

这场唱和最大的贡献是将“稼轩风”推广到了大江南北,当时的京师名流们,填词多学辛弃疾,《贺新凉》这个词牌,的确也适合稼轩体的雄壮悲凉。

后来,周在浚把这些唱和的词搜集成册,编为《秋水轩唱和词》,一共二十六卷,共收录二十六位词人的一百七十六首词,纳兰容若的词作,赫然列在其中。

我相信,容若亲自去了秋水轩,他本来就住在京城,又躬逢其盛,不大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那是一个月夜,热闹多时的秋水轩终于恢复了寂静;月色黄昏,暗香浮动,疏朗的花影铺了一地。素来持重的容若忽地词兴大发,拿出笔来一挥而就,就在众多词坛名宿所作的词旁边,写下了属于他的那一阕:

疏影临书卷,带霜华、高高下下,粉脂都遣。别是幽情嫌妩媚,红烛啼痕休泫。趁皓月、光浮冰茧。恰与花神供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障,夜中展。

残缸掩过看逾显。相对处、芙蓉玉绽,鹤翎银扁。但得白衣时慰藉,一任浮云苍犬。尘土隔、软红偷免。帘幕西风人不寐,恁清光、肯惜鹴裘典。休便把,落英翦。

书卷上映着疏朗的花影,花色带着霜华,高高低低,看不到一点鲜艳的颜色。这月下的花枝,别具一种幽情和妩媚,无须持烛高照。月光照在花瓣上,如同照在洁白的冰茧纸上一样。花的影子投照在素色的障布上,其神韵就如一幅泼墨写意画。

“恰与花神供写照”“别是幽情嫌妩媚”,皆是一面写花,一面自喻。容若词中所咏的这一树花枝,就像他本人一样;高洁出尘,没有半点人间烟火气。

这样一首《贺新凉》,放在《秋水轩唱和集》中与其他词坛前辈的词作一对比,也自有特色,别树一帜。王国维说过,“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与前辈们相比,容若还没有经过那么多风雨忧患,这让他的词少了一些沧桑的人生况味,却保留了一颗更加婉转轻灵的词心。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这句乔笙巢对秦少游的赞誉,也可以用来评价容若。

词才易得,词心难求。只有天生拥有一颗词心的人,才会对万事万物有着更敏锐的感受,才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并写出那些细密幽微的情绪。

容若的这阕词,随着《秋水轩唱和集》的问世,悄然流行于京城的文人圈子中。待字闺中的京城少女,一遍遍地读着“疏影临书卷”的句子,暗自猜想着能写出这般词句的人,该是怎样的丰神俊朗?

“但得白衣时慰藉,一任浮云苍犬”,在这里,容若用了“白衣送酒”的典故:陶渊明辞官隐居,生活清贫,有一年重阳节,因无钱买酒,只好一个人在篱笆边采摘菊花,忽然有一个白衣人从天而降,说是奉江州刺史王弘之命送酒给他喝的,陶渊明大喜,立即开坛畅饮。

十七岁的容若,家世显赫,才华横溢,他什么都不缺,只是有点寂寞。他希望能如陶渊明一样,有一个像王弘那样未曾谋面已然倾心的知己。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知己,那么也一定只能出现在秋水轩中,而不是国子监内。国子监和秋水轩,构成了少年容若的两个世界,一个现实,一个诗意。他站在现实世界的这端,向往的却是那个流淌着酒与诗的世界。

他那时还无法预料到,不久之后,那个世界的大门将彻底为他打开;他的名字,将如他所敬仰的龚鼎孳、周在浚等人一样被载入词史,甚至比他们的名字还要响亮。

可此时他还是得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实世界里,有一件事促使他不得不从诗词中暂时抽离出来,集中精力去应对——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

吾幸得师也:勿欺

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容若施施然地走进了当年顺天府的考场,参加了当年的乡试。身为国子监的学生,父亲又是当朝权臣,他完全可以走一条科举之外的“捷径”入仕,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从隋唐时就开始传承下来的科举之路。

对于科举,清朝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元朝曾一度废除科举,清朝却大力提倡科举。清朝的皇帝们早就认识到:要治天下,关键在于得民心;士为四民之首,要得民心,首先就要得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科举,正是收揽士心的一大手段。

民间有个传说,说康熙曾乔装成一个士子,参加了某一年的科举考试,并轻轻松松地拿了个探花。据清史专家阎崇年考证,康熙以天子之尊,不可能有这样的儿戏之举,不过也能从中看出,在民众眼里的康熙,是重视科举、认同汉文化的。

容若对汉文化的热爱,与康熙相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选择参加科举毫不奇怪,如果说其他考生走这条路是为了博取功名,他的目的则是博取认同,包括文化上的认同和才华上的认同。

尽管和宝玉一样,容若也学得了一身“精致的淘气”,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个像宝玉那样的“无事忙”和“富贵闲人”,而是想要在仕途上大展拳脚。这最佳的第一步,自然是参加科举了。

有备而来的容若,毫无悬念地通过了顺天府的乡试,这一年他才十八岁,几乎是当年最年轻的举人,对比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那么大岁数才中举,就知道容若有多么优秀。

顺天府乡试不仅让容若才名远扬,还让他结识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人,那就是徐乾学。

徐乾学,江苏昆山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舅舅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昆山徐家兄弟,号称“一门三鼎甲”,三兄弟中出了一个状元,两个探花。身为昆山三徐之首,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得中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容若参加的那一届顺天府乡试,徐乾学正是主考官之一。

乡试放榜之后,按照规矩,容若和一班新晋举人要前去京兆府堂上拜访徐乾学。徐乾学早就听时任国子监祭酒的三弟徐元文说过,明珠有个儿子在国子监就读,看得出不是寻常之辈。一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满座青袍举人之中,唯独容若举止闲雅,进退有度,出身良好的世家公子风采展露无遗。

容若也久慕昆山徐乾学的大名,三天之后,特意单独来到徐府登门拜访,向他请教经史原委及文体正变方面的问题。倾谈之下,彼此都惊异于对方的学识。在徐乾学看来,容若年纪虽轻,但天资过人,学问出众,连饱学宿儒也有所不及。在容若看来,徐乾学也确实是满腹经纶,加之态度和蔼,妙语连珠,令他如沐春风。

随着年龄的增长,容若越来越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在各方面予以自己指导。直至拜谒了徐乾学之后,他蓦地福至心灵,认为这就是他苦苦寻觅的良师。初次倾谈之后,他按捺不住满腔的激动,提笔给徐乾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某以诠才末学,年未弱冠,出应科举之试,不意获受知于钜公大人,厕名贤书。榜发之日,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既而屡赐延接,引之函丈之侧,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又如日坐春风,令人神怿。由是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

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然某窃谓师道至今日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文章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塾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进而问所谓学术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师,师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则师之为师,将仅仅在奉羔、贽雁、纳履、执杖之文也哉!

洙泗以上无论已。唐必有昌黎而后李翱、皇甫湜辈肯事之为师。宋必有程朱而后杨时、游酢、黄干辈肯事之为师。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逊于昌黎,学术、道德必本于洛闽,固兼举其三矣,而又为某乡试之举主,是为师之道无乎不备,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

先生每进诸弟子于庭,示之以六经之微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之以立身行己之谊。一日进诲某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为少年新进,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于用,先生何乃以责某也?及退而读史,宋寇准年十九,登第时崇尚老成,罢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准不肯曰:吾初进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试,见试题曰: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进而亲切诲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砺奋发,以庶几无负大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诸家经解,俱时师所未见,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其余诸书,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业焉。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从这封“拜师信”中,可以看出容若得遇名师之后,那种欣喜得难以自制的心情。他完全为徐乾学饱学大儒的风采折服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报喜:“我有了一位好老师!”出门就忍不住跟朋友说:“我有幸得到了一位好老师!”就连晚上睡觉,都还在暗暗窃喜:“我真的得到了一位好老师!”

遇到了名师的他,就像小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忍不住向周围所有的人再三炫耀。这样的容若,十分孩子气,也十分可爱。

今天的学子,对老师的感情可能不如古人深刻,也很难理解容若为何如此喜不自胜。在古代,老师的地位尊崇,“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可见对老师的重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不同的学生选择老师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冲着老师的地位去的;有的只是想借用老师的人脉;容若很看不惯那种出于功利目的攀附权贵为师的风气。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师,是学术、道德、文章兼备,可惜古风已逝,这样的老师很难再找到了。

所以在见到徐乾学之后,他才会如此惊喜,因为徐乾学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理想老师的标准:学术、道德、文章三者兼备。徐乾学确实是人中龙凤,昆山三徐中,以他名气最大,地位最高。康熙曾亲题御笔,夸他是博学明辨、光焰万丈的一代名儒。能有幸在这等良师座下受教,容若怎能不沾沾自喜?

有研究者认为,徐乾学之所以将容若纳为门生,是为了攀附日渐飞黄腾达的明珠。的确,正是通过结识了容若,徐乾学才成为明珠集团中的得力干将,在扳倒索额图的斗争中,他口诛笔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除却这份攀附之意,徐乾学确实对容若有一份爱才之心。但凡为人师表的,总会欣赏那些真正有才学的学生。徐乾学一生中虽门生无数,但在他看来,论天资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没有一名学生能够超过容若。

容若更是对徐乾学充满了景仰之情,正如他拜师信中所说:“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师)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古人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容若来说,“老师”这个称呼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叫出来的,一旦拜师门下,就意味着师生有着和父子、君臣一样深重的感情。

在容若眼里,徐乾学不仅是他的授业恩师,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徐乾学对他的每一点教诲,他都由衷地记在了心上。初入徐乾学门下,徐就叮嘱他说,“为臣贵有勿欺之忠”。初聆师训,容若还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作“勿欺之忠”。直到他后来读史书,读到北宋名相寇准和晏殊的故事,才恍然大悟。

寇准十九岁进士及第,当时的官场风气崇尚老成,轻视年少者,有人便劝寇准将年龄改大点,好增加被重用的机会,寇准却严词拒绝:“吾初进取,何敢欺君!”

晏殊十四岁就以神童应召,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到达了殿试这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晏殊拿到试题一看,见竟是自己以前写过的题目,当即启奏皇帝,说写过同样的题目,请皇上另外命题,理由和寇准一样,也是“不敢欺君”。

“勿欺之忠”也许只是徐乾学教诲门生时信口所说的一句老生常谈,结果却让容若大为震动,并奉之为贯彻终生的座右铭。

“勿欺”,不仅是为人臣子的一大标准,更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君子的重要标准。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讨论君子与小人的就有十六句,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一个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真诚。小人通常表里不一,君子却力求表里如一。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克己、慎独,慎终如始,言行一致,那就差不多能达到君子的标准了。

容若,就是这样一个笃诚君子。父亲明珠和老师徐乾学教会了他许多处世之道,却唯独没有教会他虚伪。其实虚伪是不需要教的,当许多人进入成人世界之后,自然会明白在显性规则之外,还另有一套潜规则。人们嘴里说的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

唯有容若,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无事不真,无语不挚;在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半点矫情和伪饰。他可能很难想象,口口声声说要做国之栋梁的父亲明珠,私底下也会拉帮结派;就连教导他“为臣贵有勿欺之忠”的老师徐乾学,又何尝没干过背着皇帝卖官鬻爵的勾当呢?

只有容若所信奉的,和他所执行的,从来都是一致的。他这一生,真的做到了勿欺于人,勿欺于心;他不仅忠于师友,也忠于自己的心。

一个学不会虚伪的人,注定会在钩心斗角的世间活得艰难。但正因这份至情至性,容若才收获了那么多人由衷的喜爱。当他不幸早逝后,连不认识他的人闻讯后都前来送灵,为之流泪。

人人都爱纳兰公子,因为在他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份孩童式的纯真,全无心机,一片赤诚,而这种纯真,早就被大多数人丢弃了,丢弃在长大成人之后。

容若,则是成人世界中唯一的赤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从未长大,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万春园里误春期

在所有的季节里,容若最爱春天,春天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总给人以欣欣向荣的感觉。可康熙十二年(1673)的春天,留给他的却是遗憾。北国春迟,他记得,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比以往要晚一些,已经是三月了,柳树还没有吐新芽,迎面吹来的风还是有些料峭。

就在这三月的倒春寒里,容若被一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击倒了。这场病来得好不巧,在此之前的二月,他已经通过了会试,顺利闯到了最后一关殿试的门前。按照他本人的才学和父亲的背景,照说夺取功名应如探囊取物了,可天公不作美,偏偏让他在这个时候生了病。

容若生的病叫“寒疾”,寒疾是中医的说法,指因感受寒邪所致的疾病,症状为畏寒、发热、头痛、呕吐等,照这些症状来看,极有可能是现代所说的伤寒或肺炎。在古代,寒疾是一种棘手的疾病,发病时十分凶猛,医生往往束手无策,而且非常容易复发。这种疾病纠缠了容若一辈子,像一个难以摆脱的恶魔,一点点吞噬了他的生命力。

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容易让人心情抑郁,清朝有位才女叫秋芙,也是身患寒疾,经常复发,饱受病痛折磨的她曾感叹说:“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

如果容若听到了秋芙的这番感言,一定会心有戚戚吧,尤其是在他第一次罹患这种疾病的时候。寒疾的人不能受风,也就无法出门应考,卧病在床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参加殿试,蟾宫折桂,夺取本该属于他的荣耀。

殿试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那一年的状元叫作韩菼。他是容若的好友,在此次考试中的经历堪称传奇。清代科举设为三关,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韩菼参加顺天府乡试时,本来没有考中,是徐乾学在遗卷中选取了他的试卷,这才有了继续攻关的资格。第二关会试时,他一举考取了第一名,称为会元。到第三关殿试时,在时务策策文中,他指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得到了康熙的激赏,亲自在他的卷首题上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字。

韩菼就这样神奇地成了清代第十四位状元,得知容若因病不能参加殿试后,他写了一组诗给好友,诗中说道:“李广负才气,勇敢莫不闻。弯弓挟大黄,射雕安足云。奈何遭数奇,望气亦虚言。生不逢沛公,不得策高勋……”

李广不封缘数奇。容若知道,韩菼这是将他比作飞将军李广,安慰他这次因病误考,只是时运不济,以他的才学,夺取功名不过是迟早的事。

好友的慰藉让容若有所释怀,但在这个春天,眼看着其他学子进士登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自己却因病错失,只能等待三年后的下一次考试,心里难免有几分失意,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晓榻茶烟揽鬓丝,万春园里误春期。

谁知江上题名日,虚拟兰成射策时。

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

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

——《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

一句“万春园里误春期”将容若所有的遗憾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命运弄人,这个春天,本该属于他的春天,却因一场疾病,无奈地错过了明媚春光。他设想着,如果他没有病倒,一定也会像韩菼一样,站在太和殿前力陈时弊,挥斥方遒吧。

“紫陌无游非隔面”,说的是新科进士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游行。“玉阶有梦镇愁眉”,则是说自己却无缘玉阶面圣,只能躺在病床上愁眉紧锁。“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红杏是功名的象征,古人常以摘取红杏比喻夺取功名,最后这句诗的言外之意是,面对新晋为状元的好友韩菼,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失意的人看什么都不顺眼,红杏让他失落,连窗前的桃花也让他伤感,这首《采桑子》很可能就写于此时: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从表面上来看,这只不过是一首伤春之作,实质上不仅是伤春,也是在伤怀。

又到一年春尽处,桃花已经开始谢了,它是如此多情,不甘心就此凋零。幸好还有那东风,将那片片娇红吹落,飞入窗棂,让它来陪伴窗中这个忧伤的才子。

“谁怜辛苦东阳瘦”,上片是怜花,下片则是自怜,缠绵病榻的容若,见到这飘零于风中的桃花,不禁起了同病相怜之心,他就像这暮春的桃花一样,一天比一天消瘦,也一天比一天憔悴。“东阳”指的是南朝诗人沈约,沈约和潘安一样是著名的美男子,以纤瘦、俊美闻名,后世常以“沈腰潘鬓”代指美男子,沈腰就是说人腰肢纤细。

这翩翩少年为何会如此憔悴?最后一句揭开了谜底,“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既是在感叹桃花的香味比不上芙蓉花,也是在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比不上那些新晋进士。“芙蓉”不单指芙蓉花,也令人想起芙蓉镜。芙蓉镜,即形似芙蓉的镜子。相传唐代李固在考试落第之后游览蜀地,遇到一位老妇人,预言说:“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第二年,李固果然如言及第。“芙蓉镜”从此就成了士子们一举折桂的象征。

容若这是借桃花和芙蓉来吐露自己满怀的失意和懊恼。

功亏一篑的确令人遗憾,但在其他人看来,这并不是件太大的事,毕竟他才十九岁,还有似锦前程。父亲明珠很看得开,对外人说:“我儿子还很年轻,以后再参加考试也不迟。”容若却百般伤怀,深陷于自怜自艾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

这只能说明,人和人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记得以前看豌豆公主的故事,我特别不喜欢这位娇滴滴的公主,觉得她太过挑剔做作,竟然因为二十床垫子之下的一颗豌豆而失眠,简直矫情得可怕。直到多年后重读,我忽然体会到,安徒生写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童话,而是一个寓言,一个关于感受力的寓言。我们可以把那颗豌豆看成人活在世上的各种琐屑的烦恼,大部分人能够平静地躺在烦恼之上安然入睡;少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睡得不太舒服;只有极个别感受力最为敏锐的人,才会觉得被硌得非常不舒服,难以入睡。

豌豆公主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世上确实存在着极少数感受力相当发达的人。和常人相比,他们的神经格外纤细,感受格外锐敏。这样的人,总是能从一片叶子的坠落中嗅到秋天的气息,从一朵花的凋零中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极度敏感的人,就像一个赤身露体行走在丛林中的人,注定要被荆棘刺得伤痕累累。那些早早地给自己披上了盔甲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敏感者的痛苦的。

那个春天,身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极度敏感者之一,容若陷入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烦闷之中。他的苦恼,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失意,更是因为没有人懂得他的失意。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一篮子樱桃,红得娇艳欲滴。容若很喜欢吃樱桃,写过“深巷卖樱桃,雨余红更娇”的词句。这一篮子小小的樱桃,对于病中的他来说意义尤其重大。每年新科放榜的时候,正是樱桃成熟时,从唐朝开始,皇帝就喜欢将樱桃赐给新晋进士们,名叫“樱桃宴”;到了明清时,进士们偶尔也能吃到皇帝赏赐的樱桃。

樱桃虽轻,情意却重。送樱桃的是个有心人呀,像是知道他的心事,所以送给他一篮子鲜红可爱的樱桃,让他享受下和新晋进士一样的待遇。

为了答谢这个有心人,容若写下了一首题为《临江仙·谢饷樱桃》的词:

绿叶成阴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

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词中感谢的这个有心人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老师徐乾学送给他的,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容若就是当之无愧的新科进士。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宫中女子所赠,很有可能就是容若那位表妹。

我更赞成后面这种说法。认为是徐乾学所送的人,大多是依据词名“谢饷樱桃”中的那个饷字,饷也就是馈赠的意思,其实更多见于平辈相赠,未必一定是长辈所赐。唐诗中常见饷鱼、饷酒之类,这里的“饷”,并不是专门用于长辈赐予后辈。还有人论证说这是因为徐乾学熟知樱桃宴之说,故以此来宽慰容若;殊不知,容若表妹本就是饱读诗书之人,怎能不知道这个典故?

仅从词的风格、用语来看,这也更像是一首写给情人的词,其中充满了与情爱有关的意象,如守宫、红豆等,隐含着一种缠绵不尽之意。“强拈红豆酬卿”,以容若对老师的敬重,不大可能以“卿”称之。

所以我更相信,那一篮子樱桃,很可能就是出自宫中。据伺候过慈禧的宫女荣儿回忆,宫中每值樱桃熟时,会分赐一些给宫女,宫女们往往舍不得吃,而是送给家人。

“绿叶成阴春尽也”,和之前分析过的“自惜寻春来较晚”都出自杜牧“寻芳叹晚”的典故。绿叶成阴,春之将尽,树上的樱桃纷纷熟了,它们嫣红的颜色,就像处女臂上所点的守宫砂一样鲜艳。她特意托人送来这娇艳的樱桃,用以慰问他这多情的人。在他看来,这点点樱桃,分明就是她流下的点点红泪。

病中的他有感于这一片盛情,强撑着病体拈起了一颗樱桃。在这黄莺啼遍的时节,他多么想托那流莺带去消息,叮嘱那宫中的人,不要光顾为花心疼,也得善自珍重。

“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我们常常把女人比作花,把男人比作护花使者;容若却反其道而行之,花和惜花人在他的词中是一对特殊的隐语,他常常将自己比作花,而将所爱的女子比作惜花人。

这一篮子凝结着情意的樱桃,恰到好处地抚慰了他的落寞。如果这位送樱桃的有心人真是他的表妹,这很有可能是她最后的馈赠,被那重重宫门锁住的她,其实早已如容若一样病体支离,从此后朱门寂寂,庭院深深,再无消息。

樱桃落尽春归去。花谢了还会再开,春去了还会再来,那么容若呢,还会等到属于他的惜花人吗?

通志堂:才子的另一面

关于人生的福祸得失,老子曾经有句话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因病误考,对于容若来说,就是这样一件因祸得福的事。为了三年后一举折桂,他跟随徐乾学发奋苦读,每逢三、六、九日一大早,就骑马到徐府,讲书论史,直到薄暮方归。

一个有心向学,一个倾囊以授,这对师生之间的情谊日渐深厚。有桩逸事可以说明师生间的相得:容若非常倾慕元朝的书画家赵孟,有次读到赵孟在其自画像上题的诗,一读之下大为倾心,便模仿赵孟的衣着打扮,给自己也画了一幅自画像。

此时容若正当年少,画像中的公子,自然是风度出众,神采夺人了。他把这幅画像拿给朋友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美。可这些溢美之词,大多言过其实,容若听后不以为然。老师徐乾学见了这幅画像后,评论:“画中的你风采好像王羲之啊(尔何似王逸少)。”容若听了后大喜过望,认为老师的评语一语中的,从此更以老师为知心人。

徐乾学对容若的最大影响是促成了《通志堂经解》的问世。

“通志堂”是容若的书房名,十九岁的他以“通志”二字为自己的书房命名,可见其雄心勃勃之志。纳兰一家,都酷爱藏书,明珠、容若以及他的二弟揆叙,都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通志堂落成的时候,容若拥书千卷,大为得意,挥笔写下了《通志堂成》一诗:

茂先也住浑河北,车载图书事最佳。

薄有缥缃添邺架,更依衡泌建萧斋。

何时散帙容闲坐,假日消忧未放怀。

有客但能来问字,清尊宁惜酒如淮。

邺架是藏书的别称,唐时白衣宰相李泌之父李承休被封为邺侯,他在家中藏有两三万卷书,勒令子孙每日闭门读书。明珠因藏书丰富,其书斋被人誉为“邺架”。容若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广加搜集,书斋的规模已非常人可比,但他仍谦虚地表示,只是“薄有缥缃添邺架”。

如果说容若写下这句诗还只是自谦的话,那么在他参观了老师徐乾学的书房后,就真的领会到什么叫作自愧不如了。

若论藏书之多,书籍之精,容若父子加起来也比不上徐乾学。在江苏昆山,徐乾学拥有一座藏书楼,楼里的书是他经三十年之久,苦心搜罗集聚而成,共装满七个房间,多达数万卷。楼成之日,他召集子孙,郑重其事地说:“我想传一点东西给你们,却不知道传什么好,传土地、房产固然好,但未必代代富有;传珍宝、鼎彝也不错,但后人未必能世世珍藏……”说到这,他庄重地指向了那些书,“想来想去,所传者,唯是矣。”于是,这座楼被命名“传是楼”。

传是楼的美名,容若早就有所耳闻。徐乾学将在昆山的部分藏书携至京城,光是这一小部分孤本、典籍,都足以他让为之目眩神迷。对于这位私淑弟子,徐乾学毫无保留,在容若来访期间,他慷慨地拿出了自家收藏的古籍孤本,告诉容若:“这是我花了三十年心力选择和校定而成的典籍,收入的是宋、元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

容若见了之后,又惊又喜,喜的是居然可以见到如此珍贵的文献;惊的是当许多人对藏书秘不外宣时,老师竟对自己如此信任。“要是能让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这些典籍就好了。”容若萌生了一个志向,希望能以此为底本,汇编成一套丛书。

这个想法得到了徐乾学的倾力支持,他不仅提供了自己手头拥有的宋、元典籍抄本,还对整部丛书的编撰进行了指导。

有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容若再无后顾之忧,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入了编撰工作之中。要编撰丛书,需要有过人的学识和财力,徐乾学的学识加上容若的财力,正好能够保证这项宏伟的工程顺利推进。

《通志堂经解》篇幅宏大、卷帙浩繁,全书共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收集了一百四十多种宋、元以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以规模来论,是绝对的鸿篇巨制。书编成之后,容若之名大噪,年纪轻轻就成了知名学者。

这套书在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容若身故数十年之后,康熙的孙子乾隆在评价《通志堂经解》时,认为以此书的规模之大、篇幅之巨,编撰者只可能是一个饱学宿儒,而当时的容若年未弱冠,还只是个“稚子”,怎么可能独立完成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认为,实际工作都是徐乾学做的,容若却以主编自居,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

事实上,由于明珠及其子揆叙都反对拥立雍正,作为雍正的儿子,乾隆很不喜欢他们。对容若的批评,很有可能就是源自对明珠一家的偏见。

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容若为《通志堂经解》所写的总序,就能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总序里,容若对经解的由来和编撰说得十分清楚:

“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阐大义……惜手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

“间以启于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钞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

读此序即可得知,容若一直留心于宋、元大儒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曾托他的朋友秦松龄、朱彝尊搜集各家的著作,可惜好的版本不足十分之一二。他曾向徐乾学提起此事,老师毫无保留地拿出了所藏的相关典籍,他在取得了老师的同意后,从中抄录了一百四十种,再加上自己搜集的部分典籍,开始筹备资金,与朋友们共同编撰,雕版印刷。老师知道此事后,欣喜地说:“这正是我的志向。”

由此可知,容若对徐乾学的功劳丝毫不敢掠美。他如实地告诉人们,之所以有《通志堂经解》这部书,实在是有赖于老师的收集、校订和指导,这其中,也有他的朋友秦松龄、朱彝尊等人的功劳。他自己在这之中,担任的是一个资助者和汇编者的角色。

徐乾学这个人,虽容若对其敬若神明,但人品颇受非议。他的舅舅顾炎武,就很不喜欢这个外甥,觉得他太在意功名利禄。徐乾学确实也有过一些品行不端的行为,当时他和高士奇齐名,民间有谚云:“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淡人”即高士奇,“东海”即徐乾学,可见他的确有过贪财受贿之举,更有过勒索他人导致命案的丑行。

但人的性格是多面的,徐乾学有贪图利禄的一面,也有博学好文的一面。在容若这个弟子面前,他将在官场的那一面完全掩盖了起来,展现的是身为读书人的那一面。

我们可以把《通志堂经解》的编撰,看成两个读书人共同成就的一项事业。在这方面,他们师生的志向是一致的,所以才一拍即合,通力合作。也许徐乾学此举,也混合着攀附明珠的功利想法,但容若的目的很单纯——他只不过想让这套典籍能够流传下来,被更多的读书人看到。任何一点龌龊的揣测都是对他初心的玷污。

完成这样一项浩大工程,需要投入极大的财力和心力,如果不是出于对儒家经典的热爱和对宋、元先贤们的仰慕,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正是这套书的问世,让世人看到了容若的另一面。一直以来,他都被人们看成才子,殊不知,他还是个学问淹通的学人。清末梁启超读完《通志堂经解》后,就称赞容若是“清初第一学人”,还说他谈史论人,往往别有见地,令人大为佩服。

在古代,著书立说才是正道,诗词文学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理智上,容若深知,他应该走学问这条正道;情感上,他却完全抵抗不了诗词对他的诱惑,那是一种致命的诱惑,足以让他燃尽生命,至死不休。

一千多卷的《通志堂经解》并没有让他走上学者之路,因为还有另一条路在等着他,一条少有人走却更适合他的路。

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学问与诗词的交锋,贯穿了容若的终生,一直到他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之上对徐乾学说,有您这样博学的老师,本应好好从事学术,奈何自己生性喜爱填词,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等到有志投身于学问时,又不幸患病短命,觉得深深辜负了老师的厚爱。

“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在学术与诗词之间,容若选择了诗词,并为此负疚终生。如果他能够提前预知,将来让他在青史上留下名字的,并不是《通志堂经解》这样的皇皇巨著,而是被时人看成微末小技的词,他会不会对自己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

渌水亭的遐想

与《通志堂经解》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一部叫作《渌水亭杂识》的著作。渌水亭,可以说是容若心灵上的桃花源,他在这里吟风弄月,读一些“无用”的闲书,和朋友们饮酒欢聚。

此地风光绝佳,容若在写给朋友张纯修的信中形容此处“风花乱飞,烟柳如织”;在红楼朱阁之中,别有一番田园风致,他曾写了一首七绝为渌水亭画像:

野色湖光两不分,碧天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庭挂夕曛。

这等江村风味,倒让人想起大观园中那个精心构造的稻香村来,给珠楼绣闼平添了几分自然野趣。

容若病愈之后,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这里,他常常捧着一卷书,在浓荫掩映的窗下静读,草色透进窗中,映得人窗俱绿。他在这儿读的书,无关功名,纯属爱好,每每有所领悟,就记下心得。或者与朋友通信时,聊到一些奇闻逸事,也会记录下来。此时他已与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等人来往,这些人也常是渌水亭的座上之宾,朋友之间,不谈科举仕进,只谈诗词风月,交谈间碰撞出的火花也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两三年下来,便汇成了这部《渌水亭杂识》,它记载的,是一个青年人对于世界的奇思妙想,特点是随意挥发,优点也是随意挥发,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仙佛、鬼怪、历史等,可以说无所不包。容若一贯给人以严肃老成的感觉,可从这本札记的风格来看,他和同龄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同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少年人最喜欢听人谈神论鬼,对于这些怪谈趣事,容若总是津津乐道,杂识中关于“龙”的记载就有八条之多,比如:

“神龙行雨以利物,毒龙为恶风以害物。”

“龙喜睡,数百年一觉,甚至积沙其身成村落。觉即脱神弃身而去,不伤于物。”

“天龙为贵,海龙次之,江湖之龙又次之,井潭之龙下矣。”

……

古代中国人向往成仙,对于修炼之术,容若信以为真,他提道,野兽之中以狐狸最灵,猿猴次之。狐狸最易修炼成仙,成仙之后在天上服侍地玉皇大帝,就像皇宫里的太监一样。猿猴则容易修炼成地仙。

金华的老百姓忌讳养白猫,因为白猫每夜蹲在屋顶之上,吸取月光精华,容易成精。

兽既然可以修炼,在想象中,人当然也能成仙。在容若的记载中,天上的仙人把山中灵药放在大海之中,波涛日夜冲激,可以炼成仙药。崂山、青城、太白、武当等深山中人迹罕至的地方,有宋、元以来一直活到今天的人,瘦得皮包骨头,见到人就遁入山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草仙。

关于传说中的剑仙,容若记载道,人们总是说“剑法不传”,其实剑法是传下来的,有一位姓王的老人介绍说,真正高明的剑术是以人的身体作为剑柄,徽州目连有种獶人,身轻如猿鸟,就是剑术的传人。

如果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渌水亭杂识》就无异于一部小型的《聊斋志异》了,容若毕竟不是蒲松龄,对于炼药修仙这样的事,他只是觉得有趣,所以顺手记录下来,并不会真的执行,也谈不上迷信。

容若生长的年代,中西方已经开始融合,自鸣钟、自行车、西历、西药等漂洋过海传了进来,对这些新鲜事物,他不仅不排斥,反而十分认可,比如他说:

“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

“西人风车借风力以转动,可省人力,此器扬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

“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

“西人医道与中国异,有黄液、白液等名。其用药,虽人参,亦以烧酒法蒸露而饮之。”

“武侯木牛流马,古有言是小车者。西人有自行车,前轮绝小,后轮绝大,则有以高临下之势,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马乎?”

清朝早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闭关自守,贵族对西洋事物大感兴趣的不乏其人,和容若同年出生的康熙,就是一个狂热的西学爱好者。他曾跟随比利时人南怀仁等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在皇宫中亲自使用仪器测验日蚀,还亲自给皇子、皇孙们讲几何学。康熙曾患疟疾,太医院御医束手无策,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将带来的西药金鸡纳奉上,病愈之后,康熙将金鸡纳视为“圣药”,常赏赐给亲属和部下。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容若被西学吸引自然毫不奇怪了,他盛赞西历比中国传统的历法精确,说西方借风力转的风车比中国自古就有的风车方便,还提到了望远镜、自行车等新鲜事物。这表明,他并不因循守旧,而是与时俱进。

可惜的是,不管是康熙还是容若,贵族圏对西学的这种好奇都仅仅停留在好奇的阶段,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直接导致了“康乾盛世”之后的没落。康熙曾有宏愿,想把西欧的全部科学移植到中国来,但并没有实现。归根结底,可能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适合科技生根发芽的土壤,民众普遍对科技抱以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只有等到被西方的火枪大炮轰开了国门,才幡然醒悟,立誓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就拿容若来说,有关西学的记载也只不过这寥寥数条,他的大部分兴趣还是在文学艺术上。在《渌水亭杂识》中,他写下了大量对于诗词、文学的看法,这一部分,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明清文人,最爱步武唐宋,李梦阳等前七子就倡议过“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对于这种复古的风气,容若表示十分不屑,他说:“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

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精巧而尖刻的比喻,将诗人和古人的关系,比喻成孩子和乳母。他认为,诗人向古人的作品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小孩子必须得依赖乳母哺育一样,但孩子在长大之后,必须脱离乳母而独立生活,所以学诗的人也必须自立门户,倘若永远都在向古人学习,那就好比“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

有人曾问他,作诗应该是以唐还是以宋为蓝本?他坦诚地回答说:“你不要问师唐还是师宋,要问问你自己的诗风是什么。”对于诗坛一会儿流行学这个,一会儿流行学那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那些冲着功名利禄而读书的人,一流行宋诗,就不得不跟着风气转,殊不知,写诗贵在自我愉悦,又何必随人俯仰呢?这种亦步亦趋的人,在他看来,“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

还有些人,喜欢写“步韵”“和韵”诗,容若觉得这样危害极大:“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他自己也写过步韵的诗词,所反对的,是一味地沉迷于步韵,使诗歌创作沦为文字游戏。

那么诗词究竟要怎样写呢?在容若看来:“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

诗歌是心声的流露,是纯任性情之事,这正是容若独特的创作主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来写作。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看作李贽“童心说”的延续,和袁枚“性灵派”的先声。

容若主张,写诗填词要纯任性灵,毫无矫饰,如“流泉呜咽,行止随时;天籁噫嘘,洪纤应节”。他的词,就是这一观点的完美体现,运笔如清水芙蓉,临风自笑,毫无雕琢的痕迹。恰如王国维对他的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这样的词作,因不事雕饰、感情真挚而最能打动少年的心。人在年少时,尤其喜欢读这种自然真切的诗词。词学大家叶嘉莹就说过,她在十几岁时,一接触到纳兰词就十分喜欢,觉得和宋词相比,纳兰词更为浅白自然,数百年后读来,仍然毫无隔膜感。巧的是,叶嘉莹和容若都属于叶赫那拉一脉,叶姓是叶赫那拉的简化。词就是具有这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两位叶赫那拉氏的词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灵魂遥遥地相和。

关于词的源流,容若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摘取几条: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宋人歌词,而唐人歌诗之法废。元曲起而词废。南曲起而北曲又废。今世之歌《鹿鸣》,尘饭涂羹也。”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容若对于文体兴衰的点评,很有可能启发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王国维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又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些说法,像是脱胎于容若的观点而有所拓展。

王国维对容若极为推崇,认为他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由于个性和阅历的不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容若的《饮水词》风格完全不一样,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极有可能受容若影响不小,《人间词话》中对文体的兴衰,对清新自然词风的追求,看法都和容若类似。

眼高于顶的王国维,为何会对一个数百年前的贵族公子如此心慕神随呢?可能是折服于容若的才华,也可能是因为他从容若早逝的命运中,领悟到了繁华如梦、浮生若斯的真相。更有可能,是因为物伤其类——他和容若,都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鸣。

朱彝尊:滔滔天下,知己是谁

在容若十九岁这年,一代文学家龚鼎孳在京病逝。在此之前,和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钱谦益已相继离世,龚鼎孳俨然已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让人们开始展望:当今文坛,不知谁能成为新的盟主?

容若和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等人在渌水亭把酒论诗时,就不止一次地探讨过这个话题。有人提名宜兴的陈维崧,说他的词骨力绝遒,大有稼秆之风。容若却不大认同,他最近正为一部词集着迷,在他心目中,这部词集的作者,所作清空醇雅,一洗浮华之风,只有这位作者,才当得起文坛盟主的称号。

词集的名字叫作《静志居琴趣》,这是一部特殊的词集,它的特殊就在于,整整一卷八十三首词,都是为这名叫“静志”的女子所著。

从词诞生以来,百分之八十都是为女子所作。这些女子,大多是酒筵歌席上邂逅的歌女,少数是家中婉媚的姬妾。这个叫静志的女子却与众不同,她不是歌女,也不是词人的妻子,而是他的妻妹冯寿常。

一个词人,为着一段不可能的恋情,一个不可能的恋人,写了这么多缠绵悱恻的词,称得上空前绝后了。

这个词人就是浙江秀水的朱彝尊,在清代词史上赫赫有名,与陈维崧并称为“朱陈”。谭献对他们的评价是“锡鬯(朱彝尊字)情深,其年(陈维崧字)笔重,固后人所难到”,朱彝尊的词作,恰恰胜在一往情深。

《静志居琴趣》打动容若的,也正是这一片深情。他捧着那卷词集,深深地陷入了词中,也深深地陷入了填词者和词中人的故事之中。

八十三首词,如同一幅幅连轴画,展开来就连成了一幅凄美绝伦的爱情长卷,汇聚了填词者和词中人相识、相爱、相知、相别的点点滴滴:

初相识时,他是因家贫而入赘冯家的清寒士子,她是天真懵懂的稚龄少女。那个年代赘婿的地位极低,如果不是家中贫寒到了极点,他不会走这条路。为了维持生计,他东奔西走,有时依人远游,有时做做西席,收入仅仅够糊口。贫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努力维持的尊严,尽管这尊严,在丈人甚至妻子的眼里看来有些可笑。

四十岁以前,他一直穷困潦倒,受尽了白眼、冷遇,那些苦苦挣扎的灰暗日子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就是他的妻妹。她是真心地仰慕他,敬重他,不管他的际遇如何。

她的笑容,曾是他阴暗岁月里的唯一一抹亮色。多年后,他还记得十二三岁的她,穿着薄薄的春衫,垂着一头青丝,蹑手蹑脚地走到蔷薇架下,去捉那花间的蝴蝶。

“走近蔷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间”,读到这行词时,容若的心间忽然涌起了奇异的熟悉感。这是朱彝尊记忆中的妻妹,也是他记忆中的表妹啊,一样天真,一样娇憨,他也不止一次地写过她“花径里,戏捉迷藏”的场景。

久违的疼痛又一次袭上心头,为了驱走这种疼痛,他强迫自己收敛心神,继续读词。

时光在词里流逝得格外快,转眼间冯寿常已是妙龄少女,朱彝尊看着她慢慢长大,一天比一天美丽,也一天比一天沉静。好感在两人之间悄然萌生,在钱塘江的船上,他们并舟看水,彼此都感受到了对方的情意,“一面船窗相并倚,看渌水。当时已露千金意”(《渔家傲》)。

一天,他教她练字,临摹的是王献之的《洛神赋》残帖,中间有一句是“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说的是曹植虽迷醉于洛水女神的美丽,却终于宁静心志,以礼克情。他给她取字为静志,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静志居,这是在借此约定,要像曹植和洛神一样,发乎情,止乎礼。“洛神赋,小字中央,只有侬知”,他把这个秘密写进了词里,他知道,只有她能读懂这个秘密。

然而,互相爱慕的人却无法相守,潦倒半生的朱彝尊,连妻子、儿女都很难养活,自然也无力纳妻妹为妾。他只能眼看着十九岁的冯寿常匆匆嫁为人妇,把那份情思深深地藏在心里。之后,冯寿常的丈夫早逝,儿子夭折,二十四岁时又回到娘家居住,这一次,任是再森严的礼法,也无法再压抑他们的感情。

他们悄悄地相爱了,背着人,偷偷地咀嚼着这不伦之恋的甜蜜与苦涩。有时候,他们私下幽会:“那年私语小窗前,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这一首《眼儿媚》,写的正是他们密会时的缠绵。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人前装作疏远,连一丝亲密都不敢流露出来,“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见不了光的爱情最使人忧愁无助,没过多久,冯寿常就病倒了,年仅三十三岁就离开了这个世间。为生计漂泊在外的朱彝尊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等他赶到家里时,只看到她留下的一纸遗书,上面还留着她的斑斑泪痕。

在失去了最爱的人之后,压抑了大半生的朱彝尊终于决定不再压抑,就在冯寿常去世的翌年,他毅然将为她而写的词编成了一卷词,让他们的爱情大白于日光之下。

除了《静志居琴趣》之外,朱彝尊还为妻妹写了一首《风怀诗》,长达两百韵,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晚年他在汇编全集时,有友人劝他说,《风怀诗》对你的名声有影响,不如删掉这首诗,以你的地位、成就,死后是可以入文庙享万世供奉的。朱彝尊犹豫再三,终究还是不忍删去,他说“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意思是宁愿死后不入孔庙,宁愿成为名教罪人,他也不愿意删去这首凝结着自己少年情事的诗。

这样的朱彝尊,怎能不让容若深深折服?当他读着《静志居琴趣》时,感觉就像有一个人,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如此贴切、如此动人。心灵上有根弦被轻轻拨动了,那是一个情种对另一个情种的遥相应和。

当容若沉浸在朱彝尊织就的绮梦之中时,这位爱情梦碎的词人已经悄然来到了京城。人生就是这样残酷,失去了爱人,还是得继续为生活奔波。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却还只是潞河漕总功佳育幕府的一位小小幕僚。除了薄有文名外,称得上一事无成。“落魄江湖载酒行”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所以他才自嘲地将最新的词集命名为《江湖载酒集》。

孔子早就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过四十仍然默默无闻的人,不仅是旁人对他不再敬畏,连自己也失去了信心。望着画像中白发乱垂的样子,满腔不平之气油然而生,一首《百令字·自题画像》在他笔下一挥而就: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草屦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是谁。

妻妹已逝,唯一欣赏他、尊敬他的人不在了,这世上,还有谁会是他的知己?“滔滔天下,不知知己是谁”,漂泊京城的朱彝尊,是如此寂寞,如此渴盼着知音的出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饱含着诚意和热情的信。写信的人,是他从未谋面的容若,权相明珠府的公子。尽管素昧平生,但这位公子已将他引为知己。

容若的热情和诚意感染了他,他不仅迅速回了信,还在不久后就亲自登门拜访。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江湖穷士,一个是年方弱冠的相府公子,年龄、地位悬殊,可只要一开口,他们之间的隔膜就迅速消失了,谈起诗词文学来,他们就像多年老友一样,毫无生分的感觉。

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朱彝尊发现,容若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评论起来头头是道,什么《江湖载酒集》洒落有致,《茶烟阁体物集》编排甚工,《蕃锦集》别具匠心等。不过他最为推崇的,则是《静志居琴趣》一卷,说此集独出机杼,尽扫陈言,实在当得上古今情词之冠。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年长容若二十几岁的朱彝尊,对这位少年公子,顿生惺惺相惜之感。他注意到,容若形容他的词,不是说“艳词”,而是说“情词”。公子果然是知心人啊,《静志居琴趣》正是他平生心血所在,却被很多人看成上不了台面的艳情词,所以说知音难觅。

“锡鬯兄,这其中有一首当为全集压轴之作。”谈得兴起,容若索性拿出了从朋友那儿手抄的《静志居琴趣》。

“请问是哪一首?”朱彝尊试探着问。

容若翻开书卷,指向了其中的一首:“就是这首。”

这首《桂殿秋》,正是朱彝尊的扛鼎之作,被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列为当朝第一,全词仅有二十七个字: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他将他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压抑,都写进了这首词里。“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将东方人那种克制的情感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短短十四个字间,似是有暗涌在流动。他和爱慕的人,共同跻身于一艘窄窄的小船之上,却只能各自躺在各自的席子上,盖着各自的被子,承受着各自的寒冷。

正是从这句词中,容若读懂了朱彝尊的难言之隐。伤心人别有怀抱,除了同样伤心的人,没有人能够读懂,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隐痛。这种痛楚无法说出口,也无人可以分担。

好在,现在他已经知道,这种百般求而不得的遗恨并非自己所独有,至少有一个人,和他有着同样的苦楚。尽管他们只能各自承担各自的苦楚,但至少是相互懂得的。有了这份懂得,才不会那么孤单。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天气再怎么寒冷,只要你知道,有那么一个和你心意相通的人存在着,即使触碰不到,即使咫尺天涯,也足以减轻你的寒意。

容若轻轻念出了这句词,斗室之间,四目相对,这对相隔二十余岁的词人顿时莫逆于心,结下了长达十二年的友谊。

少年意气:横戈跃马今何时

人在年少时,都有豪气干云的一面。晚年时号称“万事不关心”的诗佛王维,年轻时也写过“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样的诗句。

年轻时,谁不向往饮马江湖,醉卧沙场?谁不希望能够拼将一腔热血,换取万世功名?连容若这样锦衣玉貌的相门公子也不例外。在他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

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荆江日落阵云低,横戈跃马今何时。

诗题名为《送荪友》,是写给他的朋友严绳孙的。容若借这首诗向朋友剖白,他向往着能到荆江一线的前线战场去“横戈跃马”,可惜事与愿违,他上不了战场,一腔热血无处抛洒。

这首诗诗风之雄健,感情之激昂,如果掩去作者名字的话,怎么也想不到是出自纳兰容若的笔下。原来,容若也有过如此昂扬进取的时候,别忘了,他始终是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少年,文弱的外表下,澎湃着的是一腔八旗子弟的英雄血,他渴望着能像关外的祖辈一样杀敌战场,建功立业。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个疑问:天下太平已久,哪里还需要杀敌报国?

其实只要是略微了解史实的人都知道,康熙早年,天下并不太平。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划地自治,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号称“三藩”。他们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这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作为一代雄主,康熙年纪虽轻,却无法坐视不理。

撤藩还是不撤藩?这个问题困扰了康熙多时,也困扰了臣子们多时。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请求养老,康熙觉得这是个良好时机,于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尚可喜的请求,并明令撤藩之后,尚可喜的长子不可袭封。吴三桂、耿精忠得知后,故意提出同样的请求,以试探朝廷的意向。

朝廷上群声鼎沸,乱成了一锅粥,虽然以索额图为首的大部分臣子主张妥协,表示三藩不可撤,但也有少数臣子坚决反对,认为得撤三藩。主张撤藩的臣子中,就有时任兵部尚书的明珠。他早已看出了少年皇帝的心意,康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既然要建立大一统的王国,这三藩自然是非撤不可。

争议未休时,康熙果然如明珠所料,决意撤藩。他的理由是,吴三桂等人蓄谋已久,撤也要反,不撤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等人不禁愕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被他们看成乳臭未干的少年皇帝,居然有如此雄心壮志。如今骑虎难下,只好举旗反清。

三藩当时号称有七十万兵力,又打着明朝朱三太子的旗号,清廷仅仅有十五万的兵力,实力有所不及。吴三桂兵力雄厚,仅三个月之内,就攻陷了贵州、湖南、四川诸省。京城中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也趁机聚众起事,闹得鸡飞狗跳。

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索额图等人主张息兵求和,提出要斩杀明珠等力主撤藩的大臣。最终还是康熙力排众议,严词拒绝:“撤藩的主意是我定的,关明珠等人何事?他们有何罪过?”康熙的坚决态度不仅让朝廷上的纷争得以止息,更让明珠等对他感恩不已,从此君臣一心,合力抗敌。

明珠在对抗三藩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兵部尚书,他协助康熙杀了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又在杨起隆作乱时,派人捉拿其党羽,迅速地平定了京城里的叛乱,稳定了大后方。正因如此,康熙才将明珠看成心腹,不久后就将他擢拔为武英殿大学士。

撤藩是个冒险的决策,尽管后来这场战争以吴三桂病死、清廷大获全胜告终,但在两军对垒之初,吴军步步紧逼,清廷陷入了生死存亡之际,谁都看不清后来的形势,连一心支持康熙撤藩的明珠,有时也难免会质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不过,令他备受鼓舞的是,他那刚到弱冠之年的儿子,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的军队攻陷广西,广西富川县的知县刘钦邻带着数十名家丁与吴军殊死搏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吴军俘虏。吴军希望刘钦邻能投降,刘钦邻却痛斥他们是无君无父的叛军,并毅然自缢身亡,临终前留下了两首绝命诗,诗中写道:“已拼一死完臣节,肠断江南亲白头。”

清军入关不过数十年,就收获了刘钦邻这样赤胆忠心的臣子。吴三桂本人可能也很迷惑,他都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为何还有那么多汉人将领不肯归顺,反而要支持非我族类的清廷呢?他不知道,像刘钦邻这样的人,忠于的并不是清廷,而是道义。吴三桂一生中多次叛变,反李自成、反明,后来又反清,号称“三反”,如此反复无常,输掉了道义,失去了人心,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惨败。

刘钦邻殉国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康熙感动不已,特追谥其号为“忠节”,并封妻荫子。听了刘钦邻的故事后,容若大为震动:一个汉人,居然如此忠于清廷,他身为一个旗人,岂能如此无动于衷?义愤填膺的他,当即写下了一首题为《挽刘富川》的诗:

人生非金石,胡为年岁忧。

有如我早死,谁复为沉浮。

我生二十年,四海息戈矛。

逆节忽萌生,斩木起炎州。

穷荒苦焚掠,野哭声啾啾。

墟落断炊烟,津梁绝行舟。

片纸入西粤,连营倏相投。

长吏或奔窜,城郭等废丘。

背恩宁有忌,降贼竟无羞。

余闻空太息,嗟彼巾帼俦。

黯澹金台望,苍茫桂林愁。

卓哉刘先生,浩气凌斗牛。

投躯赴清川,喷薄万古流。

谁过汨罗水,作赋从君游。

白云如君心,苍梧远悠悠。

从诗中可得知,作此诗时,容若正好二十岁。二十年来,锦衣玉食,几曾识干戈,没想到吴军作乱,导致百姓流离,生灵涂炭,“墟落断炊烟,津梁绝行舟”。正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涌现出了刘钦邻这样的忠臣,他慷慨赴死,浩气凌云。他的牺牲,不仅令人痛惜,更令人备受激励,恨不能像先生一样,奔赴战场,保家卫国。

容若并不只是随口说说,他确实有过以身报国的想法。随着战事的推进,他不止一次地向康熙和父亲上书,请求亲上前线,横戈立马。屡屡被拒之后,才不禁感叹“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明珠虽然不同意让他上战场,但儿子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让他倍感欣慰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更标志着儿子旗帜鲜明地站在他身后,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父亲,这时候还是容若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偶像,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他无比敬仰却又无法效仿的人。

父子同心,其利断金。当容若和父亲一起纵论战事、同心同德的时候,可能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和曾经视若天神一般的父亲,也会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