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作文？所以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如果要等候别处的投稿，那就容易耽误出版。
译张君小说，巳托人转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来，他的近作《仇恨》一篇颇好（在《现代》中），但看他自己怎么说罢。
冰莹女士近来似乎不但作风不好而巳，她与xx亦早无关系，所以不能代为催促。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杨邨人先前怎么激烈，现在他在汉口，看他发表的文章，竟是别一个人了。
《社会新闻》及其他数种，便中当寄上，现在想不急了也。
文稿如可用，析于题下代添我常用的“笔名”为荷。
此复，即颂近好。
豫启1月9日
不久以后，我们给他派的印刷费也如数汇来了，这是他汇钱的信：
xx先生：
家兄嘱代汇洋二十元，今由邮局寄奉，希察收。汇款人姓名住址，倶与此信信封上所写者相同，并以奉闻，以免取款时口述有所歧异也。
此上，即请文安。
周乔峰启上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这“风云”在我们这国度里尤其多！我们的刊物正把稿子备好，交给书局看看，就要付印了，蓦然间，我们的“友邦”又在东北发动了，不几天，热河不守了，榆关失陷了，平津也岌岌难保了。接着，故宫的古物忙着装箱起运，学校也在准备南迁，西北书店的老板也说要搬到洛阳，于是我们的刊物就因此停顿了。
但一般朋友的热心并没有因此减退，只是为这些意外的更多的困难发愁：第一是稿件，在这样的局面下，走的走了，有的人则无心写文章，第一期虽是已经编好，第二期却难了。有的主张再努力募集经费，自己来出版，稿子大半由鲁迅先生在上海搜集寄来；有的则主张干脆到上海去出。我写信给鲁迅先生，他回信主张从缓。
XX兄：
来信收到。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恐为难，因各人皆有琐事，
不能各处执笔也。但北平现人心一时恐亦未必静，则待书店热心时再出，似亦无妨。谢小姐和我们久不相往来，雪声兄想巳知之，而尚托其转信，何也？她一定不来干这种事情的。
前函要张天翼君作小传并自选一篇小说，顷已得来信，所选为“面包线”，小傅亦寄来，今附上，希转寄译者并告以篇名为荷。
此复，并问近好。
迅启2月2夜
刊物搁下一时无法出版，我们这一群不安分的文学青年即努力于文艺界广大的联络，我们并不敢有什么“伟大”的期图，只是不惯于长久窒息在故都那样死水似的环境里，要想使那“文化城”的空气活跃起来，即由我们《文学杂志》社的几个朋友发起一个“文艺茶话会”。我们先没有去向各方接头，只是按大家所知道人们去信邀请参加，第一次在北海五龙亭，到的人有郑振铎、朱自清以及许多我们在过去素不打交道的文学者，那时我们又听到另外有些朋友正在筹出一种杂志，定名为《文艺月报》，篇幅及内容都同我们的《文学杂志》相仿，只是他们不愿意像我们那样谨慎、老道，他们的特点是“革命的Romantic”。我们提到《文学杂志》，郑振铎先生觉得很奇怪，说是他们也正要出一种东西，也叫《文学杂志》，我还以为在北平，他说是上海，他说既是我们的先出，他就去信改名好了。我们谈到自己的计划，简直忘却了自己的能力’总觉得会办出一种十全十美的刊物出来。实际上，当时的那些刊物给我们太不能满足，如像那时最流行的现代，郑振铎先生也同我们抱着相同的感触，他说：
“施蛰存到处拼命拉稿，别人就只好应付，稿子再不好也不能不登，所以《现代》就弄得愈趋愈下！”（郑先生的口气，他们将要出版的刊物绝不像《现代》那样拉稿，那刊物，就是现在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
我们的《文学杂志》终于在四月出版了，那销路的好给书店老板意想不到的兴奋，他要立刻同我们订合同，从第二期起，不但不要我们再出印刷费，他自动地提议允许我们抽百分之二十的版税，但合同的期间至少要半年。
然而，这并不是说当时的读者都“皆大欢喜”其实也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有一部分当然应该由自己的能力来负责，一部分却如鲁迅先生所谓：“不能好，也不准好。”我们的态度只是这样——在第三期的“编后”答复读者的批评，有如下一段：
……就是激厉先生（《庸报另外一页》）与很多别的读者一样，对于本刊的希望过高了。激厉先生首先提出目前文学的任务一来，然后检讨本刊对于这一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这是使我们感到异常惶愧的。同人等不过是一些素有文学癖好的人，为了破除目前的寂寞，才来办这刊物罢了，实在愧谈“任务”或“运动”什么的？
要说到“任务”，我们实在有愧于在立达书店出版的《文艺月报》，然而，我们的本意也只是在于慢慢地建立一点基础，这样的态度鲁迅先生是十分赞同的。他在第一期出版后来信说：
郑朱皆合作，甚好。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
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让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静农久无信来，寄了书去，也无回信，殊不知其消极的原因，但恐怕还是为去年的事罢。我的意见，以为还是放置一时，不要去督促。疲劳的人，不可再加重，否则，他就更加疲乏。过一些时，他会恢复的。
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内当寄上一点。雁君见面时当一问。第一期诚然有些“太板”，但加入的人们一多，就为活泼的。
鲁迅先生对人处世的态度在这儿说明了，他是这样地能够替别人想得周到，他何尝是“每每因为一点小事就同别人冲突起来”。冲突是有的，那是对于“怀着恶意”的那一种人。
挪年，我经常给了他许许多多的麻烦’但，我相信，他并不会感到什么厌倦。记得给我寄来一本他译的《十月？，我不同意作者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没有发飄面有坚决的好。我给他的信，大W外麵稿，細，吐不平。
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下去，就算了。茅稿已寄谷兄，我怕不能作。
《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的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焉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所以这书在他本国，新版还很多，可见看的人正不少。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
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落花集》出版，是托朋友间接交去的，因为我和这书店不熟，所以出版日期，也无从问起。序文我想我还是不做好，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于本书有损。
年谱错处不少，有本来错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说是“翰林院大学士”，就差得远了），也有译错的（凡二三处）。
——6月26日来信
《文学杂志》第二期出版以后，北平的局面产生一个《塘沽协议》已经转“危”为“安”了，一般人的注意都转到那时在察哈尔新起的一股浪潮。许多朋友在那样“安”的北平感到了更大的不安，跟着那股浪潮涌到了张家口，我到口外去跑了几个月，结果得到了满腔的失望和一身的病跑了回来。过去的那些朋友们，都起了梦想不到的变动，不用说难于见面，实在是不能不稍存戒心；像我这样的人，很有可能被有些人在昨天骂为“不正确”而今天则指为是“反动分子”因为这年头的情形变得很快，有些人则变得更快，所以在混乱中X#j？这种人实在非常麻烦，我于是只有远避这一途了。回平的时候是深秋，平西香山避暑的人们已经星散，只剩遍山红叶，像我这样一个穷光蛋也得以到那儿去养起病来了。
每天除了洗衣做饭，也写一点东西出来，所以又不免常常给鲁迅先生打麻烦，（几个月没有同他通消息）托他介绍稿子。因为我投稿碰壁，实在碰得怕了，为生活计，我又除此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路走。无论怎样，我不愿意完全归罪于自己的东西不好，就靠这一点儿信心，我仍然不断地把稿子寄给鲁迅先生，虽是我也明知道他的介绍未必就靠得住，至少，我相信，他是从来不会为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敷衍的。
下面是我回平后得到鲁迅先生的第一封回信：
x兄：
廿二日信已收到。前月得信后，我是即复一信的，既未收到，那是被遗失或没收了。《落花集》在现代搁置多日，又被送还，据云因曾出版，所以店主反对，争之甚力，而终无效云云。现仍在我处，暂时是无法想。这回的稿子（注：名《刷浆糊与拍马屁》，载附录六），当于明日寄给论语，并且声明，许其略改犯禁之处。惟近来之出版界，真是战战兢兢，所以能登与否，亦正难必，总之：且听下回分解罢。
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抵确是搜集小说材料。我们只要看电影上，巳大用非洲、北极、南美、南洋……之土人作为材料，则“小说家”之来看支那土人，做书卖钱，原无足怪。阔人恭迎，惟恐或后，则电影上亦有酋长飨宴等事迹也（注：此事曾写《幽默年大事纪》一文，
载附录七）。
《募修孔庙疏》不必见寄，此种文字，所见巳多，真多于“牛溲马渤”。而且批评文字，亦无处发表，盖庙虽未修，而礼教则巳早重，故邪说无从盛行也。
上海尚未大冷，我们是好的。
此复即颂时绥。
迅上12月28夜
1933—1934年之间，北平的那一般名流学者们忙着在欢迎这个，欢送那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欢：刑狱改良的慈善家福莱女士；无线发明家马可尼博士；青年小说家兼记者的德哥派拉；功德浩浩（刘半农的奖词）的兰普森公使……去的去，来的来，真闹得满城风雨，鸡犬飞升。我一个人住居在那样僻静的西山，常常在报上看到一些消息，除了写些杂文，只有给鲁迅先生写些信去发牢骚。从那时起，接到他的信就常常提到了病。
XX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