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到巴西，船主便把我介绍到一个与他同样正直的人家里去住，这个人有一片甘蔗种植园和一个糖坊。我跟他住了些时日，渐渐也知道了一些种甘蔗和制糖的法子。我看见那些种植园的主人都生活得不坏，发财也快，便打定主意，只要我能弄到一张居留证，我也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种植园的主人；同时，我又决定想办法把我在伦敦的存款汇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弄到了一张入籍的证书，用我所有的钱买了一些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并且根据我将要从伦敦收到的资本，拟订了一个种植和居住的计划。
我有一个邻居，他的名字叫威尔斯，他是葡萄牙里斯本人，但父母却是英国人。他的家境跟我差不多，我叫他做邻居，是因为他的种植园跟我紧紧相接，并且我们也经常来往。我们两个人的资本都很少，所以我们在头两年里只种了些粮食。可是不久我们便开始发展起来，我们的种植园也开始上了轨道，因此在第三年，我们又种了些烟叶，同时每人又加了一大块空地，预备来年种甘蔗。可是我们俩都缺乏助手，这时我才痛切感到真不该把佐立让给人家。
可是，唉，对我这个人来说，把好好的事情办错，已经不足为奇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对付下去，我现在所干的行业，与我的天性很不相符，并且与我所喜欢的生活完全相反，为了这种生活，我曾经抛弃了我父亲的家，违背了他的规劝。我现在所过的生活，固然是我父亲过去向我极力推荐的那种中等生活，或小资产阶级生活，可是，假使我有意过这种生活，我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却辛辛苦苦地走遍世界呢？所以我时常对自己说，像这样的事，我在英国，在自己人中间，不是同样可以干吗？又何必跑到五千英里之外，到这人生地疏、荒野无人的地方来干呢？
我每次想到目前的情形，总是非常懊悔。我除了偶尔跟那位邻居谈谈之外，简直没有什么人谈话，简直像被丢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一样。
当人们不满于他们的现状，而把一个更坏的情况与它相比的时候，上天往往就要替他们换一换地位，让他们从本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以前的生活是如何幸福，这真是一件报应不爽、值得深思的事。假如我继续着我当时的生活，我本来可以变成一个大富人，然而我却很不公正地拿它和一个孤岛上的生活相比，难怪我后来命中注定，饱尝荒岛生活的滋味了。
当我经营种植园的计划差不多有些眉目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是那位把我从海上救起来的船主，又回来了，因为他的船这时正停在这里装货，准备出发，这趟水路来回要走三个来月哩。我把我在伦敦的小小的资本告诉他，他向我提出一个友好而诚恳的建议。“英国先生，”他说，因为他总是这样叫我，“如果你交给我一封信，再交给我一份正式的委托书，请那位在伦敦替你保存款子的人，把你的钱汇到里斯本，交给我所指定的人，办一些这里用得着的货物，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上帝保佑，就可替你一齐带来，可是人事是变幻无常、祸福难料的，我劝你最好先支取一百英镑——也就是你的资金的半数——冒一冒险；如果事情顺利，再用同样的办法支取其余的部分；万一失了事，你还有其余的一半来接济自己。”
我觉得这个建议既妥当又富于友情，简直是最好的办法，便照着他的指示，给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太太写了一封信，又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这位葡萄牙船主。
我在写给那位寡妇的信里，把我的历险经过原原本本写了上去：我怎样被掳，怎样逃走，怎样在海上遇到船主，他待我是如何仁慈，我目前的情况又是怎样；同时又把汇款的办法一一说明。这位正直的船主回到里斯本以后，就通过一个英国商号，把我的信和我的全部消息转给一位伦敦的商人，再由这位商人转给她。她接到信之后，除了把钱如数交出之外，又从自己的私蓄里取出了一笔款，赠送给船主，报答他对我的恩义。
那位伦敦商人依照船主信上的指示，用我的一百英镑买了一些英国货，直接运到里斯本交给船主，船主就把这些货全部平平安安地替我带到巴西来了。在这些货物中间，并没有经过我的指示（因为我这时还是刚干种植业，一切事情都不在行），他就替我带了各种各样的工具、铁器，以及种植园里需要的各种用具，这些东西对我都大有用处。
这批货物运到的时候，我大喜过望，简直以为自己已经发了财。同时我那位能干的管家——那位船主，又把我朋友送给他的五英镑钱拿出来替我带来一个用人，说明替我服务六年，在服务期间，除了我自己种的烟叶之外，什么都不要我的。
这还不算。又由于我所有的货物都是英国的工业品，如布、绒、粗呢以及在这地方视为特别贵重和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想法子把它们卖了很好的价钱，得到了四倍的利润。现在，就我的种植园的发展来说，我已经远远超过了我那可怜的邻居。因为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购买了一个黑人和一个欧洲用人（船主替我从里斯本带来的那个还不算在内）。
常言说得好，得意往往是厄运的媒介，我的情形正是这样。第二年，我的种植园非常成功。我从自己的地里收获了五十捆烟叶，除了供应附近一带人们的需要之外，还剩下很多。这五十捆烟叶每捆有一百二十多磅[18]重，我把它晒好了，堆在一处，专等那些商船从里斯本回来，就可以起运了，我这时看到自己的业务和财富一天一天地发展，脑子里又开始充满了奇妄的计划和梦想，这些事情就是对于一个有头脑的商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
假使我把当前的生活继续过下去，本可以获得无穷的幸福。为了这些幸福，我父亲曾经认真地劝过我，叫我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并且把中等阶级生活的好处入情入理地告诉我。可是我却专爱管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终于一手造成了自己的不幸，增加了自己的过错，待我后来回想起来倍加悔恨。这些失策都是由于我自己太坚持我的遨游世界的愚蠢愿望，并且太盲目地听从这种愿望，不肯听从大自然与造物主的指示，采取明明于我有好处的生活道路。
正像我过去从父母身边逃走的时候一样，我现在又产生了异想天开的思想。我本来大有希望靠我的新种植园发家致富，可是我偏要把这种幸福的远景丢在脑后，去追求一种鲁莽而过分的、不近情理的、冒进的妄想，因而再一次把自己投入了人世间最不幸的深渊。假如不是这样，我决不会同安定而健康的生活这样势不两立。
现在让我来谈谈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不难设想，我现在在巴西差不多已经住了四年，并且我的种植园也蒸蒸日上，日趋兴旺，我不但学会了本地的语言，并且在一些同行中间以及在当地口岸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中间有了熟人和朋友。我同他们谈话的时候，经常向他们谈到我两次航行到几内亚海岸的情形，谈到怎样同黑人做生意，只要用一些七七八八的小东西，像假珠子、玩具、刀子、剪子、斧子、玻璃器皿之类，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换到金沙、豆蔻、象牙之类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换到大批黑人到巴西劳作。他们总是非常注意地倾听我谈论这些问题，特别是有关购买黑人方面。这种生意，当时还不很盛行，非要得到西班牙王或葡萄牙王的许可才能做，而且带有专利性质，所以黑人进口数量很少，并且价钱很高。
有一次，我跟几个我所认识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在一块儿，很起劲地谈论这些事情。第二天早晨，便有三个人来找我，告诉我说，他们对于我昨晚所谈的话，仔细考虑了一下，现在特来对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他们首先要求我严守秘密。然后对我说，他们打算搞一只船到几内亚去，并且说，他们的情况和我相同，都有自己的种植园，目前最感缺乏的是用人。又说，他们并不想长期从事这种买卖，因为他们回来之后，不能公开出售黑人，所以他们只想走一趟水，把黑人秘密地运上岸来，分配到各人的种植园里。总之，他们的意思是问我肯不肯做他们船上的管货员，到几内亚海岸去替他们经营交易方面的事情，他们答应把黑人同样分给我一份，并不要我拿出任何资本。
必须承认，假使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定居在这里、没有自己的种植园需要照顾的人提出来的话，那实在是个好机会，既有现成的资本，又有赚大钱的希望。然而，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的种植事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只要再干上三四年，把伦敦那一百英镑想法子弄回来，那时加上这一小笔钱，不愁挣不出一个三四千镑的家当，而且以后还要增加下去。处在我这种情况的人，再要去考虑这次航行，那简直是天下最荒谬的事了。
然而我这人生来就善于毁灭自己，经受不住他们这种建议的诱惑，正如我当初控制不住自己的漫游世界的计划，不听父亲的规劝一样，总而言之，我就对他们说，我情愿前去，只要他们肯在我离开的时间帮我照料我的种植园，并且在万一出了事的时候按照我的指示处理它。这些条件他们都满口答应了，并且立了字据，于是我便立了一张正式的遗嘱，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物。遗嘱上说，如果我死了，那救我性命的船主就成为我的继承人，不过他必须依照我的指示处理我的财产，一半归他自己，一半运回英国去。
总之，我非常小心地保全我的财产，维持我的种植园。假使我肯用上一半的慎重精神来考虑我个人的利益，来判断一下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就决不会离开这么兴旺的事业，把一切致富的希望都丢在脑后，冒着海上各种风险去进行这次航行，更不用说还应该考虑到我个人可能遭遇到的特殊不幸。
可是，我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盲目地服从着幻想的驱使，把理智丢在脑后。我把船只准备停当，把货装好，把一切事情都和我的同伴们照着合同办好之后，便在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那个不吉利的时辰上了船。八年以前，我违抗了我父母的严命，不顾我自己的利益，从赫尔逃走，也正是这一天。
我们的船载重一百二十吨，装着六尊小炮，除了船主、他的小用人和我之外，一共是十四个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只有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玩意儿，像假珠子、玻璃片、贝壳、新奇的小东西、望远镜、刀子、剪子、斧子等。我上船的那天，我们就开了船，沿着海岸向北开，预备在北纬十度和十二度之间，横渡大洋，直奔非洲。这似乎是当时大家都采取的走法。我们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圣奥古斯丁角，一路上天气都很好，就是太热。过了圣奥古斯丁角，我们便稍稍离开海岸，朝着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19]的方向，从西边绕过那些小岛，沿着海岸一直向东北偏北开去。沿着这条航线，我们用了大约十二天的工夫，才过了赤道；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已经走到北纬七度二十二分。不料这个时候，我们忽然碰到一股非常剧烈的飓风，这股飓风起初是从东南刮来，接着转为西北方向，最后成东北风，来势非常可怕，一连十二天，我们一筹莫展，只是随着命运和狂风的支配，被风力卷来卷去。十二天之中，不用说，我每天都准备着葬身海底，就是船上其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指望能够活命。
在这种危险万状之中，除了风暴的恐怖之外，船上又有一个人患热带病死去，还有一个人和那个用人被大浪卷到海里去了，到了第十二天头上，风力才稍减一点。船主尽了最大的努力，观测了一下，才知道我们是在北纬十一度左右，然而却在圣奥古斯丁角以西二十二经度，我们已经被刮到巴西以北的圭亚那，到了亚马孙河入海的地方，靠近那条号称“大河”的奥里诺科河了。于是船主向我请示航行方针，并主张开回巴西海岸。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漏了，而且坏得很厉害。
我极力反对这个办法。我和他一起看了看美洲沿岸的航海图，得到的结论是，除非我们能够开到加勒比群岛[20]附近去，否则的话，就找不到有人烟的地方求援，于是我们决定向巴巴多斯岛[21]开去。据我们估计，只要我们能避开墨西哥湾的逆流，在大海里航行，我们大概可以在十五天之内到达那边，因为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船和我们的人加以适当补充，就没法开到非洲海岸去。
计划既定，我们便改变路线，向西北偏西驶去，希望能开到一个英属海岛，在那里得到援助。但我们的方向却不能由我们决定，因为，到了北纬十二度十八分左右，我们忽然又遇见第二阵暴风，以同样凶猛的劲儿把我们向反方向卷去，竟把我们刮到人类贸易航线以外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葬身海底，也要给野人吃掉，至于回国，那就更谈不上了。
正在这种狂风怒作、危急万分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忽然有一个船上的人喊道：“陆地！”我们刚要跑出舱去，希望看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船就忽然搁浅在了一片沙滩上面，再也动弹不得，掀天的大浪不断地打在它身上，使我们觉得死亡已经临头了。我们一齐躲下舱去，逃避浪花的冲击。任何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要他描述或领会人们在这样情形下的惊惧情况，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既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带，也不知道我们被风吹到了什么地方，是岛屿还是大陆，有人烟还是没有人烟。这时风势虽然比以前小了一点，但还是凶猛异常，我们简直不敢希望我们的船能支撑几分钟而不被撞成碎片，除非有一种奇迹使风势突然停息。总之，我们大家都坐在一块儿：面面相觑，每一刻都在等待着死亡，都在预备着到另一个世界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船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立时碎裂，同时风势已经开始减低了。
现在风势虽然已减轻了点，可是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搁浅得非常牢固，很难摆脱，因此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只好尽量想办法挽救我们的性命。在风暴到来之前，我们的船尾本来还拖着一艘小艇，可它先是被大风刮得冲在舵上，冲破了，接着又被卷到海里去，不知是沉了，还是漂走了。所以我们对它已不能有所指望。我们船上另外还有一艘小艇，只是怎样把它放下海去，却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已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大船时时刻刻都有粉碎的可能，有些人甚至对我说，它实际上已经破了。
在这种危急万状的时候，我们的大副抓住那艘小艇，靠着大家的帮助，把它放到大船的旁边。然后我们十一个人一齐上了小艇，把小艇解开，听凭上帝和风浪去支配我们的命运。因为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减低了不少，可是海上的波涛还是拼命地向岸上打，真可以照荷兰人的说法，称它为“疯狂的海”。
这时我们的情况非常凄惨，因为我们明明看出，在这种洪涛巨浪之中，我们的小艇万难抵抗，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被淹死，我们没有帆，即使有，我们也没法用它；所以我们便带着沉重的心情，用桨向岸上划去，仿佛一些走上刑场的犯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一定要被浪头打成粉碎。可是，我们还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顺着风势拼命向岸上划我们的船，加速我们的毁灭。
我们要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海岸？是石头的还是沙的？是陡岸还是沙滩？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一线合理的希望，就是走进一个海湾或是河口，侥幸把我们的小艇开进去，或者碰到一个可以避风的陡岸，找到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但是这些我们都找不到；我们越走近海岸，那陆地越显得比海上还要可怕。
我们一边摇着桨，一边被风吹赶着，大约走了一海里半的路，忽然有一个大浪，像山一样高，从我们后面滚滚而来，显然要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说时迟，那时快，顿时把我们的小艇打得船底朝天，把我们从小艇上打翻到海里，东一个，西一个，我们还没来得及喊一声“上帝啊”，就通通被波涛吞下去了。
当我沉入水里的时候，我那种内心的混乱，简直无法形容。我虽然会游水，但在那种惊涛骇浪里，连浮起呼吸一下都感到困难。直到后来，海浪一直把我向岸上卷去，等它力量使完了，退了下去，才把我留在那半干的岸上，但我已经被灌得半死了。幸而这时我心里还清楚，我还有一口气，看见自己已经靠近陆地，我便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免得第二个浪头再把我追上。可是我立刻发现，要想避免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看见海水像高山一样地向我追来，好像一个气势汹汹、无法抵抗的仇人。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屏住我的呼吸，尽力使自己浮起来，设法向岸上游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希望浪头来的时候，把我往岸上卷，回去的时候，不要再把我带回去。
那个向我扑过来的大浪，顿时把我埋了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尺深。我可以感觉到海水用一种很猛的力量和速度把我向岸上狂卷，卷得非常远。我屏住呼吸，拼命向前面游去。当我屏气屏得肺部都要炸了的时候，忽然觉得我的身子往上一浮，我的头和手都露出水面，虽然只露了不到两秒钟，却大大地减少了我的痛苦，使我重新恢复呼吸和勇气。紧跟着我又被浪头压在底下，半天上不来，但时间不太久，我总算支持住了。等我觉得浪头的力量已经使完，要开始退却的时候，我就拼命在后退的海浪里向前挣扎，我的脚又接触到海滩。我站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等海水完全退去，就拔起脚来，拼命向岸上跑去。但这个办法还是不能使我逃开那海水的袭击，因为它又重新从我背后涌来，一连两次把我像过去那样卷了起来，向那平坦的海岸冲去。
却说这两次中间，后来一次几乎送掉我的性命，因为当海水照以前那样把我向前冲去的时候，竟把我猛然撞在一块石头上，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动弹不得。原来这一撞，刚刚撞在我的胸口上，把我的气都撞断了。假如这时再有一个浪头打来，我一定要憋死在水里。可是，在第二个浪头打来之前，我已经苏醒过来，看到自己势必再被海水淹没，就决心紧紧抱住一块岩石，尽可能屏住呼吸，一直等浪头退去。现在因为离旱地已经不远，浪头已没有那么高了，我紧紧抱住岩石，等水退去之后，又往前跑了一阵，一直跑到离海岸很近的地方。因此，后面一个浪头虽然从我头上盖了过去，却不曾把我淹没，或把我卷走，我又向前跑了一阵，终于跑到陆地上，攀上岸上的岩石，在草地上坐了下来；这时脱离了危险，水也不能再赶上我了，我的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我现在已经登了陆地，平平安安地在岸上了，便抬起头来，感谢上帝，因为我在几分钟以前还没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可以活命了。我相信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处在死里逃生的时刻，他那灵魂中的狂喜，是无法形容尽致的。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英国的这种风俗，就是，当一个作恶的人被套上绞索，打上结子，正要被吊起来的当儿，忽然得到赦免，人们照例要请一位外科医生来，一面把消息告诉他，一面给他放血，免得这意外的消息，使他血气攻心，晕了过去：
因为突然而来的喜悦，
正如突然而来的忧伤，
起初的时候，
一样的惊心动魄。
我在岸上走来走去，高举着两手，可以说，我的全部心力都在回味着自己的脱险经过。我做出千百种古怪的姿势，想到我的那些同伴，断定除了我以外，绝不会有一个人逃出险境，因为这些人，我以后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除了几顶檐帽、一顶便帽、两只不成双的鞋。
我眺望着那只搁浅了的大船，这时海上烟雾弥漫，船又离得很远，简直看不清，不由得想：“上帝啊，我怎么会有可能上岸呢？”
我用自己遭遇中值得庆幸的一些事情把自己安慰了一番之后，开始环顾四周，看看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的快慰心情立刻低落了下来，换句话说，我觉得我虽然脱了险，这种脱险却非常可怕。因为我身上通通打湿了，没有衣服换，同时也没有任何充饥止渴的东西；我看不出任何出路，除了活活饿死或被野兽吃掉。特别使我伤心的是，我没有武器去打野兽过活，或是去抵御那些要猎取我作食物的兽类。我身边除了一把刀、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别无他物。这发现使我忧心如焚，有好一会儿在岸上跑来跑去，活像一个疯人。夜来了，我想到野兽多半在夜间出来寻食，便开始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寻思：假如这地方有猛兽，我将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时我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爬上附近的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这棵树有点儿像枫树，但有刺），在上面坐一整夜，第二天再去考虑怎样的死法，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活命的希望。我从海岸向里面走了八分之一英里，想找些淡水喝，居然让我找到了，真使我喜出望外。喝完水之后，我又取了点烟叶，放在口里充饥，然后爬到树上，尽量躺得稳稳的，免得睡着了跌下来。我又从树上砍下来一根树枝，做成一根短棒来防身，就安歇下来。由于过分疲倦，我马上就睡熟了，而且睡得十分舒适。我相信，任何人处在我的环境，也不会睡得像我这样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