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五代大乱之余，朝仪已尽失唐制。“每朔望起居及常朝并无仗卫，或数年始一立冬正仗，当世人士或不识，朝廷容卫，迄至缺然。”（《挥麈后录》卷二引《儒林公议》）唐把自宰辅以下，包括常参官、未常参官合称为京官。而宋朝把常参官称为升朝官，把未常参官则称为京官。以“文德殿为外殿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为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务、令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盖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放礼，群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行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原注：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谓之常参。广（《春明退朝录》中）“然在京厘务之官，例多以别敕免参；宰臣押班，近年已罢。而武班诸卫，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独御史台官与蕃官、待次阶官而已。”（《文昌杂录》卷三）故所谓的正衙常参，当时已实同虚设，神宗元丰四年正式取消。明年，改行官制，规定“门下省起居郎以上、中书省起居舍入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御史中丞以上为日参官。其知枢密以上，自如旧仪。以三省及御史台官。寺监长贰以上为六参，寺监丞、大理评事以上为两参官。寄禄官通直郎以上为月参官。又今后除朔望参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为参日，遇假即罢。”（参见《文昌杂录》卷三；宋史》卷六九《常朝》）“凡早朝，宰相、枢密、宣徽使起居毕，同升殿问圣体。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升殿。”（《文献通考》卷一百七《王礼二·朝仪》）这与唐初朝臣当廷奏事完全不同，政务的公开与透明程度大大地受到限制。此其一。其二，群臣见皇帝面奏的规定更趋完善，有轮对，即文武升朝官俟次每五日轮流入对；请对、召对、和留身，即朝后请求单独留下来等。皇帝可以更广泛地与群臣接触，了解情况。因此皇帝往往前殿听政，迄午方休，接着又是后殿再坐。第三，宋朝初建时，范质、王溥、魏仁浦为丞相。他们都是前朝的旧臣.赵匡胤的侪辈。为了避免新皇帝的疑忌，他们请求在朝参时，“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某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而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帝从之”。这就形成一切须事先请示，一切按最高指示办理。“自是奏御寝多，或至肝昃。”（《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七《宰相上殿命坐赐茶》）这种情况必不可免的会流于匆匆忙忙走过场。朱熹就指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然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所有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初上宣读过，那得仔细指点。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合开展在上，指书利害；上亦得仔细看。如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山堂考索别集》卷十八《人臣门·宰相》）上述这些，都是皇权膨胀的表现。这个问题，我们在下篇《皇权》里，还要全面进行讨论。
元“肇兴朔漠，朝会燕享之礼，多从本俗”（《元史》卷十八《礼乐一》）。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初起朝仪。十一年大都宫阙告成，世祖始御正殿（大明殿），受朝贺。然常朝则始终未讲。故成宗即位时，杨桓上时务二十一事，其四就是请“朝见群臣，访问时政得失”（《元史》卷一六四）。仁宗延祐三年，马祖常上疏《建白一十五事》中也说：“百官朝见奏事，古有朝仪。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况钦遇圣上文明之主，如科举取士、吏员降等之类，屡复古制，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使后世无所鉴观，则于国家太平礼乐之盛，实为阙遗。且夫群臣奏对之际，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王珮玉，俨然左右，则虽有怀奸利、乞官赏者，亦不敢公出诸口。如蒙闻奏，命中书省会集文翰衙门官员究讲，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则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马石田先生文集》卷七）终元一代，这个制度始终未及讲行。
明制，朔望御奉天殿，接受常朝官的朝贺。于慎行谓：“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每日御门（即奉天门）视事，百官常服朝参，诸司奏事。盖以朔望御殿，备朝贺之礼；而以日朝御门，为奏对之便，较之唐制善矣！”（《毅山笔麈》卷一《制典上》）早朝之外，永乐时又行午朝，盖以“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从容陈论，毋以将哺朕倦于听纳。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榷也”（《明会要》卷十二《礼七·朝仪》）。明初诸帝，勤于政事，丘濬称：“我祖宗以勤为治，无日不朝，而每日之间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九《王礼考—朝仪》）每早朝“大班既退，即于门上说事，轮流向前商榷政务，罄所尽言，人怀畏惮而事机不泄”（《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周叙：《复仇疏》）。英宗幼年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太后因担心小皇帝过于劳累，规定每日早朝只许奏事八件，以后就成了定规。（《玉堂丛语》卷六；《寓圃杂记》卷一《早朝奏事》）中后期以后，皇帝怠于政事，武宗“月不数朝，朝或人晏”。神宗万历中，甚至连元日的大朝会也不再举行。常朝的废弛，从来就是与政治的衰败相表里的。
清之常朝有逢五视朝与御门听政两种形式。每月初五、十五、甘五日在太和殿举行的朝参礼基本上是一种礼仪性的百官集会，辞朝、谢恩及外藩来朝者和贡使亦在常朝日行礼。御门听政，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以后，改在乾清门。《养吉斋丛录》引《居易录》谓：“御门听政，冬、春辰初三刻；夏、秋辰正三刻，内阁部院官率以昧爽齐集午门，次至中左门稍憩，乃人候于乾清门外。驾出升御座，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以次奏事。如初一日首吏部，则初二日首户部，周而复始。若宗人府奏事，则恒居部院之首。三法司例居第三。部院奏事毕，然后召省官奏事。既毕，然后内阁大学士、学士。至御前承旨，翰、詹、起居注官满汉各一员，轮直立西楹下。”（卷五）其后则“六部以次进本，户、礼、兵、工轮流居首，刑部第三，吏部第六，则以为常。盖吏部进本毕，即带领引见也。故俗有刑三吏六之说。旧时惟刑部本三件，他部皆—件。嘉庆六年，仁宗恐有延阁，命无拘件数。或虑本匣太厚，不便捧持，则每部不必过十件。近闻所进不过二三件耳。”（同前）内阁学士奏折本，皆系背诵。每奏一本毕，皇帝降旨皆用满语。（《国朝宫史续编》卷三十一）
朝会中，群臣的班次、奏事的先后、行止举措都有严格而繁复的规定。以宋朝为例，当时“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则各有行缀。首尾而趋就石位。既谒罢，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涸以次迤逦而去，谓之卷班”（《铁围山丛谈》卷二）。宋朝规定：常参文武官，或有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阀门不即就班、无故高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入公事、入书等十五款，“犯者夺俸一月。有司振举拒不伏者，录奏贬降”（《宋史》卷一一六《礼十九·常朝之仪》）。朱元璋洪武二十年，定朝参礼八条：
一、朝班序立，公侯居文武之首班，次驸马，次伯。自一品以下，各照品级为班，文东武西。风宪纠仪官立于前，北向。记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稍稍近上，以便观听，不许搀越。如奏事，则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不得于班内穿过。
二、凡文武百官，于御前侍坐，遇有奏事官，必须起立；候奏事毕，复坐。毋踞坐。如特赐则坐。
三、凡文武百官出入朝门，如一品官遇公侯驸马，皆旁立；行则随之。三品、四品遇一品官，旁立；行则后。从三品四品官遇一品官，加逊礼，行立俱后。从五品以下官仿此，俱不许搀越失仪。如有宣召，不在此限。
四、几百官朝参，奉圣谕教诫，拱听分明，即便省身克己，毋放肆驰驱。
五、几百官自人午门内，不许咳唾。如朝参近侍御前，有患疾者，即许退班。
六、凡百官御前奏对从实，知则为知，不许妄对。
七、凡大小官员，如随驾行丹墀，身常向北。或左或右环转随侍，不许背之。如上位升奉天门及丹陛，其随从官员，不得径行中道及御道，如有昔方，于侧边行。
八、几百官入朝门，须拱手端行，威仪整肃，毋行私揖礼。（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九《王礼考嘲仪一》）
朱元璋曾就常朝班次及奏事等仪礼训示群臣，说：“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百官有列，班序有伦，非惟尊体统，抑亦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娴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训天下。”（《明会要》卷十二《礼七·朝仪》）可见封建皇帝对它是何等重视。
在朝参时，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的，宋以前为殿中侍御史（明以，后为监察御史）。宋朝规定：“百官起居，文班失仪，右巡使弹奏；武班失仪，左巡使弹奏。左、右巡使失仪，即互相弹奏。如两不弹，则阁门使弹奏。阁门使不弹奏。则宣徽使弹奏。见辞谢及通事合人。抵应失仪，并阀门使弹奏。阁门使不弹奏及自失仪，则宣徽使弹奏。长春殿起居如有坠笏失仪者，除军校不问，余并赞拜内侍报阀门，依例施行。若群官交杂品位、不依秩序、回班将去，却顾轩墀。执笏不端、接武纷乱者，并左右巡使弹奏。出人便门语笑，及不端笏，并阀门、宣徽使以次弹奏。”（《宋会要》第四九册《仪制八·弹劾》）尽管仪制隆重，纠劾森严，但是朝班不整，体统全无的情况也是常常发生的。唐中宗时，侍御史崔范就上疏说：“臣窃见在朝百僚，多不整肃。公门之内，讵合论私；班列之中，尤须致敬。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情。承宽既久，积习如常。”（《全唐文》卷二七八《弹百僚班秩不肃奏》）于慎行记明世宗自嘉靖十三年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宗即位，始复常朝。群臣班次，左班御史、五部之后，“品级官制，紊不可纪”。右班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蓝缕，往往而是”（《毂毅山笔麈》卷一《制典上》）。清末的低级官僚，因俸给无法维持生活，甚至有将朝服典当。每当朝会，只好用彩纸糊制。一旦遇雨，则纸破成缕，颜色淋漓，大煞风景，连起码的体面也不能维持。
百官朝参时执笏。笏是用作“书思对命”的，“意所思念，将以告君者也。对，所以对君也。命，所受命也。书之于笏，为失忘也”。《事物纪原》谓：“礼受命于君前以笏，三代之制也。古者贵贱通用，书君上政令。后代惟八座尚书执之，其余公卿执手板。主敬示非记事官。至后周武帝保定四年，始令百官执笏。”（卷一）《史记》记荆轲刺秦始皇，当时秦始皇本人佩剑，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这以后，规定“谒者持匕首以备不虞”。从此侍官皆执刀剑。（《资治通鉴》卷一六九胡注引应劭日）汉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同上卷六七）汉以后，这种佩刀易以木剑，谓之“象剑”。然北周时百官宴会，并带刀升座。隋循之。文帝开皇十二年，始定：“凡朝会应登殿坐者，剑履俱脱。其不坐者，敕召奏事及须升殿，亦就席解剑乃登。”（《隋书》卷十二《礼仪七》）惟纳言、黄门、内史令、侍郎、舍人等侍从官则不脱，其佩剑皆为真刃。有殊勤的权臣，皇帝亦有赐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人朝不趋者。皮制者为履，所以从军，而军容不人国。故剑履上殿为殊礼，然后之所佩者实亦只为木剑。从魏晋开始，群臣入朝，都要在殿门外接受一名御史的搜身，然后才允许进入，谓之监搜。这种制度在唐代一直实行，直到文宗大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相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石林燕语》卷二《考异》成文昌杂录》卷一）这一制度大概到宋朝才完全废止。明代与朝参的文武官员都发给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明会要》卷十二礼七·朝仪》）
3）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