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君自民国元年由南京政府北来供职，十有四年，谨慎将事，百无旷废，徒以又为该大学兼任教员，于学校内情，知之较审，曾与其他教员发表宣言，声明杨荫榆开除学生之谬。而章杨相比，亦撄彼怒，遂假威权，泄其私愤，昔者以杨荫榆之党己也，不惜解散学校荒数百人之学业以徇之，今以周君之异己也，又不惜秘密发纵以除去之。视部员如家奴，以私意为进退，虽在专制时代，黑暗当不至是；此其毁坏法律，率意妄行，即世之至无忌惮者亦不能加于此矣。最近则又称改办女子大学，即以嗾警毁校自夸善打之刘百昭为筹备处长，以掩人耳目，举揉躏学校之人，任筹备学校之重，虽曰报功，宁非儿戏。旋又率警围校，且雇百余无赖女流，闯入宿舍，殴逐女生，残酷备至，哭声盈于道涂，路人见而太息，以为将不敢有子女入此虎狼之窟者矣。况大队警察，用之不已，是直以枪剑为身教之资，隶教部于警署之下，自开国以来，盖未见有教育当局而下劣荒谬暴戾恣睢至于此极者也。寿裳等自民元到部，迄于今兹，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按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谨此宣言。
我们对于章士钊的这些举动，认为无理可喻，故意不辞职，而等他来免职，也不愿向段祺瑞政府说理，所以发布这个宣言。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后来之所以在平政院提起诉讼，还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才做的，结果是得到胜诉。
女师大被非法解散以后，便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重新开学，教员们全体义务授课，我也是其中之一，师生们共同克苦支持。如是者三月，女师大就复校了。章士钊解散学校之外，还有那些主张读经、反对白话等等玩意儿，鲁迅都一一辞而辟之。关于他的排斥白话，我和鲁迅都笑他日暮途穷，所做的文言文并不高明，连《庄子》中“每下愈况”的成语（况，甚也），都用不清楚；单就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所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这几句骈文，也比不上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这些谈资都为鲁迅所采用，文见《华盖集.答KS君》。至于章士钊的主张读经，也是别有用意，明知道读经是不足以救国的，不过耍耍把戏，将人们看作笨牛罢了。鲁迅有一文《十四年的“读经”》（《华盖集》），揭发得很透彻，摘录一二段如下：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
广洲同在
同年月底，鲁迅离开北京，至厦门大学教书去了。临行，我表示亦将离京谋事，托他随时为我留意，因为，我和他及寿山三人的教育部职务虽巳恢复，总觉得鸡肋无味。他极以为然，所以对于我之所托，非常关心，视同己事，《两地书》中时时提到至十几次之多，如云：“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又云：“上遂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写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上遂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又云：“上遂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无从计画。”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设法，就接连的来信通知，现录一通如下：
季市兄：
昨寄一函，巳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
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
即颂
曼福
树人上12月29日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后，就接连来信催我前往，略说兄之聘书巳在我处，月薪若干，此间生活费月需约若干，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开学是3月2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从沪开来之轮船如何如何，唐餐间胜于官舱，价约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谓“穷途仗友生”！这几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为在抗战那年，检人行箧中，老是携带着，前年在重庆写了一篇《鲁迅的几封信》，把它发表，作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点纪念，所以这里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后来，开学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务主任，忙于开会议，举行补考，核算分数，接见种种学生，和他们辩论种种问题，觉得日不暇给，豪兴更减了。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又问他在香港讲演的题目是什么，反应是怎样，他答道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题目是《老调子巳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
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我和鲁迅合居其间，我喜欢早眠早起，而鲁迅不然，各行其是，两不相妨，因为这间楼房的对角线实在来得长。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哪知道感触之来，令人窒息，所谓“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痩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从此潜心写作，不怕炎热的阳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间，仍然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经厦门，广州，至此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
上海生活（1927—1931）
鲁迅自1927年回上海，至1936年逝世，这10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
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从此在著译两方面，加倍努力，
创作方面除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发明的一种战斗文体短评杂文来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翻译方面则有文艺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童话等。他又介绍新旧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赞助“世界语”。同时他在行动上，又参加了三“盟”，即“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总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导师，正义的斗士，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十年间，我因为在南京和北平服务，虽不能常常晤见鲁迅，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1929年9月，景宋夫人产生一个男孩，名曰“海婴”。我知道了很欣喜，立刻要求鲁迅赶快领我到医院去道贺，我说：你俩本来太寂寞，现在有了“宁馨儿”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满八岁，鲁迅便去世，不及见其成立啊！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1930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巳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贝睐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
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这愤慨是无怪的。鲁迅又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会，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左翼作家联盟”到这时候才成立呢。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即普列汉诺夫——编者注）、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从此内讧停止，开始深入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阵营。在“左联”成立之先，鲁迅常对我说：“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现摘引一段如下：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的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剌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于社会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发表演说，首则警戒“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继则提出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从此“左联”成为中国新文艺界的主力，一直发展下去，而鲁迅则成为其领导者。
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巳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原信录如下：
季黻吾兄左右：
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巳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以奉白。
此布，即请道安
弟令斐顿首1月21日
至于谣传被拘的原因是这样的，鲁迅告诉我：“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趟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这是摇传我被拘的原因。”柔石原名平复，姓赵，浙江宁海县人，创作之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被捕后二十日，秘密枪决。鲁迅更有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写得真挚沉痛，中有一诗如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