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图书馆组织
【29】亚历山大大帝提出了一个伟大构想，即要建造一个图书馆，将每个国家的全部经典典籍翻译成希腊语，存放在这个图书馆中。[68]这项工程非常浩大，也非常重要，但是，今天遗留下来的关于这个图书馆的资料却寥寥无几。在这个综合性的伟大建筑中，配有标准的大厅和存放收藏品的辅助空间。推动亚历山大的想法成为现实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吕克昂学园的继任者。但是，无论托勒密一世怎么吁请，学园中始终没有人愿意去做图书馆的馆长。[69]塞奥弗拉斯特拒绝了王室的提议，并与自己的2000多名学生继续留在学园回廊学习。之后，他的继任者，来自兰萨库斯的斯特拉顿去了亚历山大里亚，但是，他仅仅做了托勒密二世的私人教师，除此之外，并没有做其他事情。[70]【30】因此，托勒密王朝将图书馆的管理委托给了德美特利。德美特利是吕克昂学园的核心成员，在亚历山大里亚过着自我流放的生活。[71]德美特利至少有45部著作，他曾受到过政敌的猛烈抨击，但西塞罗对他赞赏有加。
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的创建世界性图书馆的倡议，彻底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图书出版和文化传播的面貌。托勒密王朝利用皇室的特权垄断了整个埃及的莎草纸生产，因此，他们也绝对控制了纸莎草书籍。在这种收藏书籍的良好氛围下，也出版过大批的书籍。
书稿抄写活动
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产生了编纂书籍复制品的想法。在建设世界性图书馆大背景下，图书馆在书稿抄写方面获得了无限的资金支持，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核实这些书稿抄写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评论：关于书稿抄写活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书稿抄写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是基于什么缘由或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这项活动才开始的？抄写这些或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的书稿，是否是知识分子想以此来博取名声，赢得荣誉？
【31】无论如何，抄写书稿的活动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培育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是因为托勒密二世和托勒密三世一时兴起才购买的这些书，至于这件事的真伪，我们无从辨识。但无论如何，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种所谓的抄书活动就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当时帕加马的国王——欧美尼斯二世决定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努力获取一些稀有的图书。
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狄狄姆斯（公元前1世纪）在对修昔底德的评注中指出，雅典的历史学家克拉提普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历史文献学的著作。[72]在这部著作中，他记录了修昔底德向他透露的所有事情，以及不包含在《历史》中的内容。然而，研究过修昔底德和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的狄狄姆斯，却把克拉提普称为只是一个“满嘴空话”的人。
奥林比奥道罗斯指出了在托勒密时代抄写书籍的具体原因和方式：“因此，抄写书稿的活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或者是国王们想拥有专门著作的抱负，或者是因为学生们想以此讨好老师的想法，又或者是这些著作都被归到了同名作者的身上的原因。”[73]抄写书稿活动在托勒密王朝已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时代，【32】他就对《荷马史诗》很痴迷，因此，很多狡猾的人利用他喜欢收藏经典著作和典籍这一爱好，向他兜售仿制品。利比亚国王也是这种情况，他还接收了许多毕泰戈拉学派的书籍和其他著作的仿制品。
公元130年，出生于帕加马的伽伦曾详述过关于书稿抄写活动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人们盗用保藏在雅典卫城档案馆中伟大悲剧诗人的真迹，这些历史真迹（从公元前300年，莱喀古斯时代时起）在雅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74]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上，这些书稿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对原作品的仿真程度。伽伦还说，伪造者为了获得利益，他们会创造一些伪作，然后交给托勒密王室。或者假借原作者之名来仿造真品，更有甚者，有人会完全凭借他们自己的想象力捏造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是用极为高超的技艺创作的，同时，真假作品往往交织混杂在一起，因此，分辨者必须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辨识出真伪。之后的诸多学者，如约翰·菲洛波努，也曾对此做过类似评论。
图书馆规范：《图书目录》
【33】尽管这些重要图书馆，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学院的图书馆，都是在希腊化世界形成的，然而除了《图书目录》以外，关于他们的图书分类体系和图书存储方式，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有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信息，以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帕加马博物馆的信息。[75]
卡利马库斯号召把汇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书籍进行整理和分类。卡利马库斯出生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希腊殖民地——昔勒尼。他在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以希腊文学专家和文献学专家的身份，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76]这一时期，来自以弗所的泽诺多托斯管理着图书馆，不过，他仅仅有馆长的头衔，卡利马库斯才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真正负责人。为了对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手稿进行整理，卡利马库斯将所有莎草纸上的作品进行分类，并且按照年代和字母顺序排列。
评论：卡利马库斯所采用的图书分类方式在东方并不新奇，因为在汉谟拉比（前1792—前1750年）所统治下的巴比伦皇家档案图书馆，早已出现过类似的分类方式。【34】汉谟拉比把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汉谟拉比很注重一些中心地区，如西巴尔等地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也拥有非常优秀的图书馆。[77]
尽管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是用泥板做“书”来记录文明的，但是，他们的图书分类系统已经非常完善。[78]比如，许多用泥板做的著作是用细绳连接到一起的，如果泥板的边角上没有编号或者其他显眼的标记来分清顺序的话，抄写员就会在每片泥板上添加一个“尾属”，也就是说，在每一页或每一章的末尾加一个标题或者“页码”，以此来标记顺序。[79]《吉尔伽美史诗》中，在描写洪水的第十一块泥板的“尾属”上写道：“他看见了所有的事情，第一块泥板。”前半句“他看见了所有的事情”是这一篇的标题。[80]为了确保读者阅读的连贯性，他们经常把前一块泥板的第一句话拿来作为标题。不过，除了这种图书分类法以外，还有一些目录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并不是按照标题和字母顺序分类，而是由每篇作品开头的两到三个词编录分类的。
除了这种与东方相似的图书分类方式之外[81]，卡利马库斯还有两个目录：《目录》和《图书目录》。这两个册子也代表了当时编纂过的最全面的图书分类目录。[82]【35】关于《目录》的信息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它已经涵盖了“知识的全部学科”（π?σαν παιδε?αν）。它按照主题分成了九个单元：修辞学、法学、立法、杂录、史诗、抒情诗、戏剧、哲学和历史。此外，他还依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为标准来编排目录，并附加了作者的生平介绍和对作品的评注。除了图书分类之外，卡利马库斯还在每部作品、每一章的标题处添加了介绍这部作品的一段话作为开端语，并在每一页、每一行后面加注了编码。
还有一个《人物表格录》，把人们区分为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这些册子共有120多本，是《目录》的一个简写版。这些册子，除了包含“标题页”、作者的姓名、著作的标题，以及各分册的页码外，还包含一个简短的传记说明。另外，还有一个更小的莎草纸册子，它们的长度是由每部书自身内容的多少决定的。这个小册子附在每部著作的第一本书中，将之作为标注或标签。卡利马库斯的意图很明显，他想用这种方式保证所有的书籍不会在目录上遗漏，即便是烹饪用书也是如此。
如果说他的学生赫米普斯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卡利马库斯的《图书目录》实际上已经为赫米普斯写作《传记》和《继承者》做好了准备性工作。[83]无论如何，作为文学体裁的《传记》，在亚历山大里亚很流行，同时，【36】卡利马库斯的《目录》和《图书目录》也成为后人写作自传体作品的不竭源泉。
然而，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要整理现有的信息和资料，以绘制柏拉图对话怎样迈向与何时迈向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历程。
相传，公元前286年，泰奥弗拉斯托斯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连同自己的私人书店都遗赠给了涅琉斯。[84]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是：涅琉斯对于自己没有被选为学园园长很恼怒，于是带着学园的藏书回到了他的故乡斯塞珀西斯。亚里士多德私人图书馆的资料库不仅包括通俗易懂和晦涩深奥的作品，还有很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作品、智者的抨击性著作、斯彪西波收集的藏书[85]，此外，可能还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以及《法律篇》。涅琉斯把他藏书的绝大部分售卖或者捐赠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自己只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一部分深奥难懂的作品（除了《论题篇》）。准确地讲，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卡利马库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前280-245年）。[86]【37】事实上，卡利马库斯是第一个以四联剧的分类方式区分柏拉图对话录的人。据传，这种分类的方式还要追溯到柏拉图时期。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也就是说，以伪造为特征的对话录从柏拉图在世或者刚刚去世时就已经开始流传，那么这种四联剧的分类方式，并没有循规蹈矩。[87]第一个四联剧的共同特征是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包括：《欧伊梯孚容篇》《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第二个四联剧并没有内在一致性，因为《政治家篇》和《智者篇》都是普通主题的对话录，《克拉底鲁篇》论述的是语言的使用和功能，《泰阿泰德篇》论述的是典型的数学问题。第九个四联剧是以一篇伪作《弥诺斯篇》开始的，另外，还有《法律篇》《伊庇诺米篇》《书信集》，同样，这些内容之间也是没有一条统一的主线的。
据我所知，在古希腊世界里，哲学家们对话形式的著作是从来没有以三联剧或四联剧的形式分类的。如赖尔所言，柏拉图对话的这种分类方式可能源于其作品演出的需要。在重要的节假日期间，柏拉图的对话会在舞台上演出，比如奥林匹亚盛会。[88]然而，我们不排除从斯彪西波时起，柏拉图的对话被录入在学园或者其他学校课程里的可能性。正像后来士每拿的希恩指出的，【38】这种三联剧和四联剧的分类方式，是为了便于人们的阅读、学习和研究。公元前5世纪的前几十年，一些固定的三联剧或四联剧的剧目就已经在剧院上演[89]，在庆祝“大酒神节”期间，三联剧的戏剧每天都会演出。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谈及四联剧形式的对话录时，第一次提出，这种分类方式借用了“悲剧四联剧”的分类方式。[90]我们的结论是，被第欧根尼·拉尔修确认为是真作的56篇对话录中，今天至少有7篇被视为伪造的，如《塞亚革斯篇》、《阿尔基比亚德前篇》和《阿尔基比亚德后篇》、《弥诺斯篇》、《阿西俄库篇》等。
然而，按照现存的最早柏拉图文集（这是公元90年为阿里萨斯写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做的对话录的顺序，也是与拜占庭时期一致的。
“伪造的”对话录
我们现在来谈谈对话录伪作的话题，其中，部分伪作第一次囊括进了卡利马库斯所编纂的四联剧里。
然而，这些柏拉图的伪作代表着什么？这些伪作是在柏拉图去世后的几年，抄书活动留下来的吗？【39】这些伪作是否是按照学园上课的内容所作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被学园正式出版过？
这些伪造的对话录是否也应该被分成两个子门类：一部分是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上与原作有较大类似性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带有明显伪造柏拉图作品的意图，但实际上只是希腊化时代，柏拉图学园学生的作业。事实上，这种区分，在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都没有提及柏拉图对话录的伪作问题。至少在安德罗尼柯所编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并没有提及，或者是已经直接被他删除掉了。当然，不排除亚里士多德只认可那些通过在学园中当众阅读的作品为真作。
因此，从什么标准看，柏拉图的对话录被视为伪作？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第欧根尼·拉尔修谈及这些事情的论述：νοθε?ονται δ? τ?ν διαλ?γων。[91]这个短语可以以两种不同的路径解读：或者他们并没有准确回应柏拉图的理论，或者这些伪作与真作之间的时间不一致，或者它们只是表达了柏拉图的理论，但并没有给出任何完整的、新颖的和整体性的东西。
【40】评论：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被视为是伪作的对话录：一部分是被第欧根尼·拉尔修流传下来的四联剧里真正的柏拉图作品；另一部分是被视为伪作的对话录，至少亚历山大的文字学家认为这部分是伪作。《塞亚革斯篇》和《阿西俄库篇》分别代表了前一种和后一种作品。
《塞亚革斯篇》位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图书目录》的第五个四联剧里。[92]这部作品主要是阐释了一些苏格拉底的轶闻，以及德谟多卡斯的儿子，即塞亚革斯的一些事情。至于塞亚革斯，修昔底德曾经提及过，同时，柏拉图在《申辩篇》和《理想国》中，也都提及过。[93]根据《理想国》里的一段解释，如果不是因为残疾，使他不得不退出公共生活，塞亚革斯可能不会沉迷于哲学。在这部对话中，人们展开了具体讨论，很多段落和语词在其他柏拉图的对话中也被运用过[94]：比如，“守护神”（128d）就曾在《申辩篇》里运用过。[95]同样，关于阿基劳斯的篡权[96]，在《高尔吉亚篇》里也曾被提及过。[97]
就《阿西俄库篇》来讲，如果单纯按照语体的标准去看待它是行不通的，因为，这部著作是用方言写作的，并没有用严谨正式的语言。【41】同时，对话中的人物，与苏格拉底时期的真实事件并没有关系。对话中的主要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和阿尔基比亚德的叔叔阿西俄库。阿西俄库曾被阿加利斯特指控参与了公元前425年的丑闻事件。
对话的情节十分简单：阿西俄库一直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于是就找苏格拉底帮他消除疑虑。为了安抚阿西俄库，苏格拉底首先选择了诡辩的方式，他借用了智者普罗迪库斯的观点，指出：人死后没有痛苦，生活充满了不幸和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结束生命。阿西俄库却不认同苏格拉底的说辞，他认为，当人们真正亲身经历死亡时，这些理论就毫无用处了。之后，苏格拉底开始从普罗迪库斯的诡辩论转向灵魂不朽说。他认为，因为人敬神，所以实现了人类的创造。阿西俄库似乎被这个理论所吸引，并且消除了自己的寝食难安，最后他不再为死亡担忧。
在这里，我们将不会分析对话的哲学意味，也不会分析到底依照什么标准，这部作品是一部柏拉图的托名之作。我们关注的是，在这部作品的真伪已经有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这部作品是怎样如此有影响力的。
【42】中世纪的西方，没有人提及《阿西俄库篇》。翻译家、哲学家马尔西利奥·斐奇诺遵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并没有把《阿西俄库篇》囊括进拉丁文版的“柏拉图对话集”。究竟是谁给学者们提供了《阿西俄库篇》的手稿？谁编辑翻译了这部著作的拉丁文版？这里，我们会提到荷兰人鲁道夫·阿格里科拉。鲁道夫·阿格里科拉与特拉布宗的乔治和加沙的塞奥多洛在威尼斯和费拉拉一道学习过哲学和希腊语。很有可能是特拉布宗人建议他按照教授哲学的原则和“辩证法”的框架结构，把《阿西俄库篇》翻译成拉丁文的。阿格里科拉大约在1840年的代芬特尔出版过这篇对话。阿格里科拉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这部作品从1472年就已经开始出版）是很熟悉的，因此，他可能不太清楚关于《阿西俄库篇》的真伪作问题。在1500年之前，这篇对话至少出版发行过两次，到16世纪中期，至少出版发行过三次。
不排除编纂者们利用课堂上的知识注解柏拉图对话录伪作的可能性，在此之后，这种方式成为写作柏拉图对话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很有可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柏拉图的同伴们通过伪造对话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有的与柏拉图的观点一致；有的则截然相反，与《塞亚革斯篇》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作品里的人物表现出像苏格拉底一样能控制别人行为的“神迹”。【43】这样的记录和表述是在任何真实柏拉图的对话里都找不到的，也是与柏拉图的思想不符合的。
厄拉托斯塞尼的著作《柏拉图》
我们回到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的世界图书馆。厄拉托斯塞尼在古希腊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任命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前295—前290年之间，厄拉托斯塞尼出生于昔兰尼，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98]他不仅从事诗歌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还系统地研究实证科学。厄拉托斯塞尼摒弃了昔兰尼人享乐主义的信念，后来跑到雅典学习哲学。在雅典，他并没有选择吕克昂学园，而是在柏拉图学园参加阿凯西拉的课程。离开雅典之后，他去了亚历山大里亚，后来深深沉醉于《蒂迈欧篇》中的宇宙论。厄拉托斯塞尼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广泛深远，不仅因为他的地理学和数学才能，他还通晓诗学。厄拉托斯塞尼把柏拉图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糅合在一部著作里，并将之命名为《柏拉图》。之后，这部著作的两卷被收录到以《分析荟萃》（Τ?πο??ναλυ?μενο?）为名的合卷本里。[99]
关于厄拉托斯塞尼所著的《柏拉图》的信息，我们只能从亚历山大学派帕普斯著作的引文里获得一些信息。根据《苏达辞书》的记载，帕普斯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100]【44】在帕普斯最重要的著作《数学汇编》的第二卷中，他提出了一些关于高等几何学的问题。从帕普斯对《柏拉图》的引文中，我们发现，厄拉托斯塞尼的这部著作与《蒂迈欧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是专门讨论数学问题的。在《柏拉图》这部著作中，主要讨论了数学概念和音乐理论，但首要的是，对“提洛问题”，也就是对倍立方体方法问题的定义做了解答。
以三联剧的形式对“对话录”的重新划分
“柏拉图对话集”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珍宝。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约前257—前180年）是厄拉托斯塞尼的继任者，他率先填补完善了卡利马库斯的《图书目录》（Πρ?? το?? Καλλιμ?χου Π?νακα?）[101]，并且将对话录划分成为三联剧。[102]阿里斯托芬重新整理了柏拉图的对话录，如第欧根尼·拉尔修等没有提及的其他哲学家，也曾做过类似的工作。[103]但显然，他的标准是明显不同于斯彪西波的。这一时期的标准是按照教学特征分类的，分为《理想国》、《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然而，无论三联剧之间的内部联系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可以随意主观臆断存在着一个新的亚历山大版本，【45】这个版本只是按照阿里斯托芬本人的分类标准重组的结果罢了，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思想的内涵。
阿莫尼乌来自亚历山大，他是阿利斯塔克的学生，曾经做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主管。[104]阿莫尼乌继承了其导师阿利斯塔克的文献学工作，主要研究荷马史诗，同时，在这个框架下，对柏拉图从荷马那里的引用进行评注。[105]
不仅柏拉图的著作被保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一些其他学者的作品也在里面。例如，拉昔德斯之后的园长继任者，诸多柏拉图学园的哲学家和逍遥学派的思想家曾经写过很多柏拉图对话录的解释评注性著作，他们的作品也大都收藏在这座图书馆中。其中，有哲学家高尼雅，他在公元前2世纪较为活跃[106]，主要传播和宣扬融合了毕泰戈拉主义元素的柏拉图哲学。高尼雅的理论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评注。高尼雅的思想后来影响了菲隆和奥利金。同一时期，还有语法学家和哲学家塞维卢斯，他对灵魂的本性颇有研究，其中，最浓墨重彩的是他的《蒂迈欧篇评论集》，但是，仅有一些残篇保留了下来。【46】尤多鲁斯想把柏拉图的思想系统地保藏在亚历山大里亚。尤多鲁斯在公元前1世纪较为活跃，尽管他对《蒂迈欧篇》的评价特别苛刻，但是他还是受到毕泰戈拉和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影响。[107]尤多鲁斯的著作以《哲学话语的分类》命名。
“柏拉图对话集”的亚历山大版本
“版本”这个术语在亚历山大时期和今天是有着不同含义的。这个术语既没有准确定义文本中的文献学内涵，也没有准确定义其外延。阿利斯塔克、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和厄拉托斯塞尼等人的版本，并没有包含副本的修复本和和复制本。这也就意味着，柏拉图的著作已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做了修改，变得更加适合公共的需要，以及适合对这部著作感兴趣的人和书商的口味。
【47】从文献学上对文本的修复和处理，被称为“矫正术”。[108]文献学家们在莎草纸手稿的空白处，用各种区别性的符号标记了这部著作的水平和性质，符号（–）表示对本句话真实性的疑问，符号（<）则表示对一段诗节的解释等。[109]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曾指出，符号（Χ）主要用来表示柏拉图的语词。每个“文字编辑”都可以用这些符号自由标注记号，同时，在另外一本单独的册子上，他们会把对这部作品做一些解释性的文字（如线索和注解等）和评论。柏拉图对话录的莎草纸本，现被保存在佛罗伦萨图书馆，莎草纸上面写满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当年在书页上做的标注。[110]
术语“评论集”是经常伴随着“版本”一起出现的，这个术语第一次是在《斐德罗篇》中出现的。[111]这个术语的意思主要指柏拉图的学生所保存的其上课时的笔记，以及“读者”对柏拉图著作所持的各种认同或者反对观点，当然，这个角色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这个学生所做的。事实上，“评论集”主要是由他们的编辑者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视角（包括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作出的解释。此外，“评论集”还有对某些段落进行解释和澄清的特征。[112]在这里有必要说几句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关于莎草纸文献学的曲折道路，还有从19世纪就开始的哲学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浩大繁重的工作，【48】他们竭尽全力修复这些文本，以恢复这些作品的真实样貌。早期关于《斐多篇》和“Lachetes”的摘录被保存在盛放木乃伊盒子的莎草纸上！同时，还有包括《斐多篇》等70多页手稿，其中，有4页到5页是与牛津版的文本相呼应的，伯内特在他的版本里用了8页。同时，“Lachetes”的40多页手稿，7页被采用。最有意思的是，《智者篇》中的一些小的残篇是在千叶被发现的，在残篇的第20页，有7个词语是被两个不同的人记下的，其中里面有一个词提到了所谓的临时版本，也就是亚历山大版！
在罗马攻陷了埃及之后，行省总督高奈留·伽卢斯代替了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艳后克勒俄帕特拉的位置。伽卢斯是卡利马库斯的崇拜者。之后，博物馆和图书馆继续扩充不同领域学科的藏书。在尼禄和提图斯统治时期，第一个罗马帝国的公共图书馆被毁之一炬。[113]后来，图密善（81-96年）皇帝又重建了这个图书馆。为了弥补在大火中被烧掉图书的损失，他特意派了一个使团到亚历山大里亚抄写和复制书籍。逐渐地，大批哲学家、诗人和与语法学家云集定居在罗马，他们在这里开设私立学校，如以对荷马和赫西俄德评注著称的阿里斯托尼卡库斯，还有一些其他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