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皇帝从即位的时候就开始张罗陵墓的修建。《后汉书·七仪志下》引《汉旧仪》：“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员，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所殉明包括所有生活用品、武器、乐器、车骑等等。武帝的茂陵，规模最，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一百九十余种。（《汉书》卷七二《贡禹传》）所敛玉匣，上面皆镂为蚊龙、鸳凤、龟麟之象，世谓之交龙玉匣。（《西京杂记》卷一）世传汉文帝躬行薄葬，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陵。（《汉书》卷四《文帝纪赞》）故赤眉军人长安，大发西汉诸帝陵，取其宝货，污辱日后尸体，惟霸陵则得免。迨至晋憋帝建兴年间，盗发霸陵、杜陵（汉宣帝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林，为什么汉陵墓中财物如是之多？索林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诚也。”（《晋书》卷六十本传）文帝在遗诏中明言薄葬，为什么实际上也是财物甚多，大为晋愍帝所惊异呢？顾炎武《日知录》引梁氏所考：霸陵曾三被盗掘：一见于《汉书·张汤传》，谓盗发孝文园瘗钱；再见于《风俗通》，谓霸陵虽薄葬，亦曾遭盗发；其三即《晋书·索缣传》所载。梁氏以为，其中金玉珠宝，“必景帝为之，不依遗诏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录耳！”同书注引杨氏曰：“非孝文之不能尽除，或景帝之陷亲于不义耳！”（卷十五《厚葬》）沈钦韩注《汉书》，亦认为是“帝后臣子违其素志”（《汉书》卷四《文帝纪》注）。惟赵翼引唐虞世南疏言，谓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人山陵。他认为此固先事储备，多人贡赋以实陵中，乃汉家制度，故陵中藏物已多。（《陔余丛考》卷十六《汉时陵寝徙民之令》）从索綝所说的汉武享国久，故茂陵中不复容物的说法来看，赵翼的意见是正确的。所谓“薄”，只是比较而言。遗诏用瓦器殉，原不废历年贡赋之人藏也。
陵园中建有寝殿，故俗通称陵寝。秦始皇起寝于墓侧，以象人主生前之前有朝、后有寝。汉因秦制，故陵皆有园寝，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盖古寝之意（《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吉礼十一》）。“今洛阳诸陵，皆以晦望、廿四气、伏、社、腊及四时日上饭，太官送用。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独断》下）这些守陵的宫女都是皇帝后宫的宫人。这一制度是汉武帝开始的。“汉武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又尽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汉书》卷七二《贡禹传），以奉侍死去的皇帝。三代以前无墓祭。园寝之制行，始有上陵之礼。
曹操儆盗陵的事实，又以通达视死生，故提倡薄葬。建安十年，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礼志》）；对丧礼也进行简化。也“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王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黄初三年，自作终制，痛切陈辞，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他要求“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材，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糯玉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魏武（曹操）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文帝以为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资治通鉴》卷十七胡注引沈约日）。西晋诸帝皆不封不树，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江笠初，百度草创，山陵奉终，备极省约。正如惠帝时尚书裴頠所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通典》卷一六六《刑法四》）
唐代的陵丧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回复到汉制。李渊死，太宗》依汉长陵（刘邦陵墓）故事，务存崇厚。经过虞世南等的切谏，最后达成折衷方案，群臣提议：“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又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文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导到太宗的首肯。（《通典》卷七九《礼三九·沿革三九·凶礼一》）太宗昭陵凿九嵕山而成。根据他生前的指示，“足容一棺而已，务从俭约”。“因九嶝山层峰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为玄宫，山旁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切，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廿》从工程上看，实际上是巨大的。五代朱梁时，温韬尽数发掘辖境内之诸唐陵，以取珍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新五代史》卷四十《温韬传》）足见所谓俭约，绝非实事。所殉之钟、王手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帖》，其价值更远非珠玉珍宝所能比拟。太宗把它来殉葬，是对宝贵文物的毁灭，是比浪费更严重得多的毁坏民族文化的犯罪行为。乾陵是唐高宗的陵墓。大周女皇帝武则天退位死后，又以皇后身份被合葬在此。汉制，皇后多同陵而不合葬。魏晋以降，始有合葬者。高宗先武则天死，“其玄宫以石为门，铁铜其缝”，其牢固程度可知。故当时给事中严善思反对再打开墓门，而主张另营安葬，以安神道，但为中宗所拒绝。温韬大发唐陵，“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唐陵也恢复了汉的陵寝制度。“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指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胡注引宋白日）诸陵皆栽柏以环之，柏城四面各三里，其内不得另有安葬，（同上卷二二九胡注引宋白日）而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同上卷一九五）大行安葬的这天，被称为忌日，一般在三日内不得举乐。行香、饭僧都是佛教的仪式。国忌行香起于后魏；江左齐梁问，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云麓漫钞》卷三）饭僧则起于石晋。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毂山笔麈》卷一）在行香时，复禁食酒肉。
元代的陵制完全保存蒙古旧俗。据十二世纪初到过蒙古草地的西欧教士加宾尼报导：“至于埋葬他们的首领，则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秘密地到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这个坑的边缘，他们挖一个地下墓穴。在把尸体放人墓穴时，他们把他生前宠爱的奴隶放在尸体下面。这个奴隶在尸体下面躺着，直至他几乎快要死去，这时他们就把他拖出来，让他呼吸；然后又把他放到尸体下面去，这样他们一连搞三次。如果这个奴隶幸而不死，那么，他从此以后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做他高兴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在他主人的帐幕里和在他主人的亲戚中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他们把死人埋人墓穴时，也把上面所说的各项东西一道埋进去，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个地点。”（《出使蒙古记》第15页）皇帝们的葬地称之为大禁地，不许有人接近。如果任何人敢走近这些墓地，被捉住就要剥光衣服，鞭打并受到严厉的虐待。根据南宋使臣的报导，“其墓无家，以马践躁，使如平地。若忒没真（铁木真，即成吉思汗）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黑鞑事略》）其棺椁，“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客身而已。殓以貂皮袄、皮帽。其靴靺、系腰、盒缶本，俱以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着各一。殓迄，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帝，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库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草木子》一书则谓深埋之后，“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据屠寄的说法，为了识认陵地，在陵穴覆土既平之后，便将一头幼骆驼即其地杀死，以后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注）的这段记载，他注明引自《草木子》，然《草木子》一书实无此文。且皇皇大禁地，既设有守陵千户世袭奉守，复建有影堂以供祖奠，元时起辇谷之地，世为诸帝之葬所，确切无疑，岂有失其所在之理？且杀骆驼之说，清代始有之，其妄可知，因此是不可信的。
上述记载皆不言元皇陵有殉葬制度。李乐《见闻杂记》且直谓“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卷二）。然波斯史料的说法则完全不同。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说成吉思汗死，以美女四十名殉葬。（第一册，第189页）瓦撒夫记伊利汗国主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之葬，“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40页）。以此推之，元代皇帝也应是以珍宝美女殉葬的。汉人官僚多不能参与蒙古贵族的许多仪式，对死去的皇帝，只是号哭于大都北郊，送灵枢北去。陵葬制度，他们是并不清楚的。
有关明代陵墓的制度，前期的人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人殉在传统的汉族王朝中久已绝迹，为什么到明朝又会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元朝制度的影响。《明史·礼志十二》：“英宗崩，遗命不得以官妃殉葬。”（卷五八）《国榷》引郑晓、马晋允之言，皆谓英宗停止嫔妃殉葬，是仁明圣德之盛举。（卷三三）足证明初确有人殉制度。《明史·后妃传》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壁、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宗以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卷一一三）宣宗的惠妃何氏、贤妃赵氏、惠妃吴氏、淑妃焦氏、敬妃曹氏、顺妃徐氏、丽妃袁氏、淑妃诸氏、充妃李氏、成妃何氏都是随宣宗殉葬的枉死鬼。其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同上）当明成祖死时，高丽使者正在北京，躬逢丧礼大典。在出殡的前晚，殉葬的三十余名嫔妃由太子出面，邀请她们赴宴践别。在死亡来临的极度哀痛凄切中，自然谁也顾不了丰盛别宴上的珍肴佳味，而是哭声震殿阁。殿堂中早已悬好白绫，下面是踏脚的小木床。她们一个个迫于圣命，登上小木床，以白绫系颈。也有不愿自缢的人。于是太监们就强行动手，将她绞死。宫妃高丽人韩氏，哭着哀求太子，说：我母亲年纪老，希望能把她送回国去。同时哭着对她的乳母金黑说：“娘，吾去！娘，吾去！”话音未绝，踏足的小木床已被太监们蹬翻。宣宗的殉人中，有凤阳人郭爱，入宫才二十一天。她在绝命前写了一首诗，哀惋备至。诗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一》）英宗这个皇帝，一生无什么善绩可言，但在死前良心发现，召儿子宪宗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无复为。”遂为定制（《否泰录》）。殉葬的妃嫔遗体，并不入陵，而是在陵区另行井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