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恭有礼是美国的政府机关恪守的行为准则之一。我们的大部分政府机构也应该向其学习，改善自己的形象。而海关则更是首当其冲，必须效仿美国，变得不再让外国人那么讨厌和反感。法国海关无耻的掠夺是卑劣的，而我们英国的海关人员，面色阴沉，举止粗俗无礼，所有进入海关的人都认为他们很讨厌。国门前的守卫居然是这样一群病态之徒，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丢脸的。
到达美国之后，我发现这里的海关与欧洲的海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有礼，而且履行职责的时候精神饱满，有礼有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码头繁忙，我们直到周六天黑才停靠在了波士顿港口。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清晨，我走下了船，去了海关的办公室，收获了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我恐怕得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美国的第一次宴会还没结束，由于收到正式的邀请函，请我们去教堂。他们在那里准备了多少椅子和座席啊！如果要做个大概的估计而不是精准的计算的话，他们提供的座位应该够十二至二十四个大家庭坐的。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和形式都被他们登记好了，他们也在教堂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布置。
由于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换，因此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那天没去教堂。听说那天早晨钱宁博士刚好过来布道，那是他隔了很久之后才再次光临，我这才提起精神来。提及这个大名鼎鼎又温良恭俭的人物（很快，我就跟他成了莫逆之交），我会很高兴地写下对他的高尚品格和惊人天赋的尊崇和敬重，因为他一直都在无畏地与最耸人听闻的罪恶、最无耻的制度——奴隶制做斗争，他将之视作慈善事业。
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波士顿。这个周日我走上街道。空气清新，房舍整洁宽敞，店铺的招牌色彩艳丽，镀过金的铜字金灿灿的，砖头红艳艳的，石块洁白，百叶窗和街道的栏杆是绿色的，面朝街道的屋门上把手和金属饰物闪闪发光，一切看起来都轻飘飘的，很不真实，每一条街道都像是舞台剧里的一个布景。商业街道上，很少有店主直接住在店铺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商人，如果我能将这些商人都称作店主的话——这样，一家店铺可以有多家买卖。房子前面张贴着各种广告招牌。经过街道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这些招牌，自信能看到其中一些会变成别的东西。每当拐弯的时候，我总是留意寻找小丑和老傻瓜[8]。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就藏身在不远处的某个门廊或石柱后面。至于哈勒昆和科隆比娜[9]，我很快就发现他们暂住在一家非常小的钟表匠店里。这个店只有一层，离我住的酒店不远。除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标记，前面还有一个大表盘，几乎盖住了店铺前门，可以从表盘中跳过去。
郊外的景色看起来比城里更加虚幻缥缈。白色的木屋（它们太过洁白，以至于看着的时候还得眨眨眼睛），挂着绿色的百叶窗帘。郊外到处都是这样的房子，它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地上的浮萍，没有根基。小教堂都很整洁明朗，且都粉刷一新。我几乎要认为这里的一切都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可以一块一块地拿起来，装进小盒子里。
这座城市非常美丽，我能想象到，它一点儿也不会让外国观光者们失望：私家住宅大都宽敞而美轮美奂，店铺整洁美观，公共建筑富丽堂皇。州议会大厅建在一座山上，随着我的靠近，它在逐渐升起，我靠近之后它才露出了全貌。一个名叫“凡众”的绿色的围场包围着它。这里很美，在山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迷人景色。除了一系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这座大楼还有两个漂亮的议事厅：一个是众议院的议事厅，另一个是参议院的议事厅。据我在这里所见，这里的活动都被安排得庄严而不失体面，这当然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敬意。
毫无疑问，波士顿之所以充满学术气氛和优雅气息，是因为受到剑桥的大学[10]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所大学距波士顿城区不过三四英里的距离。大学里的教授都是极富修养和学识的绅士，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他们身上散发着文雅的光芒，给这个文明世界带来了荣耀。波士顿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人，还有居住在那里的大部分从事自由职业的人，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这一点我是肯定的：无论美国的大学有什么缺陷，它们却从不散播偏见，不培养心胸狭隘的人，不挖掘陈腐迷信的死灰，不阻碍人们的进步，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歧视他人；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认识广阔世界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教学目标。
这所学校在波士顿这座小城里创造了很多不易察觉却影响深远的小事物。对我来说，观察这些事物，并记录这所学校在人性和兴趣方面所做出的成就，这种愉快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它带来亲密的友谊，赶走人的空虚和偏见。波士顿人崇拜的小金牛，与大西洋另一侧的欧洲大教堂里的巨型塑像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在巴特农万神殿诸神的眼中，无所不能的美元毫无价值。
总之，我真的认为，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公共设施和慈善机构是近乎完美的。这都要归功于城市建设者的智慧、仁慈和爱心。参观这些地方，我思索了很多关于幸福的问题。在我一生中，即使在经历穷困和丧亲之痛时，我也从没思考过这么多。
美国所有类似的机构都有这种显然的令人愉悦的特征，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得到政府的援助，即便是在不需要政府援助的情况下，在行动上与政府，自然也与人民的步调保持一致。观察慈善事业的倾向性，能够确定劳动阶层的地位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我认为，无论私人慈善团体能够捐赠多少财物，公益慈善事业总比私人慈善团体要好。在我的祖国，慈善机构一直都不是政府借以展示对广大群众的特殊关怀的地方，政府也从未将它视作一个具有自我完善能力、有生命力的机构。但是私人慈善团体却日渐壮大，为那些身处穷困无援境地的贫民，做出了数不尽的善举。而英国政府，既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慈善行动，因此不配得到贫民的感激之情。而且，他们对济贫院和监狱的庇护和救济也少得可怜。自然，穷人们都将这政府当成了严厉的主子。政府对他们不是训斥就是惩罚，而不是仁慈的保护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对他们关怀备至。
“恶能产生善”这句俗语，在很多英国的慈善机构都能得到验证。正如伦敦的民法博士院大楼里的特权办公室提供的大量记录所显示的那样。一些非常富有的绅士贵妇，在一些贫困亲戚的陪同下，每周至少做一次礼拜。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就很恶劣，现在从头到脚都是病痛。他们反复无常，秉性不改，心怀疑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喜欢任何人。这些人即将跨入坟墓之中，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废弃旧的遗嘱，改立新的遗嘱。亲戚和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培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去继承这巨额遗产的一份；还有一些人，从孩童时代起，就被取消了为此而进行角逐的资格）的名字经常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遗嘱的受益人一栏，然后又被删除，不断地重复着恢复与删除，这让整个家族，乃至关系最远的旁支血脉都为此激动不已。最后，老妇人或者老绅士显然时日无多了，他们很清楚，为了图谋自己手中的巨额财产，身边所有人都联起手来了，于是他（她）又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真的是最后一份了——同样将它藏在陶瓷茶壶里，第二天便仙逝了。后来，遗嘱被宣布，所有动产与私人财产都分给了六个慈善机构。那位已经离去的老人，完全是在怨恨中做出了这件善事，花费的代价就是生者无尽的怨恨和痛苦。
波士顿的帕金斯盲童学校和马萨诸塞盲童庇护所，由专门的托管机构监管，每年托管机构都要向市政当局做报告。马萨诸塞州贫困的盲人还可以无偿享受这些社团提供的福利。从附近各州，如康涅狄格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来该州的盲人们，通过所属州的担保，也可以享有这样的待遇。如果没有所属州的担保，就必须找朋友来做担保。第一年，这些人可以获得二十英镑的教育和膳食费用，第二年则减少到十英镑。托管机构称：“第一年后，每个学生的花销账目就要公示，他必须将实际消费的膳食费记录下来，每周不得超过两美元。”这些钱就相当于八先令多一点儿。“而且，州政府或他的朋友们赞助他的钱，加上他自己的收入，所有收入如果每周超过一美元，那么那些钱都归他所有。到第三年时，他就会知道，他自己的收入够不够支付他一年实际的开销。如果能够支付，那他可以自己选择是继续留在这里赚钱还是离开。我们不会收留那些被证实没有能力谋生的人，因为这里不是救济中心，正如蜂巢里不会收留不劳作的蜜蜂。那些在体力和智力上低下的人，没有资格工作，因此也没有资格成为我们这个勤劳之家的成员。这些人可以在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机构中得到更好的照料。”
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过来参观盲童学校的：当时，头顶是意大利式的晴空，空气清新宜人，原本视力不佳的我竟然也能看清远处建筑物的外形和轮廓。就跟美国其他类似的公益机构一样，它位于城镇以外，距市区有一两英里的距离。这里通风性很好，视野开阔，建筑物非常漂亮。它建在高地之上，可以俯瞰海港。我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以感受这里清新自由的气氛——波浪翻涌，水光四射，水面上涌起了一层灿烂的水泡泡，好像水下的世界也跟水上的世界一样，都因为这明朗的天气而活力四射，光彩照人。我看着一艘船驶进海中，越行越远，变成了一个闪亮的白点，好像平静而深沉的蔚蓝色背景下的一朵白云。我转过头，看到一个盲童，他也面朝那个方向，好像他身体里某种奇妙的感官能让他看到那一幕一样，我不禁感到一丝心痛。也许是他面对的方向光线太强了，所以我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希望能让光线变暗一点儿。有一瞬间，也许只是错觉吧，我居然真的觉得光线变暗了。
孩子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做日课，只有少数几个在外面玩。这里的孩子，跟其他机构里的孩子一样，没有穿统一的制服。对此我非常高兴，这有两个理由。其一，我确信，人们之所以顺从地穿好制服，佩戴徽章，只是因为那些无聊的规矩束缚和思想的匮乏。其二，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们可以向来客充分展示出自己的个性。那些未受压抑的天性，并没有迷失在丑陋、呆板而单调的统一服装之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一样，鼓励这些小小的、善良的人，乃至这些盲人，让他们获得自尊，也是很明智的。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秩序井然，干净整洁，令人感到舒适。不同班级的孩子们，聚集在各自的老师身旁，积极回答着老师提出的问题，并不为了抢先而争抢吵闹，这种场面真让我感到欣慰。那些在玩的孩子吵吵闹闹，嬉笑不止。他们之间的友谊比那些共同享乐的年轻人的情谊更加深厚。这是我意料之中的，这是上天对受苦者的补偿。
建筑的一部分被分隔开来做车间。在这里工作的是结束了教育，掌握了一技之长，却由于缺陷无法进入普通工厂工作的盲人们。这时正好有几位工人在忙着制作刷子、床单之类的东西。这里其他地方所呈现出来的欢快、勤奋与良好的秩序，在这里同样可以见到。
铃声响起，学生们都去了一个宽敞的音乐厅。没有任何人指引，都在前排的座位上坐下，聆听着风琴演奏，演奏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位。结束的时候，这位不知是十九还是二十岁的演奏者将座位让给了一个女孩。在她的伴奏下，他们齐唱起了一首小调。后来，大家都开始加入合唱。这样看着他们，听他们演奏、唱歌，真是令人伤感，尽管他们自己显然非常开心。我发现，坐在我身旁的盲女孩（她的四肢正因为生病而无法使用），脸朝向他们的方向，一边听着，一边静静地流泪。
看着这些盲人将心中的所有想法都很明显地体现在脸上，一个视力完好的人也许会因为自己戴的“面具”而脸红，这种感觉真是奇怪。他们的脸庞上永远都写着焦虑。如果我们试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路，我们可能也会露出这种表情。他们心头有什么想法，就会立刻在脸上流露出来，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如果在一个狂欢会上或者在宫廷的客厅里，人们能有那么一会儿，像盲人男女那样，忘记了自己还有眼睛，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没有眼睛的人将看到怎样的秘密，眼睛所看到的，又是多么虚伪——然而我们若是看不到这些，还是要觉得真是太可怜了。
另一个房间里，我坐在一个又聋又瞎又哑的女孩面前。她还没有嗅觉，甚至连味觉也不好，却有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精神力量——理想、善良、友爱，而她只有一种生理感觉——触觉。她就那样坐在我面前。在那间大理石屋子里，任何光线都透不进来，任何声音也透不进来。她苍白的手抚过墙壁的裂缝，朝外面探去，希望能得到好心人帮助，也许能唤醒不朽的灵魂。
在我看见到她之前很久，帮助就已经来过了。女孩的面孔闪耀着智慧和愉悦的光茫。她亲手将长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俊美的面容和宽阔的额头展示着睿智和才华。她穿的衣服是自己搭配的，是整洁和朴素的典范。她亲手编织的针线活儿正放在脚边，而她的写字本就放在她倚靠的书桌上。她所拥有的这么温情、柔和、正直和感恩的心态，正是在这样的苦难中磨砺出来的。
跟这家机构的其他被收容者一样，她的眼睑周围被缠了一条绿色缎带。一个被她装扮好的洋娃娃正躺在地上。我抱起了娃娃，看到这个娃娃的眼睑上有跟她一样的绿色缎带。这是她自己做的。
她坐在一个由课桌和长椅围成的小圈子里，正在写日记。写完了之后，她就跟坐在身旁的一位老师用手语聊起天来，她们之间的氛围很愉快。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位老师；我也敢肯定，如果她能看到这位老师亲切的面庞，一定会更爱她。
我在一份资料中摘录了几段她的生平故事，这份资料出自一个让她成长为现在的样子的人之手。这是一个很美很感人的故事，我真希望某天能将全部的故事都公之于众。
她名叫劳拉·布里奇曼。“1829年12月21日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据说，幼年时她活泼好动，非常可爱，眼睛湛蓝。然而，在一岁半之前，她的身体却很单薄，虚弱无力，她的父母都要放弃将她抚养成人了。她经常痉挛，发作时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她的承受能力。生命曾一度如此脆弱无力，但一岁半的时候，她似乎重新恢复了健康，危险的征兆在逐渐消退。到二十个月大时，她完全恢复了健康。
“那时，她的头脑——此前一直停滞不前的头脑——快速发育起来，四个月的康复期间，她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赋（当然，要考虑到这是一位溺爱女儿的母亲说的）。
“但好景不长，不久，她突然再次病倒了。五周内，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她的眼睛和耳朵都开始发炎、红肿、化脓，最后，不得不摘除了里边的东西。尽管她永远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但这可怜的孩子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她连续高烧了七周，在黑暗的房间里躺了五个月。一年后，她才得以不需扶持自己走路。两年后，她已经能整天坐着了。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她的嗅觉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受此影响，她的味觉也大打折扣。
“到四岁时，这个可怜的孩子才重新恢复健康，开始步入人生和世界的学徒时代。
“但是，她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啊！黑暗与沉寂包围着她，没有母亲的笑脸回应她的微笑，没有父亲的声音来教她模仿说话。兄弟姐妹于她只是一个能碰触的有形的物体，除了有体温、可以行动之外，就跟房子里的家具差不多。与猫狗比起来，甚至在这方面也没什么区别。
“然而，她体内不朽的灵魂却并没有死去，也没有受到伤害，尽管身躯与世界交流的主要渠道被切断了，但是在其他方面出现了新的途径。她一恢复行走能力，就开始在房间里摸索，然后摸索范围扩大到整栋房子。任何手能够触碰的物体，她都逐渐熟悉了它们的形状、密度、重量和热度。母亲带她熟悉房子，她跟在母亲身后，感觉着她的双手和手臂。她让自己学着模仿，重复每个动作，甚至学会了编织和缝纫。”
但是，毋庸置疑，她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其实非常有限。她的生理缺陷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人们对不能靠讲道理来说服的人，只能用强制手段来控制，而她又是有生理缺陷的人，如果不是得到及时而意外的帮助，那她一定会让她陷入比被残杀的野兽更悲惨的境地。
“庆幸的是，这时候，我听说了这孩子的故事，然后马上赶到汉诺威去见她。她当时身材标致，个性坚强，活力十足，看起来非常健康。她的父母很快就答应让她来波士顿。1837年10月4日，他们带她来到了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她非常茫然，但两周之后，她就逐渐熟悉了她的新家，跟新朋友的相处也更加融洽。这时，他们开始让她学习认识各种符号，这样她就能与别人交流想法了。
“当时有两种学习方式：一种是根据她自己熟悉的语言创建语言符号，另一种则是教她普遍通行的语言符号，也就是说，让她认识每一种物体的符号，或者让她学习一种语言，让她自己能够表达出任何存在的事物来。前一种方法可能会很容易实施，但收效不会很好，而后一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很难，但如果真的施行起来会很有效。于是，我决定采用后一种方法。
“很快，我们就开始试验了。我们用的都是日常用品，如刀叉、勺子、钥匙等，在每一件物品上都贴着凸出字母的标签。她仔细感受着这些标签，很快，她就辨识出了勺子和钥匙，因为这两种物品的字母完全不同，就跟这两种物品本身的形状也不相同一样。
“然后，印着同样字母的标签也被放进了她的手中，她很快就发现，这些跟刚刚那些物品上贴的标签相似。她将‘钥匙’的标签放在钥匙上，而把‘勺子’的标签放在了勺子上。这时，她得到的奖赏就是头上被轻轻拍打了一下。
“同样的试验在不断重复，所有她能触碰的物品，她很快就学会了将正确的标签放到上面。这种试验显然只是测试模仿和记忆能力的。她回想起‘书’的标签是放在了书上的，因此她重复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是模仿，第二次是记忆，这样做的动机是希望得到奖励，但显然，对这些东西之间的关联性，她还没有理性的感知力。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起了标签，送到她手里的是写着一个个字母的卡片。这些字母按顺序排好，排成如‘书’‘钥匙’等物品的单词，然后这些字母全都被打乱，让她自己去学着排列‘书’‘钥匙’等单词，而她也学会了。
“到此时为止，这些过程都是很机械的，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这就像是在教一条聪明的狗玩杂技一样。这个孩子沉默而耐心地模仿着她的老师的动作，收到的效果令人惊讶地好。这时候，智慧之光终于眷顾了她，她的头脑也开始运转起来了：她想到了一种办法，将自己的思想拼成各种符号，展示给其他人看，立刻，她的脸上泛起了人性的光辉，她不再是一只只会模仿的狗或鹦鹉，她的灵魂获得了不朽，她渴望着控制能与其他灵魂交流的枢纽！这一刻几乎在我头脑中定格，当真理的曙光出现在她的头脑中，并照耀到她的脸庞时，我明白，最大的障碍已经克服了，此后，只要有耐心，有毅力，只要坦诚以待，勇往直前，成效就会越来越好。
“现在看来，这些成果的取得似乎轻而易举，但事实并非如此。曾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都打了水漂，在经过多个星期的努力之后，才开始收到成效。
“如前所述，我们创造了一种符号，用来说明她的老师所做的动作，她感觉着这些动作，然后模仿。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制作一些金属符号，将字母表上的各字母刻在这些符号的一端；还需要一些木板，上面有很多方形的洞，而这些洞刚好要能够放进那些金属制作的字母模型，这样她才能感觉到那一端的字母。
“然后，我们交给她一件物品，如铅笔、手表等，她则要选出恰当的字母，在自己的木板上排列好，愉快地阅读它们。
“用这种方式训练了她数周之后，她的词汇量开始增加；接下来的重要步骤就是要教她用手势来表达不同的字母，而不是用那些模板和字母符号等累赘的物品。她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方式，并且也很快就学会了。在老师的教导下，她的智力也得以开发，而且她的进步也非常迅速。
“这个过程开始之后的第三个月，她的成绩报告单出来了。报告单显示：‘她已经学会了手势字母，就像聋哑人用的手语一样。’报告给予了她肯定的评价，对她付出的努力取得了如此神速的进步表示了惊叹。然而，她仍然在继续进步。她的老师给了她一件新物品——一支铅笔。老师首先让她触摸这支铅笔，让她了解它的用途，然后教她怎样自己用手指来拼写这个单词。这孩子握住了老师的手，感觉着她的手指变化，因为这次是在教她新的东西。她将头轻轻转过去，好像在认真聆听一样，张开双唇，她似乎无法呼吸。她脸上的神情起初还很紧张，但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微笑，因为她明白了这次要学习的内容。然后，她举起自己的手指，拼出了这个单词，最后，为了确定自己拼写正确，她就将已经拼成的符号放在了铅笔旁边。
“接下来这一年她过得很愉快，她热切地学习着所触碰到的物品的名称，对手势字母的运用也更加熟练自如，而且大家都非常关心她的健康状况。
“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她的成绩报告单也出来了，这里对这份报告做以下简述。
“毫无疑问，她看不到光，也听不到声音，更闻不到气味，如果她还算有嗅觉的话。因此她的思想是黑暗的、沉寂的，就像午夜时分封闭的坟茔一样。美好的景色、好听的声音、好闻的气味都是什么样，她毫无概念；尽管如此，她过得像一只小鸟或小羊一样怡然自得；她用头脑去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这给她带来无尽的快乐，这种快乐也体现在她的神情上。她似乎从不抱怨，而是尽情享受孩子应该得到的欢乐和愉快。她喜欢娱乐和嬉闹，跟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她发出的笑声是孩子群中最大声的。
“独处的时候，只要能够缝纫或编织，她就会变得很快乐，会一直忙碌好几个小时；如果没有活儿干，她就会想象与别人聊天的场景自娱自乐，或者回忆往事，或者数自己的手指，或是用手语拼写近期学过的物品名称。这时候，她似乎很理智，会思考、辩论。如果她的右手拼写错了单词，她就会用左手敲打右手，就像她的老师做的一样，露出不满意的神情；如果拼写对了，她就会拍一拍自己的头，看上去非常开心。有时候，她故意用左手拼错单词，很淘气地大笑起来，然后用右手敲打左手，像是要纠正错误一样。
“这一年里，她对盲人手语的使用越来越灵活。她很熟练很快速地拼写出她所知道的单词和句子，只有熟悉这种手语的人才能跟得上她的手指的动作，明白她所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她能迅速用手指表达自己的思想本就够令人惊讶的了，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经常能准确而轻易地读出别人写下的词汇。她抓住他们的手，感受他们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这些动作的含义也一点点地进入她的脑海。她和她的盲人朋友们就是用这种方法交流的。没有比他们之间的交流更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了。因为如果两位哑剧演员通过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需要非凡的天赋和技巧的话，那他们两个都看不见的人交流该多么困难啊，而且她还听不见。
“劳拉经过过道时，只要伸出双手，就能马上识别出遇见的是什么人，并且会向他们打招呼示意。如果经过身边的是与她同龄的女孩，正好是她所喜欢的朋友，她就会朝对方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伸开双臂拥抱对方，握住她的手，用纤细的手指快速地传递想说的话，交流她们的思想和情感。她们彼此提问，彼此回答，交流快乐和伤心的事情；她们亲吻然后道别，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
“这一年，在她离家六个月之后，她母亲过来看她。她们之间的会面很有趣。
“她母亲独自站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不幸的孩子，而孩子全然不知母亲的存在，自己在房间里玩耍。不久，劳拉撞到了母亲，并立刻触碰了她的双手，触碰了她的裙子，试图弄明白是不是认识这个人。然而她没有认出来，于是转身离开，就像撞到的是一个陌生人一样。可怜的母亲发现自己最爱的孩子居然认不出她来，深受打击。
“然后，母亲给了劳拉一串在家时经常戴的珠子。很快，劳拉就辨认出来了，于是她很开心地将珠子戴好，并急忙找到我，跟我说，她知道，这串珠子是她家里的。
“这时，母亲试图去拥抱她，却遭到了劳拉的抵抗，因为她更喜欢与自己的同伴们在一起。
“这时，另一样家里的物品被递到了劳拉的手里，她也更加感兴趣了。她仔细地辨认着‘陌生人’，并告诉我，她知道这个人来自汉诺威。她甚至接受了‘陌生人’的拥抱，但是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她就会平静地离开她。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了，因为尽管她也意识到女儿可能认不出她来，但这种被最爱的孩子冷漠对待的现实，实在是母亲所无法忍受的。
“过了一会儿，母亲再次拥抱了劳拉。劳拉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个人应该不是陌生人，然后她热切地用双手感受着母亲，脸上露出非常感兴趣的神情，然后她的面色变得苍白，后来又由白转红，希望中夹杂着疑惑和焦虑，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在她脸上相互争锋。在这痛苦的不确定的时刻，母亲将她拉到身旁，热切地亲吻她。马上，劳拉就反应了过来，所有的疑问和焦虑都从她脸上消失，她很幸福地依偎到母亲怀里，享受着母亲的拥抱。
“随后，那串珠子被完全忽略了，她所有的玩具都被扔在了一边，而她的朋友们，她之前还以为母亲是陌生人而跑去跟她们玩，此刻却很难再让她离开母亲。虽然她仍然会听我的指令，跟我离开，但脸上的神情却非常勉强。她靠近我的时候，似乎非常惊慌恐惧，但过了一会儿，我带她去她母亲那里，她就会欢快地扑到母亲怀里。
“随后她们的分别，也同样显示出这孩子的重情、智慧和坚决。
“劳拉一直将母亲送到门口，一路都陪着她，到了门槛处，她停下了脚步，触碰四周，确定周围都有什么人。感觉到她最喜欢的女舍监在另一侧，她就一手抓住舍监的手，另一手握住母亲，颤抖不止。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了母亲的手，用手绢擦拭眼睛，转过身去，倒在舍监肩头哭泣。她的母亲对孩子的不舍之情跟孩子对母亲的不舍之情一样深厚。
“以上的报告还提及，她还具有鉴别对方智力高低的能力。对待新来的人，几天之后，她就能够辨别出对方心智的弱点，她就摆出很轻蔑的态度。这种不友善的态度，是在过去一年中所发展起来的。
“她会挑选那些非常聪明，与她交流最好的孩子做朋友；显然，她不喜欢智力不高的孩子，除非她能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倾向在她的个性中是非常明显的。她利用他们，让他们唯命是从，用一种她很明白不可能用于别人身上的方式，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她撒克逊人的特色。
“她喜欢看着伙伴们被她所尊敬的老师表扬和拥抱，但这种亲密不宜太过分，不然会引起她的嫉妒。她总是希望任何好事自己都有份，即便不是狮子大开口，也要比其他人更多，如果得不到，她就会说‘我妈妈很爱我’。
“她的模仿欲望很强，以至她做出了一些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行为，这给她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快乐。她已经能坐半个小时之久了，手捧着书放在眼前，嘴唇轻动，好像她明白视力好的人是怎样看书的。
“有一天，她假装自己的洋娃娃得病了，于是一直照顾它，并喂它吃药。她小心翼翼地将娃娃抱到床上，在它脚边放了一瓶热水，做的过程一直很开心地大笑。我回家时，她坚持让我去看它，摸摸它的脉搏。我让她在娃娃背上放一颗发疱药，她看起来很惊奇很兴奋，差不多都要高兴地叫出声来了。
“她的集体意识和情感都很强烈。她坐在椅子上做手工活或作业的时候，只要旁边有朋友在，她就会时不时地停下手里的活儿，热切地拥抱和亲吻朋友们。我看着都很感动。
“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自娱自乐，看起来很满足。热爱语言是她的天性，她经常用手指语言自言自语，缓缓地，持续很久。但是，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才会显出安静的样子来，因为只要感觉到有人在身旁，她就会很闹腾，直到她坐在他们身旁，握住别人的手，用手势语跟他们交流为止。
“她的求知欲很强，并且能够很快掌握事物间的联系，发现这些让我们非常欣慰。在道德品行方面，看到她欢笑不断，享受生活，感受着她深切的爱，毫不动摇的自信，对苦难者的同情，她的责任感，对人坦诚，充满希望，这也是很美好的。”
以上就是从劳拉·布里奇曼简单有趣且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中摘录的一些片段。写下这故事的人，就是她的恩人和朋友，豪医生。我相信，读过这些故事之后，没有人在听到这个名字时还无动于衷。
自我以上节录的片段发表之后，豪医生还公开了另一份报告。报告记录了第二年她的心智迅速发展成熟的情况，并将她的故事一直记录到去年底。有件事值得注意，我们在梦中说话，在梦中同时与自己以及在梦中出现的想象中的人交流，而她，不会说话，就只能在睡梦中用手语表达。而且可以观察到，当她睡眠受到惊扰或受噩梦困扰的时候，她就会用别人看不懂的手语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像我们正常人在类似的情况下语无伦次一样。
我翻过她的日记，发现她的笔迹非常清晰，有棱有角。她记述所用的语句，不需任何注释，我们也能理解。我说想看看她写字的样子，她身旁的老师就跟她交流起来，请她在一张纸上写下她的名字，写两三次。她写的时候，我留意到，她的右手则握着笔，而她的左手一直压在右手上，并随着右手移动。纸上没有任何提醒她的标记物，但她的字迹很工整，行笔也很流畅。
这时候，她一直都没有察觉有外人来参观，但是一将自己的手放在陪我来的那位先生手中，她很快就在她的老师的手掌上写下了他的名字。确实，现在她的触觉相当灵敏，只要曾跟一个人待在一起过，无论时隔多久，她都能马上辨认出对方。显然，这位老师曾经也陪伴过她，只不过相处的时间不长，而且显然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我朝她伸出手去，她很快就推开了，就跟她对待其他陌生人的态度一样。但我妻子伸手过去她却非常开心，还亲吻了她，并很好奇地触碰了她的裙子。
跟老师交流的时候，她非常开心，露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情。她辨认出了一位她最喜欢的女玩伴——这位玩伴也是盲人，她一直很安静，没想到劳拉过来，非常开心，劳拉在她身旁坐下，这场景真美好。我上门拜访的时候，有那么两三次，她弄出了很难听的噪音来。但她的老师按了一下她的嘴唇，她就不再做了，大笑着抱着老师撒娇。
来看她之前，我还去过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群盲男童。他们有的荡秋千，有的攀爬，参加各种运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朝陪我们进来的助教喊道：“看看我，哈特先生！求求您了，哈特先生，看看我！”他们大声嚷嚷着。我想，就算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下，他们也希望有人能欣赏他们的才能。他们之中有一个小家伙一直在笑。他独自站在一旁，自己做着体操玩，不断拉伸着手臂，活动筋骨，乐在其中。他伸出右臂，碰到另一个男孩，看起来非常开心。他就像劳拉·布里奇曼一样，也是又聋又哑又盲的。
豪医生对这名男童最初的受教育表现的记载是令人惊叹的，而且与劳拉有密切的联系，对此我也忍不住要摘录一下。这位男孩名叫奥利弗·卡斯韦尔，他已经十三岁了。在三岁四个月大之前，他的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健康。但三岁四个月时，他得了猩红热，四周之内，他失去了听力；再过了几周，又失去了视力；六个月内，他就变得不能说话了。刚刚丧失语言能力的时候，他非常焦虑。人们说话的时候，他总会去触碰他们的嘴唇，然后用手抚摸自己的嘴巴，好像是要确认他的嘴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求知欲很强，”豪医生说，“他一到这里，这一点就体现了出来。他热切地了解着这个新家里他所能感知和闻到的一切东西。例如，他踩到了锅炉的节气门，就会马上蹲下去，用手触碰它，很快，他就发现了上面的金属板与下面的金属板相隔很近，但这还不够，于是他俯下身子，侧过头去，用舌头舔了舔其中一块，然后又舔了舔另一块，并发现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金属。
“他的动作极富表现力，完全出自本能的表达方式，如笑、哭、叹气、亲吻、拥抱等，这些都表现得非常完美。
“还有一些他发明的动作（完全是由于他模仿的能力所驱使），也很容易理解，如划动双手表示划船，以手画圆表示轮胎等。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让他不再使用这些自创的动作，而是用我们通行的肢体语言。
“借鉴训练其他人的经验，我省略了前面某些烦琐的步骤，直接从手指语言开始。因此，我找了一些名称简短的物品，如钥匙、茶碗、酒杯等，并请劳拉做助手。我坐下来，握住他的手，放到其中一个物品上面，然后用我自己的手划出了‘钥匙’这个单词。他热切地用双手感觉着我的手。由于我一直在重复拼写，他显然也想模仿我的动作。几分钟内，他便用一只手感觉着我的手的动作，另一只手则试图模仿，成功了之后，他就大笑起来。一旁的劳拉，兴趣也被激发了起来，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相似的表情。劳拉脸色涨红，有点儿紧张，她的手指不断触碰着我们的手指，试图模仿每一个动作，但又非常小心，不给我们的动作造成不便。而奥利弗非常用心，他的头稍稍侧着，脸向上昂起，左手抓住我的手，右手则伸了出去。他非常关注我的每一个手指动作，模仿我的动作的时候，他露出了一丝焦急的神情，一旦认为自己能做到，他就会微微笑一下，而如果成功完成了动作，感觉到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他就会放声大笑。而劳拉则拍着他的后背，高兴得又蹦又跳。
“半个小时内，他就学会了六个以上的字母，并且很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也很高兴能得到奖励。随后，他的注意力不再那么集中了，于是我开始跟他玩游戏。很明显在刚才的学习过程中，他只是在模仿我的手指动作，他把手放在钥匙、茶杯等物体上，这也是模仿的一个部分，但他还没有弄明白这些动作和物体之间的关系。
“他玩累了，我就把他带到桌子旁，他已经准备好再次开始模仿了。很快他就学会了拼写钥匙、钢笔、别针，而且通过不断地触碰、感知物体，他最终明白了我放在他手上的物体和字母之间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我拼写出别针、钢笔或茶杯的单词时，他就会挑选出对应的物品。
“这种感知力并不是伴随着理智而诞生，也不是伴随着快乐而诞生的，就像劳拉领会到这一点时那样。随后，我把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桌子上，让其他孩子走远了一点儿，让奥利弗自己拼写‘钥匙’这个单词，他一这样做，劳拉走过去拿起了钥匙：小男孩看起来被逗乐了，他一直在微笑着关注着。然后，我让他写出‘面包’这个单词，劳拉马上给他拿过来一片。他先是闻了闻，将面包送到嘴边，若有所思地仰起头来。他似乎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大笑了起来，好像在说：‘啊哈！我现在明白那些东西要怎样理解了。’
“显然，他有学习的能力和欲望，他是一个很棒的学生，只是需要让他专心于学习。因此，我将他交到了一位有责任心的老师手中。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迅速成长起来的。”
这位先生说孩子领会的时刻是伴随着快乐而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当劳拉黑暗的思想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未来的渴望之光，这一生中，那一时刻对她来说就是不衰的、绝对的快乐源泉，即便是到了暮年，这个源泉中透出的光芒也一点儿不会减少。
在这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过平常的关怀和尊敬，因为这种感情的培育基底跟寻常的生活并不一样。老师正在制定方案，怎样传授给劳拉更先进的知识，以及这个宇宙的伟大创建者的一些信息。尽管她生活在黑暗、沉寂的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芬芳的气味，但她一直都过得非常开心。
你们这些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有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你们这些强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好让别人觉得你们在斋戒的伪君子啊，从这些又聋又哑又盲的人这里学习一下，究竟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什么是适度的满足吧！你们这些自命清高的伪君子啊，你们最好还是跟这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学习吧，她能教导你们的，值得你们认真学习！让她的双手轻轻放在你们心上，因为她的小手的触碰能够让你们的心伤痊愈，这跟上帝的抚慰有同样的功效。他的规则被你们任意歪曲，他的教导被你们误解，他对全世界的仁慈和同情，得不到你们的共鸣，他每一天都会深入地了解那些堕落罪人的悲惨处境，而你们，除了对他泼冷水，没有做出任何怜悯的行动！
我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一个服务人员的非常可爱的孩子跑过来迎接他的父亲。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这群盲孩子中居然有一个有眼睛的孩子。这个场面让我深感心痛，这种痛苦，就跟两小时前，看到那个走廊中的盲孩子时一样！啊！外面的景色多么明亮、湛蓝、温暖、鲜艳，跟里面那么多年轻生命的黑暗世界相比，是多大的反差！
在南波士顿——大家都这么叫它——有很多慈善机构都在这里，这个地方十分适合它们的创办目的。其中一家是专治精神病患的州立医院。这家医院遵循的正是安慰和仁慈的原则。二十年前，这种原则被认为比异教邪说还坏，而我们英国的汉威尔救济院运用这种原则却很成功。“即使对精神不正常的人，也要表现出对他们有信心，可以信任。”我们经过医院长廊的时候，这里的医生对我们说，他的患者们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没有受到限制。那些否认或质疑这句话的人，在见过其效果之后，如果依然固执己见，我只能说，但愿自己不要被邀请为鉴定他们精神是否正常的精神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仅凭这一个证据，我便能断定，这些人精神不正常。
这间机构的每一个区域都像是一个长廊或大厅，病人的房间分布在两侧。他们在这里工作、阅读、玩九柱戏或其他游戏。如果因天气不好不能去户外活动，他们就一起坐在房间里。其中的一个房间里，在那群女精神病人（黑人白人都有）中间，医生的妻子和另外一位女士，带着几个孩子安静地坐在那里，看起来理所应当的样子。这两位女士长相俊俏，随便瞥一眼就能发现，她们身在这里这件事，对周围的病人们有很有益的影响。
一位将头靠在壁炉架上，举止优雅、风韵犹存的老妇就像玛奇·韦德菲尔[11]本人。她的残破的华服，头上布满了破网纱、棉絮、碎纸片，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看起来像鸟巢一样乱。她因为戴着想象中的珠宝而容光焕发，还戴着一副货真价实的金丝边眼镜。我们靠近的时候，她正垂头仔细阅读膝盖上一份油腻腻的旧报纸。我敢说，她正在看关于她自己的在外国宫廷演出的报道。
我耗费笔墨来详细介绍她，是因为她体现了上文那位医生说的让患者获得并保持自信的治疗风格。
“这位，”他大声向我介绍着，握住我的手，十分礼貌地走到这位古怪老妇身边，并没有用令老妇产生怀疑的眼神或是低语，“这位女士就是这所宅子的女主人，先生。这所宅子属于她。任何人都别想打它的主意。您也看得到，这里规模很大，需要很多用人。您看，她的生活条件是多么优渥。能接待我的探访，让我的妻子和家人在这里居住，她真是非常仁慈。因此可以说，我们真是欠了她很多。您看，她多么得体啊。”听到这话，这位老妇十分谦逊地弯了下腰。“请允许我荣幸地向您介绍，夫人，这位先生来自英格兰，经过漫长的旅途刚刚抵达这里，名叫狄更斯；这位是这里的女主人！”
我们十分严肃而恭敬地相互致意，然后便继续参观。其他的疯女人似乎都明白我们上演的这场闹剧（不仅是这一件事，还有其他的事，除了关于她们自己的事），并且以此为乐。后来，我也同样了解了她们的各种病因，我们离开她们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建立起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让医生了解她们的病情程度，还让医生能够抓住机会，趁她们理性之光绽放的瞬间惊见自己之前活在幻觉中的荒谬可笑。
每天，这家医院的病人们都会用刀叉吃饭，在他们之中还坐着那位绅士，他对待患者的态度上文已有记载。每一餐吃饭的时候，完全只是靠道德作用来抑制病人试图用刀子割断别人喉咙的疯狂念头。这种道德约束的效果是绝对有效的，而且即使作为一种约束手段，也远比由冷漠、偏见和残忍发明的束身衣和脚镣手铐效果更好。
在医院的劳动车间，每个病患都像正常人一样，能自由使用各种职业必备的工具。在花园和农场，病人们用铁锹、耙子和锄头劳作。作为娱乐，他们还会散步、跑步、钓鱼、画画、阅读，乘专门配备的马车外出。他们还有自己的缝纫社，为穷人制作衣服，他们举行集会，通过决议，却从不像我们所知的任何正常人的集会那样动手挥刀，他们用最友善而礼貌的态度参与会议的每一个进程。这些工作也消耗了他们本会发泄在身体、衣服、家具上的易怒脾气。他们的生活怡然自得，平安健康。
他们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舞会，医生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的护士、助理都会热情参与。钢琴上轮流演奏着舞曲和进行曲。不时有某位先生或女士（他们在这方面的造诣早已为人所知）会应大家的邀请而上台唱歌。从来没有人发挥失常，使歌唱变为尖声嚎叫。身在其中，我必须承认，我原本以为这种场面会很惊悚。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为这场舞会做准备，八点的时候所有茶点都已经备好，九点，舞会结束。
整场舞会中，大家都彬彬有礼，谈吐优雅。他们都在模仿医生，医生则在聚会中扮演了切斯特菲尔德[12]的角色。就跟其他的聚会一样，这种舞会也会变成女士们一段时间的热议话题；而男士们则抓紧这个机会来表现自己，他们经常被发现在悄悄练习自己的独特舞步，以备在舞会上引人注目。
显然，这样做的一大好处便是教育和鼓励这些不幸的人，要争取自尊，懂得自爱。南波士顿的所有慈善机构秉持的都是这种理念。
这里有“劳工所”，该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致力于接纳那些老无所依和无家可归的贫民。该机构的墙上有这样的话：“请谨记：克己、安宁与和平，即上帝的恩赐。”这儿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进入这里的人都是毫无道德观念的坏蛋，必须用恫吓和强制来约束他们。他们进门时遇到的只是这句温和的规劝。房里的一切简单质朴（也理应如此），却透着和平和安乐的氛围。这里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却显示出了对来这里寻求庇护的人的体贴和关怀。这里立刻唤起了那些人的感恩之心，让他们也变得举止得体起来。这里的人并没有居住在又大又长又拥挤的难民房间里。在难民房间里，凋敝的生命百无聊赖地生活着，他们意志消沉，痛苦而憔悴，整天战栗不安。而这栋建筑物则被分隔成了许多独立的房间，每一间都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这里的生活环境要好得多。他们也希望能拥有舒适宜人的小房间，这样，他们就有了努力的目标，从而获得尊严。
除了干净整洁，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汇来形容这里的房间。有的窗台上摆着一两盆植物，有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陶器，有的洁白的墙面上挂着彩色的画，也许门背后还挂着一面木钟。
孤儿和小孩子们住在这栋房子旁边的另一栋房子里，也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有些小孩子还是幼童，因此楼梯都是按“小人国”的尺寸设计的，正适合他们爬上爬下。这里的座位也是为幼童特别设计的，看起来非常奇特，就像是穷人的玩具娃娃屋里的摆设一样。我可以想象，我们的济贫委员会成员们看到这些椅子设置了扶手和靠背，一定会觉得好笑的。但考虑到儿童幼嫩的背椎远在他们在萨默塞特宫[13]的办公室开始济贫工作之前很久就存在了，我觉得这种设备是仁慈友善的。
还是在这里，我很高兴看到墙上张贴的题字，都是很浅显的话，很容易记，也容易理解，如“彼此相爱”“上帝记得他所创造的哪怕最小的生物”，等等。这些小学者的书籍和功课也都按他们的年龄和智力水平进行了区分。我们看过了他们的功课后，四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盲童）在唱一首欢乐的五月的歌，但我认为（我觉得非常凄凉），这首歌所唱的季节更像是英格兰的十一月。听完了歌，我们去楼上参观他们的卧室。这里的陈设布置跟楼下一样精致。我们还见过了这里的老师，他们的气质和个性都很符合这个职位。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比离开穷苦的孩子们的心情更舒畅。
劳工所旁边还有一家医院，这里秩序井然，而且还有很多空床位，这一点让我很高兴。但是，这里就跟美国国内的其他机构一样，有一个缺陷：那讨厌的火炉，它吞云吐雾，火光炽热，污染了这蓝天下清新纯净的空气，令人深感厌恶。
附近还有两个专为男孩设置的机构。其中一家叫作“博伊尔斯顿学校”，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家可归且没有犯过罪的孤男童的。若没有及时从街头被送到这里，他们很可能会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另一家则是“青少年罪犯感化院”。他们都住在同一栋大楼里，但这两个地方的孩子没有相互的交流。
博伊尔斯顿学校的孩子们，正如我想象的那样，穿着打扮比其他机构的好得多。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我们向他们提问，类似英格兰在哪儿，距美国有多远，全国有多少人，英国的首都及政府形式等等问题，他们不看书也能回答上来。他们唱的歌是关于农民播种的，唱的时候还会做相应的动作，如“他播下种子”“他转过身来”“他拍着双手”，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也让他们适应了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他们看起来教养良好，吃的也应该不差，因为我再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壮实、更胖的孩子了。
在青少年罪犯感化院里，大部分的孩子看起来并不那么愉快。在这个机构里，有很多有色人种的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下课了，正在劳作（做篮子和棕榈叶帽子），还在唱一首歌颂自由的合唱曲。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歌曲对囚犯来说太过沉重，唱起来也很令人难受。这些孩子被分为四个班，每个人手臂上都戴着徽章，写着各自的数字编号。一旦有新人加入，这位新人就会加入第四个班也就是最低的班，他必须要通过出色的表现，才能进入第一班。这个机构的设置意图是要通过坚定、明智而善意的态度去对待青少年罪犯，使他们改过自新；让囚禁的监狱变成净化和改造的场所，而不让他们走向堕落和腐化；让他们相信，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劳作，这样他们才能收获幸福；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那样改造，他们的道路会变得多么艰难；如果他们偏离了方向，他们就会重新堕落下去：简而言之，就是救助他们，使他们不再继续沉沦，让他们自己悔过，成为社会的可用之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种机构的重要性都与人性关怀和社会政策息息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还要提到一个机构，就是州立惩戒所。这里对保持肃静有严格的要求，不过这里的囚犯们可以彼此见面，一起劳作，这能让他们过得更轻松自在。这是我们曾引入英国并行之有效好多年的监狱纪律的改良办法。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度，而且人口也还不是很多，美国的监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总能为囚犯们找到赚钱的工作。然而，我们英国却对监狱劳工怀有极深的偏见，这种偏见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也难怪，英国的失业率很高，就算是不犯法的老实人，也都会有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而在美国，囚犯和自由公民在工作的竞争中，后者常常处于劣势，所以这种竞争已经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这一部分人的数目在近年是不会减少的。
但正因为如此，乍看上去英国最好的监狱似乎比美国的要好很多：监狱里，踩磨坊[14]无声无息地进行着，五百名囚犯人不声不响地拣麻絮；这两种工作都有人严格监管，囚徒们不可能私下聊天。相反，织布机、锻造炉、木工的锤子、石匠的锯子等发出的噪音却能掩盖人们交谈的声音——这种交谈很简短，而且急匆匆的，但也算是创造了交谈的机会——也只有这几种工作，才能让犯人们靠近彼此，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和障碍。如果一个参观者看到一群人在做着他在户外常见的普通劳动，又看到同样的一群人，在同样的地方，穿着同样的衣服，做的都是普遍被认为是重型犯在监狱里才做的卑贱工作，那他得经过一番思索，才能使前一种景象带过他的印象，有后一种情形一半那样强烈。但在美国的州立监狱或惩戒所，我发现很难让自己立刻就相信这是在号称是惩罚之所的监狱：犯人应该过着非人待遇的生活，必须让他们感到痛苦。此时，我很疑惑，我们英国引以为自豪的人道，是否是建立在真正的智慧和哲学之上的。
我希望我没有被误解对这一点兴趣浓厚。我不喜欢那种病态的想法，即让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虚假谎言和惺惺作态的言论成为媒体报道的主题，引起广泛的同情，就像我也不喜欢过去“美好时代”在刑法典和监狱制度方面的旧制度，让英格兰哪怕就是直到不久的乔治三世时代的，还是最血腥、最野蛮的国度。如果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有好处的话，我会对它挖掘了上流社会那些衣冠禽兽（社会等级越高，我越觉得高兴）的尸骨表示由衷的赞同。那些尸骨残骸曝光，后遭粉碎，被扔到任何路标、门口或绞架旁，以及能起威慑作用的任何地方。我敢肯定，这些所谓的贵族绅士其实是堕落放荡、一文不值的废物，那个“美好时代”的法律和监狱使他们对犯罪习以为常，而他们能逃脱法律和监禁的制裁，全靠监狱看守的帮忙。那些看守在那个“美好时代”也是身处高位的恶棍，一直是他们的帮凶。与此同时，我知道，正如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那样，惩戒监狱在任何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监狱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善之后，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显示出了统治者过人的智慧、无限的仁慈和政策的伟大之处。我将美国监狱体系的成效与英国效仿美国的成效做了个对比。尽管我们的体系缺陷很多，但也有其独到的优点。
引起我上面这些议论的惩戒所跟其他监狱不一样，没有围墙，但有一道高高的栅栏，就像是关大象用的围栏一样，就像我们在东方的报刊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囚犯们穿着杂色的衣服，被判从事打制钉子或切割岩石这样的重体力活。我到那儿的时候，最后一组囚犯正在加工即将在波士顿建成的新海关办公楼所需要的石料。他们的手法很熟练，动作很迅速，尽管其中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不是在高墙之内才学会这项技术的。
女囚犯们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忙着为新奥尔良和南方各州做轻便的服装。她们像男人们一样沉默着劳作，也像他们一样受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所监管。除此之外，监狱管理人员也会不时来这里查看。
做饭洗衣之类的工作安排，和我在国内看到的差不多。囚犯们的夜间休息模式（已经得到普遍接受）跟我们的不一样，却简单有效。宿舍建在中间地势较高的地方，四面的墙上都有窗户，有五层关押囚犯的房间，一层比一层高，每一层前边都有一排铁铸的轻便走廊，通过同样材质焊接的楼梯可以上去，只有第一层没有，因为是在地面上。与它们背靠背，面朝对面围墙的，还有五层楼房，也可以通过楼梯上去。想象一下：囚犯们都被关在房间里，一位监管站在地上，背对着墙，那他马上就能看到半数的囚犯的情况，再派一位监管来站在对面那堵墙边，这样另一半的囚犯的情况他也能看到了。除非看守渎职或在岗值班时打瞌睡，不然犯人是不可能逃得掉的，因为就算他能悄无声息地撬开牢房的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他逃出了牢房，进入了走廊，下面的监管就一定能发现。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滑轮床，囚犯们就睡在上面。除此之外，房间里再没有别的摆设。当然，这房间很小，而且门也不是实心的，有隔栅，没有窗帘，这样方便监管们任何时间过来查看囚犯们的情况。每天，囚犯们都要通过厨房墙壁的活动板门去领取饭食，每个人都必须带着饭去自己的房间吃。为了防止囚犯们企图逃跑，他们被单独锁在房间里，规定用餐的时间为一小时。这整套制度都让我感到震惊，真希望英格兰的监狱也采取同样的计划来管理。
我曾以为，这所监狱里不会有刀剑、火枪甚至棍棒，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良好的管理状态要持续下去，任何武器，无论是防御性还是攻击性的，都是必备的。
南波士顿的这些机构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机构中，该州所有不幸和堕落的居民都在这里认真履行着对上帝和人类的职责，他们已经过上了在他们这种境况下最舒适而幸福的生活，无论他们多么贫困，境况有多么不堪，他们仍然是伟大的人类社会的一员；他们被强劲的心所控制，而不是强劲的手（尽管这种控制力度很薄弱）。为了记述他们的状况，我颇费了一番笔墨。之所以这样做，其一是因为他们值得；其二则是因为我想要将他们当作范例，以告诉我们国家管理这些机构的人，虽然我们和他们的意图是一样的，但我们没有成功实施，有的看起来确实实施了，但效果相差甚远，这样才达到了我说这些的目的。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记述——虽然记述并不够完善，但是我的目的是很明确而坦率的——向我的读者完全传达出我对看到的情况的满意程度。
我认为，对习惯了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英国人而言，美国的法庭是很奇怪的，这就跟美国人对英国法庭的看法是一样的。除了华盛顿的最高法院（法官们穿黑色制服）之外，没有哪里的法院规定正义的宣判者要穿制服，戴假发。辩护律师同时也是法律代理人（在这里，这两者不像在英国那样被区分开），与他们的代理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就像我们破产债务人救济法院中的法律代理人们和代理人之间没有距离一样。陪审团成员都很自在，并且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自得其乐。证人所在的位置并不比法庭的旁听人员高出来，或者和他们隔开，因此一个休庭时间闯进来的陌生人很难在旁听人群中区分出他来。如果他闯进的是刑事法庭，那他的眼睛十有八九会在被告席上搜索犯人的身影，但结果却是徒劳，因为犯人可能正悠闲自得地坐在尊贵的法律顾问席间，低声与辩护律师耳语，或正用刀子削旧鹅毛笔做牙签。
参观波士顿的法庭时，我不得不注意到一些与英国的不同之处。看到辩护律师庭审中询问目击证人时是坐着的，我很惊讶。但我还发现他同时还在记录着问答，这时才想起来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书记员”陪同帮忙。我立刻安慰自己说，这里的诉讼没有英国那么昂贵，去掉我们认为必要的烦琐礼节，这无疑有利于减少诉讼开支。
美国的每一个法庭中，旁听的人都有宽敞舒适的席位。每一个公共机构的活动，只要感兴趣，所有公民都有权力参加，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没有哪个讨厌的看门人会因为人们交了六便士的钱才冷漠而礼貌地请人进去。我相信，法庭中也不会有任何傲慢无礼的官员。这个国家不是展览馆，而政府工作人员也不是演员。近些年来，我们英国才开始模仿这个范例。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这样做下去，持之以恒，甚至最终将最顽固的教长和全体教士也转变过来。
民事法庭中，一个因铁路事故造成的持续损害的案子正在审理中。目击证人刚刚经过了问询，律师正在向陪审团发言。这位有学识的绅士（就跟他的英国同行们一样）演讲冗长累赘，一直在重复说同样的事，主旨就是“那个火车司机沃伦”，犯下了他所述的每一条罪过。我在那里听了十五分钟。辩论结束之后，我走出法庭休息，对这个案件的真相没有得到一点启发，我感觉像是又回到了英国。
在犯人牢房里，有一个男孩因被控盗窃正在等候法官审讯。这孩子不会被送往普通的监牢，而是将被送往南波士顿的一间收容所。在那里，他将学会一种本领，然后他会成为某个很有名望的师傅的学徒。因此，这样他就不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更不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会被人们用合情理的行动从堕落中拯救出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绝不会对我们法律的庄重仪式产生完全的敬意，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法律仪式都让我觉得荒谬。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在某种程度上，制服和假发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穿戴上这些，就可以不考虑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让那些经常进入法庭的真相辩护者们举止无礼，出言不逊，恶意颠倒真相。这种行为在我们的法庭是很常见的。而且，我还质疑，在摆脱旧体系的荒谬和弊端方面，美国是否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波士顿这样的小城市里，人们彼此都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亲切问候与司法部门的严谨格局是不相吻合的，人们是否应该将司法部门用人为的障碍包围起来？执法所需的一切条件，像法官们高尚的品格和超强的能力——不仅在这里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这里都有，而且是理所应当的。但审判案件还需要点儿别的东西，这并不是为了让知识广博、思想深沉的法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是为了警告那些无知和粗心之人，包括某些囚犯和许多证人。当然，这些机构是以法律制定者们必会遵守法律的原则而设置的。但是，实践却证明，这个愿望是靠不住的，因为，在美国，没有人比美国法官更清楚，在很多使大众兴奋的场合下，法律是无能为力的，那时法律也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
波士顿的社交圈是礼貌、谦恭和良好教养的完美统一体。女士们毫无疑问是非常漂亮的——在外貌上，但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与我国女士相当，既不更好也不更差。我听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不可思议的传闻，但我并不太相信其真实性，因此见到实情也并不失望。波士顿有很多有学问的女士，但就像其他地区穿同样衣服、同样性别的学者一样，她们只是希望自己看上去优秀，而不在乎实际上是不是优秀。福音教派的女士这里也有，她们对宗教仪式的依赖和对戏剧娱乐的厌恶，都很出名。热衷参加演讲的女士在各个阶层、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的生活里，布道坛有深厚的影响力。在新英格兰的布道坛上（除了那些一神论派牧师），人们会因进行无害而合理的娱乐活动而受到谴责。教堂、附属教堂、布道堂等才是得到兴奋的唯一场所，女士们蜂拥而至。
无论在哪儿，宗教就像是烈酒一样，帮助人们逃避沉闷乏味的生活，布道最激动的牧师一定是最受欢迎的。那些在永生之道上撒硫黄最多，随意践踏路边的花草最无情的人，被认为是最有正义感的；将天堂视作高不可攀的目标的人，被认为是确定能够到达那里的虔诚信徒。但是我们很难解释这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与其他激励的手段相比，布道至少是新鲜的。一个布道紧跟着另一个布道，但人们记住的却很少。这个月的话题在下个月还是会继续，人们仍然还觉得它很新颖，还会很感兴趣。
地上的果实都是在腐物中成熟的。在这些枯枝败叶之中，波士顿出现了一系列先验论哲学家。探寻这个名字的含义时，我发现，任何无法理解的东西都肯定是符合先验论的。得到这个结论后，我还不满足。我继续探寻，发现那些先验论者都是我的朋友卡莱尔先生的信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信徒之一——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信徒。这位大师写了很多散文，很多内容都是空幻缥缈的（请一定原谅我这样评价），还有更多实际的、冷静的、坦率的、果断的内容。先验论主义偶尔也有奇怪的表现形式（哪种学派没有呢？），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信徒们从不说令人反感的黑话，也不挖空心思从各个方面验证理论的长久性。因此，如果我是波士顿人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一个先验论者。
在波士顿，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牧师就是泰勒先生。他的布道是专门为海员而做的，因为他自己曾经就做过水手。他的小教堂位于一条窄小、陈旧、靠水边的小街道上，一面灰蓝色的旗帜在教堂的屋顶随风飞扬。布道坛对面的长廊里，有一个小唱诗班，由男男女女的歌手加一把大提琴、一把小提琴组成。牧师已经在阶梯上的布道坛上坐好了，身后装饰着造型夸张的彩绘织物，看上去惟妙惟肖，形态逼真。他看起来棱角刚硬、饱经风霜，大约五十六到五十八岁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很深，头发漆黑，目光敏锐而深沉。但从整体来看，他的模样还是令人感到愉快而舒适的。仪式是从赞美诗开始的，随后是未经准备的祈祷。不断地重复说过的内容是这类祈祷者经常犯的错误，但这些祈祷都很平白易懂，充分表达了祈祷者的同情和慈悲，对上帝的祷告本应如此，但并不太常见。结束之后，牧师开始布道，他从《雅歌》中摘录了一段作为布道的题目。仪式开始之前，教会的一名成员就已经将它放在布道坛上了，歌词是这样的：“谁，倚在爱人的臂膀上，从荒野走来？”
他用各种方式操控着他的题目，将它变成各种形式。他布道时侃侃而谈，将所要表达的含义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出来，让听众们都能听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为了让他们理解他的话，激起他们的同情心，他才煞费苦心地准备了这些内容。他所用的意象全部都是大海上的事物，都源自海员的生活，非常精彩。他经常跟他们提起“那位享有盛名的纳尔逊勋爵”，跟他们说科林伍德[15]。他切入和转换话题的时候从不是“突然急转”的，而是有目的性地、很自然地切换过去，并且效果非常好。有时候，他说得太过兴奋，举止就变得很奇怪——就像是约翰·班扬[16]和伯利的巴尔弗[17]的结合体——他将四开大的《圣经》夹在腋下，在布道坛上不断地快速走来走去，同时，眼睛一直注视着布道坛下面的听众。当他对第一次听布道的听众发挥他的主题，并向他们描绘教会得知他们自行集会时的惊讶时，他会像我之前所描述的那样，将《圣经》夹在腋下，停顿一下，然后用如下的话继续布道：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谁——这些同伴是谁？他们从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从哪儿来？——有人知道吗？”他身体前倾，探出布道坛，用右手指着下方，“从下面来！”然后，他又站直了身体，看着面前的水手们，“从下面来，兄弟们。来自罪恶的船舱下面，恶魔从你们上面封住了舱口。你们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在布道坛上来回走了一次，“那你们要去哪儿呢？”他突然站住，“你们要去哪儿呢？去上面！”他轻轻地向上一指，“去上面！”然后提高了声调，“上面！”更大声地喊道，“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伴着和风——风帆已经调整好了，直接向神圣的天堂出发。那里没有风暴，没有糟糕的天气，邪恶不再作乱，疲惫的灵魂也得到了安息。”说着，他又来回走了一次，“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朋友们。就是它，就是那里，就是那个港口，就是那个避难所。那是一个神圣的海港——那里也有水，也有风向和潮汐变化，去海岸的时候不必冒着触礁的危险，不用松开缆绳冲进海浪中，一切都是安全、安宁而平静的——平静——一切都是平静的！”他又来回踱步了一次，轻轻拍着左腋下的《圣经》，“什么！这些同伴都来自荒郊野外，是吗？是的，从颓废凄凉的邪恶荒郊走来，那里的唯一作物就是死亡。那他们有倚靠吗——这些可怜的海员难道没有倚靠？”说着，他轻轻敲打了三次《圣经》，“噢，是的，是的。他们倚靠的是爱人的臂膀。”他拍了三次《圣经》，“倚靠在爱人的臂膀上。”他又拍了三次《圣经》，再次来回踱步一次，“引航员、指路的明星和指南针，三者合一，对所有人都这样——就在这儿。”他又拍了三次《圣经》，“就是这样。他们能很果敢地履行水手的职责，就算身处险境，他们也能自如应对，只要有这个——”又拍了两次《圣经》，“他们也可以，就算是这些可怜的家伙也可以，倚靠他们所爱之物的臂膀，从荒野走来，一直往上，往上，往上走！”每重复一次，他的手就举高一点儿，最后，他站了起来，手高高举过头顶。他用一种奇特的眼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听众，同时非常陶醉地将书压在胸膛上，然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说另一个主题。
我之所以记述这些，是为了说明这位牧师的奇特之处，而不是来表扬他的优点，但结合他的神情和举止，以及他的听众们的个性来说，即便奇怪，但也是引人注意的。然而，我对他的好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其一是由于他让他的听众们明白，宗教仪式和让人觉得风趣的举止并不相冲突，并让他们暂时放下了自己的职责，而他们平常履行的这种职责是时时刻刻在鞭打他们的；其二则是因为他警告听众们不要独享天堂。以前，我从未听到过任何牧师将这两者明智地结合在一起过（如果我确实听到有人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过的话）。
在波士顿的时光过得很快，我一直都在关心这些，试图融入这个社会，并为之后的旅程做准备，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一章再延长下去了。因此，一直没有提及的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我在这里只能做个简单的记述。
通常，正餐时间是下午两点，晚宴是下午五点。晚宴时间极少超过十一点，因此即便是大型的舞会，人们也能在午夜时分到家。我没发现波士顿的宴会和伦敦的宴会有什么不同，除了波士顿的舞会时长安排更合情，而且他们的交流也更大声，更令人感到开心。客人总会去顶层存大衣，餐桌上总有家禽肉，而且每次晚饭时至少都有两大碗热腾腾的炖牡蛎，每个碗大得都足以轻易淹死未长大的克拉伦斯公爵[18]。
波士顿有两家剧院，规模很大，装潢也很华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很少有人光顾。没有哪个经常光顾的女士将坐在包厢前排当成特权。
酒吧是个铺砌着石地板的大房间，里面的人整晚都站在那儿抽烟，闲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陌生人很快就会被杜松子酒、鸡尾酒、桑加里酒、薄荷朱利酒、雪利酒和其他各种少见的饮料吸引着迷。屋子里有很多寄宿者，已婚和未婚的都有，他们很多人就睡在酒吧里，膳食和住宿费每周结一次账。人们的早、中、晚饭都是在一间豪华的大厅里吃的，他们的食物都被放在这大厅里的一张公用桌子上。前来用餐的食客少则一百人，多则两百甚至更多。每次开饭时酒吧就会敲锣，这锣声震耳欲聋，房间的窗玻璃都会随之震动，让初来乍到的外人心惊肉跳。给女士准备的是一套膳食，给男士准备的是另一套膳食。
在我们的房间里，桌子中间如果没有一大盘蔓越橘，我们就不会铺上桌布开餐；除非主菜是一块糟糕的牛排——中间是一块大牛排骨，漂浮在热腾腾的黄油之中，上面撒满了胡椒——否则对我们而言，早餐也不算是早餐。我们的卧室很敞亮，空气很好，但（就像大西洋西岸的所有的卧室一样）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法式睡床上并没有挂帐幔，窗户上也没有挂窗帘。然而，房间里还是有一件奢侈品的，那就是一个刷过漆的木质衣柜，它比英国的岗楼稍小一点儿。如果这个对比还不能说明它的尺寸，那这么说你就明白了，我住在那的十四个日夜里，一直坚信它是个淋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