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希腊语的世界里，公元前第五世纪是一个有着特别的活动和成就的时期。受到击败波斯大军侵略的鼓励，一波新的企业精神带动了所有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和扩张。这一波精神的焦点落在雅典，在伯里克利（Pericles）[1]的领导下，政治和商业上的蓬勃繁荣，导致社会生活顶端的艺术及文学绽开最完美的花朵；可是，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心灵都在不停地尝试并探索知识。到该世纪中叶的时候，科学和哲学——两者都只有不到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而且还没有分隔开来——有了相当可观的进步，特别是在物理学方面。由于还没有像显微镜那样精密的仪器，希腊的思想家只能依赖他们简单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然而他们已经很接近一个合理的原子论了。不过，人们并不能把大量的经验和搜集到的资料总合起来，因此他们的思索也就跟着各家学术流派走，以至于他们只对自己流派的学说充满信心，对别派的理论流露出强烈的藐视，彼此之间很少有共同点。虽然不同声音的彼此倾轧很够刺激，可是也极端地混乱，导致一般普通百姓无所适从，不知道该信谁或该信什么。
就在这个理性发酵期，一个称为辩士或智者（Sophist）[2]的新阶级出现了。他们不是——至少本质上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而是职业的到处流动的老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确实很能干，同时能传授一些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另有一些人却只是藉着每一个问题的两面性来鼓励怀疑主义，或者藉着宣扬一种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来破坏人们对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的信心。就整体而论，他们的观点是肤浅的，然而又很实际；实质上，他们在说“知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告诉你怎样争取你个人的最大利益”。所以他们的目标不在于导致智慧和善，而在于导致机敏和效益；同时他们为提供服务而收费——这种做法让哲学家们很吃惊，但是，由于人们很认真地看待他们付钱买来的东西，无论从心理学或商业的角度去看，这种做法都很好。总而言之，古老的宗教和道德理想便屈服于一种物质机会主义的信条了。社会上非常需要一个先知的声音。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四六九年诞生在雅典。他的父亲是一个雕塑家，而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助产妇。我们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专门职业，可是，当他在中年参军的时候能自己带着步兵必备的重装甲配备这一事实看来，他应该是有点积蓄的，虽然他后来变得很穷困。当他和克珊西帕（Xanthippe，可能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他一定已经有五十岁。人们常说克珊西帕是一个泼妇，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可靠的证据。
我们对苏格拉底这个人的了解，远超过对他一生事业的了解。从有关他的各种画像和描述看来，很明显他有一张严肃的、有点丑陋的脸，一个狮子鼻，一双压在粗眉底下的凸出的眼睛，以及一张大而丰满的嘴巴。他有胡须，同时（至少在他年老的时候是这样）秃头。他的壮实的体格焕发出巨大的力气和超人的耐力。他走路的时候高视阔步，而且总是赤着脚，同时常常会站着出神好几个小时。这些外在的怪状使他成为漫画家笔下的理想对象，也难怪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3]会在他的《云》剧里面丑化苏格拉底。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心灵虽然不怎么富有创造性，却是不寻常地清晰，富有批判性，而且热切。它不能忍受任何托辞；由于他的意志跟他的信念一样坚强，他的行为和他的思考一样有逻辑性。在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他坚决地相信，道德上的善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同时把善和知识等同起来，因为对他这种具有直率性格的人来说，任何人能知道什么是善，可是又不去行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这么单纯的一种看法，却为他带来许多不该发生的耻笑，因为如果大家都有他那种诚实和自我节制能力，那种看法就不至于被认为有什么大错了。
可是苏格拉底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论者；他是一个很诚恳的有宗教信仰的人。虽然我们无法确确实实地说出他到底信什么，这一点倒是肯定的。在柏拉图（或翻译他著作的人）笔下，苏格拉底常常提到“主神”或“神”[4]。可是这并不证明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常用的话语。此外，柏拉图本人肯定也是朝着一神论的方向走去的。不管怎样，虽然苏格拉底接受了希腊教会的信仰，同时也奉行传统的仪式，他很可能没有把众多不同的神当作不相连的存在，而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单一神性的不同体态。他相信有一个阻止他做错事的超自然的声音的存在，这显示他是倾向一神论的；因为，无论这个“信号”是一种幻觉，一种良心的声音，还是一种少见的神秘经验，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他相信这个信号，同时很明显地没有把它归因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神[5]。
具备了所有这些品质，苏格拉底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爱充当学者的人和一个狂热宗教徒的综合体。事实上，他的仁慈心、他敏捷的洞察力，以及他无穷无尽的机智、忍耐力和愉快心态——所有这些，又被他顽皮的幽默感所激活——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伴侣；同时，他虽然因为揭发了很多人的虚伪和虚有其表的思考方法而惹怒了他们，但所有诚实的真理寻觅者赞美他、尊敬他，而与他比较接近的朋友，则全心全意地爱他。
强调苏格拉底的人情味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还是在许多非常不同的地方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对某些喜欢兰斯洛特（Launcelot）[6]甚于加拉哈特（Galahad）[7]的人，或者在他坚定的目光底下觉得不安的人来说，他的正直似乎相当不近人情——一种无法忍受的优越感。另外一些自然地倾向英雄崇拜的人，和被苏格拉底的性格特质及遭遇感动的人，则藉着把他和既是人也是上帝的人物相比，试着把他举到令人敬畏的高度。苏格拉底甚至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式的殉道者。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仅此而已。
苏格拉底的心智究竟怎样发展起来的，我们只能猜测。他跟雅典哲学家阿尔赫劳斯（Archelaus）来往过一段时期，而且几乎肯定是通过阿尔赫劳斯的介绍，他才熟悉（这一点在《斐多篇》里有提到）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8]的学说。他一定曾经跟大多数当时的大思想家见过面并谈过话，因为他们所有人几乎都曾经到雅典去访问过，而苏格拉底从来不会放过和专家辩论的机会。在这些面对面的谈话中，苏格拉底的表现是那么优秀（这在他的《申辩篇》中的故事里可见到），以至于他的一个朋友大胆地去问德尔斐的神谕，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而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则故事，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相信它而且最初确实觉得很烦恼，直到有一天他觉悟到，他的智慧在于体认到他自己的无知；同时神谕的目的也在于要他说服别人，他们也是无知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向知识和善。从这一刹那开始，他的兴趣就集中在逻辑和伦理学上面。他决定用有系统的问话方式来完成他的神圣使命，而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他不仅为他的对手们的心灵清除了许多混浊和错误的观念，也发展出他自己对逻辑学所作的两个重要贡献，即引证法（adduction）[9]和一般定义法。他的做法是这样的：当他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一旦出现一个像“勇气”这样的名词，他就会开始问，这是什么意思；其次，当所有回答都不能令他满意的时候，他就会举出许多不同的与勇气有关的例子，同时告诉人们，虽然这些例子在细节方面不同，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质，而这些共同的品质，正是它们被认为是勇气的缘故；而这个品质，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就是定义。所有这些话，现在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苏格拉底之前，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而且，下定义对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来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天才，下定义的方法引导出许多概念的发现和区别，譬如质、本体、本质、属性、内容和形式、属和种，还有其他无数概念。
苏格拉底对哲学发展的直接贡献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他常常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老师：他说他仅仅拥有一种理智的技巧，就像他妈妈有助产术一样，能让他帮助别人把他们的想法表达出来。他这么说，或许可以归因于那个大名鼎鼎的佯装无知法（irony）——人们认为苏格拉底一贯把他自己的知识和成就贬得很低；可是，苏格拉底的否认，即使有点夸大——而他肯定也乐于稍稍嘲弄别人——可能还是相当诚恳的；真正诚实的思想家很少被他们自己的能力所感动。经常围绕在他旁边的，不是他的门徒，而是爱他并从他那里获得灵感的朋友。其他还有乐于和他斗智的人；也有人莫明其妙地为他倾倒；再有就是一些散漫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是乐意听听苏格拉底怎样把他的对手们打败。最后这一堆人里面有几个不负责任的年轻贵族，而他们与苏格拉底的周旋最后导致他被起诉以及被害。可是其中有一个贵族却最爱苏格拉底。
柏拉图大约比苏格拉底年轻四十岁，而且一定从非常早年起就知道苏格拉底了，因为他的舅舅卡尔米德（Charmides）和舅公克里底亚（Critias）在柏拉图出生以前就已经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成员了。卡尔米德和克里底亚都在公元前四零四年统治雅典的极端寡头政治的委员会（俗称“三十僭主”）里很显赫。同时他的继父，派立蓝皮（Pyrilampes），跟伯里克利关系亲密。因为有这种种关系，柏拉图很自然地会向往政治事业；可是他失望了，起先是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所树立的榜样（他们招来很深的怨愤，后来在内战中被杀害），接着是他的老师在重新恢复执政的民主政体下被害。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献身给哲学，虽然他始终没有忘记哲学对教育和行政的实际影响，这些可以从他的活动和他的著作中了解。不过，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他后来的事业，而是他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的死似乎促使柏拉图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与苏格拉底有关的记忆保存并且保护起来。由于他是一名诗人——他是希腊诗选里一些非常美丽的爱情诗的作者——他很自然地会想到用某一种文学表达方法；可是，他没有用诗来描述苏格拉底，而是想到用充满戏剧性的对话来描述，这样就可以用苏格拉底生前实际用过的辩论法把他表现出来[10]。最初柏拉图写对话录的时候也许只是想发泄一下他自己的情绪，而且它们很可能是实际谈话的大体上准确的记录。可是，当这些对话录被传开并且获得一些赞誉之后，柏拉图决定不仅把它们用来永久保存与苏格拉底有关的记忆，而且也要为这些记忆报仇。他写《申辩篇》和《克里托篇》这两篇对话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欧绪弗洛篇》在戏剧的次序上排在这两篇对话录之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后来才写成的；为了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先处理这两篇对话录似乎比较妥当。
虽然《申辩篇》里面有一些想像性的对话，它却不是用对话方式写出来的；它自称是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所作的演讲（或者，更确切一点，是一连串的演讲）。尽管它的形式必须归功于柏拉图的艺术手腕，但就它的实质而论，毫无疑问，它是一篇忠实的记录；因为大多数雅典老百姓对发生了的事实很熟悉，曲解事实会是愚蠢的。同理，虽然《克里托篇》里面的谈话很可能是好几个朋友在不同场合所作的争论的戏剧性的摘要，它也可以被认为是紧扣事实的。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这篇对话录的目的，很明显的是要向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解释他对要他逃离监狱一事的态度，以及他持那种态度的理由，因为他们觉得他太轻易地牺牲了他自己（以及他们）——当然，它同时也表明苏格拉底对诡计的藐视和对宪政当局的忠实服从。柏拉图把为苏格拉底定罪的罪恶加到那些歪曲了正义的苏格拉底的敌人头上，而不是加给雅典城邦或它的法律。
《欧绪弗洛篇》可说为这部戏剧提供了一种开场白。它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正在等候审判，同时告诉我们他被提起诉讼的罪名。严格的历史性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毫无疑问，像其他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一样，欧绪弗洛确有其人（虽然他不太像在《卡尔米德篇》对话录里提到的那个欧绪弗洛）；不过我们不必要相信欧绪弗洛真的像柏拉图所描述的情况那样，控诉他父亲犯了杀人罪。不管这故事是真是假，柏拉图的艺术手法的目的是明显的：它用一种尖锐的形式呈现了“什么是真正的虔敬”这个问题。虽然在讨论过程中，向苏格拉底提出的控诉的基本荒谬性已经非常明显，柏拉图提醒我们，苏格拉底所声称的他能接收到超自然的警告的话，以及他不愿意接受传统信仰中有关众神的粗暴特质的态度，可能很轻易地激起人们一种“他在信异教”的怀疑；柏拉图同时也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提醒我们，当一个自命为专家的人自夸的长处被驳倒的时候，是多么的困窘。不过，这篇对话录除了举例说明苏格拉底的方法以及暗示了他不讨人喜欢的原因之外，也做了许多其他的事。虽然篇中的讨论很明显地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它不仅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虑了正确的人对上帝的态度，也向一个认真思考的读者提供了“正确的那种态度应该怎样”的明白易懂的指示。同时（如同柏拉图惯常做事的方式一样，这有一半的因素是偶然的）柏拉图也对逻辑理论作了重要的贡献：他分辨了种和属，本质和意外，并且为正确的寻找定义的方法作了很多解释。总的来说，这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对话录。
《斐多篇》是一个后期的作品，同时呈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从表面看来，它只是通过一个目击者的嘴巴，把苏格拉底生命中最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和所作的讨论，以及他死亡的方式叙述出来，这样就单纯地把苏格拉底的故事带到结局。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这篇对话录的开头和结束部分无可置疑是可信的。可是，在讨论灵魂不灭论的时候，苏格拉底所提出来的看法，至少可说比所有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是他首创的其他各种看法更具原创性。特别是，他不仅用了“相”（或“形相”）论以及它的推论，记忆学说，而且提到它们的时候，认为那是他的圈子内的人都已经熟悉的理论——如果不是它们的细节，至少是它们的轮廓。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很杰出的专家觉得“把苏格拉底从来都不曾持有的学说塞进他的嘴巴”是违背艺术手法的，也是不诚实的（在《斐多篇》里这么做，更是不恭敬的）。他们坚决地认为柏拉图所描述的故事一定是逐字逐句都真实的：那就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的话，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苏格拉底说过，至少是可能说过的话。这一种看法本身是有道理的，应该获得人们的尊敬；可是，衡量过正反证据之后，反面的证据占大多数，所以现在这种看法已经被大家否决了。我们无法在这里检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们只能把正统的立场大概交代一下。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伟人的学生或信徒的作品常常会被别人随意地归属给伟人本身；这么做并不一定是由于不诚实或缺乏鉴别力，而是由于人们想虔诚地承认作品的最后著作权。我们可以举例说，基督教《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就被归属于摩西（Moses）[11]，《诗篇》（Psalms）就被归属于大卫（David）[12]，而在希腊，史诗（epic poems）和赞美诗（hymns）就被归属于荷马（Homer）[13]。同样地，在艺术方面，即使到今天，许多大型的画或雕塑体仍然被认为基本上是构思设计的大师的作品，虽然实际的制作是由别人经手的。在希腊思想史方面，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14]肯定，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15]可能接受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学派”的工作的名誉。有鉴于此，对于毫无疑义地自认为只是替苏格拉底说话的柏拉图（不管怎样，他的影响力还是后起的）来说，把他尊敬的老师作为一个在实际辩论方法里仅仅隐约地出现过的理论的作者，难道是不自然的吗？
当苏格拉底试着下定义的时候，他会指出，许多个别的东西共享同样一个普遍的特质，这样，它们虽然彼此不同，却全都有同样的“面貌”。苹果、萝卜、豌豆和球“看起来”都是圆的——有的比较圆，可是都是圆的例子——而这个“面貌”（当然，“面貌”不必是一个看得见的特征）就是我们藉定义来描述的。看来柏拉图是以苏格拉底这个发现为起点，并且，藉着其他启发的帮助，把这道理更往前发展。其中一个启发来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16]，他曾强调这世界上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永久性，而且，如果任何一个东西，即使是你正在想到它的时候，也一直在变，我们是无法认知它的；不过，他坚持，在很明显的混乱情况里，我们也还是可以找到有规则的解释。另外一个启发来自巴门尼德（Parmenides）[17]，他教导人们说，真正存在的东西必须是不变的而且是永久的，同时，只有真正存在的东西才是可认知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可是上述这两位是最重要的。
柏拉图的思考方式可能有如下述。知识必须是可能的；苏格拉底对这一点很肯定，如果知识不可能，整个世界就是荒谬的。可是，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这世界上的各种东西，因为它们会变，同时是不完美的，因此是不真实的；真正的存在是不变的。在几何学里（因为柏拉图是一个数学专家），我们知道圆圈、三角形以及其他东西的一些特征，同时我们能证明这些特征是真实的，可是，对我现在手绘的这个特殊图形来说，这些特征，严格地说就不真实了，因为我这个图形也是不完美的、暂时的。这些特征对圆圈（或三角形）的“面貌”或“相”（Form）而言，是真实的，可是这种“面貌”或“相”只在某一个地方以永久完美的状态存在着。这一层道理肯定也一定适用于所有其他东西。这世界上的东西，全都是客观地存在于某一个地方的“相”的不完美的仿制品；而这些“相”才是知识的真正并且独有的对象，可是它们只能透过心灵的直接观想才能理解，而心灵必须尽可能地远离物质世界的各种混乱的缺点。
这一个解释不仅是猜测的，而且是过于简单的。我仅仅只是想把理论的轮廓勾画出来，同时想说明，这个理论很可能是从苏格拉底自己的一些信念发展出来，而发展的过程看起来只不过是这些信念的逻辑引申而已。
随着时间的迁移，柏拉图对这个理论作了修改，并且把它大大地发展了，不过，就了解《斐多篇》而论，我们只需要弄懂几个要点。“相”不是纯粹的概念（所以传统上给“相”的另一个名称，“理念”（Ideas），是不合要求的，因为它会误导）；它们是终极的事实，能为我们的心灵所理解，可是又独立于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觉世界里的东西，只是在符合相对的“相”的前提下，在次等的意义上存在着。“相”可说是因，而这些东西是果，虽然“相”和这些东西之间的确切关系难以描述。“相”和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用两种隐喻之一来表示：“模仿”，即模仿物和典范的关系，和“分有”，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第三个隐喻出自军旅（不过这意义通常不容易由翻译来传达），它在《斐多篇》里习惯地被用来描述怎样获得一种特征：一个物体被认为是“容纳”或“接受”了“相”，而“相”是“占据”或“占有”了物体。这种抽象性的语言并不表示模糊或不一致；当我们要表达新思想的时候，这是无可避免的。
《斐多篇》里其他部分很少是不自明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很简单，也很苏格拉底式[18]：人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物质的和心理的，身体和灵魂；而后者要靠牺牲前者来培养。这种学说，以及《斐多篇》的整篇语气，听起来似乎过分地禁欲，特别是对那些希望在两方面都获得最佳利益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从表面上看，这种语气和《会饮篇》（Symposium）里的看法似乎构成强烈的对比，而人们也认为《会饮篇》表达了一种改变主张或收回前言的意思。可是这两篇对话录事实上是互补的；它们只在看法及着重点上不同。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终极的问题：身体与灵魂，究竟哪一个最重要？而回答只有一个。
在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在心里记住一件事——很明显，可是常常被忘掉——那就是，它们不是他自己的（或任何别人的）学说的有系统的解释。他只有在口头上教导他自己那些已经公开承认的学生的时候，才用这种教导方式。对话录是一种艺术品，它们由柏拉图在不同的时间为了特别的理由才写的，而我们只能对那些时间和理由作一点点猜测：他可能只是为了释放一种有创造性的冲动，就像一个人要写诗或写一个剧本一样；他可能是为了揭露当时的一个误会或说明一个特别的问题，就像一个人想写信给报社一样；他可能是为了激起大众的兴趣和指导舆论，就像一个人想写一篇论文一样。除去他晚年的作品外，我们很少看到他写的对话录近似正式演讲。
雅典人很喜欢各种各样的辩论——到议会和法院去就是他们消遣的主要方法之一——而且他们是辩论技巧的精明评判员。柏拉图对这一点非常了解；他同时知道，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有吸引力；而且，他虽然谴责人们不负责任地运用修辞学，他却用了各种各样的呼吁和词汇来达到他要的效果。不过，他的论点并不全是严密地推理出来的；有些仅仅形式上有推理的样子；有些只是“常识”；有些几乎是轻率的。有些自然对话演变成不连贯的问答，或实际上是独白式的一连串推论；有演说、总结，以及描述或戏剧性的插曲。它们的体裁和修辞有时候很容易读，有时候有很高的技术性，有时候很流畅；《斐多篇》里的神话几乎可说是抒情的，而它的结局又那么简单、伟大，而且苦涩。
要把这么多样的体裁和语气用英文表达出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差事。现在这一个翻译，虽然获得了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汤普金斯博士（Dr. J.M.S. Tompkins）和伍德沃德小姐（Miss Avery Woodward）的有益批评，以及赫彭斯托尔（Mr. Rayner Heppenstall）先生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组节目中作片段广播的时候所作的（在重点及戏剧性解释方面）建议，仍不敢说很成功。
休·特里德尼克[19]
注释：
[1]公元前495—前429年，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公元前460—429年），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
[2]智者派，诡辩派，以传授辩论术、修辞、伦理学等知识为业的古希腊哲学家的称号。——译者
[3]公元前448？—前385？年，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的称号，相传写过44部喜剧，现存仅8部。——译者
[4]特里德尼克教授在本书内提到神（god）的时候，有时候用小写，有时候用大写（God）。凡小写的时候，我就把它译为“神”。大写的时候，就译为“主神”。这是因为我的拉丁文老师德匹柏（Albert E.DiPippo）教授说，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小写的god前面没有定冠词，而大写的God前面有。我查了希腊文本，果然如此。但是God究竟指谁呢？从God这词在本书中的几段前后文来看，它应该是指阿波罗（Apollo）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希腊学专家汉密尔顿教授说，阿波罗神在希腊神话中是宙斯（Zeus）神的儿子，生在提洛（Delos）岛上。他被称为医疗之神、光明之神、真理之神，鼠之神以及太阳神。坐落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被认为是一个纯粹造福的力量，是众神和人类之间的联系。见汉密尔顿著《神话》（Edith Hamilton: Myth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2, pp.29-31）。——译者
[5]当苏格拉底提到他自己是阿波罗的一个仆人的时候，他所想的是在德尔斐（Delphi）城获得的阿波罗神谕所赋给他的使命。
[6]兰斯洛特是英国亚瑟王（King Arthur）的一名勇将。亚瑟王是传说中的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统率圆桌武士的英国国王。——译者
[7]加拉哈特是兰斯洛特的儿子，他以纯洁的性格著名。——译者
[8]公元前500？—前428？年，古希腊哲学家，创立宇宙论并发现日、月蚀的真正原因。——译者
[9]这一个名称比归纳法（Induction）更适巧地描述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因为归纳法有一个比较专门的意义。
[10]有些对话录也许在苏格拉底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可是，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
[11]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译者
[12]公元前？—前962年，古以色列国国王（公元前1000—前962年），定都耶路撒冷。——译者
[13]生活于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著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译者
[14]公元前580？—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原，促进了数学和西方理性哲学的发展。——译者
[15]公元前460—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政治上属奴隶制民主派，在伦理学上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心神宁静。——译者
[16]公元前540？—前470？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中；声称“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译者
[17]公元前515—前450？年，古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Eleatic）创始人，认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无生灭的，不动的，单一的。——译者
[18]在别的地方（在《国家篇》和《斐德罗篇》里），柏拉图分辨了灵魂的三个层面；可是，这种分析若放在这里，只会把主题搅乱。
[19]本书所加的边码（字母和数字），都是指向1578年由埃斯提安（Henri Estienne）所编的柏拉图版本的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