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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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明代军事思想史(1)

一、明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环境及其概貌

(一)时代环境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都有与以往各个朝代不同的地方。

政治上,朱元璋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取消了历代的丞相制。行政的六部、军事的五府、监察的都察院、司法的大理专,都直接隶属于皇帝,决策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经济上,朱元璋建国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包括组织军民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交通,整理赋役制度,实行田赋部分“折色”与田赋减免,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以及进行有限度的对外贸易等,遂使明初战乱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东南沿海一些城镇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新兴的市镇大量涌现,海上贸易得到很快发展。思想上,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就很重视儒学,延揽儒生。此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扶持程朱理学,以之为科考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但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扩大与加深,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失去了对朱熹理学的信仰,转而寻求新的理论。于是心学开始兴起。它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王守仁的心学,让人们求之于心,从而使人们冲破程朱理学烦琐支离的章句之学,开启了新的学风。思想界不再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而是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并存,在一段时间里心学更盛;心学后来又分成不同派别;与儒学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有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正宗儒学相背离的有反封建性质的“异端”思想;实用思潮兴起;西方思想学说传人等。所有这些构成明朝中后期思想界比较活跃而斑斓多彩的画面。但就整个明代来讲,占统治地位始终是儒家思想。

明代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新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对明代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的军事与以往相比,也呈示出下列几个新的变化:一是战争频繁,出现了新的敌对势力。明代270余年,外敌的海上入侵,边疆少数民族的袭扰,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斗,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5年中,共发生大小战争579次。在这些战争中,尤以边海防战争为突出。明朝同以往一些朝代一样,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以男耕女织为本业的农业民族如何对付善骑射、机动性强的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摆在明代军事家面前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明代还遇到了以往各代所没有遇到的来自海上的威胁,这主要是倭寇及嘉靖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倭寇以其不同于中国的武器、战略战术和武士道的强悍,第一次给明代军事家提出了如何防御外敌从海上人侵的新课题。

二是军事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兵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有了全面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火器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传统火器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引进了威力大、射速快、射程远的西方火器——鸟铳、佛郎机和大炮。在明代中后期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到处都弥漫着黑色火药的硝烟。明代火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强,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使用的武器已由冷兵器占绝对主导地位过渡到火器占主导地位。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的发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必然引起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作战样式的一系列变化。这就给战争指导者提出了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新课题。

三是军事理论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有着古老的兵学传统。历代的军事家主要是以兵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军事问题,明代也不例外。洪武年间曾颁行《武经七书》。正统之后,又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军官大多受过兵学教育,他们解决问题当然是以兵学为理论基础的。但自正统之后,军卫子弟多习懦业,儒家经典是武学生员必读的教科书。这就使一些军事家往往以懦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儒家思想同兵家思想一样,成为明代军事的理论基础。

明代军事领域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色。

明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有兵书、文集、实录等。明代的兵书是历朝历代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载,中国古代自上古至清前期(1839年)著录的兵书共2327部,其中明代就有1165部,占1/2,现存的兵书1244部,其中明代有838部,古2/3。这些兵书按著作体例大体可分三类:注疏类、著述类和编录类。按所阐述的内容则可分为谋略、边防、海防、城守、练兵、阴阳、技艺、营阵、兵器、类书等。

文集,特别是兵学家的文集是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载体。如王守仁的军事思想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俞大献的军事思想则寓于他的《正气堂集》,《明经世文编》也有许多篇章专论军事问题。明代的文集特别是中后期的文集保留至今的特别多,这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史书也是重要的军事思想载体。史书中往往记录当时人有关军事方面的议论,这些议论正是人们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可补文集之不足。如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主要在《明实录》中。

(二)明代军事思想的特点

与以往军事思想相比,明代军事思想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儒家思想更加突出。明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儒家。一生征战近50年的俞大猷被称为“儒将”。在军事思想上贡献颇大的戚继光“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壶秋月,坐镇雅俗有懦者气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明代军事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兵家吸收儒家的思想内容,倒不如说儒家吸收兵家思想、兵儒融合更为恰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赋予兵家以儒家思想内涵,或者说,用儒家思想改造兵家思想,使其符合儒家思想。明人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但往往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武经七书》的内容。如《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刘寅解释为:“道者,仁义、礼乐、孝梯、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梯、忠信,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与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卷上)完全以儒家的思想内涵来解释“道”,使《孙子》的“道”和儒家的“道”完全一致。《孙子·军争篇》多言利。刘寅认为:“篇中多以利言,利非货利之利,乃便利之利。”(同上,卷中)这也不是《孙子》原意。如果说“兵以诈立,以利动”的“利”,还可以解释为“便利”的话,那么“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和“诱之以利”的“利”,就难解释成“便利”了。明人之所以把“利”解释为“便利”,是因为儒家耻于言货利。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说:“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非不善也,而终不列之儒。设使圣贤之人用孙武之法,武经即圣贤作用矣。苟读六经,诵服圣贤,而行则狙诈,六经即孙武矣。顾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这样看来,儒学和兵学没有什么区别,其区别在为何人所用。

第二,运用儒家思想解决军事问题。明代军事家强调练兵。练将,他们用夹训练士兵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俞大奠猷讲:“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戚继光讲得更明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将领不仅要用儒家的理论来教育士兵,还要以符合儒家思想的“诚”来感化士兵,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亲上死长之义”。教育将领更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学兵之士,当明王政,端心术,以仁义为本,权谋为辅,庶几有三代之风,而功业过人远矣。秦秋战国之习,岂可为哉?”(《孙子书校解引类·九变第八》)将领不能学习春秋战国的霸道,而应学习三代圣贤之道,因此首先应该“端心术”。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中第一条就是“正心术”。他认为《练将》26条“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训练将领的课程,儒家经典是主要的。要求将领“坚心忍性,苦心窒欲”。无欲,心中就会清静,思考就会敏捷;无欲,就不惜死,就勇敢。有勇有谋,自然能打胜仗,成为好将领。

2.防御思想更加明确。明代的防御思想与秦汉、隋唐和朱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方位的防御思想。秦汉、隋唐和宋讲防御都是陆上防御,因无海上外敌大规模入侵,没有提出海上防御理论。明代不同。不仅陆上防御理论更加发展,而且建立了海上防御理论,从而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理论。

第二,设险防守思想更加突出。明代不仅修建了比以往各朝各代更加坚固的长城,而且大修城池塞堡。在沿海,无论是卫所,还是府州县都大建城池,以城池这种人为之险为依托,抵御敌人从海上人侵。在边疆,除长城外。塞堡林立,卫、所、守备点都有城池。因此,明代设险防守思想远比秦汉和宋代深刻。

第三,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都主张在边海防设置多层次有纵深的防线。海防,主张防之于海,防之于海岸,防之于内河,防之于城池。海上的防守也是有层次的,“会哨于陈钱,分哨于马迹、洋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发兵船为第三重。”(《筹海图编》卷12《勤会哨》)边防,主张防之于边墙,防之于旷野,防之于城堡。城池的防守也不是单纯依靠城墙,主张首防敌于濠(护城河),次防敌于羊马墙,再次防敌于城墙,最后防敌于城内。

第四,攻守结合、以守为本的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强调攻守结合,“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筹海图编》卷12《严城守》)有人更强调守,“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战、守、和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要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这些手段,取得主动权,达到防守的目的。

3.实际操作性更强。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明以前的军事思想精深微妙,多为形而上者,“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纪效新书自叙》)。明代军事思想不仅理论性强,而且很具体,便于实际操作。比如军事训练,明代军事家既强调练兵也强调练将,并阐述得十分具体。挑选士兵时,不仅看年龄、体质,还注意思想素质。编伍,不仅由下而上逐级编定,甚至对每个士兵怎样登记都有明确叙述。各种技艺一招一式都有具体规定,以防“花法”混人。至于练将,论述得也很具体,列出课程,指出学习方法等。

(三)明代军事思想的作用和影响

明代军事思想在继承、总结以往历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和提高,充实并发展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指导了当时的军事斗争。

1.充实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明代根据实际作战经验,在一般作战原则和防御思想方面都有补充、阐发和修正。以往没有海防思想,明代确立了;对以往的边防思想,明代给予充实和发展。这就使我国国防理论更加完整和深刻。明代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把我国古代军队建设思想推到了高峰。其主要标志一是系统性和完整性,即对构成战斗力的士兵、将官、武器装备的各个方面及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训练、整饬的理论和方法,对人和武器、练兵和练将等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是内容的深刻性,练兵提出了练心气,练将提出了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武器装备提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相互补充,求精求新等等。这些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指导了当时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明代军队建设思想和边海防防御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对实践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戚继光按照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建立了一支敌人畏之如虎的“戚家军”,在南方平息了侵扰沿海十几年的倭寇,立下不巧的功勋。在北方,俞大猷按照他的兵车操法,在大同练就一支车兵,取得了安银堡的胜利,以步骑三千、兵车百辆,打败了十余万蒙古骑兵的进攻。在海防防御思想指导下,明代在沿海构筑了大量城池,在海上冲要之处,建立了多道巡逻线,中国第一次建立起海防防御体系,且比较严密。迄今依然屹立在我国北部疆土上的万里长城,是明代设险以守思想的产物。隆庆以后北方和西北疆域的宁静,是在注重招抚、抚剿兼施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明代的战车是在火器大量装备部队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攻守结合的思想建造的。一头两翼一尾阵反映了明代人对奇正理论的运用。俞大献持重用兵,功收万全是他不拘泥于“拙速巧久”思想的结果。凭坚城用大炮的思想,使袁崇焕赢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但是,明代军事思想大都是个别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提出来的,有些被朝廷接受,成为总的指导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有的只是由个别军事家或将领付诸实施,这些人一旦离开,他们提出的军事思想也就随之而去。熊廷粥巡按辽东,在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提出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战略。但熊廷廷离开辽东,此战略再无人实行。萨尔浒战后,熊廷弼二次赴辽,提出了分驻重兵,扼守险要,相互联络,相互支援,迭扰疲敌,相机进剿的复辽战略。可是他到任不久,便因受攻汗而去职,此战略也就付之东流。辽沈失守,熊廷弼再次经略辽东,又提出“三方布置”的复辽战略。这一战略一开始就受到阉党分子的抵制,结果广宁失守,熊廷弼被杀,辽东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如果能始终贯彻熊廷弼第一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发展;如果能贯彻他第二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占领沈阳、辽阳;如果能贯彻他第三次提出的战略,明廷在辽东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快。由此可见,明在同后金斗争中接连失败,不在于没有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而在于政治腐败,使这些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

明代军事思想总的来讲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需要的,在当时的军事斗争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明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