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小桔灯(中小学经典阅读名家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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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傅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得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

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1],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战,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乎乎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乎乎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