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
卡特利奇只要有空，就开始到海外旅行，并且花时间和驻外记者在一起。经常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生活得如此之好，拥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面积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轻的分社社长悉尼·格鲁森。格鲁森一见面就解释说：“是的，特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转转，而且我会打电话，我将佯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实际工作方式，或者，”格鲁森说着，眼睛明亮起来，“我们能做我真正在这里做的事情，我拥有五匹赛马，我一周看赛马两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尔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纳？”
“别犯傻，”卡特利奇说，“我们最好像你们一直做的那样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去参加了几次晚会；他们给格鲁森的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们去看斗牛，在那里格鲁森以卡特利奇的名义献上了一头公牛。
十天后，在卡特利奇回到纽约后，格鲁森接到电话，说他在墨西哥的任务结束了。他不得不回纽约总部报到，几个月后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坚持认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悉尼·格鲁森在执行东欧的任务时干得很出色，他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起义的采访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获普利策奖。他虽没获得这个奖，但1957年5月他从当时担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那里得到了一个条子：
亲爱的悉尼：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祝贺的信。普利策奖今天宣布了。你应该得一个奖。我很遗憾你没能获奖。
你的，
ECD
悉尼·格鲁森折叠起这张条子，把它放进皮夹里，他带着它走过了以后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后，卡特利奇访问了伦敦，听伦敦分社社长德鲁·米德尔顿谈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桑德·瓦诺克尔，米德尔顿想雇他来为他的分社工作。瓦诺克尔当时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虽然只有25岁左右，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以及作为亲切、招人喜爱的人，能轻松自如地在英国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动的才能。米德尔顿深信瓦诺克尔会成为《纽约时报》在伦敦的财富。卡特利奇一直坚持所有雇人决定要由纽约做出，如果这个年轻人下一次去纽约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瓦诺克尔的申请。几个月后，1955年冬天，桑德·瓦诺克尔出现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
他个头高高的，强壮，黑头发，英俊，穿着一套制作精细的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给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诺克尔已经主动地去华盛顿见了赖斯顿，赖斯顿已经和埃里克·塞瓦赖德进行了会谈，塞瓦赖德在瓦诺克尔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特约记者时就认识他了。赖斯顿喜欢瓦诺克尔，卡特利奇也喜欢；卡特利奇的负责人事的特别助理、以前当过新闻编辑的理查德·D.伯里特也喜欢——伯里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职员看作办公室的心理医生。
理查德·伯里特实际上不是心理医生——这个岗位由在时报大楼13层一位执业医师担任，但伯里特同申请者交谈的技巧，他问个人问题然后又仰首平静倾听的态度，一边观察反应一边点头，观察申请者系领带的方式，其西服翻领的宽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已经为理查德·D.伯里特赢得了《纽约时报》“心理医生”的头衔，使他具有了一种要么臭名昭著，要么值得尊敬的气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描述他。如果对伯里特进行描述的是一个未能得到伯里特欣赏的人，或因不是“《纽约时报》那块料”而被打发掉的人，或者被伯里特雇用为送稿生而从未被提拔的人，那么他就被看成一个疯狂的可鄙的公司笨蛋。但如果进行描述的是伯里特欣赏的人，最终从送稿生上升到职员，从职员上升到记者的人，那么伯里特就被描述为一个敏锐的贤者，一个有鉴别力的伯乐，一位有着非凡灵活性的管理者。伯里特比他的批评者所承认的更灵活。对这一事实的明证是，伯里特宁愿雇衣着随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为送稿生，这些毕业生极其信赖《纽约时报》，渴望在《纽约时报》大楼里就业，即使当擦玻璃的清洁工也行。有一天伯里特接待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六英尺五英寸高、脸上有小脓包、穿制服的年轻军士。这个申请者虽然其貌不扬，却有某种东西迷住了伯里特。伯里特和《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事专家一起，继续询问了他。一切进行得顺利，最后伯里特请这个申请者说一下他毕业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伯里特遗憾地摇摇头，解释说《纽约时报》的所有送稿生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并且说现在被雇用的有些送稿生甚至有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这个高个子的军士突然戏剧性地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把教育的本质看作是通过引进新观念来启迪头脑！”《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事专家惊奇地无声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是的，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是精通文学的和善于表达的，我生活在观念的王国。”
“是的，”伯里特打断他说，“我们能看到你这样做，但你不能靠一个送稿生一周27美元的薪水在纽约生活。”
“给我一个机会。”他自信地说。伯里特决定雇用他。在几年内他从送稿生上升为职员，然后又上升为记者，不久成为报社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就是麦坎德利什·菲利普。
但在桑德·瓦诺克尔的事例中，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是被雇用来当送稿生，而是当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比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在《纽约时报》开始时有更大优势。送稿生的工作是去掉稿子上的糨糊点，在技术上搜集证据，外出为文字编辑和加工改写编辑买咖啡，还为送稿生的主管人买一品脱褐麦啤酒。主管人是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的、面色红润的人，叫斯蒂夫·莫兰，他夜里对褐麦啤酒的消耗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传奇。在斯蒂夫·莫兰不当班时，送稿生们开始被一个叫萨姆·索罗维兹的粗暴的小个子所监管，他有四英尺11英寸高，像是一个气愤的赛马骑师，他对在时报广场酒吧碰到的每个女人都是这样介绍自己为赛马骑师。傍晚在斯蒂夫·莫兰手下工作，或夜里在索罗维兹手下工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果许多送稿生都一心想逃脱他们的灾害，拼命去写作。他们写得甚至比普鲁斯特都多，他们整个晚上都待在新闻编辑部里，借来一个记者的打字机，写一篇“时报话题”，或为《纽约时报》的旅行部或星期天的《时报杂志》写一段东西，或者写任何能成为铅字的东西，送给理査德·伯里特作为“创新的”一个事例。伯里特总是说这是伟大的《纽约时报》记者的标志。这就是几十个送稿生进入了记者队伍的原因。
但对于一个已经进入队伍的年轻记者如桑德·瓦诺克尔来说，展示这种“首创精神”可能是一种不利条件，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那时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都是传统主义者，经常把年轻人的首创精神误解为一种不听话或莽撞的信号，或者是一种想从更老更有价值的《纽约时报》记者那里夺走报道权的欲望——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报道可供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记者应该坐在靠新闻编辑部后面的桌子上，排队等着。有时城市版助理编辑会转回来，要他重写一篇三段话的宣传新闻稿，也有时记者会从新闻编辑部的麦克风里听到喊他的名字，这意味着他要么到城市组报到，承担办公室之外的某个小任务（“瓦诺克尔先生，请去城市组”），要么他待在桌边等着接来自一个要举行葬礼的家庭的内线电话（“瓦诺克尔先生，请接讣告”）。不像那些至少在工作时间很忙的送稿生，年轻的记者会坐在那里干等着。
偶尔他们会被指派去接替或协助“东边棚屋”或“西边棚屋”的一位老街区记者——这两个所谓的“棚屋”是邻近中曼哈顿的两个主要警区的两座大楼里的两个公寓，第一个在东五十一大街上，另一个在西五十四大街上；或者会被安排到布鲁克林的棚屋，或从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穿过大街到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棚屋。这种任务主要是从窗户上向外看看警区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听听安置在记者棚屋里的消防局的铃声密码装置。这装置定期地以特别的节律发出当当声，显示出在纽约市某个地方刚刚报案的火灾的确切地点。所有老街区记者心里都知道消防员的铃声密码。他们能在听到铃声一秒钟内说出火灾能有多大，火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值得采访——这个决定既受火灾的规模，也受记者们玩牌进程的影响。各家报纸都安排人全天承担棚屋的任务，棚屋实际上像男士的俱乐部。全日制的街区记者在整个工作时间都待在某个棚屋里，直到一次四级的大火或黑社会凶杀案或一次骚乱要求他们暂时离开，去搜集必要的信息，用电话把它通知给新闻编辑部的加工改写编辑，然后回到棚屋里继续玩牌。街区记者本人并不写报道。这些记者喜欢棚屋里的生活：它像是对妻子和城市版主任的躲避；对于一个喜欢玩牌并且不介意不停的铃声的老记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棚屋里的生活是十足的不幸。他既不能睡觉，也不能读小说，由于铃声他也不能集中注意他自己的写作，而且花几个小时从窗户上观察警察署的前门也是很无聊的——《纽约时报》没有发表太多的犯罪消息。所以，年轻记者很快就加入了来自《美国日报》《世界电讯》或《先驱论坛报》的老记者队伍中去玩牌，把大多数工作留给来自《每日新闻》和《镜报》这些小报的记者，这些小报看重犯罪新闻，通常这些记者要么在警察中，要么在黑手党里有亲戚。瓦诺克尔却在这两边都没有亲戚。
经过棚屋的锻炼并在皇后区当了一段《纽约时报》记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开始了他的夜间加工改写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加工改写编辑组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特权意识的地方。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本人在他的早期记者生涯中曾是一个一流的加工改写编辑，对加工改写编辑的夜间工作有很大兴趣。加工改写编辑组由大约七个人组成，包括邻近新闻编辑部前部的三排桌子。非常重大的最新报道给了坐在走道边的第一排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加工改写编辑的“教头”。他无疑是在最晚发稿截止时间压力下最值得信任的和沉着的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伯里特。在前排的其他加工改写编辑，如果伯里特先生外出吃饭而且事情又紧迫的话，也能得到好的报道任务。伯里特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时报大楼街对面的高夫查普屋或者在第八大道上的唐奈餐馆里喝两杯加水的J&B威士忌后再吃饭——如果有重大事情发生的话，在那里总能找到他。
第二排的记者年老而可靠，他们能够写稿但不愿意跑动，还有一些成熟的记者，处在最后的打磨阶段，准备成为驻外记者。在50年代，这后一个集团里有泰德·斯祖尔克、伯纳德·卡尔普和维纳·菲利普（他同麦考迪什·菲利普没有任何关系）——这三个人笔头快而且有生气，他们反映了城市版主任在他的加工改写编辑组里想看到的那种精神，他不抱怨他们在自己桌子上方的柱子上悬挂的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组——人类利益都在夜里整合。”这三个人还经常跟送稿生开玩笑，有时——使用新闻编辑部后面的一个电话——他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跟一个较老的、没有疑心的、加工改写编辑打电话，模仿棚屋里的一个街区记者的声音，或许是《纽约时报》在长岛里佛海德的记者J.哈里·布朗的气喘吁吁的声音。J.哈里·布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打电话的风格——迅速而有激情，重复每一个词：“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
维纳·菲利普在从事了他成功的加工改写工作后被派到叙利亚的达马斯科斯。一天清晨他突然被宾馆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传来一个声音说：“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维纳·菲利普刚刚在东方酒吧间喝烧酒喝到黎明，J.哈里·布朗熟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使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谁知打电话者原来是菲利普以前的做加工改写工作的同事伯纳德·卡尔普，他正被《纽约时报》派往雅加达，他的飞机只是在达马斯科斯机场停留一下。菲利普非常高兴听到卡尔普的声音，迅速穿好衣服，冲出宾馆的走廊，跳进一辆出租车，奔向了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卡尔普正在机场。他们喝咖啡，叙旧，直到卡尔普的飞机准备起飞。在菲利普回宾馆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支乘坐卡车和坦克，夹杂着路障、尘土和混乱的保安。“发生了什么事？”菲利普问他的司机，“入侵？”司机停下车询问，回来对菲利普说：“他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您急急忙忙地奔向机场，他们误以为发生了一场袭击。”
桑德·瓦诺克尔从事加工改写工作，在巴雷特先生出去吃饭时，在其他大多数加工改写编辑都忙碌着或离开他们的桌子去过夜时，也从未发生过大的报道事件。韦恩·菲利普一年前在从事加工改写编辑期间有过好运。当时诗人马克斯韦尔·博登海姆被发现杀害在凉亭边上的一个设施肮脏的房间里。一年后，1956年，另一个年轻的加工改写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也赶上了一次，当时在后半夜出现了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碰撞的无线电信号。弗兰克尔当时26岁，他搜集事实并清晰而迅速地写出报道，工作卓越。在凌晨2点34分印刷机开始印出弗兰克尔的头版报道，并且在通栏标题《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碰撞，1134名乘客在海上大雾中放弃意大利轮船》之下署有作者名字。第二天，《纽约时报》的高级记者迈耶·伯格、米尔顿·布拉克、彼得·基思等人接手了这个报道——但弗兰克尔已经成为这一夜编辑部的英雄了。一年后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他被派往维也纳帮助《纽约时报》采访革命和难民离国。弗兰克尔的驻外任务尽管被列为“暂时的”，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到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在维也纳之后，他作为假期替补记者填补了贝尔格莱德空缺了近一个月的职位，然后被安排到《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赫鲁晓夫的崛起和朱可夫的衰落，并且发掘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
瓦诺克尔在做夜间加工改写编辑工作时，除了承担白天的一般任务外，还为《纽约时报》写了好的报道，得到了署名权。但他在1955年和1956年间在新闻编辑部里写的报道没有一篇能有足够的分量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并且引人注意，以致使他能被派到海外承担他所希望得到的任务。卡特利奇似乎把他全忘了。他从一位有影响的编辑那里得到的对他个人的关注是简单而且无意义的——这是在后来的一个下午发生的：当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注意到瓦克诺尔坐在那里，穿着一件英国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把脚搭在他的打字机上。丹尼尔在走道上停了一下，从大约20英尺的远距离注视着他的那双鞋和服装，很快看出它们是英国造的。尽管丹尼尔没有说什么，但他的心情似乎漂浮出来又消失了，也许是回想起在他最喜爱的城市伦敦的辉煌岁月，陷入对他一生最历险的时期的短暂回忆……丹尼尔愣了一会儿，目光从瓦诺克尔的鞋子上移开，继续走向洗手间。
不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不耐烦《纽约时报》的节奏，辞了职，成了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电视记者，在一年之内他被公认为国内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1955年和1956年对于在新闻编辑部里刚刚起步的年轻记者来说，很难说是理想的时期。不仅纽约的人员是如此地受传统束缚，以致卡特利奇用了几年时间才使它的僵化习惯有了可喜的初步进展，而且《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包括卡特利奇——在1955年和1956年也为参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的干预策略所分心和烦扰。这个委员会在调查新闻界的共产主义，似乎决心要清查在《纽约时报》工资单上的前共产党员。
参议院的调查是1955年夏天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的，这位记者承认自己曾是共产党的间谍。调查在1955年冬天扩大了范围，在纽约的秘密听证会开始之前，共发出了35张传票——其中26张给了《纽约时报》以前的或现在的雇员。1956年1月，在华盛顿的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发出了18张传票——其中九张给了《纽约时报》的雇员，两张给了刚刚离开《纽约时报》的人。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学生时入党的，一两年后就退出了；也有些人是在为其他报纸工作期间成为党员的，在加入《纽约时报》前很早就退出了；还有些人几年前是党员，但在这时全都声称自己不是党员。然而，可能有一个编辑在加入《纽约时报》前退党了，后来又重新入了党。一天下午，在传票送到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卡特利奇走进新闻编辑部，想和这位编辑说句话，发现他正在编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时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纽约时报》同样有许多人——甚至更多——并没有终止和那些被委员会审查的第三层八到十个雇员或整个大楼里的其他人的友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友谊可以得到增进，它靠一种不畏惧专门委员会一些调查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所巩固，因为这些调查者的真实目的受到了《纽约时报》高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的做法已经显示出漫不经心的迹象。一天一个调查员带着给一个叫“威拉德·谢尔登”的人的传票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摇摇头，回答说《纽约时报》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尽管卡特利奇心里清楚《芝加哥太阳报》有个威拉德·谢尔登）。于是这个调查者顿时感到迷惑，问道：“好吧，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社里有什么人叫谢尔登？”卡特利奇说，有一个人叫罗伯特·谢尔登——使卡特利奇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看到这个调查员在传票上划掉威拉德的名字，写上了罗伯特的名字。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尽管《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和编辑极力保持平静和客观，每一天都派没有争议的记者去全面而精确地采访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但每当《纽约时报》的一个被揭了底的人进入新闻编辑部，坐到他的编辑桌或打字机旁时，还是能感觉到内部的影响——在他周围会有轻微的沙沙作响的不自然动作，如某个同事装出来的欢乐，或者谈话突然停止，或者有人表达同情，或者故意避免提到最近一期《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进入新闻编辑部某个人的证词和照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整个队伍都被询问所触动，那些被挑出来的人感觉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两个老记者被点了名，被专门委员会找去了，现在已经几天没有承担城市组的采访任务了。一个记者自1947年以来就在华盛顿分社工作，在参议院里采访过许多报道，现在被赖斯顿打发掉了，送到了纽约，此后的两年坐在了加工改写编辑组的最后一排，实际上是做一个职员的工作——收集每天的新闻摘要和索引。最终他的悔过得到了补偿，他重新得到了他作为署名作者的地位，但再也没有回华盛顿。几年后他在纽约也被剥夺了他所胜任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因为他向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长岛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这决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前共产党员宽恕。
《纽约时报》的最高层——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查尔斯·默茨、特纳·卡特利奇和詹姆斯·赖斯顿等人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大量的权衡：《纽约时报》如何才能既和奥克斯的传统的爱国主义保持一致，又不对调查者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违反《纽约时报》多年来在它社论中明确拥护的民权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呢？在高层管理者中几乎不怀疑，由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之所以专门调查《纽约时报》，恰恰是因为它拼命反对与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的同事、印第安那州的威廉·E.詹纳参议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内华达州的朱利恩·G.索瓦恩）有关的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纽约时报》谴责了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挑战了国会各种委员会使用的谩骂方法，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攻击了麦卡伦移民法案的限制；因为它批评了一种安全体制，这种体制掩盖了它产生的牺牲品的控诉；因为它坚信美国民主的真正精神，是要求严格认真地尊重哪怕是最底层的个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苏兹贝格也承认新闻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要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接受国会的正当询问。苏兹贝格本人，在他的公开讲演和声明中说，他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偏爱的证人，他不想让他的工资单上有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认为所有被专门委员会召去的雇员都应该合作。他希望他们不要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81]。《纽约时报》的头两个被传讯的记者承认，他们曾是共产党员，但在30年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就退出了。但下一个证人，一个文字编辑却拒绝公开他过去的政治背景，当他站在专门委员会面前时，他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苏兹贝格把他解雇了。
解雇这个人震惊了报社的一些取向更自由主义的人，它还招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封抗议信，理由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是宪法赋予的一项权利，不应成为而且本身也不是被解雇的理由。《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论版上发表了苏兹贝格本人的回复：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尤其当自由受到了威胁时，宪法权利受到维护至关重要。这些权利不仅包括第五修正案中所保障的权利，也包括像你指出的第五修正案当中的核心条款：言论自由。然而，我似乎觉得，你在你的讨论当中忽视了言论自由会带来的一些重要后果。
……我们信任伙伴的意愿同时也带来了被信任的一方应该承当的责任。他们需要向同事以及公众表现他们的坦率。那些以编辑和报道新闻为业的人，相比于普通大众，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就像任何一位公民一样，一位报人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利来维护其避免自陷法网的权利。但是对于第五修正案中权利的行使让他的肩上承担了一个重担，将其置于一个需要为这家报纸的其他新闻或编辑同事证明自己适合继续留下来的境地。同时这也为这家报纸增添了一个义务，使其要在考虑到所有事实（包括他所采取的立场）的情况下，思考他是否还有资格在此任职。在信任和保密为工作所必需的敏感部门，并没有规定要保留一个想要避免自陷罗网的人。
这封信在一些人那里受到了称赞，在其他人那里受到了谴责，对于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社论作者来说，该信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他们反对苏兹贝格反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但苏兹贝格始终坚持他的立场，在1955年11月底，由于《纽约时报》更多的人显示出他们不完全合作的意图，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写了一个声明草案，证明解雇《纽约时报》以后要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人是有道理的。
____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星期天版）部门解雇是因为，当他在这样一个敏感的职位上任职时，他完全没有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依宪法成立的委员会承认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通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____先生行使了一项宪法权利。但是，在我们看来，他没有完备地考虑到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向报业所要求保证的特定义务。一个保证自身为自由媒体的机构有权成为一个坦率的媒体。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这种坦诚。
当约翰·奥凯斯收到这个声明的副本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它的上头批上了一句给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话：“奥维：我认为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奥凯斯尽管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但距离取代査尔斯·默茨担任社论版编辑还有数年的历程；此外，奥凯斯曾经为《纽约时报》写了许多反麦卡锡主义的社论，他毫不犹豫地向默茨，或者向时任副总裁的德赖富斯，或者向业主苏兹贝格本人表达他的观点。1956年1月2日，奥凯斯给苏兹贝格写道：
亲爱的阿瑟：
自从几周之前我们就《纽约时报》有关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进行讨论之后，我就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依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自动地解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员工，同时又与我们最近，也就是今年春天所表达的社论观点保持一致。
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我不明白我们如何可以这么做，同时又避免被指责为向伊斯特兰俯首称臣。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非常关心的是，我们未来就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法案问题所写的任何东西，将被我们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和声明所抵消。因此，正如我公开表达拥护我们对这个委员会和它的调查的观点一样，我迫切要求我们不要固执地坚持对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我想我们就将处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地位，将使我们在未来省去很多尴尬和麻烦。
JBO
特纳·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是有私交的。他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但卡特利奇在密西西比的童年时代就知道伊斯特兰家族，伊斯特兰参议员的父亲伍兹·伊斯特兰曾是卡特利奇那个区的区治安官，在那个时代卡特利奇把伍兹·伊斯特兰看作英雄。在一个短暂的时期，特纳·卡特利奇也许想当个律师，如果说他能想出一个他可以模仿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话，他总是想到伍兹·伊斯特兰。尽管詹姆斯·O.伊斯特兰从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激发起卡特利奇的想象力，但卡特利奇确信自己在调査期间可以去华盛顿，和参议员进行一次温和的私人会谈，也许会发现伊斯特兰如此关注《纽约时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并且以他所能做到的方式进行合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卡特利奇来到伊斯特兰的办公室，参议员和蔼可亲，笑逐颜开，他拉着卡特利奇的手以真诚的口气说：“嗨，特纳，我并没有想麻烦《纽约时报》。”
“是的，那么你对付的是什么呢？”卡特利奇问。
“好吧，”参议员耸了耸肩说，“什么也没有，真的。”
伊斯特兰不会再说别的什么了。对卡特利奇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闲逛的、微笑的、没有结果的下午，伊斯特兰表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专门委员会的顾问朱利恩·G.索瓦恩在主持这次调查。但当詹姆斯·赖斯顿后来在为《纽约时报》写东西而采访索瓦恩——把这位顾问描述为“矮胖，说话温柔”——时索瓦恩坚持说，没有伊斯特兰的许可，他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没有得到授权决不会发传票。卡特利奇在和伊斯特兰谈话后的确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只是提醒自己：伊斯特兰们是来自三角洲的种植园主似的家伙。据一些密西西比人说，三角洲的人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是有财产的人，就像他们遵循的季节周期一样多变；他们是爱社交的人，不想被发现与任何人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狡诈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难把握的。
在这一时期认识卡特利奇的人都感觉到，他正在变成很难把握的人。他经常是漠然的和含糊的。1948年他同妻子离了婚，把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了萨迪餐厅里，以致他的照片不久就被挂在了餐厅墙上，他的名字上了菜单（“卡特利奇小牛排”）。1955年，他对他的朋友们显示出一种更深的挫折和失败感，一次他对他们说可以找人取代他当主编了。
如果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曾经考虑过这样做的话，他也没有明说。苏兹贝格态度上唯一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他决定增强《纽约时报》对伊斯特兰专门委员会的立场，在宪法第五修正案上采取多少缓和的路线——尽管自那时以来《纽约时报》又解雇了一个文字编辑，即星期天书评主任的助手，他在寻求第五修正案保护后，迫于压力而辞职。
但约翰·奥凯斯在他以前给苏兹贝格的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似乎影响了苏兹贝格、德赖富斯和默茨。在1956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长长的社论中，默茨写道：
在这些被证明过去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或出于私人原因求助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雇员的案情中，我们的政策是根据其自身情况，根据每个人在我们组织中的责任以及他同本报的关系使他值得我们相信的程度，来判断每一案情。
接着，以一种并不经常渗透在《纽约时报》社论中的感情，查尔斯·默茨用一段苏兹贝格特别欣赏的话结束了他的社论：
我们不能清楚明白地讲出遥远的未来。但我们有信仰，这一信仰是强有力的，在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现在的专门委员会被忘记后很久，在种族隔离在南方最终遭到惨败后很久，在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受欢迎的记忆后很久，在国会最近的委员会得知它不能成功地阻碍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之后很久，《纽约时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