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民对皇帝有很多称法，曰陛下、曰万岁、曰乘舆、曰上、曰至尊等等。蔡邕《独断》说：“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用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卷上）《事物纪原》渭此自秦始，“《史记》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卷一）“上”，蔡邕说：“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渫读言尊号，尊王之义也。”（《独断》卷上）“乘舆”，蔡邕说：“乘舆出于律。《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官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独断》卷上）“万岁”则原是一种庆贺时的欢呼。春秋时，有一位梁康王，自以为武功可称霸主，每天“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资治通鉴》卷四），卒至于国破身亡。这个宋王可算得上爱听臣民万岁不离口的昏君。据赵翼考证，这个词，“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则莫敢用也”。（《陔余丛考》卷二一）以上称呼多用于书面或比较正式的场合。至于百姓口语之间，西汉人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国家”，魏晋间称“官”、“官家”；皇帝也往往以之自称。晋人又称之为“天”；北朝称“家家”。唐时称“圣人”、“大家”、“天家”、“宅家”、“官”。宋人称“官家”、“官里”。“大家”。辽、金称“郎主”。元人称“皇上”。《水浒传》里直呼“皇帝老倌”，明时径称“老头”，则已带有一点愤懑不平之气，看来恐涉不恭了。
皇帝既享有至高无尚的尊贵，他的名字也便是同样尊贵的。大概从东周时代开始，社会上开始有了避讳的礼俗。《礼·曲礼》：“入门而问讳。”《疏》：“讳，主人祖先君名。”（卷三）所谓生曰名，死曰讳。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因此受到特别的重视。最初避讳原本只限于死去的祖先名讳，而且，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讲究原是有限度的（《陔余丛考》卷三一《避讳》）。后来却益形泛滥。不单生人之名称讳，甚至同音也讳，偏旁也讳，形近也讳。南朝时的士人特别讲究这一套。如果有人在言谈中触及他祖先的名字，他便要像挖了他祖坟一样，痛哭流涕而起。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沣著为律文。《唐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答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卷十）官僚的名字如果与官称相犯，政府还可以特为他改任别职。官场如此，私家亦然。李贺名晋肃，致人们认为他不应该应进士考试，因为“晋”与“进”同音。在所有文书之中，皇帝的名讳都用改字来避免。汉高祖名邦，旧史中凡邦字都以国字来替换。汉文帝名恒，于是恒山被改名曰常山。汉宣帝名询，因此，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苟卿也大触霉头，被改作孙卿。汉光武名秀，秀才便改称为茂才。晋憋帝名业，建业（今南京）从此改称为建康。隋文帝的父亲名忠，朝中的一大批官名也因此改订：郎中去中字，但作郎；侍中改恃内；中书改内史；殿中御史改殿内御史；御史中丞也被撤消。唐太宗名世民，故凡言“世”皆改“代”，“民”改“人”，民部改称为吏部。老百姓的名字如果有犯御讳的都必须更改，甚至姓也得改。石晋的高祖名敬瑭，于是令将姓敬的都改为姓荀或是姓文。宋高宗名构，于是连姓勾的人，或仍其字而更其音，或增加金旁作钩，或增加丝旁作，或加草头作苟，甚至改作近形的句字，还有便是在勾后加一个字，改作复姓勾龙，也有干脆把勾龙的勾去掉，成了单姓龙；更有改龙为缑，弄得面目全非。宋钦宗名桓，与“丸”音近，举子应考作诗，韵脚用了丸字的，都遭到黜落。唐人修史，对前代人名有同御讳的，便不书其名而改书其字；或者便径将所犯的字删除，成了单名；或者以文义来改用另一个字。元、明以后，其禁稍宽，讳字往往以缺笔划来表示。在那个时候，要记住并注意这一大批讳字确是不容易。一些常用的字，这也讳，那也讳.文字上会产生很多麻烦。皇帝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所以皇子取名时多用生僻的难字。汉宣帝原名病已，他发布诏书改名，说：“闻古天子之名，虽难知易讳也。其更伟询。”试看康熙的一大群儿子：胤裎、胤礽、胤祉、胤禛，等等，都是难认少用的僻字。民问文书行用，省去了许多避讳的麻烦，这样命名，也算是皇家的功德。
名讳之外，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往往出于个人的、难于索解的避性与迷信，又任意规定出一些可笑而且荒唐的禁忌。前秦的越厉王苻生，长相颇滑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他对这个生理缺憾怀着阿Q式的敏感，在言淡文书里，“残”也讳，“缺”也’韦，“偏”、“只”、“少”、“无”、“不具”等都成了大讳，误犯而致死的人不可胜数。北周宣帝字文赘让儿子作皇帝，自己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不许臣民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涉及这些字眼的都改掉，姓高的人改姓姜，高祖父改称长祖父。南朝的宋明帝刘，晚年更加猜忌残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字为，以其似祸字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宋徽宗迷信道教，明令禁止天下百姓以君、玉、圣天、上、龙、皇等字命名，凡有的或删或改。臣僚的表章中，对危、乱、倾、覆等类字眼也必须回避。“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句，本是语出儒典，但是因为“哉”与“灾”同音，所以也不准引用。他曾御笔亲诏：“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宇伯阳，及谥聃。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读侮，自今并为禁止。”（《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元朝政府明令在奏章中有一百七十多个字必须回避，其中除病、苦、凶、祸、灾、危、乱等不吉祥的字眼外，亡、妄、望、忘，司、四、死、斯，誓与逝，都因同音关系在回避之例。元仁宗延祐元年始规定“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元典章·礼部·礼制一进表》）。明太祖在字音、字义上胡牵乱扯，大兴文字狱，是大家所常道的。笔儒徐一夔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他看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一位姓张的学正上表，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句，他也大怒，说“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与强盗音近）：二字拟之。”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张从容申辩说：“臣有一言，说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太祖听了无言以对，良久，曰：“此老还嘴强，”竟令去，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立斋门录》卷一）清朝的文字狱则多带一些民族仇视的成份，其手法之极尽牵强附会，任意罗织，上纲上线，则是与明太祖没有二致的。
历史上的皇帝还有一些更荒诞莫名的禁忌。唐朝皇帝姓李，所以，连鲤鱼也禁止捕食。宋徽宗时，谏官赵致虚上书说：皇上的生辰为壬戌。戌属狗，所以不应该杀狗。徽宗立即准允，公告全国，屠狗者有厉禁。明武宗生肖属猪，又朱、猪音同。正德十四年，止式下诏：“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野获编》卷一；《癸已类稿》卷八）此诏一出，城乡民众赶紧将所养的猪贱价出卖，成为千古一大奇闻。明世宗忌讳也很多。当时北方鞑靼为患，他每写“夷狄”两字必极小；会试卷中见到有“夷”字就大为震怒，欲置重典。还有，北齐文宣帝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这只能认为是一种怪避，无法令人索解。人各有喜好与恶忌，甚至是某种迷信与怪避，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顶多只是一个笑话，而一旦发生在皇帝身上，就可能成为殃及万民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皇权政治下的一种特有灾祸。
（二）怎样才能当上皇帝
上面，我们谈过了皇帝这一称号及有关的种种，接下来再看一看怎么样才能当上皇帝。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穿上皇帝的冠服，召开一个大会，自己南向高坐，甘心捧场的人称臣叩拜，然后通报四方，好赖就可以算皇帝了。元末陈友谅带兵进攻朱元璋，在军前杀害了徐寿辉，匆匆忙忙即皇帝位。以采石五通庙为行宫，群臣立江岸草草行礼。正碰上大雨，“殊无仪节”，潦草竣事。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宣布作了皇帝也便成了皇帝，因为从来皇帝初起时，都是自封的。
话虽如此，要作皇帝，也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古来得天下最轻易的莫过宋太祖赵匡凰。陈桥兵变，仿佛是一觉醒来，就被人黄袍加身，作了皇帝。实际这是骗局。五代时，篡乱相仍，成为风气。这时的后周，主少国疑。960年正月初二，七岁的小皇帝令军权在握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御北汉。先行的部队离开京城汴梁时便扬言将以出兵之日立点检为天子，以故京城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廷宴然不知（《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可见篡位的阴谋早在进行，陈桥兵变也决非偶然的行动。通常想作皇帝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有足够的武力作后盾。不过单有武力也不成，第二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声望，用当时人的话是得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不过，归根结底，实力才是基础，没有实力作基础，谈何广结人心？历史上取得帝位的途径有两种，即武力争夺与和平禅位。前者是常规，后者是变态。皇位是凭借武力真刀真枪争抢过来的。《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说：“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就要靠武力。周武王伐殷，血流漂柞，足见争夺的残酷。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得意地宣称，“乃公马上得天下”。曹操为一世袅雄，在他的一封自叙性的今文里，也明白指明，兵权是一切的根本，“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三国志·魏武纪》裴注引《魏武故事》）。丢了兵权连命都保不了，何谈儿子来代汉作皇帝？当然，有了足够的实力，也还需要战略、策略的正确运用。比如，选择什么时候称帝最为有利，就是大有学问的策略问题，过早过晚都不会有好结果。曹操把孙权的劝进表说成是这小子想要把我送到炉子上去烤。这是他清醒地估汁到时机并不成熟。朱元璋崛起金陵，就是得益于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过晚也不利.因为那样不利于造成声势，有害于激励部众，招服群雄，甚至会被人抢先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险境。即所谓的无以收拾人心，号召忠义。不过，在称帝这个问题上因迟疑而失机的例子很少能找到。熊掌难熟，能清醒等待时机的人是很少有的。
禅代，或者说禅让，相传始于尧舜，其实际情况已邈乎不可寻，传说而已。从王莽开始，这套把戏又成了窃取皇位的一种惯用手法。这都是发生在臣强主弱、主少国疑的时候。在已经尽揽实权且再无对手的情况下，权臣从傀儡皇帝手里，稍加压力，便顺顺当当地把皇帝的位子夺了过来，较少流血事件的发生，于是美其名叫禅代。经过魏、晋，这个办法也便逐渐定型为一套程序，即‘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曹丕玩的就是这一套，所谓“讳其名而受其实”。曹丕曾若有所感，得意洋洋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胡注）“自此例一开，而晋。宋、分、梁、北齐、后刷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自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廿二史札记》卷二）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登上最高统治宝座，实际上无一例外都是以实力为后盾，抢夺过来的。所谓禅代，比较起来，血腥味少一些，但虚伪性和欺骗性也就更浓。这里，我们所说的只限于开国的皇帝。即使在一个王朝里，老皇帝归天，新皇帝登位，也很多是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里进行的。李世民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掉了两个兄弟而得位的。朱棣也是通过靖难之变，大砍大杀而从亲侄儿那里夺得帝位的。宋太祖临死时，烛影斧声，成为千古疑案。雍正帝夺嫡，兄弟们自残。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说皇帝是踏着竞争者的尸骨爬上宝座的，一点也不过分。
皇帝即位也称登极、登基，或称为践昨。《礼·曲礼》：“践昨临祭祖。”《疏》曰：“践，履也。阼，主人阶也。天子祭祀升阼阶，履主阶行事，故云践阼也。”古时候，殿前两阶无中间道，以阼阶为天子位，故新君嗣位日践阼。开国皇帝的即位仪式，多因其时或军情旁午，或政局初安，顾不得有太多的讲究，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行君臣跪拜之礼，以确定君臣之大分，并达成君臣问的某种契约，如封赐、任命。二是告天，称之为“告类”，意即以事类昭告于天。如后汉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为坛营于部之阳，祭告于天，采用汉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臣从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后汉书·祭祀》）。如果是太子嗣位，则是在老皇帝大敛之后，太子便立即在柜前即位。汉代的仪式是先由三公上奏，要求根据《尚书·顾命》的古典，请太子即曰即天子位于柩前。于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枢御坐，北面稽首。读册毕，以传国玉玺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群臣百僚罢。人成丧服，如礼”。
嗣位为帝原是吉庆的盛典，为什么匆匆忙忙换去丧服，在老皇帝的枢前举行呢？《白虎通》的解释是：“王者既殡而即继体之君何？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见，则后君继休矣。”（卷一）孔夫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于是有人便讥讽他天生一副奴才相，没有主子就活不了。其实，皇位不定，野心家、觊觎者便有机可乘，就产生政局不稳的因素，这种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确实存在的。柜前即位正是从杜侥幸、定人心的政治大局出发的。《世说新语·语言第二》记载一个故事：“晋武帝始登昨，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这种在即位初进行占卜的习惯，很可能不是从司马氏开始的，不过相关的记载却无迹可寻。但在少数民族中却流传性质相类的仪式。
《周书·突厥传》载：“其王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迄，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这同晋代的探策作用是一样的。突厥的这种风俗，在唐代宫中仍有流传。唐太宗的太子承乾在宫中“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嫠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突厥官名），顾不快邪！”’很明显，承乾所表演的正是突厥新汗即位的仪式，引起唐太宗十分的厌恶，终于把他废黜。这种占卜仪式很可能便是契丹皇帝即位时所举行的柴册仪中的再生仪。我们从帝“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来看，仍可见突厥旧俗之仿佛。至于契丹人的柴册仪，则上承鲜卑“捉认”天子之风俗，下启蒙古选汗仪式之质文。这些，在这里我们便不多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