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太初元年夏（前104），落下闳创新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武帝乃改元“太初”，恢复夏历的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如丞相的印章则称“丞相之印章”五字，正式承认汉据土德。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本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所谓“以母传子”，就是反驺衍的“从所不胜”，取五行相生之意。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士生金、金生水，往复循环。按照这种理论，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农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黄帝以士德王；土生金，故少吴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颛顼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喾以木德王休又生火，故帝尧以火德王伙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林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正式采纳了刘向的意见，以为汉得火德，色上赤。周得本德，以汉直接承周而得火德。然而中间还隔着一个秦，又如何进行解释呢？刘向于是编造出正闯的理论：以为“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就是说，伏羲以木德王，继之者为共工氏，“虽有水德，在木、火之间，非其次序，故霸而不王”。只有神农以火德王，才是五德运行的正当次序。准此，秦的地位正如共工。周得木德，秦代周，以水德，也不是五德相生的正当运行，所以说也只是闰位。（《资治通鉴》卷六九，胡注引孟康日润者，偏也，不正也。从此以后，五德相生，往复运行和偏闰的说法，长期为后来的王朝所承用。北周字文觉代西魏，即天王位，“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时；服色尚黑，随水行也”。隋文帝推运得火德，故色上赤。唐高祖认为得土德，色上黄。德运的迷信如此深人人心，故久病不愈的唐武宗李瀍，终于自认为在“王气胜君名”这条戒律里找到了原因。当年汉光武把治水的“洛”字改写成了“雒”，“洛”从水而东汉以火德王。水火不相容，所以必须改去水旁，使兔相胜之厄。唐德土而武宗名瀍，“瀍”亦水旁。土胜水，正犯了“王气胜君名”的大忌讳，他相信这就是久病难愈的真正原因。于是他便改名为“炎”，炎从火，火生土，这就可以变成以君名生王气，病也就可不治而愈了。这当然只是迷信，决无益于病体。会昌六年三月，下诏改名后没有几天武宗也就一命呜呼了。金朝曾为本朝是金德还是土德争得十分热闹，结果认为得运为土.堂而皇之地撰成了《大金德运图说》一书。《四库提要》的作者驳斥它说：“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而其书出于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后代泥于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合支离，亦终无一当。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训，斥妄祛疑，本宅中图大之隆规，破谶纬休祥之谬说，阐发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论。”（《史部·政书类》（二）乾隆的这一见解的确是远超过了他的同侪们。
神道设教的核心便是天命论。无论是感生说、五运终始等，都是要证明皇帝的地位是授受于天，常人是不应该非分觊觎，也是不可能僭分夺取的。感生说无法验之于常识，五运始终也涉于幽玄。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确立了天人感应学说，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天时、地理、与物种的灾祸变异来进行附会，其欺骗性就大得多了。
孔子和孟子，都很少谈到天。孔子不语神怪。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心目中的天，似乎只是自然运行的载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他对鬼神基本上是恃否定态度的。孟子则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他认为人心即天理，又以“人归”来验证舜之得天下为“天与”。并且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民心上来体认天，这正是孟子思想的进步与可贵的地方。汉儒在这方面已与孔子、孟子有了很大的不同。董仲舒就是在儒的基础上，吸收了骏衍的符应说及其他学说，发展成著名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的代表人物。他的特点就是把儒学神学化。
在他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里，董仲舒除了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更化、崇儒，并以儒道来推行教化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外，还全面地阐发了天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引《春秋》为证，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人之生理、气质、情性，都是化天之理数而成，与天道是相对应的。“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不过，能够同天直接联系的人只能是皇帝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才是受天之命来代天执行覆养万民的。所以说天人感应的“人”，“实质所指即是统治世间的天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第108页）。“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灭，必有灾异。这种祯祥灾异，就是天人之间感应的具体显现。董仲舒提出受天明命的君王必须勉强行道，道，也就是天道，即“所由适于治之路”，仁义礼乐皆其工具。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人主有道，天瑞应诚而至；人主失德，则“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测阴阳缪（古戾字）而妖孽生”，此灾异所缘而起者。它们皆是“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坝，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汉书·天文志》）所以，“天子为善一日，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日，立应以恶”（《资治通鉴》卷五二胡注引《易纬稽览图·中军传》郑玄注）。“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资治通鉴》卷五六）天人感应说把所有天灾、星变、物种变易都准确地与人事对应起来。如：
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好攻战、轻百姓、饰城廓、侵边境，则金不从革；简宗庙、不待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汉书·五行志上》）
地震则是由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所产生。太阳是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如果君德衰微，阴道强盛，侵蔽阳明，则应为日蚀。（《汉书·孔光传》）如果妇顺不修，阴事不得，皇后有失德之举，则会发生月蚀。又“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腌昧亡光，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阴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有所畏难。日出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人为妻妾役使所营。”（《汉书·李寻传》）“阳之专气为霰，阴之专气为雹。盛阳之气在雨水，则温暖而为雨，阴气薄而胁之不相人，则搏而为雹也。盛阴之气在雨水，则凝滞而为雪，阳气薄而胁之相人，则消散而下，因水而为霰。”（《资治通鉴》卷十五胡注引《大戴礼》引孔会子云）所有阴阳不调，都和人君的行事相对应。据翼奉的说法，这种天人间的感应，其验效甚至如人之病生于内脏，而病象则显于外表、行动之中一样，迅速准确。灾异就是天对人君的警告。“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援神契》曰：行有点缺，气逆干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白虎通》卷六《灾变》）谷永形容皇天降灾异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汉书—谷永传》）。
在所有这些灾异中，日蚀和星变是皇天对人君最严重的警告。汉时的皇帝，遇到发生日蚀，都要战战兢兢，发布诏书，引咎自责，并采取一些轻摇薄赋等惠民的措施。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日蚀，他亲布诏书，曰：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入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朕获保宗庙，以徽纱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匀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摇费以便民。联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本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从这封诏书里，可以窥见当时对这种天人感应说迷信的虔诚，也可以了解到这一学说对皇帝本人，确实存在某种制约的作用。星变也是让皇帝恐惧的灾象。古人把彗星分为孛、彗长三类。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彗星则光芒参参如扫帚；长星的尾巴很长，三丈二丈无常。其实都是彗星离日远近不同时的形态。“大法：孛、彗星多为除旧布新，长星多为兵革事。”（《资治通鉴》卷十四胡注引文颖日）《孝经内记》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孛为恶气所生，灾又更甚于彗。太白经天，也是大灾祸降临的先兆。太白即金星。《汉书·天文志》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所谓“经天”，“谓出东人西，出西人东也。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过午则经天。”刘向《五纪论》云：“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巳、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胡注引）古代天文书谓五星之精为妖：岁星流为苍彗、荧惑，填星散为赤彗、黄彗，太白、辰星变为白彗、黑彗。（《资治通鉴》卷三胡注）
对于皇天示警的灾异，皇帝通常采取下诏罪己，号召官员直言过失，停止某些烦民劳费的项目或设施，颁行某些宽恤的政策，决狱虑囚，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进行祈祷等方式，以为应答。应该承认，这种灾谴理论尽管纯出于迷信附会，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的确是有很大影响的。唐太宗就曾对侍臣们说过：“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一般的君主，都因迷信的支配，在所谓天谴面前，无论是“应之以实”，采行某些宽省民团的措施，或者是“侧身修德”，克制一下生活的淫奢，都应该说是一件好事。畏天修德是人君的必有品德。富弼称“人君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所谓“畏天者昌，天亡”。就是习以为常而不思儆戒的意思。
历史上皇帝对于天谴的儆示还有一种很妙的应付办法。这种办法既不是应之以实；也不是应之以“文”——即多少表示引咎自责，而是移祸于人以资搪塞。秦朝廷祝官中有秘祝一职，“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应劭曰：“秘视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日秘也。”（《资治通鉴》卷十五胡注）汉文帝究竟不失为一个开明的皇帝，他下诏说：“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秘视移灾的把戏，古已有之。楚昭王、宋景公都不忍移灾于卿佐，说：“移腹心之疾，置于股肱，何益也。”（《资治通鉴》卷三三臣光日）对于天谴，可以倭过于臣下，且正式定为制度，真是“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文帝以后，这一作法实际上仍然沿行。汉宣帝五风四年，日蚀，驺马猥佐（官名）上书，导至日蚀的是杨泽骄奢，不思悔过。挥被腰斩以应谴。哀帝建平二年，宫廷中有大声如钟呜，扬雄、李寻皆认为是鼓妖作祟，宜退御史、丞相以应天变。明帝永明十三年，日蚀，三公皆免冠自劾。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从此开以灾异策免三公之例。直到魏文帝曹丕时，始有诏：“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于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当时的灾异，实际上已成朝臣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宰相大权的手段。这种现象一直不绝于后世。前泰的越厉王荷生，杀皇后梁氏、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楞、仆射梁安、司空工堕以应天象。北齐世祖高湛因彗星见，乃避位传太子，自号太上皇帝。隋。唐以后，这类的事才比较少见。
和灾谴相对的便是祥瑞。祥，福也；瑞，符信也。《白虎通》说：“天下太平府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皇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体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冥荚起，柜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则未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乌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阜出萋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唐时，祥瑞的种类列在礼官者，据《仪制令》：大瑞计六十四种，如景星、庆云之类。上瑞三十八种，如白猿、赤兔之类。中瑞三十二种，如苍乌、朱雁之类。下瑞十四种，如嘉禾、芝草、连理木之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胡注引）隋文帝既迷信图书俄纬，又好机样小数。“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资治通鉴》卷一七九）皇帝喜好它，因为它可以增加政治资本，满足虚荣心理。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官僚们自然竞相投其所好，以图讨好悻进。因此，献祥瑞是希图悻进的官僚们上下争先的谄媚手段，而正派人是不屑为的。孔安国说得好：“草木之秀异，禽兽之珍奇，云物之变动，无时无之。系时好与不好耳！以为祥瑞，注意多有，虽元狩之麟，神爵之凤，尚可力致，况其他乎？惟上之人油然无欲于此；苟欲之，则四面而至矣！”涨翰《松窗梦语》卷五引）历史上也有一些有见识的君主，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唐太宗就曾指出：“朕每见诸方表奏符瑞，惭俱增深。且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言之，未为可恃。”又说：“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他把百姓家给人足为样，得贤修治为瑞，不为虚荣所逐，确是很难得的。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建筑在简单比类与附会上，实流于巫术。但它却长期流传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史领域，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大思想家如顾炎武，仍相信人事足以感天，并且把这种感应与孟子的“气壹则动志”联系起来。（《日知录》卷三十《人事感天》）“素不言祥瑞”的清雍正帝，却又相信“天人感应，捷如影响”。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对灾异发生的种种牵强的类比和解释，无疑是一种迷信，但它一方面往往成为朝廷政争的借口；另一方面也构成神力的制约。在某种情况下，对当时的政治是产生相当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