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齐宣王听取了一位地方官吏的汇报，地方官刚刚离去，孟子便进宫来了。只见宣王满脸阴云，怒发冲冠，独自一人在殿内走来走去。他不是在悠闲地散步，也不是在踱步深思，而是像盛夏时节，天气闷热，空中浓云翻滚，在迅疾地奔向一方，有似千军万马，听到了集合的号角，正在迅速集结，只待一声令下，便是一场厮杀血战。乌云愈积愈浓，天愈来愈低，愈来愈暗，变成了铅灰色，黑紫色，整个天地之间，弥漫、充塞着愤怒，即刻就要爆炸。起风了，是怒吼的狂风，大约狂风过后便是炸雷，便是倾盆大雨，便是毁灭性的灾难。齐宣王的腿抬得很高，步迈得很大，速度很快，而且不时地在殿内旋转，宽大的袍子带得呼呼风响。倘步进殿来的不是孟子，而是别的臣僚，他定会破口大骂，命他滚出去！他只觉得要呼喊，要杀人，要毁灭这个世界。见了孟子，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仍未打一声招呼，半天不说一句话。
原来东夷有一处地方，今秋遭受了严重的雹灾，数万亩土地颗粒不收，农民因而难以缴纳赋税，邑宰再三催逼，捉去了许多带头抗税的人，严刑拷打。朝廷派去的官吏，催逼更紧，惩罚更甚，用刑更酷。官逼民反，百姓怒不可遏，杀死了跋扈的朝廷命官。齐宣王正因此而雷霆震怒。
孟子了解了实情之后，既未劝慰齐宣王，也没为东夷之民辩护开脱，更没为被杀之官吏愤债不平。他避开了这个具体问题，向宣王谈了一些为君之道。
孟子告诉齐宣王，当年伯夷避开纣王，隐居于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即周文王)那里去，我听说他是善养老的人。”姜太公避纣住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亦说：“何不归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天下善养老的人，仁人们便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了。孟子说：“每户有宅五亩，墙边屋角栽桑植麻，妇女养蚕织布，那么，老者则足以有丝帛可穿。每户养五只母鸡、两头猪，饲养、繁殖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有肉蛋可食。百亩之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可以足食。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在于其制田亩制度，教民栽种、畜牧，引导其奉养老人。五十者非丝绵不暖，七十者非肉蛋不饱。穿不暖，吃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苦，将文王尊之若父，感之若天，愿为文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而不辞！如此一来，霸诸侯，王天下，有何难哉！”
为了说明问题，孟子又给齐宣王打了个比方。百姓没有水火便不能生存，黄昏夜晚敲开别人家的门户来求水火，没有不给予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遍地皆是。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赋税，可使民富足。按时食用，依礼消费，财物则用之不尽。圣人治天下，使粮食多如水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百姓哪里还会再有不仁者呢？”
孟子的比方和主张已经接触到了东夷人抗税不交，杀朝廷命官这个具体问题，因为齐宣王在破口大骂“刁民不仁”。
孟子指出，造成东夷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赋税苛重，他说：“有征布帛之赋税，有征米谷之赋税，有征人力之赋税。君子应于三者之中择其一，那两种暂缓不用。倘同时用其二，百姓便会有因饥饿而死者；倘三种同时并用，则必父子离散，彼此难以顾及。荒年饥岁，官府不仅应酌情减免百姓的赋税，灾情严重者，还应开仓赈济，以资其不足。如今东夷数万亩土地惨遭雹灾，颗粒不收，百姓衣食无着，官吏照样催粮逼款，百姓岂有不反之理！……”
孟子本欲回避这个具体问题，但却难以回避，还是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好在齐宣王早有思想准备，二人不致舌辩一场。不仅如此，听了孟子的这一系列议论，宣王心中的怒气早已泄了大半，表情很严肃，很庄重，仿佛在平心静气地考虑该如何对待孟子这一番谆谆教诲，该如何处理东夷灾民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平衡调整各种政策……
第三，以仁政为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齐宣王的政事总不如意，类似东夷那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或臣僚之间不团结，明争暗斗，相互倾轧，乃至动干戈；或臣僚对国君阳奉阴违，模糊了国君的视线，致使决策错误；或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大量掠夺民财，侵吞集体财物；或生活奢侈糜烂，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社会秩序混乱，偷盗、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民无宁日；或民众闹事，抢国库，捣署衙，杀官吏；或聚首山林，打家劫舍，弄得一方鸡犬不宁……这些虽都是部分的和局部的，尚未形成规模，但已经弄得齐宣王焦头烂额。究竟应该怎样治理一个国家，宣王带着这个疑虑和烦恼来请教孟子。
孟子借机发表了他的仁政演说。
纵有离娄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的目力，公输般公输般——鲁人，故又称“鲁班”。大概年岁小于孔子而长于墨子，为中国古代的巧匠。的技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纵有师旷师旷——晋平公的太师(乐官之长)，为中国极有名的音乐家。审音的耳力，如果不用六律六律——指阳律六而言，它是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简，以简之长短分别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即依此为准则。分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合称十二律，便不能校正五音；纵有尧舜之道，不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有仁爱之心肠和仁爱之声誉，但百姓却不能受到他的恩泽，他的政治也不能成为后世的模范，就是因为不去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所以说，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动作不起来；好心好法必须配合而行，《诗经》说过：“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都依循传统的规章。”依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未有过的事。圣人既已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仪、绳墨，来造做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耳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脑力，又实行仁政，那么，仁德便遍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如果管理政治不凭借前代圣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因此，只有仁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法律制度，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国家还能生存的，那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开辟，经济不富裕，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在上位者没有礼义，在下位者没有教育，违法乱纪者都起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谈完了这个普通道理，孟子再次列举了伯夷避纣于北海之滨，姜太公避纣于东海之滨的典型事例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说：“伯夷与太公，乃天下最有声望之老者，二老者归西伯，是天下之父皆归西伯也。天下之父皆归西伯，其子孙何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
孟子侃侃而谈，谈得很兴奋，很激动，嘴角冒着泡沫，他仿佛要将自己的语言化作万丈飞瀑，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冲去齐宣王身上的一切污秽，使他变成一个焕然一新的齐宣王，一个仁德的齐宣王。齐宣王却沉默着，一手端着盖碗，一手拿着碗盖，碗里的蒸汽在升腾，在缭绕，在散去，在消失。碗里的茶由热变温，由温变凉，他也未抿一口。他也许正在洗耳恭听，屏息凝思；也许周身的热血都凝固了，全部神经都麻木了……
说了这许多话，孟子很有些口干舌燥，忙端起盖碗来大口喝茶，一碗热茶下肚，孟子感到舒服而轻松，兴致与劲头似乎又勃然而起。他的演说本欲到此收场，可是抬头瞥见齐宣王那可怜的窘态，惟恐这长篇大论是在对牛弹琴，宣王竟丝毫也未领悟其仁政的真谛，于是饮过茶，稍事休息之后，补充道：“有人说，‘我善布阵，我善作战’，此乃罪大恶极之辈。国君好仁，则天下无敌。当年汤南征而北狄怨，东征而西夷怨，说：‘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为何？因为汤之征讨，解民倒悬，救民出水火。武王伐纣，兵车三百乘，勇士三千人。武王对殷民说：‘众位莫怕，我是来安顿百姓的，非以你们为敌也。’百姓无不感动，欣喜若狂，纷纷叩头，额角触地，其声若山陵崩塌。这又是为何？因为武王是在吊民伐罪，而非以人民为敌。”
讲完了这段话，孟子端详着齐宣王的脸，观察他的表情，分析他的心理。只见他紧锁着的双眉舒展开来，绷紧的肌肉松弛开来，嘴角似乎露出了几丝笑意，仿佛炉中的铁已被烧红，正在变软。于是孟子猛加炭，紧鼓风，提高炉温，力争将它熔化。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譬如有一座小城，每边长仅有三里，它的外廓也只有七里。敌人围攻它，而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但却不能取胜，这就证明：得天时者不及占地利者。
又譬如，另一守城者，城墙不是不高，城池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锐利和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来，便弃城逃走，这就证明：占地利者不如得人和者。
所以我说，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者，帮助他的人必多；不行仁政者，帮助他的人必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拿全天下顺从的力量来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战争，若用战争，则必然获胜！
本来话已讲完，但孟子却又提高声调，加重语气重复了两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而欲得到“人和”，则必须“得道”，即实行仁政。
经过孟子这一番加炭，鼓风，提高炉温，炉中的那块铸铁变得怎么样了呢？……
没有恰如其分的比喻，人毕竟不是铸铁。炉温提高到一定的程度，铸铁总会熔化成铁水流淌；即使化为齑粉，亦不改变观点者，世上大有人在，这正是所谓“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那种人。然而，齐宣王之不行仁政，如前所述，他受诸多力量的牵扯，诸多因素的制约，更决定于战国纷争的天下大势。
孟子在齐为客卿，虽无具体职守和工作任务，倒也十分繁忙，不仅忙于齐宣王的频频召见和来访，还忙于给弟子们讲学，解答弟子们的询问，更忙于接待各国来访的客人，他们向孟子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弄得孟子应酬不暇，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上午，孟子正在给弟子们讲课，忽报有客人来访。儒家最讲礼节，既有客人来访，孟子自然不会因忙而将客人冷于一边，他匆匆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让弟子们分头练习，腾出时间接待客人。
来访者是卫国新任太宰北宫铸(qí)，五十多岁，身高不过六尺，肥头大耳，脑袋更大得出奇，与那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幸而他全身粗壮、敦实，人们才不必担心他那大脑袋会从颈上折掉或滚落下来。他生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两泓清池，里边盛满了智慧和慈爱。他衣着朴素，举止温文尔雅，见了孟子深施一礼，尊称“夫子”。他上任后欲对国家的制度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翻遍了古籍文献，也未查到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请教了许多人，俱不能答，只好不远千里迢迢，到齐国来请教孟子。
北宫铸自然无法查找，因为诸侯们厌恶那种制度对自己不利，早把那些文献毁灭了，孟子也无法谈得太详细，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谈个大略。
天子为一级，公一级，侯一级，伯一级，子和男共为一级，一共五级。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一共六级。天子直接管理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公和侯各一百里，伯七十里，子和男各五十里，一共四级。土地不够享十里的国家，不能直接与天子发生关系，而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所受的封地同于侯，大夫所受的封地同于伯，元士所受的封地同于子和男。公侯大国土地纵横各一百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七倍，卿为大夫的四倍，大夫为上士的一倍，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也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小国的土地为方圆五十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十倍，卿为大夫的二倍，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耕种的收入，一夫一妻分田百亩，百亩田地的施肥耕种，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个人，其次的养活八个人，中等的养活七个人，其次六个人，下等的五个人。百姓在公家当差者，他们的俸禄也比照这个分等级。
北宫铸对孟子的回答很是敬佩，自然十分满意。他本欲当即告辞回国，但见孟子面容慈祥，为人谦恭而热情，颇似孔夫子“诲人不倦”，便素性留了下来，向孟子请教，探讨治国之道，孟子则有问必答，百问不厌，循循善诱。
北宫铸刚刚上任不久，国家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请教孟子该先从何处下手。
孟子说：“智者无不知也，但以当前之重要工作为急。仁者无不爱也，但以爱亲人和贤者为先。尧舜之智，不能通晓万物，因其急于知晓首要任务。尧舜之仁，不能普遍爱一切人，因其急于爱亲人与贤人。不能服三年之丧，而讲求缌(sī)麻三月、小功五月之丧礼；在长者面前用餐，大口吃饭，大口喝汤，毫无礼貌，但却讲求不以牙齿啃断干肉，这叫做不识大体。”
孟子讲话，总是很温和，很亲切，不时地瞥一眼对方的面部表情，特别是那双眸子，从中捕捉其心理状态。孟子发现，北宫铸满脸困惑，似乎有话要问，但又难于启齿，于是他闪电般地回顾自己这段话的内容。这也难怪，方才所言，只讲了些原则，要抓当务之急，要识大体，这自然是正确的，可是，当务之急是什么，何为大体，自己并未讲清楚，颇有些似是而非，答非所问。孟子对人、对事，素来极负责任，这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回答，人家怎么能够满意呢？于是急忙补充道：“不信仁德贤能之人，则国必空虚；无礼义，则上下的关系必然混乱；无贤政，国家的财用则必然不足。”
这就给了北宫铸一个治国大纲：第一，任贤使能，俊杰在位；第二，以礼义教民，以礼义治国；第三，整顿政治，惩治腐败。
这样一来，既有指导思想，又有原则纲领，虚实兼备，视之有形，触之可即。
北宫铸不愧是一位政治家，他抓住了孟子的这三条治国纲领不放，追问道：“请问夫子，选择贤臣的标准是什么？”
孟子回答道：“今之事君者皆日，‘我能为君开拓疆土，充实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国君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欲使其富之，此乃助桀为富也。又说：‘我能为君邀结盟国，战则必胜。’今之所谓良臣，实乃古之民贼也。君主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想勉强助其为战，此乃助桀掠地也。由今之路而行，不变今之陋俗，纵使以天下与之，亦不能有一朝之稳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