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般特征
在哲学史上，通常把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德国哲学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里的“古典”（claLssic）主要指的是一种风格，正如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巴罗克建筑风格也被称为古典风格一样。建筑艺术上的古典风格的特点是恢弘而典雅，富丽堂皇的结构配以精雕细琢的装饰。这一风格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形象。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建立了一个个宏伟的哲学体系，包含着众多的细致的分析、周密的概念、复杂的论辩和宏大的话语。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德国古典哲学的特点，这句话就是：它是德国民族精神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但并非历来如此；只是在经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段之后，这样的判断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这是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哲学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充分地展示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德国哲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大阿尔伯特、艾克哈特和库萨的尼古拉那里，莱布尼茨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德国哲学家；但是，他们使用拉丁文这一当时国际通用的语言写作（莱布尼茨还用法文），并未能表达出德国人思维的特殊性。沃尔夫是第一个用德文写作的哲学家，但他表达的思想内容属于经院哲学，也不是德国特有的。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哲学家不是德国人，而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德国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的形成比英国和法国晚得多。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反映德国民族精神的哲学会在英国的经验论和欧陆唯理论之后姗姗来迟。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它在哲学史上具有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这就是集大成的思想。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总结，黑格尔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总结，都标志着西方哲学一次大飞跃。德国古典哲学达到西方哲学史上的高峰，它固然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站在上面向后看去，又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一方面与德国民族追求综合统一的精神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史研究积累的成果。到19世纪时，西方哲学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但只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家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对这些哲学史料做出选择和综合，哲学史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可以说是第一部科学的哲学史著作；这里所说的科学，指史论结合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不同意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也可以不赞成他对以前哲学家的评价，但却不能不采用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撰写哲学史。在此意义上，本书是德国古典哲学开创的哲学史观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终结点的一个原因。
（第一节）康德理论哲学概述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格尼斯堡（该地自1945年以后，成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领土），父亲是一个马鞍匠。康德的家庭信奉路德宗的虔信派（Puritianism），康德从小在教会办的学校受教育，1740年进人格尼斯堡大学神学院，1745年毕业后当了九年的家庭教师。从1755年开始，康德一直在格尼斯堡大学任教，当了多年的编外讲师，1770年才晋升为教授。
康德一生没有离开格尼斯堡，每天生活极有规律。他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条街道（它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上散步，他准时到这种程度，以至当地居民按照他出来的时间校正手表。但是，他那刻板和平静的表面生活与他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着革命思想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普鲁士这个边远小城，注视着世界的最新发展，讨论着时代的前沿问题。他在创造了深刻反映启蒙精神的批判哲学之后，又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至今还吸引着哲学家的问题；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一百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但他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著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理性宗教观却被普鲁士政府指责为“歪曲蔑视《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学说”。康德是卢梭的崇拜者，他与卢梭一样，是一个平民哲学家。他说：
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后，康德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导师，政府也不断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但为了捍卫思想自由，他不顾政府的禁令，在退休之后发表了《学院之争》（1798年），继续讨论宗教问题。
前批判时期
康德的前批判时期的著作分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两类。科学著作以《宇宙发展史概论》为代表。在这本书里，康德提出了科学史上著名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学说”。康德的学说不仅对宇宙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对他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按照他的宇宙图式，宇宙到处都充满着物质和精神，但两者的分布不同。物质的力量是引力，精神的力量是理性，精神与物质成反比。离宇宙的中心越近，则引力越大，理性也就越弱；反过来，离宇宙中心越远的地方，理性越强。太阳系的行星上的事物按此规律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等级：离太阳越近的行星上的事物的理性程度越低，反之，离太阳越远的行星上的事物的理性程度越高。地球处于太阳系中间位置，由此，生活在这一行星上的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理性，但没有完全的、纯粹的理性。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思辨当然是非科学的，但他从宇宙学的角度，认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这与他后来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工作是一致的。在他的批判时期著作中，人只是“理性存在者”（mtional beings）中间的一类，而不是惟一的或完全的理性动物。
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发表教授就职演说之后，康德沉默了十一年，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终于在1781年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他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里，把这部书的意义概括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是为了解决哲学面临的危机。在该书的第一版序言里，康德曾对哲学的历史和处境做过生动的描绘。他说，在历史上，形而上学号称是一切科学的女王，“但是，时代变了，风尚变了，现在对形而上学只有无情的轻蔑；这位年迈的贵夫人备受谴责，惨遭遗弃”。形而上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怀疑论。“怀疑论者们像游牧民族一样，厌恶一切固定的房舍。不时地摧毁着城邦社会”；尤其是近代的英国经验论（康德称之为“由著名的洛克创立的关于人类理智的生理学”）：
（他们）好像把一切形而上学的纷争都结束了，把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彻底否决了。但是，尽管这位自封的女王被追查出并非金枝玉叶，无非是普通经验的庶孽，因而理应对她的僭越表示怀疑，可问题是，这个家谱实际上是她捏造出来的，她还是坚持她的主张，于是一切照旧，又再度陷入陈腐的独断论，陷入人们企图使这门学问摆脱的那种备受轻蔑的状态。
数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那要“归功于一个人在一次试探中灵机一动，造成了一场革命”。以前人们总是“死死地盯着图形”，在图形中辨认它的特性；而产生数学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变却要人们把自己先天地设想出来的东西归于事物，并通过这个东西必然地推导出事物的特性。康德这里说的是对几何图形的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几何图形是从事物的具体形状中抽象出来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几何图形按照先天的设想被构造出来，事物的具体形状被那些先天构造出来的图形所规定。康德认为，正是后面这样的解释，才造就了数学的科学性。物理学也是由于一场思想革命而成为科学的。康德说，物理学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都是按照理性设计做出的，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理性必须挟着它那些按照不变的规律下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已的鼻子走。
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革命的共同点是这样一个变化，即把从客观到主观的思想路线转变为从主观到客观的。客观即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观即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概念。过去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科学的性质是因它所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科学的原则、概念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对象固有的客观性。现在康德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这一转变称为“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不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转变。康德把它作为形而上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正如哥白尼所完成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一样，哲学的革命也涉及到世界观的转变。康德像其他近代哲学家那样，效仿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实行哲学领域的彻底变革。对此，他有这样的解释：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认定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试验，可是这些试验统统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妨换一个前提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把形而上学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这就是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这个假定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正是盼望能有一种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对象向我们呈现之前，就确定了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这个设想同哥白尼当初的想法非常相似，他原来认定整个星群围绕观察者旋转，可是这样解释天体运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就想到换一个法子试一试，假定观察者旋转而星群不动，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现在我们在形而上学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对象的直观问题上试一试。
康德要进行的试验并不局限于关于对象的直观，他的设想是，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了他所能够直观到的内容；不仅如此，人的概念对直观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形成经验知识。人的这种直观能力和概念，都是先于、独立于外在对象的，按照它们来认识对象即是康德所谓的“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康德用来表示这种知识的一般术语叫“先天综合判断”。
什么是先天综合判断？
“先天综合判断”这个概念来自休谟关于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区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概括休谟的区分。从逻辑形式上看，分析命题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比如说，“凡人皆有死”，“有死”的意思已经包含在“人”的意义之中；综合命题则不同，它的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之中，比如说，“这些人坐着”，“坐”的意思并不是“人”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休谟进一步分析说，正因为分析命题的主词和谓词之间有着逻辑上的蕴涵关系，分析命题是必然命题；就是说，它之为真与经验无关，而取决于词义之间的蕴涵关系，在此意义上，分析命题又被称为先天命题；这里“先天”的意义是先于经验，独立于经验。综合命题的主词与谓词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蕴涵关系，两者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是偶然命题。一个综合命题的真或假取决于经验事实；只有观察到有的人坐着的时候，“这些人坐着”才是真的；如果这些人在跑，则那个命题就是假的。因此，综合命题也被当作后天命题。总之，在休谟那里，分析和综合命题的区分等于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又等于先天和后天命题的区分。休谟做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把传统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领域排除出去。按照他的标准，传统形而上学是关于实体的事实判断，因此不属于分析命题，而这些判断又不以经验为标准，因此也不属于综合命题。他把这些命题看做是“诡辩和幻想”，要把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著作“投到烈火中去”。
康德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它的命题是必然的、先天的，而同时又是对经验世界做出的判断。为了使这种命题也能够成为人类知识，他在休谟的两类命题之外，又增加了一类更重要的命题，这就是他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他的理由是，分析和综合命题只是逻辑形式上的区分，而不涉及判断的内容和性质。所有的分析判断在内容上都是先天的，在性质上都是必然的，这固然不假；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综合判断在内容上都是后天的，在性质上都是偶然的。一些采取了综合命题的逻辑形式的判断在内容上也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具有必然真理的性质。因为判断的逻辑形式与它们的内容和性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康德关于判断的逻辑形式/内容/性质的三重区分可列表说明如下：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从哲学史上看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学说是对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知识论的综合。经验论只承认逻辑的和数学的命题是先天必然真理，他们把综合命题等同于后天的偶然命题；唯理论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基础，天赋观念不仅表现为数学的和逻辑的命题，而且也表现为某些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康德不赞成经验论把综合命题归于偶然真理的立场，因为这不啻于否认经验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其结果是动摇了经验科学的基础，如同休谟的怀疑论所做的那样。他于是和唯理论者一样，认为某些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也属于先天的必然真理，但是，他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不等于唯理论者所说的天赋观念。康德看到唯理论者天赋观念说的两个缺点：第一，唯理论者所说的天赋观念有任意性，每个唯理论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天赋观念，他们没有一个关于天赋观念的统一标准，没有交代为什么有些观念是天赋的，而另一些则不是；第二，他们把知识的基础归结为天赋观念，却没有进一步考察天赋观念的基础何在，他们关于天赋观念的假定是独断的。
为了避免经验论的怀疑论和唯理论的独断论这两种极端倾向，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追问：经验知识所具有的普遍必然性的最后依据是什么？如前所述，康德认为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表现为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命题属于先天综合判断？它们为什么能够给予经验以普遍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