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第十六章的内容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于道理。”)
先生在讲解这一章时说道，公孙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为春秋时郑国之贤相，在郑简公、郑定公之时执政二十二年。其时，于晋国当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五世，于楚国当共王、康王、郏(jiá)敖、灵王、平王五世，正是两大国争强，战争不息的时候。郑国地位冲要，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子产却能够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历聘于齐、楚、晋、鲁诸大国，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他知识渊博，却很谦逊，每决定一件国家大事，都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请教熟悉情况的人。周景王九年，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爱民是子产的最大特点，冬季里他能用自己所乘坐的马车将百姓渡过溱(zhēn)水和洧(wěi)水。有时百姓聚集于乡校，议论朝政，批评子产。有人认为这有害国家，建议拆毁乡校。子产没有接受，他认为这正是听取民众呼声的好机会。子产不重天道，重人道。周景王二十年冬，有彗星见于辰之西，大夫裨(bì)灶向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有火灾，只有用瓘斝(guànjiǎ)玉瓒(zàn)等祈禳(ráng)，才能免除。子产以为天灾流行，绝非玉器所能祈禳。他说：“天道远，人道近，裨灶何以能逆料天道呢？分明是无稽之谈。”竟不听。结果，郑之首都并无火灾。郑国有了水灾，有人认为是龙神作怪，但子产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彼此毫不相干。”……
听了先生的这些讲解，孟轲对子产的政绩不置可否，对其以乘舆济民过河这件事，却并不赞赏，他评论说：“此乃以小惠买人心之举，倘十一月修成行人之桥，十二月建成过车之桥，百姓何用再为渡河而愁！身为一国之相，只要将政治搞好，出外鸣锣开道可也，焉能人人而济之？为政者，讨天下人人欢悦，时间则不足矣。”
在讲《论语·泰伯》的第九章时，先生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所指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
小孟轲“当仁，不让于师”，批评先生读得不对，解的错误。先生反问道：“依你之见，该怎样读，该如何解呢？”
孟轲回答道：“依学生之见，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解作：‘百姓，有本领者，才可以放手让其去做事；尚无本领者，就教育他们，使其知道应该怎么办。’”
“为师之读与解，有何不对？你之所读与解，有何根据？”先生追问所以然。
孟轲胸有成竹地答道：“依恩师之读与解，孔子便是十足的愚民者；学生之主要根据，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
于是孟轲滔滔如水地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与根据：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平民教育，“移学民间”，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以“仁”为出发点，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化。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无不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本性差不多，其在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主要是教育学习的结果。这是孔子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理论，他收弟子兼收并蓄，不受贵贱、贫富、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且其中大多数出身贫贱之家，如冉耕是奴隶出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仲弓家“无置锥之地”；子路“事亲，尝食藜藿”；原宪“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当然，除了这众多“鄙夫”、“贱人”、“野人”之外，也有少数贵族和富人，如孟懿子、南宫适、冉有、子贡、司马牛等。子贡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孔门弟子除来自齐、鲁两国以外，还有从楚、晋、秦、陈、吴等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之主要的各诸侯国。孔子从“三十而立”开始，一直到七十三岁去世，即使在鲁国从政和访问列国的时候，都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也有的受有不良习染，但经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后来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经商(贾)，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着名的贤才，正所谓“弟子三千，七十二圣贤”。这哪里会有推行愚民政策或轻视教育之嫌呢？
听了孟轲的一席话，先生很为之折服，他沉思片刻之后，又提出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语法，如果孔子确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孟轲则认为，这里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应将内容放在第一位，形式放在第二位。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用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办教育，让“不可”之民“使知之”，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便应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实，才能反映孔子的本来面貌。
其实，孟轲认为，省略是当时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者说是重要语言习惯之一，在不影响语意的前提下，常常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则”是顺承连词，在这里是被省略了。《论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为政》)“巧言令色，(则)鲜矣仁。”(《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述而》)这些句子中的“则”都被省略了。同样的例子，下列句子就没有省略“则”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之”是“使”的对象，省略者更是比比皆是，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之)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渲染战争的规模，残酷的程度，杀人之多，竟至于“血流漂杵”。先生讲得口冒白沫，看样子十分得意，孟轲却再次提出疑义，他认为先生所讲，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讲，是态度不严谨的表现，它将以讹传讹，遗害后人。先生听了孟轲的批评，脸上颇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他是个有涵养的老者，尽量抑制着自己，不发作，似乎还在静听深思。直待孟轲讲完，同学们都在瞪着眼望着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和回答，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孟轲所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非臆造，而是有本之学，有案可稽。”说着返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拿来了一捆书简。这是(《尚书》，先生打开，翻至《武成》篇，递给孟轲看。
孟轲双手接过书简，浏览了二三策之后，便不再继续看下去，说道：“《书》中所记，确如恩师所言。但恩师请想，武王伐纣，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所率之残兵败将，必望风披靡，草木皆兵；而武王所统之部，则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如此一来，交战的机会尚且不多，何以会‘血流漂杵’呢？书乃人着，人谁无好恶与爱憎，必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孔夫子之《春秋》笔法，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弟子多有冒犯，万望恩师海涵！”
听了孟轲的精辟分析，独到见解，先生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也！……”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