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城
各朝皇帝在建国之后，第一件实务就是要择地建都。
都城，一国之首邑也。《释名·释州国》：“国城日都，都者国君所居。”又称京师。《公羊传》：“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据顾炎武所考：“《诗》毛氏传：下邑日都，后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太王居邠，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后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日知录》卷二二《名义·都》）
京都是号令全国的政治中枢，因此，其地点的选择是关系存亡的重大政治决策。《白虎通》说：“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太平御览》引《要义》亦云：“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也。”简括说来，京都的选择总是以有利于“均教道、平往来”，最终达到“稳固皇基、宰执天下”的政治目的为标准的。累代皇朝京都的选择，具体地说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的。
第一，沿用或取近于其原有根据地；在并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则选择自己控制最牢固的地区，以利于新建王朝的安全与稳定。秦都咸阳，因为这里原来就是它的根本。刘邦取得天下，他的部属都是山东之人，他们都希望把都城选择在洛阳。娄敬则说刘邦：“陛下起丰沛，仅率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荣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可知当时山东破坏严重，而人民对刘邦并不存好感。相形之下，关中经过萧何的经营，比较牢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最后在张良的附议下，刘邦毅然决策，即日车驾人关，西都长安。刘秀定天下，当时的长安已彻底残破，而他的部属又都是南阳一带的人，因此他选择洛阳为都也是安定新朝的上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常见，无烦枚举。
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金、元、清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的始兴地，金、清是在白山黑水之间；蒙古则是在蒙古草原的三河流域。他们人主中原以后，政治重心已经南移，把都城继续放在其本土，显然难以达到有效控制中原的统治需要。因此，选择在东北、蒙古与华北接合部位相近的燕京作为兼控南北的首都，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第二，必须考虑地理与社会经济的形势与需要。张良在为刘邦比较洛阳与长安两地建都的优劣时说：洛阳虽“东有成皋，西有骰渑，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然其腹地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列传》）这里，张良提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条件。如果在政治上缺乏那种高屋建瓴的地理优势，在军事上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更根本的必须有足以维持一个庞大官僚集团与戍军队伍的经济承受力，否则.它也无法够首选的条件。长安拥有百二秦关之险，在隋唐以前，无论是西汉和一些割据政权，所拥有的官吏、军队数字还是比较小的，以关中沃野所产，更益以有限的转输，朝廷的国用就足以维持。中唐以后，用度日广，财政竭蹶，食粮也感不足，甚至每年舂夏，在长安的天子，要亲率百官，“逐食’冻都。很明显，从这一时期开始，长安也就不再符合一个统一大帝国首都的基本条件了。
北宋的首都选择在汴梁（今开封），称东京。这一方面是沿朱梁之旧；另一方面就是取其便利于东南财赋的转输。依靠运河、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东京所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宋史·河渠志·汴河上》）。但是汴梁在地形上除北依黄河之外，无险可守。据说宋太祖曾有意西迁洛阳，但晋王（即后来的太宗）认为不便。太祖云：“朕将西迁者，欲据山河之固，而去冗兵。”晋王则认为“在德不在险”。太祖无可奈何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历代宅京记》卷二引王应麟《地理通释》）在燕京已陷于辽，宋人单靠燕南的塘泊以阻胡马之驱驰，而争胜于华北大平原的情况下，不能不大肆扩军，在大平原上扼守，终于造成冗兵的沉重负担。可见把都城定在汴梁，无险可恃，实在是自己招致被动的一大原因。因此，国都的确定，是不能不考虑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的综合条件的。
第三，都城的选择也往往与当时的某种基本国策相联系。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就是他决心采行汉化，改变鲜卑旧俗的政治路线的决定步骤。他深切地认识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因此，决意南迁洛阳。这正是他刻意追求汉化路线的一个部分。南宋的高宗仓皇只身南逃，把杭州改称临安，作为都城，原其义是暂取安身，示不忘恢复中原之决心。但是，事实上他却被吓破了胆，根本没有了恢复旧疆的打算。当时很多忠义有识之士都纷纷指出：钱塘乃繁华纨丽之区，民风柔弱，“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宋史·陈亮传》）。绍兴七年，张浚总兵伐刘豫，高宗亦移跸建康，并在这里兴建太庙，而以临安府太庙为圣祖庙，摆出一个移都建康，决心恢复中原的态势。但是，不到一年，张浚受挫去职，高宗又退还临安。在停跸建康期间，张浚曾告谏高宗：“天下事不倡则不起。三岁之间，陛下一再临江，士气百倍。今六飞一还，人心解体。”（《宋史·张浚传》）当时，如果高宗决心图恢复，则只有建都建康，才足以适应形势，激励人心。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也是当时人的共识。因此，舍建康而退避临安，正就是高宗一贯执行的逃跑主义的一种表现。所谓临安，不过是苟且偷安的一个饰辞罢了。
首都之外，很多朝代又往往增设陪都，有时多达四五个。它们都是根据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而配置的。譬如：唐以洛阳为东都，与长安相呼应。武则天以并州为其故里，升之为北都。玄宗又欲以蒲州为中都。韩罩上疏极谏，以为这样作，“务在国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玄宗为之停建。安史之乱时，肃宗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荆州为南都，这都是临时性的应变措施。乱平后即罢去，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以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以备有急时行幸。辽分建五京，以分镇燕云地区的汉人、辽东之渤海人、辽西之奚人等。金亦有上京、中都、西京。南京等的设置。元、明、清时期，也均有两京之制。这种作法都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
这些古都中，被后人批评选建失算，同时其影响迄今仍十分重大的，莫过于明朝的定都北京。燕国以后，唐朝以前，幽州一直只是统一帝国东北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时，一度为叛军定为都城，始有燕京之称。五代时石敬据以燕云十六州之地献给契丹皇帝。契丹以幽州为南京，作为管理幽燕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南向侵宋的军事跳板。金始定为首都，称中都；元则称大都。如前所述，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选定这里作为兼控南北而又接近于他们基地的政治中心，无疑是十分适合，而且是理所必然的。但从中原的汉人王朝来看，当时这个地方则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和需要。从地理的角度来看，燕京处在华北大平原的北顶部位，北依军都山，西面襟带大行，总控榆关、古北口、居庸关、飞狐口等南北要冲。它是内地通向东北和蒙古草原的前沿，也是华北平原的首要屏蔽。胡骑南牧，如果突人燕京，则南面平衡广袤的华北平原就尽暴露在敌人的铁骑之下。主要以步卒为用的中原王朝显然是难以同以骑兵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者相抗衡的。然而，燕京在地形上，又是一个对北面的入侵者不利于防守的军事要塞。清代大思想家龚自珍游居庸关，登北口，望京师如在井底，因发出居庸疑若可守之间。居高临下，则攻者易攻，守者难守，是兵家自然之理。故固居庸必因山后之宣府。然同样的道理，固宣府必固口外之张北。由蒙古草原因高临下，跨过野狐口与居庸关两道阶梯，直扑燕京，是古来胡马南牧，威胁华北大平原的最捷近路径。再从经济条件看，燕京位在北偏，在古代交通条件下，食粮、财货的转输必靠运河与海运，花费是极为巨大的。因此，这里除正适合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的需要，建为都城，有利于兼制长城内外，得高屋建瓴之势，控彻中原外，中原的汉人王朝，是不宜把其都城摆在给养困难而又易攻难守的边防第一线的。
朱元璋建明朝，定都南京，元大都被废弃，这是形势之必然。接着，就是靖难之变，朱棣以燕王而篡人大统。由于燕京是他的龙兴基地，所以又把都城移到这里来，称为北京；南京虽然保留，实仅名义而已。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一节里，有如下一段议论，猛烈地抨击了建都北京之失：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作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汁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行，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困；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糜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阔，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匾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素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合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从总体上讲，黄宗羲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