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
争取人民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走入了低谷，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依然充满生机。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我们在经济上进行大胆改革、对外开放、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之外，在政治上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主要原因。因此，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在人民民主方面的论述，领会其精神实质，对推进现阶段的改革开放，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赋予民主以更科学的新含义。
“民主”作为一个概念，是两千多年前由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出的。其音译是“德莫特”和“克拉西”，本意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说，“民主”最初的提出，就是作为一定的国家统治形式出现的。但民主真正成为国家形态，则是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口号，并创立了一整套民主理论。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们又创立了议会制、普选制等民主形式，并在实践中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察，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1]然而，这种民主制度又“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2]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力主实现民主的本来含义，即以多数人的意志来治理国家，让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列宁力主实现的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4]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他的一生既是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为中国人民争得民主的一生。他在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赋予民主以更加科学的新含义。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这个概念。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5]次年1月，他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阐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历史进程。第一步就是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民主”前面加一个“新”字，以区别于一切旧的民主。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简言之，就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6]从而勾画出中国民主政治的蓝图。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反复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7]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迅速崩溃。于是，筹建新中国便摆到了议事日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的国家政权，“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8]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政治制度，不仅是当年的立国之本，也是当今的治国之本。
其次，毛泽东对“人民”的含义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准确界定。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9]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毛泽东又于1957年2月，适时地对人民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0]总之，毛泽东对人民范围的界定和对人民民主的阐述，比起马克思、恩格斯倡言的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要宽泛得多，比起列宁的“为大多数人”争得民主也要具体得多。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二，规定了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在对人民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之后，又指出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和选举权、被选举权。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他又作了补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的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总之“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11]从而明确了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
第三，强调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反抗、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依然在进行破坏和捣乱。因此，为使人民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不至于得而复失，为了保证全体人民的和平生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对国内外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样，就决定了专政有两个职能，其一，是对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实行专政；其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那么，由谁来行使专政呢？毛泽东指出，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而运用的武器只能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这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总之，“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2]这样，毛泽东就正确阐明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给人民以最广泛的民主，才能给敌人以有效的专政；只有给敌人以有效的专政，才能保证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
第四，描绘了民主的崇高理想和目标。
1957年，毛泽东曾作了非常鼓舞人心的描绘：“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1962年，他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强调“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调动起来的”。[14]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也重申、肯定了毛泽东描绘的这幅民主蓝图，并特别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5]邓小平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实质，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也进一步说明毛泽东是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来看待的。
第五，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方法，把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
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们在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时，往往认为毛泽东是把“民主”作为手段看待的。根据在于他说过：“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6]其实，以我的理解，这是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解。理由在于：首先，这段话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说的，语言环境是集中阐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侧重从民主集中制这个领导方法的角度来阐述的，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民主的方法，具体化就是“团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精练的公式。既然是从领导方法角度讲的，它就不能不是一个手段。其次，就毛泽东讲民主只是手段这段话本身而言，他说的是“有时看来是目的”，既然“有时”是，那么也不排除它绝对不是目的。最后，纵观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都说明作为社会发展崇高目标，即作为目的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也是前后相通、一以贯之的。远的不说，单就本文已经提到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文章中，他都是这样论述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目的意义上的表述相对少些，是因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认为人民已经翻身作主赢得了民主，所以他阐述、强调作为领导方法上的民主集中制较多，则是正常的。因此，我认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分析其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应首先弄清毛泽东是在哪个层次、哪个范畴的意义上论及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对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产生误解，甚或认为毛泽东是轻视民主的。也只有这样分析，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民主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作为领导方法的民主集中制又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这两方面同时又互为因果。因为只有实行最充分的民主，才能形成正确的集中；也只有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人民民主。毛泽东说，这就叫作“集中统一”。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晚年，在民主生活和民主实践上，的确背离了他可贵的思想，屡屡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相对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进而酿成了“十年浩劫”那样的历史悲剧，这不能不是毛泽东晚年在民主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遗憾。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对终极目标意义上的民主追求始终是没有松懈的。他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被歪曲了民主真实含义的所谓“大民主”，最终导致了破坏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南辕北辙的结果，恰恰说明这是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原因，从民主出发却误入非民主的沼泽地，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毛泽东不仅把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目标，而且还视民主为实现崇高目标的有效方法。那么，如何实现双重意义上的民主呢？毛泽东又指出了具体的途径：第一步是要“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必须是用暴力革命这种形式去争。第二步是当人民民主争得以后，在人民政权中，使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给敌人以有效的专政；在党内，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党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
综上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思想含义深刻隽永。他不仅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而且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赋予民主以新的含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给我们指出实现人民民主的实际操作办法与途径。当然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坚持并在新形势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民主政治的论述。重温和学习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对我们认真贯彻十四大精神和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学习这个理论体系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都有理论上的承上启下和衔接意义。
（刊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与思想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思想方法。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党的诸多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学生时代，他数次游学，开调查研究之先风。其后一生，虽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调查研究始终未辍，从而为准确把握国情、正确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稿，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成为我党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这一思想，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及意义
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实践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而且每个时期的调查研究不论是对他个人的思想成熟，还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一师”时期的游学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1918年，毛泽东到了北京，开始接触李大钊等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7]那么是什么促使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他自身具有的什么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共鸣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毛泽东在“一师”时期（1913—1918）的思想与实践。据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8]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有研究者认为，他非常重视精神的作用和个性解放，同时又强调实践。在哲学思想上基本上还是个二元论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却有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同时有了明显的辩证法的思想，并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路，倒是很奇怪的”。[19]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推动下，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两年，进行了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分别是：第一次，从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他邀萧子升同游，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途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记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返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阅。第二次，1917年寒假，他步行至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赞周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晶家走访。第三次，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兵，学校被迫停课，他同蔡和森徒步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这三次游学，没有太多资料，但可以推测的是毛泽东在游学中充分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贫富的差距、土地的占有状况以及农民的思想状况等。如果说此时的思想“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那么游学的收获则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直观的实践素材，推动了这一进程。可以想象，当他在北京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从游学中所获得的那些印象和资料既使他有着强烈的印证感，也使那些丰富而杂乱的收获一下子明晰起来，从而初步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2.大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确信“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建党初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当恽代英1923年向他建议“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时，他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21]当时几乎全党的工作重点都是国共合作和工人运动，毛泽东也不例外。1924年毛泽东离沪回乡，在家期间，“看望他的乡亲也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通过各种渠道作了不少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到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22]1925年11月，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1926年1月，他又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23]同年9月，他在广州填写的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24]毛泽东注意力的这种转向和思想的转变，无疑得益于在韶山的那段调查。此后，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所长期间，亲自教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订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认真调查填写，为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积累了大量资料。1926年9月，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25]这个认识击中了中国革命的要害，揭示了此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也为他后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3.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根据地政策提供了素材和证据。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1929年年初，又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苏区”。这个时期，党和红军的几乎每一项政策都是开创性的，不能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因此，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作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26]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调查最多，仅1927—1934年，就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仁凤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六村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三次塘边村调查、蛟洋调查、长汀调查、三次才溪乡调查等，留下了许多调查文稿，其中以寻乌、长冈、才溪调查文稿最为详细。从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调查使毛泽东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政治区划、行政、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工商业、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土地占有及受剥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争、地租税收、苏维埃组织建设、农村军事组织及斗争、民主建设以及生产、文化、卫生、社会救济、革命宣传等情况，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加深了对城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例如，他曾亲口说，“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和富农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贫农和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27]在寻乌调查后，他倡议：“倘能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28]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中的土地、税收、阶级、军队、城市等各项政策，并开始阐述中国革命崭新的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从1928年年底到1934年长征前，他先后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军队建设、经济政策、党的建设、阶级划分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4.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为纠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左”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1947年秋，挫败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前往西柏坡。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47年10月17日，他到佳县县城，当晚在住处召集县领导干部谈话，了解当地土改情况。18日中午到达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详细了解了纸的生产情况。1948年3月26日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27—29日，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的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中各阶级比例、土地占有情况、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4月4日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报告。4月6日又在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4月7日在繁峙县伯强村又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基本掌握了解放区的土改、整党、整军、阶级斗争、政策宣传、民主政权建设、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工农业生产、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等情况，发现并纠正了上述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件和讲话。在这些文件和讲话中，他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解放区土改、整党、整军、保护和鼓励发展中小工商业、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巨大胜利，批评了各地各种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总结了将近一年来各种工作中反对右的和“左”的倾向的经验，指明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任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些经验和政策有效地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新中国的顺利成立和新政权的巩固。
5.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为部分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工农业生产锐减，尤其是农业，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小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任组长，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时间为10—15天，然后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再转入广州市调查，时间一个月。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大区和省的负责人等都积极展开调查研究。调查的资料使毛泽东在不久之后的广州南三区会议上开始提醒大家注意平均主义和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会议期间，他还印发了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研究》一文，并要求领导干部“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各级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作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29]南三区会议刚结束，他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继续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解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还审阅了中央调查组和许多省区的调查材料，并和前来参加两会的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在3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我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调查呢？……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30]同一天，经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修改补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该条例规定了实行按劳分配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任何人不得侵犯等原则。稍后又加入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否办公共食堂由社员决定、取消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等措施。这些措施纠正了当时农村公社中的主要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紧迫问题，从而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困境。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也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一生。
二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方法论
（一）调查研究的思想内容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正因为毛泽东有着几近一生的长期调查研究实践，就决定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特别丰富。归纳其主要内容包括：
1.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途径。为什么要调查研究呢？首先，没有调查，“你对某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必然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所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1]其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那些不作调查研究，整天冥思苦索地想办法的人，“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32]他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所以能顺利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33]相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遭受挫折，“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34]最后，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反对形式主义。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对于上级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地表面上执行；就是只有“上级观念”，没有群众观念，只看表面现象，不实事求是，动辄就是上级领导、“本本”如何如何。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是“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的主要原因[35]。怎样纠正这种形式主义呢？他认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6]实际情况明了了，既能贯彻好党的政策，又能使之符合当时当地的实情。
2.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所谓指导思想，是指世界观、方法论和阶级立场。不作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怎样才能保证调查研究的正确性呢？首先要保证调查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而要保证其方法正确，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站在剥削阶级或官僚主义的立场上去作调查。毛泽东本人在1920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开始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认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并号召“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改变“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37]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他指出，“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38]因为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才能把握中国瞬息万变的革命和建设形势；只有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之伟力的根源，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了解、组织和教育群众，才能作出正确的调查研究。
3.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目的是方向，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目的，无的放矢，就会无所适从。怎样明确目的呢？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和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决定目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39]，因此调查的目的就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的情况”，从而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40]。但问题本身并不是调查的目的，问题明确并不意味着调查的目的明确。调查的直接目的是为制定用以解决问题的政策提供材料，应决定调查的对象和内容，并蕴含调查的方法。譬如你要为治理腐败作调查，你固然可以说调查的目的是治理腐败，但这等于没说，因为这个目的并不能使你的调查更有方向，不能解决向谁作调查、调查什么的问题。调查应该使你产生治理腐败的办法，因此调查的目的就应是弄清群众对腐败的认识和态度、腐败官员的职务和层次、腐败是怎样产生和运行的、腐败与制度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目的的明确与指导思想也有关。仍举上例，倘若你站在腐败官员的立场上，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作调查，你调查的对象可能就是腐败干部，你的矛头就会指向群众，仅仅问群众在腐败产生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群众的思想和习惯是否是腐败的土壤等。如果你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情况就大不相同。你会问：腐败是如何在监督与被监督的互动中滋生的？是被监督压过了监督还是相反？原因是什么？是制度上的缺陷还是制度执行上的缺陷？等等。
4.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毛泽东认为，认识事物和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41]所以，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任务，必须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能性急，不能指望一劳永逸。
（二）调查研究的方法
认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要有正确的调查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毛泽东历来重视方法对实现崇高目标的决定性意义，在调查研究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1.调查研究要讲究方式方法。毛泽东一生作过许多调查，不同时期，调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三种：学生时代是游学，那时他身无分文，无职无权，却心忧天下，一路乞讨，虽最艰苦，但亦最能了解中国的实情；革命年代以下基层开调查会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委派身边工作人员代劳或看报告，毛泽东并不赞赏这种做法，他最推崇也最擅长亲自搞调查。他说：“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42]20世纪60年代，他还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或公社。那么，怎样亲自作调查研究呢？开调查会。如何开好调查会呢？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有纲目，即要根据调查的目的，事先设置一系列问题，然后“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防止跑题。[43]所谓调查纲目，既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其次，参加调查会的人既要深切明了所调查的问题，又要有经验，只要符合这两点，三教九流皆可请来。至于开调查会的人来多少好，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在做结论时，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44]但对于指挥能力欠缺的人来说，人多亦有坏处，会使会场陷入混乱。再次，调查要找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45]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因为“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拿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46]复次，调查要深入。要深入，“就是要了解一个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47]深入的结果是一处通，处处通。最后，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每个人的认识不同，记录的重点就不同。
2.调查研究要有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毛泽东认为，要作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48]“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49]他在作兴国、长冈、才溪调查时，就把那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当作“可敬爱的先生”，态度也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式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群众就会说假话，或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的学生的情况”。[50]
3.要善于和正确运用调查资料。毛泽东认为正确运用调查资料的方法有二：一是对立统一，分析综合。人对事物的认识最初总是片面的、个别的、分散的，只有逐渐积累、辨析、综合，认识才能全面正确。因此要对来自各方各处的调查资料认真比较分析，再加以综合，才能弄清问题的本质。二是要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不调查固然没有发言权，“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51]因此，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把主要矛盾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综上使我们体会到，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特点鲜明，不妨将其概括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前提和根本途径，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深入的调查研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无止境，因而调查研究不能一劳永逸，而是长期的任务；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要有向下的兴趣和态度，要善于和正确使用调查资料；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动机和效果、目的和手段的高度统一，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三 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和思想的理论依据
所谓理论依据是指毛泽东进行和提倡调查研究的思想动因和理论支撑。我们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革命时期倡导和践行调查研究的主要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社会内部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开始出现财产占有不平等，并最终分化为阶级。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的方式和多寡不同，因而在劳动产品的分配和社会历史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一些集团。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使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世界的未来将在这两大阶级的战斗中呈现。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必然的。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阶级斗争学说开始的，他在延安时曾说，他读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52]毛泽东一生都对这一学说非常信奉并有所发展，以至有人认为他成也阶级斗争、失也阶级斗争。[53]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各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力量对比和对革命的态度等就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4]这一点从他留下的实地调查文稿可以看出：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把中国社会分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阐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后半部分专门介绍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其中包括农村人口成分、旧有土地分配、公共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文化、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公田及个人得田的情况、对“平田”的态度、债务与土地税、土地斗争中的妇女，等等。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内容也与此大同小异。可见，弄清各阶级的状况及彼此的关系是毛泽东革命时期调查的主要动因。
2.实践是真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是存在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人类的自由不在于以幻想中摆脱现实存在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存在，并站在这些存在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使其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思想探索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就知识的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感觉和直接经验的。“无论任何人要认识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55]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可分离，后者依赖前者，前者必须上升为后者，因为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是要通过认识来改造世界。人们必然用认识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修正认识。“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56]要知道这一主观真理是否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还需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也只有经常地回到实践中才能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7]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和思想无疑是受这一认识论的驱动，是这一认识论的必然反映。调查就是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去不断认识事物、获得真理，并不断检验真理。这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完全吻合的。
3.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这一思想根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了，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58]群众的实践是认识和理论发展的动力。群众的实践发展呼唤理论的发展，而新的理论又必须经过群众的实践检验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都是产生于党和人民的实践过程中，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服务的。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并指引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人民20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并指引中国取得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改革发展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仍存在于民众之中。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没有群众的理解和实践，任何理论和政策，即使是正确的，也是空洞无益的。只有那些官僚们，“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59]应该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力量都来自人民群众，它的一切成就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因为这不仅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取真理，更是要通过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来获取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党。
总之，毛泽东极力倡导和躬身践行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因，在于他一生追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为了改造社会、国家振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四 提倡调查研究的现实意义
既然调查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长期的任务，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提倡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1.调查研究是确保党的执政政策正确的基本方法。作为执政党，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所谓正确，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与中国的国情相一致，符合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能够不断缓解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紧张关系，从而使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等各方面都能健康快速发展。邓小平讲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党和国家的政策脱离实际，不能克服改革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快速发展又从何谈起呢？那么，如何确保政策的正确呢？调查研究。制定政策首先要领导干部弄清国情、省情、县情、乡情、村情，问题发生的历史和现状，等等。领导干部只有走出机关，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交朋友，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弄清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才能制定出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政策执行以后，效果如何？仍然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政策不断完善。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对“实事”准确把握，必然要产生主观主义的估量和判断。把政策建立在那种主观随意的估计和武断的判断上，又岂能正确呢？
2.调查研究是克服形式主义的重要方法。形式主义是指一种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而上学观点、方法和作风。比如，在学习上理论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在执行上级指示中，不去认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走过场，不注重实效。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者的毛病是不愿作深入的详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愿了解“实事”，他们的信条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因此，形式主义者不可能对问题产生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不可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形式主义目前在很多领导干部中已严重存在，以至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一度成为代表们的热门话题。形式主义的危害在于，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或使已经发现并应及时解决的小问题酿成了大问题，给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紧张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损害了党的良好形象。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动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60]提倡调查研究就是让领导干部丢掉主观主义的空想，到事实中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把一切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政策都切实地建立在事实上，建立在群众利益上，真正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维护和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3.调查研究是融洽干群关系的有效手段。中国古代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官吏只对上级或君主负责，官民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再加之往往吏治腐败，为官者贪污受贿、任人唯亲、鱼肉百姓、为虎作伥、官逼民反之事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官民之间的那种对立情绪和紧张关系积淀成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并传承下来。民国时期，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不仅没有缓解和消除，反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统治更加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为人民建立的功勋和党的正确政策，一度使干群关系相当融洽，但这种融洽由于过于短暂而没能根本消除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上述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所以当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再次以无意识的形式支配了人们的行为，疯狂地暴露出来，使很多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一直不断地滋养着那种对立情绪、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从而阻挠了干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融洽。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正确执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使党的建设脱离群众，成为无本之木，甚至威胁党的生存和政权稳定。调查研究是干群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提倡调查研究，就是让领导干部在了解与被了解、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互动中熟悉群众的实际生活，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紧迫问题，切实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如此，认真而切实的调查研究，不仅能融洽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党真正成为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能起到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良好作用。
4.调查研究是永恒的研究课题和实践过程。毛泽东早就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改革开放初，陈云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61]。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有错就改，无则加勉。改革二十多年，回首望去，改革之路挫折迷离，峰回路转，以至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中国的改革没有计划，是歪打正着。原因何在呢？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全新的事业，无成例可循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望着别人过河（有时甚至连别人也不看），别人怎么过，我们怎么过，忘记了中国的情况与人家是大相径庭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如此，医疗制度改革是如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总之，我们因为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吃了很大的亏。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国际国内形势又风云变幻，错综复杂。面对如此的艰难局面，我们的领导干部们，一定要本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来研究，使其制度化、科学化，作为一个永恒的实践过程，谦虚谨慎地坚持和传递下去。唯其如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中国不断繁荣昌盛。
（此文入选2003年12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收入《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批共产党人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可谓居功至伟。
一
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主要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上侧重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也不例外，除了深入工矿调查、组建工会、办夜校之外，1922年9月，他还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领导组织和发动了安源路矿1.7万名工人大罢工。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出身于湖南省农民家庭，自幼受到农民务实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湖湘一带“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熏陶，从学生时代起他就非常重视“立志”“修身”、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常怀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理想。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利用假期纵横数县，不辞辛苦了解社会，又声称“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即是证明。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大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区别。一是由于学历背景和理论水平高低的不同，李大钊、陈独秀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有较为系统的认知（虽然并不完全准确），这一点从二者早期的文章即可看出。李大钊有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也有《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可以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自洽性，而毛泽东则不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尚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因而无论是在接受还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时，反而没有来自理论本身的严格束缚。在1920年他自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没有系统地介绍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是有选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2]，这固然有其片面和狭隘之处，但这种选择却直指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对于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舶来品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必需的。毛泽东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较之别的主义有更明显的实效性。因此，1921年年初，他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较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63]
二是从革命理论的角度来讲，李、陈都曾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最早试图对中国上层政治进行改造从而挽救中国之存亡，政治革命无成，才转而追求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则不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断更迭和腐败统治已经打碎了国家主义者在民国初年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家富强的幻想，几乎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理念。因此，毛泽东没有李、陈早期脱离中国底层社会的缺陷，无论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所接受的思想始终要求他关注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和社会改造。
这两点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兴趣方向：一方面，毛泽东一直试图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及各种力量。1923年4月10日，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之所以是军阀统治，是因为“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的经济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二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64]1925年冬，他又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指出同盟会至国民党历史上数次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不同的阶级性，分裂势力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并指出国民党右派的分离，不仅“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有助于革命派的“更大的团结”。[65]另一篇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内容，众所周知。另一方面，毛泽东是党内为数甚少的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0月20日，他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指出，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是，“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66]一个月以后，他又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项中明确填上：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1月，他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同年5—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办《农民问题丛刊》，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他在为此刊所写的序中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67]号召党内同志“立刻下了决心，立刻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写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和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和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并指出，只有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68]1927年3月，他又亲自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深入了解、调查我国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情况，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阐明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这些思想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亦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力量的重新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追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中共党内多数人并未走出依靠工人进行城市武装暴动的老路子，直到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后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才使中国革命走上一条最具创造性的道路。这个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据统计，仅1927—1934年，毛泽东就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仁凤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六村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三次塘边村调查、蛟洋调查、长汀调查、三次才溪乡调查等，留下了许多调查文稿，其中以寻乌、长冈、才溪调查文稿最为详细。从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调查使毛泽东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政治区划、行政、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工商业、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土地占有及受剥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争、地租税收、苏维埃组织建设、农村军事组织及斗争、民主建设以及生产、文化、卫生、社会救济、革命宣传等情况。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积极探索，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中的土地、税收、阶级、军队、城市等各项政策，从而在思想路线、革命道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为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关于思想路线。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初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9]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关于革命道路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关于在农村搞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疑问很多。毛泽东则坚信像井冈山根据地这样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其原因有五：帝国主义及军阀对中国之分裂政策；好的群众基础；革命形势之发展；相当力量红军之存在；党的正确领导。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补充了两条，即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以前的教科书和相关研究成果都只注意前五条，忽视了这两条，实际上1934年苏区之失败，除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停顿和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外，蒋介石的战术变化使根据地的有利地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和长期战争使根据地缺少足够的给养都是致败原因。）但就此确认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尚为时过早。因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绝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70]1929年4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仍然认为，虽然革命的现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和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71]甚至到了1930年1月，他仍坚持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认为争取江西一省的计划是对的，只不过不应以一年为期。但不同的是，毛泽东此时已经确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72]换句话说，他此时认为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先在农村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发展力量，进而夺取一省或数省（当时主要的目标是湘鄂赣三省），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种思路显然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是不同的。但无疑这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关于军队建设。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后在给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建议中央，“用大力作军事运动”。[73]为了改变过去军队由个人领导的传统，毛泽东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湾村对起义军进行整编，并在连上建立党支部，营以上建立党委，但是这并未能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做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相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1928年9月后，在毛泽东的不断努力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原文如此，疑是“批评”——引者注）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74]即便如此，在1929年4月、5月间，仍然发生了关于党权与军权关系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甚至不得不一度离开军队。直到著名的“九月来信”后，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首先是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检讨，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其次是进行政治训练。毛泽东提出，在红军成分以游民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主的条件下，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75]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对政治训练的对象、方法、内容、教材、组织形式、执行机关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对当时军队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开创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第四，关于根据地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经过多次详尽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根据地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阶级政策、经济政策、基层政权建设。对于土地问题，毛泽东早在1927年4月就列出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提纲。正是有了这一基础，井冈山根据地开辟约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诞生了。关于这一《土地法》，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另外还提出了按照劳动力分配土地和共同耕种的错误政策。尽管这一土地法还带有教条和理想的成分，但毕竟积累了经验。此后，毛泽东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土地法进行修正。1930年2月的陂头会议，否定了按劳动力分地的错误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做法。1930年6月汀州会议，又在原来抽多补少的原则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关于阶级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还比较激进。他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实际上把地主、富农划为一类，认为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对地主采取消灭政策，对富农采取削弱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12月才有所变化，他在当月1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过去富农分坏田的做法不对，富农可与中农、贫农分得同等土地，保障富农经营工商业及雇工自由，但是仍然坚持对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不对，认为富农在斗争深入时必然转入地主阵线，因此富农无权参加红军，也没有选举权。[76]关于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对外贸易，依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应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要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等政策和思想。这些政策的贯彻“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77]。关于政权建设，毛泽东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对于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给予明确而具体的指导。
第五，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这一时期，党的军事力量刚刚发展起来，又处在敌人的多路围剿之中，经过了血的教训和多次胜利后，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78]
尽管在这一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提出的一些理论政策还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从这些政策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自觉地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阶段，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如果说前一时期，由于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毛泽东还只是个人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随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在党和军队中领袖地位的先后确立，他开始把这一正确的方向向全党推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从思想认识上清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著名讲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79]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然而，党内的主观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得到克服。抗战爆发初期，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多主张采取不符合八路军实力的阵地战、运动战。1937年11月底，王明又“从天而降”，按照苏联人的指示，到处宣扬“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言论，在主持长江局工作后，又以中共中央自居，在组织上搞独立性。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80]，“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1]。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第一次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而且针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2]在这里，毛泽东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原则的高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3]
同时，凭借延安当时较为安宁的客观环境，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和总结了中国革命前一阶段和新阶段在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从1938年至1940年，他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论新阶段》（1938年10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文章，批判了抗日战争“速胜论”和“灭亡论”，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武装斗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批判了王明的右倾言论，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等等。这些理论的形成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
在党的核心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统一认识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扩大到全党，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1941年下半年，整风首先以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为开端，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整风在全党拉开帷幕。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84]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85]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党在理论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延安整风在全党普及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全党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拓了一条新路子。
1944年至1945年6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相继召开，会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认了整风运动的成果，清算了党在各个时期所犯的路线错误，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无以替代的领袖地位，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
第四阶段，在艰难曲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1949年至1976年可以称为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曾面临无数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形势又风云变幻，给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很多难题。在这种复杂艰巨的形势下，毛泽东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既有伟大成就，也发生了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86]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相结合，为新中国搭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框架和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在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还没有明确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是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对于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且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当成工业化加公有制的代名词时，尤其如此。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虽然中国经济落后，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87]他也清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因此将“限制和反限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列为新中国两大基本矛盾之一。[88]同时，毛泽东也在设想中国迈入社会主义的路径。他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区、县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89]正是这一预设路径，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新中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新中国刚成立，经济发展还是千疮百孔，但随着土改的顺利推进，合作经济也逐步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加之这一时期由于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不良表现而受到打击后，毛泽东改变了最初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想法，于1952年开始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言论，并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久，又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解释为：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90]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列宁的“和平赎买”思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和手工业改造道路。按照这一道路，用了大约三年时间和平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91]在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结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事实上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过渡时期“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2]，即“一化三改”，“一化”为主体，“三改”是两翼。他对这一转变的解释是：“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生产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种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生产的情况”。[93]这一解释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生产关系放在了决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地位，用所有制的改变代替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而社会改造的快速实现背后实际上隐藏了毛泽东对待经济发展的急躁情绪、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理解。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以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违背经济规律问题的发生。这不能不是毛泽东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段曲折。
另外，就在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事情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1956年4月，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指导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十大关系”。1957年2月，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能用说服教育、讨论和批评的方法，简单说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硕果，为指导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理论尚未在全党扎下根来，1957年党的整风所引发的一些过激言论便导致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对国内的阶级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随即改变了上述正确的思想，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的“四清运动”和1965年的“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乃至“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大概都与这一改变有着一定的渊源。然而必须指出：即便在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中，毛泽东仍在努力追求着马克思主义，“三要三不要”的第一条就是“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只遗憾的是，这时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有偏差。
二
纵观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他从初步认识到理性接受，从简单照搬到自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水到渠成到社会主义理论的曲折发展，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给予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实践性。实践的发展变化是永不停息的，那么对实践的认识和分析，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也应该是永不停止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94]毛泽东一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顺利的时期，都是他能够深入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把握得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时期（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反，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较差的时期，多是他脱离实践，对中国国情缺乏系统研究和全面准确把握的时期（比如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就认识和把握实践而言，对于中国这种正在发生巨变的发展中大国也并非易事，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都会有明显的差异，历史所赋予的基本任务和所设置的主要困难也必然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即使在同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阶段性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作为执政者，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随时掌握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95]那么就必然要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有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把握国情，才可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也唯其如此，才能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自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反观历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以第二、第三阶段条件最为困难，环境最为恶劣，然而成果却最为丰硕，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也最大。究其原因，一则革命形势之所迫，二则革命实践发展之推动，然而更重要的则是毛泽东具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自觉追求。在土地革命初期，战事频仍，但毛泽东利用战争间隙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对他提出的理论政策不断进行修正，使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迈进。1932年后他受到“左”倾中央领导的打压，一度丧失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权，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觉探索，他一方面“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96]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前线战事的发展，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总结“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挽救中国革命和红军于危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自知缺少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利用延安难得的和平环境，大补马列之课。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马恩列斯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多卷本《列宁选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苏联西可洛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研究提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这些书，毛泽东不仅读了，其中有些书他甚至读了十几遍，并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正是这种不懈努力的科学精神，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大批重要的理论著作，顺利完成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是坎坷的，未来也必将面临无数挫折和困难，因此，必须具备对真理自觉追求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不断结合，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敢于打破教条冲破束缚的理论创新精神。
研究毛泽东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够摆脱苏联经验和马列主义某些具体结论的束缚，能够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大胆创新。他一生都非常痛恨并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他多次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97]“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98]在毛泽东思想中，很多理论和思想都具有原创性，比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整风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与统一，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教条。马克思曾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他的批评家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一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9]因此，在160多年后，我们要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要在全新的异质的文化环境、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曲折的尚未结束的漫长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理解，也需要对世界文明的优秀思想成果关注和吸纳；既需要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辨析和扬弃，也必须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进行科学周全的考察和掌握；既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自觉和理论热情，也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结合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的发展，才能不断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如此，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少走弯路，不走弯路。
（刊于《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5期全文复印转载；收入《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延安时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人民群众政治水平与理论修养的提高离不开党的组织与推动，“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100]因此，“教育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任务，要一直坚持下去”。[101]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延安时期，他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去提高全党理论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由深奥抽象到通俗具体，由被党内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全党所理解掌握，为大众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历史缘起
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群众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102]，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之后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第一次使用了“大众化”的术语[103]。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基于几个方面的需要。
（一）适应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104]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是毛泽东大众化探索的首要的起始语境和特定语境。毛泽东从当时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推动大众化的重大战略抉择，以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社会现实主要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统区与解放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两支军队力量并存。社会现实异常复杂，矛盾丛生。具体地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始终以中央自居，盲目自大，不肯平等对待中共，时刻都在试图限制乃至消灭之。统一战线内部随时可能会发生剧烈对抗乃至军事冲突。在军事上，日本侵略者实力强大而又残忍。国民党掌握中国抗战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但因其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而造成局势日趋恶化。坚持全面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屡屡获胜，但却装备差，物资供应匮乏。在党的建设上，全党理论水平不高，教条主义影响还很严重，宗派主义盛行。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争取抗战胜利，是我党要迫切解决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
复杂的社会现实，客观上要求我党必须提高全党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提上了日程。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05]
（二）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需要
中共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出现，到党的成立，这一过程仅用了2—3年，时间较短。成立之后，由于斗争的现实需要又立即投入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自觉地组织全党进行理论学习，因此党的理论水平比较低下。在之后长期斗争中，虽然党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也一再暴露出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106]1940年6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讲话时，他再次强调：“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个大缺憾。”[107]
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再要求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108]“要领导几千万人、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109]只有提高全党理论水平，才能担当领导革命的重任。
（三）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的需要
从我党的历史看，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屡反屡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育程度不够。大众化发展滞后于中国化发展，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理论水平满足不了中国化事业发展的需要，致使他们在教条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垄断理论资源的解释权和话语权面前束手无策，只能任其在党内泛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左”倾思想发展，成为其肆虐的温床基础，贻害中国化事业，留下深刻教训。对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110]。对此，陈云也有着同样的认识，他说：“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111]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以反对教条主义，保证中国化事业顺利发展。
（四）满足民众理论需求，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众动员和政治觉醒，极大地刺激了对革命理论大众化的需求。同时，由于“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112]因此，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与支持党的方针路线时，才能有效动员民众，实现抗战最后胜利。正如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所强调的，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的宣传，并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和全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113]。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114]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满足民众理论需求，才能有效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指导民众进行抗战，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大众化是满足民众理论需求、动员民众参与、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争局势日趋稳定，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延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翻译出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日渐形成，毛泽东也能够积极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大众化事业发展。
二 探索实践
（一）科学揭示大众化的实质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5]因此，经典作家创立的理论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绝不是“纯粹思辨的观念”。它来自实践，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发展，又以指导实践为价值趋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116]然而，马克思主义如果被人民群众掌握后没有运用于实践，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或理论层面，束之高阁，那么它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作用。
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17]。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18]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表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19]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120]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121]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之变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尖锐武器，在延安时期成为全党共识。
（二）准确概括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1.民族化
所谓民族化，就是指用广大民众熟悉的民族文化素材和语言风格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话语的构建，从深层次来看，是一个解释学上的“视域交融”问题，是一个文化融合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表达方式改变问题[122]。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的知识背景为观照，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心理沉淀去把握对象。因而，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要在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广泛而有效地传播，就必须与该地区该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该地区该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实现民族化或本地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大众化过程中的民族化的要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3]“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24]
2.简约化
传播的简约化，就是指把博大精深、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有选择性地传播，用符合广大民众认知水平和认知习惯的形式简明扼要、具体形象地加以叙述。
具体来说，叙事言语要具有简洁性和通俗性。简洁性，就是要反对长篇大论的空话、套话。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把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首条。他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还“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125]通俗性，就是反对文件式程序化表述。文件式的语言往往晦涩难懂，形式呆板，程序烦琐，致使理论亲和力下降，与民众产生感情隔阂，甚至引起反感，影响理论大众化效果。毛泽东借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126]他还明确寄希望于《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27]
叙事内容上要具有概括性、选择性。概括性，就是要言简意赅。西方思维方式下生成的文本宏大而抽象，逻辑性强。相反，中国思维方式下产生的文本简洁而又具体，直观性强。因此，必须要把宏大、抽象、逻辑性强的文本概括和置换成简洁、具体、直观性强的文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28]他本人还讲过，第一次看过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9]简洁、具体、直观的文本的生成，才有利于群众的接受。选择性，就是要突出重点。从受众而言，只有那些与受众所强烈坚持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相符的信息，受众能够理解的信息，才有可能被他们接受并实现内化。从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博大精深、篇幅浩繁，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完全系统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和各个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理论修养和时间精力，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系统掌握它。因此，在传播内容上要有选择性，突出重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要求全党读《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五本书。他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130]1945年9月8日，他表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31]
3.时代化
近代以来，外来思潮纷沓而至。但它们都被中国人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作为单纯学理思想资源来看待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取得主导地位，就必须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体现出比其他思潮更具有彻底性和有效性。只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贴近人民现实生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彰显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才能赢得民众认同、信仰，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永葆生命力，也才能战胜其他外来思潮。因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32]不同时期人们接受、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不同时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对于民主革命时期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33]。特别是延安时期，多年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和把握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毛泽东思想，而没有别的理论，可以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结果，因而，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理所当然成为当时大众化的核心内容。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三）有效探索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1.在自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推进大众化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34]他认为，“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因此，“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35]。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今，是主体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重要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36]整风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领导层和高级干部集中学习并进行讨论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最终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深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本人曾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37]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党更加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的错误；深刻认识到革命发展，“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还要“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138]毛泽东领导全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了大众化。
2.在满足群众需要，实现群众利益中推进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9]现代传播学也认为，有效性是任何一种信息得以流传的前提。推进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就是要着眼和依靠实现、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去推进大众化。这样群众才能从给自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中认知、接受理论。因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40]也就是说，关注民生、满足群众需要、实现群众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意蕴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切入点、立足点和落脚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全党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141]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实施精兵简政来发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民生，在实现群众利益中推进大众化。
3.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推动大众化
一个民族的行为选择深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与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4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两者的相结合，可以使中国民众在文化心理和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与共振，实现交流契合沟通，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传统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曾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传统视为已经过时的旧东西而加以否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上开始走向自觉成熟，开始继承中国文化遗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43]
毛泽东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代曾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了解。他又来自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巨大影响力的湖南农村，以后长期在农村领导中国革命，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有着独特领悟。因而，延安时期，他能够用中国文化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除了“实事求是”取材于中国文化素材外，他还有许多其他创造性运用。例如，他借用中国民众广为熟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称为“三大法宝”。毛泽东还非常善于借助中国成语、俗语、寓言，因而大众化效果尤为明显。
4.利用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的强大的社会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144]，成为无产阶级宣传自身政治主张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恩格斯就曾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145]毛泽东也明确强调，帮助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146]
报纸还是增进群众政治认知、实现政治动员的最好媒介。如何才能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行动呢？毛泽东指出，“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47]
因此，要把报纸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组织和教育群众。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148]“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49]报纸也要积极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他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指《解放日报》）的使命”。[150]“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151]“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的方法，成为党报的重要经验和传统。”[152]
延安时期，我党创办了非常多的报刊杂志。毛泽东给予这些刊物以极大的关注、支持和指导。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还成为报刊的重要撰稿人。以《解放日报》为例，他撰稿67篇，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社论就达8篇之多[153]。
此外，延安时期毛泽东本人还多次亲自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仅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就有11次之多。这些采访者后来写下的许多通讯报道，真实、及时、详细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介绍了中共的主张以及各解放区革命面貌，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因此得以传播到国统区乃至世界，极大地扩大了影响。
5.利用学校和集会等场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党校担负着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推进大众化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多次强调，党校肩负推进大众化的责任。1943年8月，他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154]1945年2月，他再次指出：“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155]延安时期，党中央还先后设立过20余所学校，数量多，种类全。它们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是推动大众化的重要渠道。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借助于开学和毕业典礼、纪念大会、座谈会等群众场合发表演讲，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强化宣传、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来说，群众大会能容纳较多的民众参与，易形成有影响的宣传声势和氛围，听众之间也易于相互感染，从而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和关注，成为传播、诠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和契机。
三 当代价值
（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为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顺利发展，毛泽东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推进大众化的实践，也确实为中国化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推进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干部基础。它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许多还成为革命骨干。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王鹤寿提到“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遇到问题，就会从各方面去考虑，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全面来考虑问题，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对我帮助很大”。原国家计委主任袁宝华也认为，“那段理论启蒙学习，为今后一生的革命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极为可贵的，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人”。[156]一大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实践活动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出现和壮大，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干部基础。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57]
推进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理论，总结党的历史，全党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和用它武装广大党员群众的重大意义，增强了认同，思想认识实现空前统一，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陈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包括对毛泽东比较全面的认识也都是通过读书开始的。他后来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158]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共识，也是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化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人民群众这个实践主体上。民众的参与程度和理论水平，决定着中国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乃至兴衰成败。以武装民众头脑，给民众提供行动指南和精神武器为己任的大众化，由此就成为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更是检验和衡量中国化实现程度的标志和实现绩效的标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
（二）要根据不同语境来转换大众化的任务、内容和话语表达
不同时代的语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和内涵各异，话语表达也不尽相同。
从任务看，延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侧重于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下移，在文化场域里打破近代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并存的格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则侧重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文化格局。要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社会需求，在文化场域内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的文化新格局。
从内容看，毛泽东思想产生后，尽管就全党而言，随即开始规模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然而毛泽东本人则对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持谨慎态度和科学精神[159]，他更多的是侧重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因此，在推进大众化的历程中，以毛泽东思想诞生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毛泽东思想诞生以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大众化。毛泽东思想诞生以后，强调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中，后一个阶段，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改革开放以后，强调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时期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下，其内容是不尽相同的。要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社会需求，不断转换大众化内容的侧重点。
从话语表达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主题内容和表达方式，话语置换在理论大众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受众对理论的认知与信仰。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现实诉求，表达民众利益；叙述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感情亲切真挚，是一种优质的话语系统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和判断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大众化能够取得成功，与其构建了这样一种优质的话语系统是分不开的。在推进大众化的历程中，应该继续以此为标准，不断创造新的优质的话语系统。
（三）要构建全方位的大众化工作大格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借助报刊传播媒体，依托学校和集会等场域进行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大众化的绩效。
当代中国，除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既有媒体外，还要努力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载体，利用设论坛、开博客、发短信、看视频等现代交流沟通渠道，扩大宣传阵地，增强宣传时效。在利用高等学校、党校、社会学术团体等组织形式进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各种政治性社会团体的导向作用，利用政治性社团具有的广泛群众基础，将理论普及到人民群众当中。同时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情况下，还要积极动员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参与，将其纳入推动大众化队伍体系中。最终建立起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多管齐下的推动大众化的工作机制与格局，汇成推进大众化的强大合力，提高大众化的绩效。
（刊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收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理论是先行官，是领航员。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160]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90年来，党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与党坚持理论创新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和不断推进，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考察和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重温一段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回顾一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实践创新。毛泽东是理论创新的典范，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勾勒出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
（一）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理论创新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从党的成立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实践还未充分开展，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处于孕育、萌芽过程中。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摸清中国特殊国情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进行了理论创造。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真理，却是以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而只是诉诸宗教感化和约束。遗憾的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历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理论创新，忘记了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61]毛泽东勇于坚持实践中得来的真理，揭露教条主义的错误，认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是其根源，进而初步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说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其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62]著名论断的提出，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病症找到了真正的药方。理论创新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在文中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63]。上述这些思想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理论上的开拓创新，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总结了新鲜经验，做了艰苦的理论创造，才形成了其哲学思想，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从形成到成熟时期——理论创新的中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成熟是同实践的不断发展同步的。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革命的实践日益丰富。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和批评了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关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完成了系统化。
随着实践的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在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外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理论创新。如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他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64]在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既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进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成果的取得是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两论”的诞生标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系统化的新高度。这两篇哲学论文，是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从哲学高度分析和批判了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科学的理论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三）从成熟、多方面展开到曲折发展时期——理论创新的延续
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成熟到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得到了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全党的公认，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在关于政权性质问题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是其最大的理论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曲折中亦有创新之处。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和发展。无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还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之所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的展开程度同步的，是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就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鲜明地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产生，理论创新更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没有理论创新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必定会经历这样那样的曲折。历史和现实已经昭示我们：“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5]由此可见，一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不仅仅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二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石
贯穿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的不是别的东西，是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就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66]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思辨和逻辑推演，而是一种实践哲学。它的来源是实践，它的使命是回到实践、指导实践。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支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理论创新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它既不是丢掉老祖宗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不顾形势发展变化躺在书本上，而是在不丢掉老祖宗的前提下，又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7]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政策和方针进行了卓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探索。他关于两类矛盾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至今仍有时代价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奠定了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成果的取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所走过的90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引导党和国家前进的强大力量。什么时候党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前进；什么时候把实事求是抛在一边，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动力的作用，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就在于走出了正确的道路，形成了正确的理论指南。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正确的理论指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石。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和正确原则
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就是方法的总结。正确认识理论创新的意义是一个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创新又是另一个问题。前者属于认识论，后者属于方法论，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等重要。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68]同样，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产生是对以往人类文明成果创新的总结，又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原则。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阐释实际问题的来龙去脉，能够在中国实际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就是理论创新。
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新时期理论创新提供了哪些方法原则呢？
首先，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问题，至于怎样从实践中获得认识，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阐述。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不但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践中获得认识的主要手段，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理论创新说来说去还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离开了实践，一切无从谈起。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在如何争取民众上，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169]。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17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尤其对以赣南和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集中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等观点就是毛泽东基于这些调查研究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也成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行动指南。从某种程度上，理论创新成果的取得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薄一波在回顾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的历史时语重心长地说：“搞经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71]“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创新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误入歧途。新时期新阶段推进理论创新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
再者，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历史上，坚持理论创新的典型范例和辉煌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及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两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其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充满生机和活力乃至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胡绳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又确实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同马列主义中国化分不开的。”[172]在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73]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我们党在艰难困苦中能够坚定不移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几点启示
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推进理论创新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政治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要反映到理论上，反映到思想上，并集中通过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而反映出来，这就使理论创新变得更加紧迫，“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74]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将伴随我们事业的漫长过程，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
（一）理论创新的前提根据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
理论导向是理论创新回答的首要问题，它关系着理论创新的方向。理论创新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事业。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75]90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如何对待理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例如问题和主义之争；另一个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是个立场问题，是质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回旋余地。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都是鬼话。而后者是态度问题，是量的问题。历史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明证。从某种程度上，后者比前者的解决更复杂，难度更大，危害性更严重。因为它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理论导向问题主要是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根据。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真假难辨，那么理论创新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呢？毛泽东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76]“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77]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坚持这样的理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理论，在中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个前提根据，一切的理论创新都是骗人的把戏。那样下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认识到这样一点可以避免理论创新误入歧途。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78]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要正确看待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历史价值在于“新”，“新”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远大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相反，如果表面上“新”而实际上不新，那就会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原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新思维”，表面上看似新，其实质是在兜售社会民主主义的旧货，其恶果是导致苏联的瓦解。所以，我们加强对理论创新的认识、研究，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党员炼就火眼金睛，识别哪些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成果，哪些是披着理论创新伪装的旧货、假货，从而准确地选择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在弥漫着焦虑、浮躁、盲从气氛的今天，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清醒剂。我们一定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的前提，正确对待理论创新，而不是有意无意地误入歧途。
（二）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实践创新的需要
首先，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毛泽东哲学思想到处闪烁着认识论的光辉。毛泽东强调理论创新一定要重视实践，而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否则就使理论失去了其固有的价值。他指出：“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179]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180]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81]
其次，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内最反对理论与实际相分离，他还把两者相结合提到了党性的高度。“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82]“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183]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怎样才能做到理论创新？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84]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90年的奋斗、探索中，我们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扎根在中国实际的土壤中，而且始终保持和发展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主题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的发展也永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185]但理论创新既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漫无目的、天马行空，而是必须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创新可以有阶段性成果，但阶段性成果的形成并没有终止理论创新，而是新的理论创新的起点。从长期性来看，阶段性创新成果又为下一次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86]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犯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理论创新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生命，一刻也离不了发展，停顿就意味着死亡。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和系统的阐述。这就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思维、新理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根据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进一步解释和发挥，并加以系统化。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理论创新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正确和错误是相对的。没有正确就无所谓错误，反之亦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永远没有尽头。不敢承认错误是最大的悲剧。真理的获得是与错误的克服相伴而生的。我们更多的是想获得正确的认识，殊不知“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187]。承认错误是认识错误的前提。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难免要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甚至严重的挫折。承认错误和认识错误不是目的，目的是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或少犯错误。1964年11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批转吕正操同志《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工作革命运动的报告》中写道：“对于自然规律性的认识需要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践，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才能由失败、犯错误，到少失败、少犯错误，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扩大，逐步深化，以至无穷。”[188]认识自然规律是这样，认识社会规律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理论创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获得新的认识，接近真理。
总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理论创新引导各方面的创新。理论创新对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189]
（刊于《理论学刊》2012年第8期）
毛泽东的诚信价值观及其现实意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六处提及“诚信”，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理论力度。诚信价值观是道德主体对诚信的道德功能、实践诉求、影响变量、具体特征、建构路径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毛泽东诚信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当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诚信思想的研究尚薄弱，本文试论之，以期能够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提供借鉴。
一 价值取向：较早认识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功能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价值，而且从多角度进行了阐释。1912年6月，中学时期的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深刻论述了政务诚信的重要性[190]。传统诚信文化奠定了毛泽东对诚信的认知基础，1913年11月，他在《讲堂录》“修身”中记录了一段名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12月，在“国文”中又写道：“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191]”。在传统诚信文化的哺育下，毛泽东认识到，诚是指真诚、诚实，信是指讲信用、有诺必践；诚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规范，事关良好社会信用和人际互信；讲诚信就是对人对事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毛泽东身体力行讲诚信，1915年2月，他在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里诚实地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192]他极为推崇人际交友要真诚、守信用，1916年6月24日，他致信好友萧子升说“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诚恳地说：“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他批评说：“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193]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改造中国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思想道德建设，认为“思想道德必真必实”。[194]
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诚信价值的认识。1917年10月，他创办了公益性质的夜学，在首卷日志中总结道：“任事者为两部职教员，日中事繁，夜上精力或有□□，间因风两〈雨〉作辍，不免有失信用之处。”[195]并提出“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生信仰”。1917—1918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交际将受其障害。”[196]毛泽东的诚信思想还源自家庭环境，1919年10月，他在《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逛言，不存欺心。”[197]受良好家风影响，他极为关注社会诚信问题，11月，湖南赵五贞女士因包办婚姻而自杀，他认为媒婆制度是始作俑者，主张打破说谎的媒人制度。12月，他严词批评湖南矿务局局长向帝国主义出卖矿权：“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198]表达了对政务失信的强烈不满。1920年1月，在其签名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中，揭露了湖南督军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减成”发放却要学校出具收到“十成”的收据，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他奔走呼号开展“驱张运动”。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十分重视国人的思想文化建设。同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销售新书籍、传播新思想的文化书社。10月，他在第一次营业报告中谈到经营11家出版社书籍时，阐述了信用至上、诚信经营的思想：“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199]这是毛泽东平生唯一一次直接涉足商业活动。
以上文献表明，青年毛泽东对诚信价值的认识涉及个人品德、政治活动、人际交友、学校教育、男女婚姻、商业经营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高尚的道德修养情怀、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这不仅为他投身于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诚信道德认知基础，也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二 价值诉求：以诚信的态度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诚信的哲学基础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基本要求是诚实无欺，真实不伪，以真表诚，以诚认信。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理论原则、鲜明的实践观点以及对人民群众的终极关怀，显示了真理的强大魅力，具有“诚”的品质，其理论的效用，必须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开辟成功的道路，才能体现出来，才能被人们所信赖、信仰。毛泽东以诚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坚定、实事求是，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框架。
1.自觉追求真理，始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较早自觉追求真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员，他在批注《伦理学原理》时读到社会主义，1919年7月21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谈到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在同日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和1920年10月11日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均谈到了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0日，他在《文化书社通告诸君》中列出了经销的有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书籍[200]，25日，他回复罗章龙强调，改造中国，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01]。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对“主义”的“信守”。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02]
2.以诚实的态度，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和大众化理论信仰。如何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理论的效用，事关实践成败和理想信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大声疾呼：“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203]。他呼吁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彰显了求真务实的态度。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204]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5]。1939年，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206]此后，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经典著作，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从实际出发，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2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207]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切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坚持与发展、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56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208]因此，毛泽东以求真求实“有的放矢”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理论和事业的新发展建构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信心和信仰。
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诚信风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和大众化理论信仰的经验，后来被邓小平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新时期开辟新道路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对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谱写新的美好篇章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三 价值理念：始终以全新的利益观破解影响诚信的核心变量
政党的理论信仰、指导思想决定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利益至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9]利益是影响诚信的核心变量，利益观是评判诚信的风向标和价值尺度。以诚实的态度，正确对待人民利益，不断建构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阐明了党的群众观、利益观，要求党员干部坚持集体主义，先人后己、真诚为民，不断建构社会信用。
1.实事求是承认个人利益，兼顾个人利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0]人民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毛泽东客观地指出，个人利益是个人生存的基础，利己本身无可厚非，他在早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指出：“人莫不以自存为鹄。”[21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要承认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利益，共产党人也食人间烟火，要尊重党员合理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他更强调满足群众的个人利益。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耕者有其田”，“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212]。1952年12月，他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号召“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13]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两次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214]
2.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集体主义。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精辟分析了由利己到利他的可能性：“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215]毛泽东始终以求“大真”“大善”的理念强调，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1921年11月，他提出“要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216]。大革命时期，他认为革命是要使“民族得到解放”“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217]。土地革命时期，他强调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18]。抗战时期，他反复阐明了党的群众观和利益观。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私自利是可鄙的，克己奉公是可敬的。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坦诚地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219]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20]12月，他又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21]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在1957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22]
毛泽东始终强调真心实意为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的优秀品质和政治诚信的先进理念。毛泽东承认个人利益、兼顾个人利益，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思想，不仅是共产党人永恒的政治理念，而且对当代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 价值表征：准确阐明党员干部讲诚信的形象特征
组织形象是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形象就是影响力、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早在1920年冬，毛泽东在长沙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就谈到“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223]，“真同志”区别于“假同志”，实质是组织成员的诚信问题。毛泽东准确阐明了党员干部讲诚信的基本特征。
1.个体形象：坦白忠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求真务实。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讲诚信，在个体形象方面表现为讲真话、言为心声，干实事、不务虚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阐明了党员对党组织要诚实、坦白、忠诚，对革命理想和党的纪律要有坚定性和自觉性。1937年9月，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224]1939年5月，他批评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225]1943年6月，他提出干部的标准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2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讲真话、求真务实。1957年3月，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呼吁：“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227]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中强调要讲真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228]这既从反面阐明了党员干部诚信缺失的个体表现，又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诚信缺失的组织原因。随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这种实事求是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诚信品德。
2.组织形象：言而有信、有诺必践、上下一致、内外一致。首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格外强调党员要坚决落实党的决定，破除关门主义、去掉孤傲习气，以诚待人，开诚布公，言必信、行必果。1936年10月，他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提出国共双方“互矢最大诚信与决心”。[229]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首先，共产党员“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230]其次，在外交工作中，他多次阐明了外交诚信的思想，认为必须言行一致、履行诺言。1954年，他会见尼赫鲁时说：“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231]1955年，他在接见泰国客人时指出：“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232]由此，新中国外交树立了诚信外交的崭新形象。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讲诚信组织形象的阐释，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可以为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诚信风尚的引领者”，解决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 价值实现：积极探索多措并举推进诚信建设的有效路径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关键在党内，基础在社会，积极探索推进诚信建设的具体路径。第一，毛泽东格外强调思想教育、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井冈山时期，他率先提出思想建党问题，高度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活人的精神力量。1941年，他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233]1942年，他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34]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在全党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共识。1956年11月，他强调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235]通过思想教育、精神鼓励，唤醒人的精神力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加强诚信建设的根本基础。第二，毛泽东探索通过制度设计推进党内诚信建设。井冈山时期，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重要制度。1943年6月，他阐明了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彻底粉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948年1月，他提出建立报告制度，以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9月20日又提出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避免党委委员等同虚设、会议决定流于形式。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详细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三，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树立典型加强诚信建设。他亲自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牢记宗旨、引领诚信的先进英模典型，也亲手处理了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等背信弃义、漠视法纪的反面教员。总之，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制度设计、树立典型，规范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党员干部诚信建设引领与培育社会诚信风尚，不断净化社会环境，由此，成功开辟了多措并举推进诚信建设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继承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广视野认真审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维度、立体式的诚信思想，极大地提升了党和国家的诚信道德水平。深人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诚信思想，对于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公民诚信意识，加强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刊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