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金、蒙古和元面对南宋强大的水平，也本着“夺彼所长”思想，日益重视水军建设。公元1160元，金海陵王曾命将率领新组建不久的水军从海道攻打临安；蒙古国在忽必烈即位后，曾“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元史》卷161《刘整传》），以备渡江攻宋之用。
炮兵在宋辽金元时期是个新兴的兵种，除金朝在其末年将少量的炮兵加以单独建置外，其他各政权的炮兵均混合编人各军中。两宋虽然没有单独的炮兵建置，但其发展较早。而辽、西夏，特别是金、蒙古和元，由于受到宋的影响和攻宋战争需要，对炮兵建设也逐步重视起来。金军曾使用过的名日“震天雷”的火炮，“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著甲铁皆透”（《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这些武器在攻城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御军思想
为了防止自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将帅专权、拥兵自重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在其建宋伊始，便把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作为其御军的指导思想、其主要思想原则是：在中央与地方军人员素质的安排上，遵循“强干弱枝”原则；在统兵机构设置上，依照“互相维制”原则；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实行“将不得专其兵”（《文献通考》卷15）原则，等等。辽、金、元统治者同样强调军队要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辽朝早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本着中央集权的统兵思想，取消“兴兵合议”的旧习俗，组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宫帐军；到辽世宗时，又将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直接领导下的北、南枢密院。金统治者主张“兵权贵一”，让“兵柄归其内族”（《金史》卷44）。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创建了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蒙古宗王势力的影响，并按照集中兵权的宗旨建立枢密院、行枢密院统领全国各级军队。
（四）治军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各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军队的治理，其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精兵强将思想、严于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重视教育训练及忠君与人和思想。
1.精兵强将思想。宋朝统治者在建军和御军上所贯彻的中央集权思想，对于巩固政权，防止武夫犯上作乱，保持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对将帅防范过甚，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权轻、兵将分离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对此，两宋的一些军事家、思想家有针对地提出一些精兵强将思想。关于精兵，他们认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因为“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兵以少而后强”（《水心别集》卷10、12）。关于锻炼培养强将，他们主张要予将帅以机断处置之权.呼吁君主要信任将领，对其要“举无所疑”，使之敢于决断；提出将要系兵，反对“将无专主”、“士无专统”。辽金无尽管精兵问题不突出，但一些有识之士仍认为“军官数多”，“多则难择，少则易精”；“兵贵精不贵多”，以往“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所致（《金史》卷109《陈规传》）。同时，辽金元的最高统治者，信任将帅，予将帅以机断之权，让将帅“便宜从事”的思想也是相当明确的。
2.重视教育训练思想。北宋经同辽、西夏战争的多次失败，从来仁宗开始，更加重视对军队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从以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用兵欲其便……士卒欲其教”（《武经总要》前集卷2）的道理，要求“凡欲兴师，必先教战”（《百战奇法·教战》）。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素养，宋仁宗、神宗两朝相继开设武学、任命武学“教喻”，由官方出面编修《武经总要》、校定《武经七书》，还设置了专职的训练官等等。并提出训练要循序渐进，要纳人“法制”轨道的主张，同时采取了“分等”训练和奖优罚劣等具体措施。
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教育训练同样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成吉思汗主张，官兵训练的目标应使军队能够“不感到远征之苦，不知饥渴”，“在平时像牛犊般地驯服，战时投入战斗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史集》第二编）。适应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特点，辽、金、蒙古还大都采用以围猎方式进行军事训练的做法。即通过平时与兽斗（进行狩猎训练），战时与人斗（通过实践进行训练），来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元朝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受中原的影响和作战的需要，改变了蒙古国时“寓兵于猎”的传统训练方式，规定水陆之师都要训练。
此外，西夏和元朝统治者，还把忠君及人和思想作为教育将士的重要内容。西夏要求军队必须“忠实为先”（《西夏记事》卷6），即忠于最高统治者；元朝统治者，除了强调蒙古大汗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全军要绝对服从外，还在军队中大力提倡人和思想。为了使军队上下一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统治者要求将帅体察和关心部属，做到“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史集》第二编），使军队内部既相识相闻，又互为承责，以维护内部的团结一致。
3.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是宋辽金元时期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他们从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管理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法纪。这是因为，“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何博士备论·李广论》）。据此，他们指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金史》卷2《太祖纪》），强调“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元史》卷127《伯颜传》）。他们还认为，要严明军纪军法，就要“赏罚明信”；只有“赏罚公而滥”，才能“号令出而惟行”（王浑《进呈纪皇帝实录表》）。为此，提出以赏“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用罚以“制其奢糜，禁其饮酒”（《金史》卷44）。为了严肃法纪，他们主张不论职位高低、关系亲疏，都要坚持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要求“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蒙鞑备录·军政》）。对于那些临阵脱逃、不执行号令者，他们主张必须严惩。有人认为，“凡战，使士卒遇敌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百战奇法·罚战》）。有的则说，“遇战时号令其下，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大金国志》卷27《粘罕传》）。
基于上述严格治军、以法治军思想，有关的军事法规应时而生。例如，北宋初期的《阶级之法》，仁宗时《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宋刑统》中的《擅兴律》及南宋建炎初年的《新法》等等，都是有关军事问题的法规条文。再如，蒙古国时期颁布的“训言”和“大札撒”（札撒，意为法令、号令）；元朝《大元通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各项条款，也都是形成了文字的军律、军法。宋和元的军事法规内容广泛而详尽。既有上下关系、军民关系之规定，又有平时和战时的行为规范；既有违犯法纪的各种处罚规定，又有立功受奖的条件及其按功行赏的具体标准。充分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军队治理已开始向“法制化”发展的趋向。
四、战争与作战指导思想
（一）贵谋和先备思想
贵谋与先备的战争和作战指导思想，在当时普遍受到重视，成为军事家和思想家们的共识。
首先，当时的兵书战策和著名军政人物都认为谋略非常重要，指出“经武之略，在于贵谋”（《册府元龟》卷421），认为“兵不在多，能以计胜尔”（《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6），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无谋”（《金陀续编》卷23）。
其次，强调未战之前要先谋、先备。认为“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宋史》卷365岳飞传》）；“惟预备乃为无患”，而“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因此，要求“欲谋用兵”，先谋安民，先谋通粮，先谋地利，先谋人和，先谋赏罚（参见《虎铃经》卷3）；指出“未战之时，先料将之愚贤，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断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百战奇法·计战》）。还主张，“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武经总要》前集卷12）；教育军队平时必须“其备至严”。
再次，为了作好谋划和充分的准备，主张定谋要以“知彼知己”为基础，发挥“谋夫策上”的作用，众议为先，集思广益，使人人献策，以便“择取其长”而从之。
（二）不拘泥于古兵法，灵活用兵思想
宋王朝从其北宋初年起，统治者为了防范武夫们犯上作乱，实行了“将从中御”的政策。为约束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战前要由皇帝赐予阵图，战中要按阵图行事，不给将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断行事的余地。宋仁宗之后，赐图之风虽已止息，但将从中御的思想和政策并未发生改变，直至影响有宋一代。针对这种弊端，当时许多军事著作都十分强调不拘泥于古兵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用兵之术，知变为大”（《虎铃经》卷1）；指出，“凡用兵之法，要在应变”（《百战奇法·变战》）。由于古今情况不同，一些军事著作还提出，对古兵法只能采取“或因或革，便于施用而已”（《武经总要》前集卷4）的态度，因为“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守城录》卷1）。鉴于“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主张对兵法要“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提出“阵而后战，兵之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
辽夏金元的军队以弓马见长。适应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他们亦把灵活用兵作为指导作战的基本思想。辽军攻城时，强调可攻则攻，不可攻则“引兵过之”；西夏提出了作战要或“多立虚砦”，或“坚壁清野”，或“纵其深人”，或“遣轻骑抄绝其馈”的灵活用兵主张；金朝统治者则明确指出，“兵法一定之法，难以应变”（《金史》卷44《兵制》），要求作战时奇正互用，“临敌制变”，不可固守一定模式；而元世祖忽必烈则要求将领指挥作战，应“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元史》卷126《廉希宪传》），要“以奇取胜”，积极主动地根据战势发展而临机审图，夺取胜利。
此外，“恃骑战之利”的辽金元统治者，在骑战方面制定了许多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战略战术，其主要指导思想是：提倡快速机动，坚持远程奔袭，强调集中兵力，主张野战歼敌。
（三）“专力防守”与“守中有攻”的防御思想
未辽金元时期，在南北军事对峙中，总体上看南方的宋处于守势，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处于攻势。因此“专力防守”和“守中有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防御思想主要体现在宋王朝统治集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