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军事思想主要特色及发展概貌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指秦、西汉、东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并得到逐步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规模后世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军事思想的发展上，主要有四个方面：大一统的战争观；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这些思想是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秦汉时期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是为秦汉大统一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与先秦时期相比较，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全面确立郡县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统一法律和军队，统一货币、赋税、关市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思想文化，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从而结束了先秦时期那种诸侯纷争、各自为政、思想混乱、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秦汉大统一时代，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并多次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全部秦汉军事思想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它又是在秦汉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的支配和制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秦代是它的奠基时期，西汉是它的全面发展时期，东汉是它走向成熟和终结时期。
秦代首尾不过15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开创了历史大统一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因此，后人评价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秦代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军事活动的谋划、指导和军队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各项制度、措施之中。由于奉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时期根本没有兵书理论问世，但它却通过军事实践和军事制度，给秦汉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大力扩建骑兵，展开大举反击匈奴的战争及对周边其他地区开疆拓土的战争。对匈奴的战争持续将近百年，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规模远比秦代更为宏大的统一。
西汉时期经历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先后涌现出刘邦、项羽、冒顿单于、萧何、张良、韩信、晁错、周亚夫、刘彻、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众多雄主、谋臣、名将。创立了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和荒原、山林、沙漠、江海作战等新战法；发展了筑城守边。屯田戍边、徙民实边等举措，建设起强大而巩固的国防。更加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先后三次校理兵书，提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法理论，对每一种兵书的特点和价值，都做出了西汉人自己的总结和评价。西汉自身的军事思想载体也很丰盛，有著名兵书《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有著名军事论述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以及《盐铁论》中的一些军事专篇；还有帝王将相的诸多用兵谋议和文人学士的大量谈兵之论。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长期稳定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王莽政权后天下动乱之中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坚持用儒家的“柔道”安辑天下，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很快即削平群雄，争得周边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附，重现清平治世的繁荣。不久，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一举击败北匈奴，实现了与西汉相似的大统一。
东汉一代崇儒抑武，首创文吏典军之制，没有兵书存世。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光武帝刘秀的战争指导和经国制军的举措，邓禹、寇恂、冯异、马援、吴汉、耿弁、班超等众多名将的用兵谋略，以及史学家班固、政论家王符等文人学士的有关著述之中。由于开国之初成功地实现了兵儒结合，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的发展推进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二、大一统的战争观
先秦时期由于政治不统一，政治思想百家争鸣，所以战争观亦多种多样，言人人殊，各树一帜。秦汉时期则不同，大统一的历史时代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战争观必然定位于大一统的思想。但由于秦汉各个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奉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也不同，因而大一统战争观的表现也各有不同特色。大致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一）秦代：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战争观
秦代战争观来源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彻底推行法家思想路线，直到秦朝灭亡。因此，秦代战争观自始至终都是富国强兵，一统天下。这一点西汉政论家贾谊有过十分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他在《过秦论》上篇中说。“秦孝公据觳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就是秦代战争观的由来及其实践，完全是法家思想的产物。
十分明显，秦代战争观的实质就是以实力为基础，以统一为目的。先秦百家关于战争性质、目的、手段、动机的各种争论，在秦代都被大一统的目标统一起来，只要合乎这个目标.一切手段和动机都是合理的，并被赋予正义的美名。所以当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建议时，秦始皇欣然“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史记·李斯列传》）。吞灭关东六国后，秦始皇说：“异日韩玉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部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优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纳服人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明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也附和着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同上）这就是秦代统治者心目中的统一战争，把大“统视为战争的性质、目的、意义、功能的根本，视为历史的空前壮举，为大，统而战就是“义兵”，反之则为“残贼”。因此，秦始皇四次东巡，令人反复刻石颂德说：“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并一海内，以为郡县一天下和平”，“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步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皇帝奋威，德并诸俟，初一泰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六王专倍……数动甲兵……遂起祸殃。义威殊之，珍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同上）。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大一统的歌颂无以复加，大一统是秦代战争观的灵魂。
秦代战争观虽然充满霸道与暴力的色彩，但在当时却适应了历史大统一的客观需要。大统一是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战国七雄各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统治皆根深蒂固，彼此间不可能和平统一，只有实力和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正如《孙膑兵法》所言：“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见威王》）“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同上）。
（二）西汉：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
西汉的开国条件与秦代大不相同，汉高祖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没有秦始皇那样国富兵强的基础，在战争中长期处于弱小的劣势地位，因而特别重视兵家的权谋诡道，并将王道与霸道的两手策略结合运用，从而形成了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所谓权谋，本指权宜之计的谋略，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在政治上要开明，在军事上可以施展阴谋诡计。所谓霸道，本指运用法、术、势的策略手段，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又是“制土以权，结土以信，使土以赏”的权谋，以便达到“任贤擒敌”（《三略·中略》）、平定天下的目的。所谓王道，本指以仁义礼教治天下，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更是“大一统”观念的依据和本源，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西汉战争观与秦代战争观在本质上并无一致，其最高目标都是追求国家统一、天下一统，只是手段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秦代偏重于实力，西汉偏重于权谋。
在西汉214年的统治期间及其以后的15年新莽时期，其战争观共经历5个发展阶段。
1.奠基阶段。自公元前206至公元前202年，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战争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建国时期，也是西汉战争观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对西汉战争观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三人，即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张良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他向刘邦传授《太公兵法》，兴起了权谋之道，在鸿门宴上用假屈服骗过项羽，使刘邦逃过火顶之灾；在刘邦的56万大军被歼彭城之后，他建议重用韩信、策反英布、资助彭越，最终战胜了项羽；当刘邦屡屡受挫，企图重新册立六国之后时，他借著巧陈八策，坚定了刘邦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所以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于房。”（《史记·高祖本纪》）萧何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在灭秦时不顾金帛财物，抢先收藏了秦代的全部图书典籍；他第一个建议刘邦先就封于汉中，然后还定三秦、争夺天下；他连夜追回弃汉而走的韩信，并力荐韩信出任大将；他经营了关中根据地，每当刘邦惨败时即给予决定性的人力物力支援；他还创建了汉初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他是“权谋者，以正守国”的典范，所以刘邦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史记·高祖本纪》）韩信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在《汉中对》中提出了权谋制胜的理论依据，即正义之师、人心所向、重赏厚封、英贤归附，便可以战胜貌似强大而失天下心、恃匹夫之勇而行妇人之仁的项羽；他从还定三秦到破魏、下代、灭赵、降燕、平齐直至垓下决战，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奇迹，是权谋者“以奇用兵”的典范。所以刘邦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同上）并做出结论说，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同上）。刘邦重用这三人的行为及对他们的评价，体现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战争观思想，奠定了西汉战争观的基础。
2.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01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王朝的前期，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汉战争观最大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到汉高祖刘邦去世时，在政治上，对匈奴的屈辱和亲换来了相对的和平，但国内经济残破，民不聊生，故汉政府开始推行黄老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方针。与此同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都在秦火之余得以复苏，相互交汇，演成一个思想大融合的时代。不久，杰出的法家人物晁错走上历史舞台，力主富国强兵。他引证神农之教说：“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书·食发志》）因而倡导‘重农”“贵粟”，“薄赋敛，广畜积”（同上），用“赐爵？和“除罪”的手段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输粮人官，备战备荒；待蓄积充足之后，就经常减轻或免除田租，更好地促进国富民康。晁错还引证古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敌也淬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于敌也。”（《汉书·晁错传》）因而倡导在富国的基础上建设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所有这些都被汉文帝采纳施行，从而把西汉王朝前期的与民休息引人富国强兵之途，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有效地外抗匈奴进犯，内平吴楚七国之乱，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