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具有新型大国情感。缺乏积极健康的大国情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就会被仇恨的情感火焰所毁灭。
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在他1835年出版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说：“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32]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不就是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仇恨情绪所奴役的奴隶吗？
美国怀恨中国的“感情鸿沟”，主要表现为“四仇情绪”：一是在国家地位上，美国作为全球老大害怕被超越，因此，就总有一种“仇恨二号国家”的情绪；二是在意识形态上，仇恨马克思主义的“仇马”情绪；三是在发展道路上，仇恨社会主义的“仇社”情绪；四是在政党政治上，仇恨共产党的“仇共”情绪。这四种仇恨情绪不克服，美国就会被四条绳索捆绑而不能包容和开放，中美关系就奠基在“四颗炸弹”上，始终充满危险。
竞赛权利平等，从“仇恨二号国家”情感解放出来
美国为什么要调兵遣将，包围中国、遏制中国、讨伐中国？因为中国犯了罪。什么罪？就是“赶超美国罪”。
美国经济总量是在1895年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从此就把任何一个赶超美国的国家，看作是“罪犯国家”，必欲加以讨伐。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讨伐作战”：第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成功地遏制了与美国意识形态同质的日本的追赶，第二次是成功地遏制了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质的苏联的竞争，从而成功地捍卫了美国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进入21世纪，美国开始了第三次“讨伐作战”，就是压制中国崛起。这三次讨伐作战，也是三次“卫冕之战”，是美国保卫霸权地位的三大战役。
21世纪，中国拥有一个机会，就是与美国竞争新一轮世界冠军的机会。所谓战略机遇期，其最高价值就在这里。珍惜百年一遇的“夺冠”机遇，中国当然要积极参加决赛，勇敢进行竞争。鲁迅当年论中国性格，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中国“不争”的性格，鲁迅不是感到欣慰和推崇，而是感到悲哀和愤怒。他认为，中国的“不争”，是造成民族不幸和悲哀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是毛泽东带领中国革命的一代人在几十年的战争中“争”出来的。崛起的中国，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复杂斗争中“争”来的。21世纪的中国只有在竞争世界第一的冲刺中，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和平崛起”无罪，“超越美国”有功。基辛格在《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说：“中国如果能够继续保持国内的凝聚力，势必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从而更有能力挑战美国。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新崛起的大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中国一样，也具有类似的选择，而且在某些方面障碍还要少些。美国是否要把防止任何国家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作为自己的安全政策？这样做会使他成为世界警察，最终招致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倘若无休止地对外干涉和用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美国会耗尽自己的资源，丧失心理的平衡。”[33]遗憾的是，美国的安全政策，就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新兴大国赶超自己。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可能超越自己的二号国家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其实，“世界第一”不是美国专利，赶超美国也不是“犯罪”。美国必须从仇恨二号国家的情绪中解放出来。
世界第一，从来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世袭特权。古代社会“大国有兴衰”，近代世界“冠军有更替”，21世纪的国际赛场也会“竞争出新秀”。在近代国际舞台上，“世界第一”，是世纪一循环、百年一更替。而首先提出和揭示这一特点规律的恰恰是美国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一书中，创立了“长周期理论”，提出了世界政治运动中的周期性规律：自从1494年以来，世界每隔100年到120年便产生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超强的世界领导国。这几个领导国分别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按照莫氏的这个理论，世界第一是以百年为一个任期。美国原来不是世界第一，美国也不可能永远是世界第一。美国没有垄断和世袭“世界第一”的特权与能力。当然，美国人的聪明和高明在于，当美国人还不是世界第一的时候，他们就制造了一种世界舆论，一种“夺冠”理论，就是美国人是天生的世界第一，是天然的世界第一，是被上帝选择和指定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是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这为他们走上世界第一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美国人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他们又提出了一种“卫冕”理论，就是世界第一只能由美国人来当，谁要想与美国争世界第一，就是挑战美国、威胁美国，就是侵犯美国的核心利益，就要实行遏制和讨伐。美国国力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已经超过百年了，陷于危机困扰和国力下降中的美国，面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中国，最害怕和恐惧的事情，自然就是失去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二。
世界是一个比赛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名运动员。竞争“世界第一”，是每个国家的“天赋国权”。美国不能剥夺中国的决赛权，中国也要珍视和充分用好自己来之不易的决赛权。中国冲刺世界第一有优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趋势。一个没有竞争的世界，是没有活力的世界；一个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冠军地位的国家，是专制霸权的国家。
“世界第二”，岂止是美国的恐惧，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惧。近代世界500年，大国兴衰有轮替，而“世界第一”的宝座，始终是由西方国家垄断和世袭。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将终结西方世界500年的“冠军史”。但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恐惧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时，并不是“中国霸权世界时”，更不是“中国统治世界时”。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既不会成为又一个殖民世界的英国，也不会成为又一个霸权世界的美国，而是一个致力于建设“民主世界”“和谐世界”的新型大国。
意识形态平等，从“仇马”情感解放出来
在万紫千红的大自然中，玫瑰花和紫罗兰争奇斗艳，各呈风采，散发出不同的芳香。而在当今的这个星球上，社会主义这朵玫瑰花和资本主义这朵紫罗兰，为什么就不能争奇斗艳，各呈风采，散发出不同的芳香，让这个世界更加五彩缤纷呢？
美国思想家提出“文明的冲突”，如何解决文明的冲突？美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恶化了这个问题。
其实，解决文明的冲突，首先要尊重文明的差别，要坚持文明的平等，坚持意识形态平等。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文明的载体是意识形态，崇尚自由，就必然崇尚信仰自由；坚持平等的普世价值，就必须实行意识形态平等。不能搞“信仰禁区”，不能搞“意识形态歧视”，更不能搞“意识形态迫害”。而在“美式思维”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马”情感——仇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洪水猛兽。这种“仇马”情感，是冷战思维的重要基础，也是冷战思维的重要内容。“美式思维”如果不能从“仇马”情感中解放出来，美国就不可能从冷战思维中走出来，就不可能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和残酷，导致灾难。上帝看不下去了，就像派出耶稣基督给人类传来圣经，惩治罪恶，送来福音一样，派马克思来到人间，送来《资本论》这样的革命圣经，让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惩罚资本主义的罪恶，让社会主义来监督和制衡资本主义，让共产党来执行和实行这样的使命，发挥这样的作用，从而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互相制衡，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互相制衡，实行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互相制衡。防止没有制约的意识形态的僵化，防止没有竞争的社会制度的蜕化，防止没有监督与挑战的国家和政党的特权、霸权、垄断、腐败。这是上帝管理和治理世界的智慧和艺术，是世界进步发展保持不竭动力与活力的规律。
这个故事，把有神论的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幽默的沟通。从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客观必然性去看，不同的文明都是客观的存在，都有他们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不同的信仰应该互相尊重，不同的意识形态应该互相包容。
给人类送来马克思主义的“上帝”，其实就是“时代”，就是“人民”。
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对抗、文明的战争的道路。坚持意识形态平等，克服传统的仇恨马克思主义的情感，尊重作为一种人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尊重作为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美国进行战略文化创新、真正走出冷战思维陷阱所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发展模式平等，从“仇社”情感解放出来
早在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选择问题，他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在他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指出，许多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除非走美国的路，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把创造出并欣赏着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外国人视为低下、落后，应当按照美国模式来教育和改造”。
其实，不论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对于国家道路的一种选择，都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苏联模式垮台的10多年前，就开始了战略转型，中国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种发展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开放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合成主义”，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行海纳百川的原则，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文化的一种历史性转变，就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仇资”情感中解放出来，在海纳百川的过程中，大胆纳入资本主义这一“川”中的源头活水，从而使自己的事业如同大江东去，滚滚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改变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建立起一种文明共处的新型关系，主要表现为五个特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4]按照列宁这一公式和定义，社会主义就是本国的好东西加上外国的好东西的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好东西加上外国的好东西的总和，是加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好东西的总和。
二是学习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学习对象是自己的对手。学习资本主义，才能更好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比传统资本主义有竞争力，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学习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好东西。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经在美国的费城召开过一次“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了《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由于借鉴学习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增强了竞争力。而冷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以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者自居，丧失了学习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美国陷入大危机的根本原因。
三是包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自从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三个层次的重大突破：第一个层次，是在国家内部创造了“一国两制”、共同发展的先例。就是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而国家的某个部分或者某几个部分长期实行资本主义，这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中国是第一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家，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家，这就实现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两种“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奇迹。邓小平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第二个层次，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一球两制”、不搞冷战的先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而不是“世界革命”的目标，坚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处理上的变革与创造。第三个层次，是把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拓展社会主义发展空间。同时，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世界发展和进步。
四是合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五是竞争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包容资本主义、合作资本主义，并不否定和排斥良性竞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的竞争，就是要竞争谁发展得更好，综合国力更强，在世界上更得人心。
冷战结束后，美国忙于“制度输出”，所以产生了所谓“颜色革命”。而中国是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全世界的好东西，是把全世界的五颜六色合成为鲜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中国特色“合成主义”。而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在冷战后，只有保守而没有突破，所以就出现了危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以埋葬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为目标，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以搞垮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仍然是威胁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应该由对抗和消灭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型为与社会主义合作共赢的新型资本主义。
政党政治平等，从“仇共”情感解放出来
1937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需要在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希特勒的纳粹制度。[35]
美国有深厚的“仇共”传统，美国的“仇共”情感，几乎是全民性的，这主要是美国精英阶层长期的宣传所造成的。这种“仇共”情感，就是仇恨共产党的存在，更仇恨共产党执政。把共产党执政说成是“一党专政”“一党专制”，是政治垄断和权力垄断。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又以当年对付苏联执政党的同样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把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把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把在中国推行西方世界的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加以突破，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美国精英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说成是“民主自由与独裁政府的对立”。几乎所有的驻华美国记者都承认，今天他们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一种偏见，就是“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媒体公开说，如果中美关系要根本好转，就要推翻中国现在的政权，改变中国政体。美国的“仇共”情感，实际上是人为培养和发酵起来的一种“政党歧视”，严重违背了“政党平等”“政党政治平等”的民主原则，是对于政治民主、政治平等原则的根本损害。
政党政治，是近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产物。世界的政党政治从英国开始。人类社会的“政党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民主政治”。在君主专制下产生不了政党，更形不成政党政治。但是扎根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政党政治，其运作和实现的具体模式、具体制度，则是多样化的，可以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模式，也可以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西方模式。如果说，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共同的时代形态，那么，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就是不同国家政治的“特殊形态”，是不同国家的“个体特色”。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模式，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的，而不是把美国的政党政治模式，作为标本，在全球推行。否则，就是“模式专制”，就是用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模式去评判、审判不同于自己的“异类”模式，美国把自己的两党政治模式，作为标准产品，向全球推销，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使用和消费美国的这种政治产品，这就是在政党政治上的一种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
新中国的政党政治模式，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集中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优点而成功运作的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制度，是中国的特色和创造，也是中国对于世界政党政治制度的一个新发明、新贡献，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多元化增添了新的色彩，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闪亮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和成功，使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一道越来越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只讲“中国的政党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中国从来不讲“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从来不要求世界各国都使用中国的政党制度。因为那样讲，那样做，就是蔑视和歧视“非中国式”的其他政党制度，会导致模式的傲慢和专制。中国只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要对中国搞制度歧视，不要迫使中国在政党制度上“抛弃中国的，使用美国的”。中国不向世界出售自己的政治产品，尤其不向美国推销中国的政党制度。而美国的口头禅是“美国的政党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要求全世界都使用美国的政党制度，美国特别要求中国一定要使用美国的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上，中国的原则是自主，中国的要求是平等。而美国的要求是世界的政党政治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模式和标准上来。
中国古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设想中美两国领导人交叉任职。让美国总统到中国当领导，他必将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事，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和发展中国。而如果让中国国家主席到美国当总统，也要按照美国规律办事，不能把中国一套搬到美国。这就是“国情决定国政”。区别在于，让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当总统，将比美国总统干得更好。因为中国领导人有改革开放的精神，有崇尚平等自由的风范，不会把中国的特色在美国推广，而会按照美国的特点规律去领导美国的建设和发展。
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的核心；政党平等，是民主政治的灵魂。而政党平等，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的政党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世界各种政党制度的平等上，体现在“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四种政党制度的平等上。
欢迎“挑战”的美国，才是可爱可敬的美国
美国遏制中国、讨伐中国的一种舆论，就是把崛起的中国定性为一个“挑战者”，要求中国保证不挑战美国，保证不做挑战者。这是十分荒唐的。建设新型中美关系，必须破解“中国挑战论”，赢得中国“崛起权”。
在国际民主世界里，美国凭什么享有不被挑战的特权？“民主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竞选和挑战；“民主世界”的根本特征，就是比赛和挑战。
“挑战”的含义是什么？中国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吗？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好，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了美国，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吗？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就是挑战美国吗？
在国际舞台上，有两种性质的挑战：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和挑战，是霸权挑战霸权，是霸权对抗霸权。而中国对美国的所谓“挑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追赶，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追赶和超越美国，何罪之有？
美国霸权不应该被挑战吗？在21世纪的今天，不是“挑战霸权输理”，而是“坚持霸权有罪”。21世纪的世界，其时代特点和历史使命，就是终结世界霸权，就是建设“无霸世界”。
所谓“不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舆论，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以承认世界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为前提的。世界霸权已经是现代世界的负资产，是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世界霸权完全不应该享有“不被挑战”的特权。
所谓“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的舆论也是错误的。在民主国家和民主世界，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不具备其领导地位不被挑战的特权。因为不被挑战的领导者，必然是专制主义者。在民主体制下，领导地位是竞选和挑战的结果，是通过竞选和挑战走上领导岗位的。而在民主和挑战中走上领导岗位的领导者，没有权利压制新的挑战者。美国在世界推行民主，而世界最后和最高的民主巅峰，不仅是没有一个在国内实行君主制度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实现国际民主，是在民主国家基础上建设民主世界，是在整个世界大家庭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称霸世界。
美国总统，一人最多担任两届。每一位总统都是挑战者，也都是被挑战者。既有挑战别人的权利，也要承认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利。坚持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权利平等，这就是民主。所以，中国挑战美国是一种权利，美国压制中国挑战是一种专制。
美国拥抱世界，世界才会拥抱美国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30年的思想解放。今天的“中国心理”，早已经从“四仇”情感中解放出来。这“四仇”是：
仇“教”。仇恨一切宗教。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仇“私”。仇恨私有制度、私有财产、私有企业。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仇“商”。仇恨市场经济。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
仇“资”。仇恨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腐朽和垂死，必须埋葬它。
人们研究冷战后的“中国之谜”——中国为什么能够突然融入世界、成功实现大国崛起？其实，中国之谜并不神秘，奥妙就在于中国从“四仇”情感中解放出来，以新的眼光和心态面对世界，使得中国能够理智适应世界，文明面对异己，平等合作发展，赢得世界的理解和信任。结果是中国在崛起，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中国的敌人。
人们研究冷战后的“美国之谜”——作为冷战胜利之师的美国，为什么在冷战后特别是在最近十年陷于梦魇？形成了一个令美国也令世界感到大惑不解的“胜利者的悲剧”“成功者的危机”！其实，美国“胜利悲剧”之谜也并不神秘。冷战的胜利，结束了冷战的历史，同时结束的也应该是冷战的思维。美国的悲剧在于，结束了冷战的历史却没有结束冷战的思维，结束了冷战的历史却继续坚持冷战的思维。这就是思维与时代的脱节。冷战以后的世界变了，冷战以后的中国变了，但是冷战以后的美国没有变。冷战的胜利不仅没有淡化美国的冷战思维，反而强化了美国的冷战思维。美国在冷战后不仅没有外交思想大解放，没有战略观念大更新，没有战略思维大转型，反而因为胜利而更加守旧，胜利的果实变成了僵化的思想。由于没有胜利后的转型和创新，结果，历史性胜利的终点，就成为新的失败的起点。
中国愿意和3亿美国人民做朋友，因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四仇”情感。而美国的“四仇”情感不摆脱，必然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美国的对手和敌人。
美利坚，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解放思想，推进美国“心态革命”。
美国爱世界，世界才会爱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