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七十五岁，又患过重病，就连梦中也在想赚钱的旅行社，也不敢将我这样的“危险分子”拉进花样繁多的“夕阳红×日游”行动了。剩下来能让自己kill time（杀时间）的，除了玩玩假古董，便只有写点小文章和译些东西了。文章写着写着，“囊底渐渐空上来”，笔头自然日见枯涩。翻译方面，倒时不时总会有位“不忘旧情”的编辑相与邀约。所以2000年病后近十来年所译的东西，竟比上班四十年业余时间所译的，还要多出一些，而且面也广，早已不限于曾使我“浪得虚名”的福克纳作品了（当然，福克纳这方面还陆陆续续在搞一些。我巴不得有青年才俊来接班，绝不会想到那是在“摘桃子”的）。只要无须赶时间，又不是和自己性情格格不入和篇幅太长、太艰深的作品，我还是很愿意像锻炼身体那样每天译上几百到一千字的。而且我自觉有点像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我想用“神驰八极”这样的说法来戏称我近年来所做的翻译工作。因为通过爬格子转换文字，我像是进入了一个个为我从来都不了解、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无比新鲜的精神世界。我逐渐学用书中人物的身份来说话与思考，真有点像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是在“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了。
就拿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来说吧。我译过她的《我爱你，罗尼》。现在看来，在搞垮苏联东欧集团上，里根显然起过很大作用，但是对他应作如何评价不是我管得着的事。而且即使他从未当过总统，也不妨碍他与南希成为一对情深意切的恋人和夫妻。一直到里根老年痴呆连妻子都认不得了，南希依然在眷恋着他，体贴着他。这样的感情委实不多见。所以在翻译他们的情书哪怕是一张小小的便条时，我也是惊喜不置、歆羡不已。这也使我联想起若干年前译过的美国女诗人H.D.的一首诗《群星在紫光中旋转》。那里面歌颂了始终固定在天顶的北极星，说它也许不像别的星那么“明亮耀眼”，但是却：
……显得清醒、矜持、冷峻，
当所有别的星摇摇欲坠，忽明忽灭
你的星却钢铸般一动不动，独自赴约
去会见货船，当它们在风浪中航向不明。
在译这首诗时，我不禁忆起了“运动”中自己倒霉时，仍不避嫌疑与自己见面的亲人与朋友。
在翻译中能想起北极星，感受到它的坚定，这也可以算得上是“神驰八极”了吧。
几年前与老友蔡慧（已病故，他一辈子都在勤勉翻译，译笔忠实优美，得到的人生回报却那么少，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在五十年后再度合译了一本书：简·奥斯丁的《爱玛》。译完后，我在《前言》里写道：“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爱玛这一有着各种优点与缺点的活生生的形象，同时也通过这面镜子的反照，能对自我有比以前较深一些的认识。说到底，阅读文学作品最大的益处无非就是通过这一智力活动，帮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自我、他人，认识社会与这个世界。”我在爱玛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和周围人的许多通病。直到此时，我才对福楼拜的那句名言有所顿悟，他的原话是：“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我体会到人（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便是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忏悔吧！”这句19世纪末流行过的口号（曾出现在鲁迅仙台的课桌上）仍未过时。
大约半年前，有家出版社约我翻译英国儿童文学名家米尔恩所写的两本关于小熊维尼的故事，这倒是我乐于从事的一件事。因为福克纳1927年前在回答一家报纸的询问“自己最愿意写过的书是哪些”时，曾回答说，是《白鲸》《摩尔·弗兰》和《想我们曾多么年轻》。而最后的那本，正是米尔恩的儿童诗。我在译完《小熊维尼阿噗》后，写了一篇后记《我们都是阿噗》，里面说：“本书是英语儿童文学中的一部名著，自1926年出版以来，经久不衰。这本书不但少年儿童爱读，成年人看时，也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能使他们忆起自己的童年，而且是时不时会感到作者对人性具有相当透彻的理解。书中的阿噗与其他动物，形式上是动物，但是又都通人性。它们身上的毛病、弱点、缺点、特点（应该说也还有不少质朴的优点），种种憨拙可笑之处，我们自己的身上幼年时有，长大后仍然也有（只是隐藏伪装得更深罢了），直到今天七老八十了不但未能褪尽，反而‘返老还童’，倒是更加昭彰了。我在译的时候，总是不由得觉得：这书中所写的不就是我吗？不就是我周围的芸芸众生吗？阿噗是我，我也曾是与仍然是阿噗，我就是阿噗。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也是阿噗。英国人是阿噗，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是阿噗。大家都同样具有阿噗一伙的种种小毛病，例如：有点儿自私偷懒，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总要找出理由来自我辩解和自我原谅，明明自作聪明，做错了事，吃了亏，却还要自我譬解、自我安慰而且还会自鸣得意（这一点简直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了）。不过阿Q是鲁迅用蘸着酸液的自己的血写成的，而阿噗则是米尔恩微笑着用自己的泪写成的。”
我接着写道：“福克纳在答某报时说：‘我自然会非常一厢情愿地希望，我能够比米尔恩先生更早就想到了其中的一切。’足见米尔恩所写的与他所想的有共通之处。而作为译者，我也竟是这样。我译着译着，自己就渐渐成了阿噗。”
这两本书，中译本已有不少，包括前辈任溶溶先生的在内。我自然不见得能译得更好。但我在阅读原文时，常能发现一些与英语文化、英国人性格有关的妙处，便试着用稍稍调皮一些，甚至态度上不无“放肆”的方式，用更趋于“神似”而字面上不过于拘泥原文的文字，尽可能将原文中，特别是双关语与阿噗的那几首诗里的童趣，传达出来。但要说做到了“曲尽其妙”，那是绝对不敢的。
译完了两本童书，又应约译了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这位加拿大女作家已经渐有登上英语文学中首席短篇小说家的趋势了。接着还应约译了T.S.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他的诗大抵都已有不止一种中译，但诗剧却从未有人译过，我很荣幸，得以取得这个“第一”的位置。发表时有陆建德先生的文章对该剧所写的历史事实作了详尽清楚的解释，连作为译者的我，也获益不少。可惜翻译时尚未能读到。译文在《世界文学》今年第一期上发表后不久，我很快收到山东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他已“选定了此剧，作为接触宗教的第一步”。他愿意这样做，想必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我还是有虚荣心的，所以很高兴地看到他接着说，这出诗剧“在您的手下被译得很有韵律和美感……很多句子完全值得背下来。总的来说，这本书真的很好看，这也许是最高的评价”。使我很高兴的是，他所引出认为精彩的一些诗段，主要是剧中的“合唱队”的唱词。而我自己觉得，自己唯一能与剧中人物引为同类的，也恐怕只有那个“合唱队”了。我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我是处在剧中背景处的合唱队中的一员，但是我看到了一切，也还有些自己的想法。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之外，我还译了别的几本书，此文不是工作汇报，就不一一胪列了。幸亏译福克纳的《圣殿》的不是我。否则，在逢到译者被问到自己像书中的谁，像福克纳有一回那样，被一位女士问到作者是书中的谁时，说不定也会忍不住要幽上一默，沿用福克纳的回答，说“夫人，是那只玉米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