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深知孟子的雄辩才干，不敢轻易登门讨战，便唆使陈相前往与孟子辩论，以探水之深浅，然后定夺。陈相是个头脑简单，无一定主见的懦弱之辈，不知许行的用意，竟呆头呆脑地来见孟子，欲讨便宜。只要陈相能与孟子辩个齐平，许行便有取胜的把握了。原来这“百家争鸣”亦并非心平气和，如随便的谈天说地拉家常，而是带有血腥。陈相哪里知道这些，傻乎乎地转述了许行的话，说道：“人言滕文公乃贤明之君，其实未必尽然，因其未真懂道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己炊爨(cuàn)，为民办事。如今滕有仓廪府库，此乃害民而自养也，何谓贤明之君呢？”
孟子对陈相学道不忠，见异思迁，本就鄙夷不屑，又见其貌不扬，虽个头不矮，但却前曲后躬；加以语言含混，口若含冰，则更视为愚陋。他回避了陈相评论“滕文公非为贤君”的话题，反唇相讥，放鞭炮似地向陈相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许行必自己种粟而后食吗？”这是孟子所熟知的，明知故问，对方张嘴先给他塞进一个甜枣，诱其顺着自己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陈相回答道：“正是自己种粟而食。”
“许行必自织而后衣吗？”
“不，许子衣褐。”
“许行戴冠吗？”
“戴”。
“何冠？”
“素冠。”
“自己织的吗？”
“不，以粟易之。”
“许行为何不自织其冠呢？”
“妨碍耕种。”
“许行以锅甑(zèng)炊爨，以铁器耕种吗？”
“正是。”
“自制的锅甑铁器吗？”
“不，以粟易之。”
孟子顺势反问道：“农夫以粟易器械，不为损害陶冶，陶冶者以器械易粟米，难道便是损害农夫吗？且许行何不亲为陶冶，一切皆储于其家而随时取用，反而要频频与百工交易，难道他就不嫌麻烦吗？”
陈相答道：“百工之人，本就不是边耕种边从事专业生产。”
孟子见时机已到，顺势一枪，直中其要害，他说：“既然如此，难道为国者就能够边耕种边治理天下吗？社会必有分工，官吏与百姓各司其职。百工之劳动成果，对每人均不可缺，倘每物必自为而后用之，则是率天下之民而疲于奔命呀！所以我说，社会上必有分工，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人，劳力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养活他人，管理人者靠人养活，此乃天下通行的准则。
“当尧之时，天下尚未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残害人类，兽蹄鸟迹，比比皆是。尧独忧之，选拔舜总领治理工作。舜使伯益掌火政，伯益焚烧山泽，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治济、漯二水，引流入海；掘汝、汉，疏准、泗，注之入江，中国方可耕种。禹治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纵然欲耕，难道可能吗？
“后稷教民种庄稼，栽五谷，谷物熟而民得养。人之所以为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圣人又忧之，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一一父子有骨肉之亲，君臣有礼义之道，夫妻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有尊卑之序，朋友有诚信之德。尧说道：‘对民督促之，匡正之，辅助之，使之各得其所，又从而提携与教诲之。’圣人之忧民若此，难道还有暇耕种吗？
“尧以不得舜而忧，舜以不得禹和皋陶为忧，农夫则以不能耕种好田地为忧。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英才谓之仁。依我之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英才难。孔子说：‘尧之为君，真伟大呀！只有天最伟大，惟有尧能效法之。尧之圣德广阔无边呀，百姓竟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颂他。舜亦系伟大的天子！那么令人敬畏地坐了天下，但却不占有它，不享用它。’尧舜之治天下，难道不用心吗？只是未用于耕种罢了。
“吾闻以先进之中国改造落后之四夷，未闻以落后之四夷改造先进之中国。陈良本楚之土着，悦周公、孔子之道，由南而北来中国学习。北方之学者未有出其右者，此所谓豪杰之士也。汝之兄弟二人拜其为师数十年，如今师死而叛之。昔者孔子仙逝，弟子守孝三年，三年后各收拾行装欲去，与子贡揖别，相对而哭，泣不成声，方才离去。子贡返回，筑室于孔子墓旁，独居三年，然后归去。数日之后，子夏、子张、子游因有若颇似圣人，欲以尊师之礼而敬之，勉强曾子同意。曾子说：‘不可，譬如曾以江汉之水洗濯过，曾于夏日骄阳之下曝晒过，真乃洁白而无以复加了，谁能与孔子相比呢？’许行乃南蛮小子，如今鹅(jué)鸟学舌似的怪声怪调，非我先王之道，汝背师而学之，与曾子相比，立场、态度是何其相反呀！譬之如鸟，吾闻其飞出幽谷迁于乔木，未闻其离开乔木而飞进幽谷者。《鲁颂》云：‘攻击戎狄，痛惩荆舒。’荆楚，周公尚且攻之，汝却以之为师，此乃愈变愈坏矣。”
孟子的这一席辩论与批判，犹若万马奔腾，巨石下山，江河澎湃，瀑布倾泻，雷霆万钧，弄得那陈相焦头烂额，呆若木鸡，半天才回过神来，如大梦初醒。陈相亦非等闲之辈，一旦复苏，竟也神气活现，但先前的论题早已体无完肤了，他狡猾地偷换主题说：“如从许子之道，便可市无二价，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亦无人欺骗。布帛长短同，则价相似；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似；五谷多寡同，则价相似；鞋履大小同，则价相似。”
这是连三岁孩子也辨得清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女娲既能炼石补天，自然能够锔盆补缸；羿既然能援弓射九日，自然能够射猎飞禽走兽。不过，杀鸡焉用牛刀，孟子不再引经据典，单刀直入地说：“物之品种质量不一，系自然现象。其价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欲不分粗精优劣，使其价格完全一致，岂不是在扰乱天下！倘如许行所言，真伪同价，优劣同价，美羞同价，世间岂不就要一律为恶，哪里还会再有真善美！从许行之遭，相率而为伪者，岂能治国！”……
陈相再次目瞪口呆，几乎瘫坐于地。
这场辩论看来是孟子在驳斥陈相，实际是在驳斥许行，陈相不过是鴂鸟学舌而已。
陈相丢盔弃甲而回，许行能够善罢甘休吗？
许行倒是颇有些自知之明，听取了陈相的汇报之后，虽说心中不悦，但却偃旗息鼓，不再主动出击。
滕文公终究是个竖不起来的灌肠，加以官僚贵族们的嫉恨反对，孟子师徒便不得不离开滕国到大梁去了。
虽说孟子的仁政主张再次失败，但滕文公待孟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君，所以当三年后离滕时，孟子师徒的声势、气派和阵容已经大为改观，正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耀眼生辉，令人目眩。
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可是如今的孟子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孟子这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是在布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是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每前进一步，身后都留下了斑斑汗滴，殷殷血迹。然而他却依然年轻，大约关注民生，为理想和事业执着追求者，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过，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心皱多于面皱的古稀年龄，使他变得更冷静更实际了，虽然对理想的追求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不倦，丝毫也未降低标准，但已经不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把理想当现实了。一路之上，他无心凭轩眺望，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脑海里一直跳荡着魏国的现实，梁惠王的为人，特别是梁惠王对商鞅的态度，欲从中推导出赴魏后的前景与命运。
魏、赵、韩三国祖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原为晋国重臣，三人联合叛晋，分其地而据以称强。魏文侯为战国名君，系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学的熏陶。魏文侯还受教于田子方与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结为挚友。在政治上，他起用了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在文化成就上比不上他的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他起用名将吴起，与韩、赵共灭其宗主国晋，三分其地。
梁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所处的时代也更复杂更困难了，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与之建交，并曾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败北，丧权失地，长子被俘，故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旨在振兴魏国，称霸诸侯。
商鞅，卫国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其为庶子，在家族中无地位，不被尊敬和重视。
商鞅从小就爱法家刑名之学，因在其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cuó)之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未来得及向梁惠王推荐，自己便病人膏盲。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道：假若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些什么话要吩咐呢？公叔痤说，我的客，有一个卫国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能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待梁惠王欲离去，公叔痤屏退众人，说道：“倘陛下不能纳臣之谏，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让其出魏境。”
梁惠王走后，公叔痤唤公孙鞅来至病榻前，告诉他说；“方才惠王来探病，要我荐举死后辅国人才，我荐举了先生，他不肯接受。吾之立场先公而后私，先贡献于国，乃事君之道；再言于先生，系尽人臣之道后讲你我间的交友之道。”公叔痤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告诉公孙鞅，他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所以后来对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便要杀掉。他似乎同意了这个意见。公叔痤要公孙鞅赶紧设法逃走，迟了就要丧命。公孙鞅并不以为然，梁惠王既然不把他当成一个奇才，不肯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害他，所以暂且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家出来，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真乃病昏了头脑，竟让我将国家大事交与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岂不荒唐之至！”
后来公孙鞅投奔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强国，富国强兵。过了两三年以后，公孙鞅又说服了秦孝公，出兵攻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公子卯，打了胜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才迫使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未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后来通称之为商鞅。
再过十年以后，秦孝公死了，其子秦惠王继位，商鞅失去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因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商鞅曾逃亡魏国，但魏拒而不纳，走投无路，被秦追捕回去，五牛分尸于成阳。
当年梁惠王是这样的对待公孙鞅，如今会怎样对待孟子的到来及孟子的仁政学说呢？或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江山易改，秉性难易，生姜断不了辣气，或者因受到公孙鞅这件事的刺激，目前的局势又迫使他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其父祖的光辉业绩，甚至进而窥图霸业，统一天下。
尽管孟子的思想、政见、学说与公孙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考察梁惠王如何对待人才，却有共通之处。
事实证明，孟子并非多虑，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冷漠，若即若离，不郊迎，不宴请，不主动请教，孟子是通过关系才见到了梁惠王，而且第一次会见便不十分愉快。
孟子是在魏国的朝廷之上拜见梁惠王的，当时梁惠王正在与几个近臣议事，看那场面、气氛及各自的神态，并非在商讨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不过在闲聊罢了。梁惠王见了孟子，上身微欠，算做以礼相待，既不问好，也不让座，像集市交易似的，张口便问：“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给我魏国送来了富国强兵之道，称雄天下之策，将助我谋利于天下吧？”说完环顾左右的臣僚，嘻嘻地笑着，很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伤，但却暴露了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并不计较，他理解梁惠王的处境，根据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势，梁惠王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是成就霸业，因而劈头提出“亦将有利吾国乎？”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孟子并非迂腐不懂现实，更不是学不会纵横捭阖的作风。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做法，和博取个人本身功名利禄的办法完全懂得，但他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抱着古圣先贤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从济世救民的宗旨出发。他希望从这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正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那么，梁惠王是他选择的理想君主吗？不，他深知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仁政主张，不过是对他抱着某些希望和幻想罢了，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循循善诱地说道：“安邦治国之道，仁义而已，大王何必张口言利谋霸呢？”
梁惠王虽然是第一次见孟子，但对孟子的政治主张和游说列国的情况却并不陌生，因而兴致不浓。然而孟子毕竟是个颇享盛名的学者、大儒，为了博得一个“尊贤”的美名，不得不故作热情，勉强倾听孟子讲那仁政的道理。孟子的眼光素来是入骨三分，梁惠王的这些矫揉造作之举哪里会瞒得了他。尽管如此，孟子也还是以诚相待，说道：“当今之世，上起诸侯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苍蝇逐臭似的谋取一己之利，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日，‘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必危若累卵。试看天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些拥有百乘、千乘的大夫们不为不富，然而却尽干这些悖逆的勾当，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先利而后义。先利而后义，必成窃国之大盗，因其欲壑难填也！为人子者，不仁必遗其父母；为人臣者，不义必慢其君上，大王如此重利轻义，岂不是自趋其祸吗？”
孟子在告诉梁惠王，纵使欲富国强兵，也还是在图小利，只有着手于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喜大利，只是人们都急功近利，而不顾长远的巨利。
从孟子跟梁惠王这番谈话看，孟子并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讲义，不言利。本来嘛，孟子读书多，阅历广，洞察社会深刻，他怎么会闭眼不看现实和历史，而迂腐地否定利的价值呢？他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的文化体系，无不言利。人类的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可是有哪一种能离开利呢？如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去做呢？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识字，不外乎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者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也还是在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是广义的、长远的利，不是狭隘的金钱财富之利，也不是权力之利。然而孟子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混乱、争执、罪恶和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类毫无止境的好利之心，人们纠结于利益的漩涡之中。惟有把好利之心转化掉，恢复人类本性中原有的仁义之心，使人们再度有了澄澈清明的心灵，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谐的秩序。在孟子的思想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生存权力的保障，是安居乐业的追求，是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义利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