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同样也是一个多雨的盛夏，我躲在北京郊区一所偏僻的平房里，苦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理论的，也有实用的。突然之间，于学问，于人生，似乎有所觉悟，有所追求。夕阳西下后，就着闪烁的余晖，我开始寻找自己治学求进的路径，并不揣才疏学浅，下笔翻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德文文字，这其中就有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罗曼·茵伽登以及德国几位汉学家的作品。当初这样做虽然有些不自量，但万万没承想，一下笔就没有了收手的可能，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学术路。
掐指算来，从当初落笔翻译罗曼·茵伽登的“论戏剧语言的功能”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零散笔耕翻译，实在算不上很多，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学术建树，充其量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学习、思考和写作的回忆。但敝帚自珍，今天读起来，自己觉得这些翻译文字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在友人和学生的帮助下，把它们辑集起来出版留作纪念。
这些文字看似驳杂而缺乏联系，但细心的读者在认真阅读之下，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互文性和内在线索。要说有主题，“对话”和“交往”算是一个。按照自己的研究旨趣，我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分类，并相应地编成四个专辑，分别是：“形而上学批判”、“走向一种话语政治”、“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以及“诗学中的交往实践”。
第一辑“形而上学批判”，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盖尔哈德的“生命的范式——康德的人学意义”、霍克海默的“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和伽达默尔的“逻辑学抑或修辞学”。三位作者当中，除了盖尔哈德比较陌生外，其余两位应该说是大名鼎鼎。我在文中会对盖尔哈德做一些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三篇文章，探讨的是哲学领域里长期众说纷纭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编选这类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前面，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我个人学术思考的起点。盖尔哈德采取了独特的书写方式，从人学的角度反思了康德哲学的意义，指出“早在康德那里，世界就已经被看做人的周围世界。在生命的范式中，自然和理性如同一种创造性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霍克海默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始于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同一性范畴的批判，认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黑格尔与启蒙哲学家们殊途同归，将他们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伽达默尔从解释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解释学的早期历史。
第二辑“走向一种话语政治”，主要收录了哈贝马斯的文章，包括“生产力与交往”（克吕格的访谈）、“新的非了然性”、“论人权的文化间性”、“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论欧洲的复兴”（与德里达合著），这些文章前后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但有一个清楚的理路没有改变，那就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建立话语政治模式。在“生产力与交往”这篇访谈中，哈贝马斯从总体性批判和理性批判的角度，探讨了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模式。在“新的非了然性”中，哈贝马斯指出，“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特别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陷入了死胡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一道走向了穷竭”，留存下来的是历史意识和政治讨论的乌托邦，因此，需要重建一种新的政治概念。“论人权的文化间性”一文既对人权的相对主义概念进行了批判，也对西方自身传统的解释方式作出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团结方式，支持欧洲各个民族的团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欧洲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论欧洲的复兴”是一篇宣言性的文章，由哈贝马斯执笔，德里达署名共同发表，探讨的是在后民族国家语境下欧洲一体化的出路问题。
第三辑“在知识与信仰之间”，收录了四篇讨论宗教问题的文章，包括巴尔塔萨的“启示与美”、“悲剧与基督信仰”以及哈贝马斯的“内在超越与此岸超越”、“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门迪塔的访谈）。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性发生以来的一个重要论题。长期以来，宗教作为“启蒙话语”的他者，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上。宗教与启蒙的关系，也多半被看做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但这几篇文章或许有助于我们换个视角来考察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启示与美”探讨了神学中的审美因素和审美中的神学因素，试图揭示启示话语与审美话语在现代思想中的关联。“悲剧与基督信仰”把悲剧与信仰看做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对希腊悲剧的分析，指出“耶稣基督乃是世间悲剧的集大成者，他不但继承了希腊悲剧，也继承了犹太悲剧”。哈贝马斯对于宗教的思考，显然更加具有“沟通”的意味，“内在超越与此岸超越”是哈贝马斯缄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对学界作出的回应，也是哈贝马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宗教观念。“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变迁，特别是与启蒙之间关系的变迁。
最后一辑“诗学中的交往实践”，收录了罗曼·茵伽登的“论戏剧语言的功能”、克雷格·欧文斯的“他者的话语”、海因纳·弗罗奥夫的“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特劳蔡特尔的“论鲁迅小说主人公的美学结构”、特拉普的“时代性的反讽”，以及顾彬的“少女与恶魔”、“路的哲学”、“铁马背上的黑骑士”，讨论的主要是跨文化对话问题。罗曼·茵伽登是波兰的现象学美学家，“论戏剧语言的功能”简要阐明了茵伽登对于戏剧表演、舞台、台词等问题的看法。“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探讨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异国情调”。“论鲁迅小说中主人公的美学结构”、“时代性的反讽”以及“少女与恶魔”出自德国的几位汉学家之手，探讨了鲁迅小说；顾彬教授的另外两篇文章“路的哲学”和“铁马背上的黑骑士”，是对中国现代诗人冯至和郑愁予的研究。这些出自汉学家的文章都带有跨文化的解释学意味。
蹒跚走过这二十年的学术之路，得到了许多老师的点拨和教导，得到了许多友人的支持和指点，得到了我的学生们的无私帮助，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好在今后的学术之路还很漫长，带着感恩继续前行，肯定会让自己越走路越宽。
曹卫东
2008年12月10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时隔八年，得到了重新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在修订了一些错讹之外，又增添了几篇译文，聊作补充。
第一辑中增加了哈贝马斯的一篇文章“论实践理性的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这篇文章译自哈贝马斯的著作《话语伦理学》，文中哈贝马斯以实用问题、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三个角度对实践理性的功用进行了界定，可以看做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根本问题的回应。
第二辑补充的文章，一篇是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这是哈贝马斯在2004年获得日本京都学术奖时的获奖致辞，哈贝马斯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思想家的学术自白。另一篇是《德国哲学杂志》主编、波茨坦大学克吕格教授的文章“生产与交往：或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他对哈贝马斯有着深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视阈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根据内容，原来的第四辑被拆分为两辑，分别是第四辑“诗学中的他者”和第五辑“诗学中的交往实践”。不论是讨论女权主义，还是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涉及的都是现代性话语中的他者问题，他者既是远方，其实也是构成自我认同的必要在场。第四辑补充了埃尔温·科本的一篇文章“卡尔·麦与中国”，探讨的是小说家卡尔·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那时的德国人对中国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深厚文化，另一方面对当时中国贫弱的状态的鄙夷、对尚未进入文明世界的中国人的鄙夷，也是无法掩盖的。
这本文集收录的译文，从翻译时间上来说，前后相隔二十余年，我也从初碰学术门径的年轻人，走过不惑之年，眼看着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文中也许仍有错讹，恳请各位师长、读者朋友指正。
曹卫东
2016年5月19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