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相信她和爷爷前生有某种宿怨。
她出生的消息传到爷爷耳朵时，爷爷先是一声沉闷的叹息：“唉，是个死丫头！”然后背着双手去了后街，三天后才回来。
“死丫头”的绰号像胎记一样伴了她一生。
好在母亲争气，在她一岁半时，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爷爷乐得不成样子，用掉了两颗门牙的嘴巴颤巍巍地说他看见老宅的整个屋顶都给映红了！真是满堂红啊！
弟弟就有了个响当当的绰号：“满堂红”。
据说“满堂红”过周岁的时候，爷爷请了一村子人前来喝喜酒。宴席吃到月亮升上来时还没结束。
“满堂红”成了爷爷的心头肉。
奶奶去世早，爷爷是家里的总掌柜。家里家外的大权全都掌控在他一人手里，每月支出多少钱、每顿饭要下多少米，都必须由他决定。缺粮短顿的日子，爷爷下令母亲做两种馒头，一种白，一种黑，装在不同的两个竹笼里，高高地悬挂在他炕头的挂钩上。炕边靠着一根竹拐，弟弟哭了，他就用竹拐戳个白面馒头给弟弟吃。她有时也会跟上来要馒头，爷爷看不过眼了，也会戳一个给她，但不是白的，而是来自另外一个笼子的黑面馒头。弟弟手持雪白的馒头，在小伙伴中间炫耀，她握着黑馒头依在门框上，偷偷咽着，以免被伙伴们看见笑话。
弟弟7岁时，她8岁，都到了上学年龄。开学那天，爷爷带弟弟报名回来时还带回了一只羊。爷爷把家人召集到院子，说：死丫头迟早都是别人家的人，上学没用。弄个羊让她去放吧。她哭闹，说要和弟弟一起去上学。爷爷坚硬的拳头就落在她的头上。爷爷总打她，每次下手都很重。以前她看见爷爷拳头的第一反应就是用两个小胳膊肘把头先护住，可这次她没有护头，任凭爷爷打。爷爷只打了一下就停住了，说：想上学可以，等把羊放大了再上。她记住了爷爷的话，天天放羊，天天盼羊长大。一年后，羊长大了，她兴奋，以为能上学了，但那只羊却在开学的前一天生出了一只小羊羔。爷爷说：情况变了，羊生羔子了，等羔子长大了，你再上学吧。如是这般，她又等了一年。
十岁时，她略有点懂事。得知学校教一年级的那个女老师刚做了妈妈，需要营养补身子，她从鸡窝里偷了6颗鸡蛋，用荷叶包着送给女老师，并对老师说她想上学，但没钱，看能不能缓一学期再交学费。女老师鼻子一酸，用绵软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头，说：名都报过了，就到我们班来上吧，不用交钱。她成了班上年龄最大的插班生，但，学习成绩出奇的好，一如她的个头，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爷爷的拳头似乎从这天开始再也没碰过她的头。它不仅不再那么坚硬，而且一天天柔软起来，直到有一天，爷爷的手再也抬不动了。
爷爷患了一种病，那是一种对黑夜极度恐惧的病。爷爷惧怕黑夜，他的病情会随着夜晚的降临而加剧。黑夜里，他大呼小叫的全是奶奶和已故人的名字，说他们用绳子捆绑了他。他举起手臂让人看那些亡人勒在他手腕上的印痕，尽管别人什么都看不见。家人都觉得恐惧，天一黑都躲得远远的，留着他一人在黑暗中颤抖。
爷爷的脾气随着身体的变坏而变好了。他的语气也柔和了不少，尤其是夜晚，他希望他炕头的那盏油灯能为他多亮一会儿。
但那时他们村子没通电，夜晚照明都得靠煤油灯，煤油时常限量供应，让油灯整夜亮着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家人像当年否决她上学一样否决了为爷爷晚上亮灯。
爷爷牢控的家庭地位说没就没了，让她有些不适应。或许是学校良好教育的熏陶，或许是无法割断的亲情使然，又或许是她天生的慈悲心肠所致，至高无上的爷爷突然这么孤立无助让她心软。她对爷爷的恐惧和不满慢慢变成了一种悲悯和爱怜。
她每晚都会在母亲为爷爷熄灯后偷偷走进来，重新把那盏灯燃上。为节省用油，她用针尖把灯芯挑到最小限度，这样，那盏灯就会在不费油的状态下一直持续到天亮。她发现那盏灯是一剂良药，只要一直亮着，爷爷就不会在夜里闹腾。
爷爷的眼睛在如豆的灯光下明亮明亮的，像黑夜天空中的星星。他看她时的眼神不再让她像以往那样心生寒冷，而像她为他点燃的那盏灯光一样，温暖而柔和，他一贯坚硬的拳头变成了布满皱纹的手掌，总在她为他点灯时，颤巍巍地触摸一下她的手，她的衣角。尽管她很不适应爷爷这一举动，他伸手的动作每次都把她吓一跳。
那年冬天她因成绩优异，代表学校去县城参加竞赛。回来的路上，她接到不好消息：爷爷快不行了！
她在雪地里飞一样往家跑。
爷爷房间里挤满了一屋子人。她拨开人群，扑向爷爷。
一声轻唤，爷爷睁开了他闭了很久的眼睛。涩巴巴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嘴里含糊的喊了一声：死丫头——乖丫头——，然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说：死丫头，你爷爷为等你，硬是撑了一天。
那一刻，她眼泪如注，把爷爷以前打她都没流的眼泪全流了出来。
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