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分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过，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l'histoire de mentalité）。
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作祟导致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战争。其中，许多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或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在教堂、课堂和公共传媒上鼓吹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煽动普罗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激情”；或投笔从政，直接实践“现实主义的激情”。对于这一现象，班达斥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也即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和康德一样（见《永久和平论》），班达反对柏拉图的“哲学王”型知识分子，认为权力等世俗的政治利益会腐蚀知识分子判断的公正。他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
对于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从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在第一章中，班达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政治的时代”，其标志就是，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和民族的激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这些现实主义的政治激情以往也有，但都是一些情感的冲动和本能的自然爆发，从没像今天这样达到了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程度。而且“每种政治激情都备有一套结构谨严的学说，其惟一的作用就是为它的行为提供最高价值”。以往马基雅维里等人只敢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让政治玩自己的游戏；而今知识分子竟然给这些政治激情披上道德和科学的外衣。“今天所有政治激情都宣称它的运动符合‘进化的方向’、‘历史长远的发展’。……都宣称自己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是‘对各种事实严格观察’的结果。”不过，知识分子的这种媚俗工作并非是一厢情愿。在第二章中，班达进一步分析了政治激情的本质及其心理基础。他指出：“这些激情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意志：（1）群体摄取（或保有）世俗利益——领土、物质福利、暂处优势的政治权利——的意志；（2）群体自觉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前者是为了获得“利益”，后者是为了赢得“自尊”。这也符合个人追求利益和尊严的心理本能，因为个人总是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民族和种族最为强大。像巴雷斯、莫拉斯之流的知识分子恰恰迎合了这种心理要求，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煽动群众对其他民族和敌对阶级的仇恨。在第三章中，班达分门别类地提出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最后得出“促使知识分子变质的主要原因如下：把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不断地给政治激情提供精神食粮；文人们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效劳；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知识和精神操守严重下降”。最后，在第四章中，班达还对人类的未来做了一种预测。虽然现实主义政治激情会使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为了追求利益和荣誉而互相残杀，但是人类也可能从战争中汲取教训，“不再是互相残杀，而是互相和解，即共同拥有地球的善，因为各国和各阶级最终会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很好地利用地球”。不过，这并不一定就是人类的福音。如果人类继续坚持现实主义激情，那么“全人类就会团结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绝无上帝”。
从《知识分子的背叛》发表至今，已有70年了。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说班达的预测极富教益。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时代”，无论是否情愿，人人都以阶级、民族和种族画地自限，相互对立。先是“一战”和“二战”，而后是长达半世纪的“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终结了，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呢？无论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构想的“其乐融融的世界”，还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都未能超脱班达所批评的“现实主义”的窠臼。人类还可能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继续滑行，即使如福山所说，“冷战”后西方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模式将大行天下，昔日意识形态的敌人彼此握手言欢，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彻底庸俗化了，人类将会完全丧失崇高感和超越感。这也正是班达心中最大的忧虑。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扉页上，班达还专门引用了勒努维耶的一句名言：“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当然，班达的理想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像苏格拉底一样，班达也犯了把“善的知识”等同于“善的行为”的错误。换言之，坚持抽象的公正、理性和真理的观念并不一定带来行为的善，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苏格拉底理性伦理学的批评。记得有位主教在回答别人质询时曾说过：当有人打我的左脸时，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因而“善”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任何行为的善是指“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引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1106b）。不过，这种实践智慧不是人可以轻易获得的，即使掌握了这种艺术的人，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正是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所在（有趣的是，在德文中，“Not”一词同时兼有“命运”和“悲惨”双重涵义）。因为，人总是在历史落幕之前（也许一开始）就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历史又恰恰是通过我们的选择得以实现自身的。因而，人类的选择必然没有充足的根据和理由，换言之，任何选择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冒险和赌博，它使得错误和罪恶得以可能。对此，班达本人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一生都在弘扬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也曾在德雷福斯案中坚持正义，名噪一时，但是也难免“看走了眼”，竟在1949年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
那么，如何规避苏格拉底的理想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的弊端呢？我以为，首先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知识分子不可能垄断真理，比起俗人来，他们只不过是一批知识丰富、眼光敏锐和道德高尚的人。知识分子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也对自己的家乡和文化特别依恋。但是，知识分子与俗人的惟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他们不仅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永恒和普遍。
佘碧平
初稿于1998年11月20日
修订于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