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的花园
外婆家的四合院，有一个相当大的天井，种了许多花草。外婆或是亲自动手，或是指挥家人劳动，一年四季都有花。这不就是花园吗？
面对正房的右边，有一棵玉兰花树，长得很高。春天一到，先看见它长了许多骨朵儿。这时，我、四姐和外侄女淑媛，心里就痒痒的了。等呀，等呀，好不容易花开了。几十朵白花像树枝上顶满白雪，使人感到纯洁。但是还得等，等什么？等它的花朵掉下来。——如果花不掉下来去摇动树干，准会挨骂。——不管哪个拾到花朵，一人分几瓣，用手把花瓣一摩擦，再把瓣头撕掉一小块，用嘴吹，花瓣便慢慢地鼓起来，像一个扁的小气球。拿着玩一会儿，比比谁吹得大，然后再用两手一拍，听听谁拍得响。这里面可有技术啦。摩擦得太重，花瓣就破了，吹不起来；吹也得轻轻地，不然就爆了。
左边，树可多了。
有一棵绿萼梅树。它的花开得早，虽然香味儿不浓，但素雅，像一个姑娘。还有垂丝海棠树。每逢开花，树上像吊着一根根的丝线，丝线上挂着一串串红色的小花朵。四姐最喜欢垂丝海棠，说它很美，经常摘些花朵送她的同学。
我兴趣最大的是紫荆花树。花是红的，只要用手去抓树干，树枝就要动。大人说是给它抓痒。我们一天总要给它抓几次痒。胖舅舅也爱叫我给他抓痒，胖舅舅的肉很软和。树干像瘦人的骨头，硬邦邦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愿给紫荆花树抓痒。
几棵树的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水缸。里面全是绿色的浮萍和水草。据说有很多金鱼，我们找来找去，很难找到。胖舅舅说水草太多，金鱼被盖住了。我几次用棍子去拨开水草，只看见过一条红色的金鱼。太费时间了，没有兴趣再去看它。
有蟋蟀，我也捉到过几只。大人说蟋蟀会打架，特别是有一种叫“棺材头”的。可是我捉住的，从不打架。它们也许是朋友，也许是“和平爱好者”。大人叫我们不要打架，何必要蟋蟀去打呢？我把纸盒打开，让它们回家去。
树多，夏天有蝉叫。我很想抓一只，但或是看不见，或是太高，从没有抓住。只不时发现一些蝉壳，外婆说中药叫蝉蜕，可以明目。
经常看见的是蚂蚁。如果打死一只苍蝇，放在地上，不久被小蚂蚁发现，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报信，不一会儿，一长串小蚂蚁排着队来了。我和淑媛便高兴地唱：“蚂蚁儿、蚂蚁儿来来，大哥不来小哥来，吹吹打打一路来。”等许多小蚂蚁来了，它们便齐心合力地把苍蝇拉走。可是看完这一过程，得花很长的时间，往往看到一半，大人就叫去吃饭；我们的腿也疼了，借此休息一会儿。可惜再来看的时候，蚂蚁已经不见了。但这种小动物的有组织的行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夜晚，能听见“叫咕咕”清脆的声音，给夏天的黑夜增添一份欢乐的气氛。叫咕咕一般是胖舅舅买的，装在用稻草编的笼子里，吃南瓜花。吃完南瓜花，总不能让它饿死，便把它放到花园里去“自谋”生路。也不知道它吃什么，还能活多久。这是一个谜。
外婆亲自动手的：一是牡丹花，一是兰花。每到冬天，外婆要把牡丹树枝一些可能生骨朵儿的地方，用旧棉花缠住。像小孩戴了一顶棉帽，好暖和啊！不知等多久，春天到了，外婆把棉帽取掉，能看见骨朵儿了。又不知等多久，花盛开了。外婆请客人来赏花，客人对外婆说一些吉祥的话，外婆也很高兴。牡丹花显得雍容富贵，我母亲爱画牡丹，我也喜欢它。这时，天暖和，外婆几乎天天出来观花，还要加肥。不仅要把鸡关住，还不断给小孩打招呼，不许去碰它。至于兰花，外婆也很爱护，但我不会欣赏，只觉得清香。
唯一的果树是枇杷树。每年结果，外婆总要叫人摘下来，说是清热，要母亲剥了皮给我吃。
房后的小天井，也是花园。几株芭蕉树，叶子特别绿。它让我想起舅妈给我讲的《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下雨，很好听，外婆叫“雨打芭蕉”。若干棵蜡梅，它的花不特别漂亮，但味儿很香，是我最喜欢的香味儿。与它们挨近，有一棵柚子树，秋天柚子成熟，可惜味太酸。我只要一个柚子，用竿穿进去，在柚子上贴些花纸，做成龙脑壳，神气十足地拿着它到处飞舞，一边叫：“龙来了，龙来了。”
厢房外的天井仅有一棵椿芽树，大人很爱吃它的叶子，但我闻不来它的气味。不论大人如何宣传，一听说吃椿芽，我便跑得远远的。
小时候，我们的天地很狭窄，幸好外婆家有这样一个花园，使我接触到一小角“大自然”。它让我和一些树木、花草与昆虫交了朋友。长大后，我到过许多地方和一些国家，无论那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多么美好，但它不能代替外婆的花园。外婆的花园始终和我的童年连在一起，直到永远。
1998年8月24日
哇
——我只要小花
我从小爱动物，特别爱小狗。
亲戚中有两家养狗：一是四舅公家，养的是猎狗。庞然大物，用铁链拴着，我们一去，虽有人挡住，它仍张牙舞爪，跳起来企图咬人；一是四伯伯家，养的是京狗，小巧玲珑，见人就摇尾巴，只要逗逗它就和你玩。我那时尚不知世界上有鲁迅，却用了他所说的比较是最好的鉴别方法：猎狗与京狗，我喜欢京狗。
四伯伯家，除他以外，只有四伯妈，没有小孩。我每跟母亲去他们家，大人摆龙门阵，我就和京狗玩。四伯妈见我喜欢京狗，主动对我说：
“以后它生了小狗，送你一个。”
我听了十分高兴，远超过大人买彩票中奖。当时我们住在外婆家，胖舅舅想发财，几乎每月都要买彩票。一到开奖前几天，舅妈还要给观音菩萨许愿。可惜观音菩萨不保佑，次次落空。仅有一次得了尾奖，胖舅舅高兴得买了猪耳朵下酒吃。我从没有想过彩票中奖，能有只京狗，就是最大的愿望。
“还要等多久？”我赶快问。
四伯妈说：“再过一个多月，你就可以得到了。”
小孩子要的东西最好马上得到。但母狗还没有生，急也没办法。好在时间不算太长，而且不是做梦，只需要耐心。
第二天上学，我立即发布新闻。大家都为我高兴，特别是与我最好的两个女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彭——当时我们还不划分男女界限。她们仔细地询问了京狗的模样，我绘声绘色地作了回答。
这一个多月，对我来说可真是度日如年。到了预定的时候，我催着母亲带我去四伯伯家。果然京狗生了小狗。我选了一只白色又有少许黄色图块的，装在早准备好的小竹篮里把它带回家。我向四伯妈鞠躬致谢，心里特别敬佩她。有些大人常常开空头支票哄娃娃，说了不算。四伯妈说话算话，她瘦小的个子，在我眼里变得高大起来。
我把京狗抱给外婆、胖舅舅、舅妈、表嫂和家里所有的人参观。大家都说这条小京狗乖。外婆熟悉医书《验方新编》，说：“狗就是小的乖。等它大一点，喂点丁香给它吃，它就不长了。”
京狗的身子不长，脚短，尾巴虽是卷的，摇起来很有劲。我和它玩了一天，它已经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小花。它东跑西跳，用鼻子闻来闻去，只要我一叫“小花”，就摇着尾巴向我扑来。吃饭的时候，喂它米汤，它把一个小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问题出在晚上：小花在哪儿睡？
我早在竹篮上铺了一些破棉絮和旧布，它躺着好像还舒服。我要把它带进屋里，没有一人赞成。最后只得把它放在我住的屋外。开初，小花疲倦了，安静地睡了一会。但一到半夜，它却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叫起来，把我和母亲都吵醒。
小花的叫声使我心疼。我要去把竹篮提进来，母亲又不允许。我问母亲是不是小花怕冷，母亲说不是。还说小狗刚离开母狗，一般都要叫，隔几天就好了。我联想到自己，凡母亲外出，一定“撵路”，不带我去我就哭。这样，我似乎理解了小花的感情，心里稍微平静一点。一直到小花叫累了，睡了，我才靠着母亲入睡。
第二天上学，我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两个好朋友吴和彭。她们都同情小花，认为它那么小就离开了妈妈，当然不习惯。可是放学回家，几乎受到全家人的声讨，说小花的叫声影响睡眠。我说不是只叫了一次吗？表嫂说：“你睡着了不知道，把我们叫醒了几次。”
小花见了我很亲热。可能大家骂了它，它只能从我这儿得到爱抚。我抱着它说：“小花，你晚上不要叫了，不然大家会讨厌的。”小花高兴地用舌头舔我的手，弄得我痒痒的。为了安慰小花，我一直和它玩到晚上——当时课程负担不重，放学后没有作业。
不幸到了夜晚，小花又凄凉地叫起来。这样一直连续叫了几个晚上。我既同情小花，又怕这样下去，大人更讨厌它。“小花，你懂事一点吧！”这是大人经常叮嘱我的一句话，我现在把它用来叮嘱小花。
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我上学的时候抱了抱小花。它一直跟我走，我只好把它撵回去。到了学校，又向两个好朋友吴和彭讲述小花的可爱和一些趣事。吴文静地笑了，彭的脸像苹果似的更红了。
放学回家，我满以为一叫小花，小花会立即跑来迎接，但毫无动静。我一边叫一边找，不见踪影。问大人，都说没看见。我认为表嫂是最大的“嫌疑犯”，追着问她，她支支吾吾地说：“上午都在，下午有个和尚来化缘，它就跟着和尚走了，以后再没看见它。”
母亲来安慰我：“以后我们再向四伯妈要一个。”
“我只要小花，哇——”
记不清是怎样收场的了。当晚，没有小花的叫声，特别安静。我很久没有睡着，担心小花刚离开它妈妈，现在又走掉了，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有人喂它吃的吗？今晚它睡在哪儿？明天会不会回来？我的头转来转去，泪水把枕头打湿一大片。
第二天，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两个好朋友，但我沮丧的表情使她们感到异样。课间，我不玩。她们主动来问我，我流着泪说：“小花不在了。”放学回家，再也不见小花，盼它归来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小花的丢失，始终是个谜。我长大了分析，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生活困难，大人心烦，不愿听小花尖叫，加上它不讲卫生，随地小便，他们故意把小花丢了或送人。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处理，给我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闷闷不乐，老想着：“小花到哪儿去了？”
我再没有去四伯妈家，我觉得对不起她。
1998年8月2日
附记
有一次和表嫂通电话，她终于承认狗是她放走的。我的怀疑没有错。
过年
过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
腊月（阴历十二月）初六“打阳尘”，所有人家开始做大扫除。当时我人小，不给我分配任务。二十三日送灶，也就是送灶神，就与我有关了。灶神供在厨房里，用红纸写上“灶王帝君神位”几个字，贴在墙上。神位前钉上一个木板放香炉。当时的厨房光线不好，神位钉在角落里，居住条件最差。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在各家各户的“特派员”，让他“深入基层”掌握情况，以便年终上天汇报。
为什么要住在厨房里？大概是民以食为天，穷或富总得表现在吃上面，便于观察。平时是否烧香也很难说，但送灶那天却比较隆重。先得祭，祭品主要是麻糖——后来读鲁迅的书才知道，麻糖是用来粘灶神的嘴的——既为神，难道连这种“贿赂”都不知道？可能是一年只供一次，饥饿使得灶神不得不吃，忘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其实也不是“失节”，他并没有乱打“小报告”，只是嘴被粘住，无法说话，失职而已。年年如此，为什么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这些天上的事，一万亿年以后也不会公开“档案”，凡人是弄不清楚的，用不着去钻牛角尖。
我父亲早逝，几个叔父又不在家，按照“女不敬灶，男不敬月”的原则，送灶的重大任务只有我这个男丁来承担。我觉得好玩，每到这天的晚上，便把神位取（侯宝林相声里的老太婆说应用“请”）下来，送出大门，用火烧掉，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回到厨房立即帮助灶神把没有用完的麻糖吃光，以免浪费。到三十晚再接他老人家回来。
当然，更令我高兴的是，它预示着：很快就要过年了。
临近过年，得帮助大人把祖宗的影像挂在堂屋里。因为从没有见过这些祖宗，所以很不容易搞清楚谁是祖爷爷，谁又是祖爷爷的爷爷。堂屋的桌椅都得换上红色的桌帘和椅披、椅垫。尽管当时大家庭早已破落，但这些东西还存在。为了给祖宗表示敬意和孝心，还得折黄表（金叶子）和撕钱纸（小铜钱），让他们在天上不缺钱用。这些劳动并不重，但花时间。好在我和三个姐姐一边撕钱纸一边摆龙门阵，也不太难过。吃的东西主要由母亲准备，小孩帮不上忙。祖母一再打招呼，过年期间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不能打碎东西，不要把垃圾扫出门，等等。
母亲要给我和几个姐姐做新衣服。零用钱也比平常稍多一点。胖舅舅每年都要先带我去科甲巷，给我买些戏脸壳儿、笑头和尚和灯笼之类的玩具。自己还得准备一些火花儿和小鞭炮，这是小孩最爱玩的。点灯笼的小蜡烛、演灯影戏的大纸等也得先买好。还计划上哪些地方玩。万事皆备，只等过年。
在高兴之际，也看到另外一些景象。
街上饭店前面，不时有吃了饭没钱给，被罚跪在地上顶板凳的，叫着“善人，老爷、太太”，乞求过路的人给点钱，好让他把头上的板凳取下来。
一个穿得很破旧的老头儿，前面放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四五岁，蹲在地上用一片小瓦片画着泥玩，背上插着打有圈的谷草。这表示要把小孩儿卖掉。他本人不知道，但老头儿的脸上却显得很痛苦。
拉胡琴卖唱的每天都要从我们家门外走过。一老一小，老的好像是瞎子，他边走边拉胡琴；小的是女孩儿，她牵着瞎子，唱着小曲。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只感到声音很凄凉。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问我的胖舅舅，他只回答说：“他们穷。”至于为什么会穷，我想不到那样深，只觉得不公平。那卖唱的小姑娘，她怎么过年呢？那背上插着草圈的小孩儿，他的妈妈知道要卖他吗？万一我像他一样被卖掉，我绝对舍不得离开妈妈和几个姐姐。想到这里，我差一点哭了。
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只要被过年的气氛感染，我又去忙别的事了。
除夕特别热闹。放鞭炮，堂屋的长桌上摆满供祖宗的菜肴和水果，还要奠酒。按辈分大小，一个个依照次序给祖宗叩头。接着又按大小给长辈叩头，祖母就给压岁钱。然后吃团年饭，祖母给每人夹一点菜，说一句吉祥的话。大人还要行令喝酒。小孩儿忙着吃完饭，就跑出去把灯笼点亮，放火花儿，演灯影儿戏。等大人忙着打牌或掷“狮子俦”，点燃大蜡烛开始守岁时，我已经累得睁不开眼了。
大年初一，早被鞭炮声惊醒。又敬祖宗、拜长辈，行礼如仪。吃过早饭，大人或去拜年，走喜神方。我一般是跟母亲去拜年。拜年枯燥无味，但也没办法，不过有两处我特别愿意去。
一处是堂叔父家。那儿有一位堂兄，只比我大两岁，出生那一天正是除夕，小名叫重喜。重喜哥极其聪明，扯响簧，不管是放地转转儿，或是纺棉花，或是抛上又接住，无不得心应手；划甘蔗，一刀能从头划到底，凡比赛他全赢；打乒乓，手拿的球拍，这面写“有我无敌”，那面写“有敌无我”，又抽又杀，连大人也一一败阵；唱川剧，戴上戏脸壳儿，拿一把银色的木刀，高叫“明亮亮，灯光往前照”，做出要杀人的样子。在我心目中，他似乎无所不会，既会就精。我对他已有“个人崇拜”，最愿意和他一起玩儿。
外婆家也是最愿意去的。外婆极为慈祥，常用她的手抚摸我的脸，怕我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帮我把略为“右倾”的鼻子扳正。舅妈最会讲《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铁扇公主、牛魔王和红孩儿，我全是从她那儿听来的。胖舅舅更不用说了。过年期间，他的拿手好戏是放大火花儿。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天井四周站满人，胖舅舅把大火花儿点燃，有规则地挥动着手，整个天井满是金色的火花儿，持续几分钟，实在太喜气、太美了！孩子们不断惊呼。这可以说是过年的高潮。
在过年期间，我常听到那卖唱的从大门前走过。小姑娘拉琴的琴调虽然有变化，但仍使人感到凄凉。一下又想起那个背上插着草圈的小孩儿，不知他被卖出去没有。为什么所有的孩子，不能全都快快乐乐地过年呢？这些想法像阴影一样不时笼罩着我。有一天黄昏，我又听见琴声和歌声，它像绳子似的牵动着我的心。我突然跑出去，把准备买火花儿的两个大铜圆塞到小女孩儿手里。
终于在欢乐中过完年，但也夹杂了少许忧愁。
1999年1月3日
书，戏和故事
小孩子都喜欢看图画书、看戏和听故事，我当然也不例外。回想起来，虽然看过的听过的难以计数，但有的印象特别深。当然，半个世纪以前的事，细节不一定准确了。
可爱的小乌鸦
过去，成都有很多乌鸦。早上可以看见数以百计的乌鸦，黑压压一片从天上飞过；黄昏前又看见它们飞回来。乌鸦究竟飞来飞去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学生，所以认为乌鸦像学生一样。当乌鸦早上飞过的时候，我就和小朋友一起，有节奏地欢呼：“乌鸦，乌鸦，上学！”黄昏的时候，又有节奏地欢呼：“乌鸦，乌鸦，放学！”
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本彩色连环画。书名早已记不得了，内容却很清楚。这是一本讲乌鸦的童话书。书中所有的乌鸦都拟人化了。黑色的乌鸦全穿上了白色的外衣，翅膀成了手，形象很可爱。
一开始，乌鸦爸爸和妈妈在树上搭窝，接着生蛋孵蛋。大概有四五个乌鸦蛋吧。乌鸦妈妈耐心地孵蛋，小乌鸦一个个地从蛋壳里钻出来。乌鸦爸爸妈妈不断地飞出去寻找食物，然后又衔着食物，急急忙忙地飞回来喂孩子。小乌鸦饿坏了，一个个伸着脖子、张着大嘴，嗷嗷待哺。小乌鸦长大了，也穿上了白外衣，老乌鸦教他们学飞翔、寻找食物，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得可愉快了。
乌鸦爸爸妈妈老了，飞不动了。几个孩子很着急，每天寻找食物来喂爸爸妈妈。不久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们给妈妈熬药，用翅膀拿着扇子生炉子。乌鸦妈妈终于死了。所有孩子围着妈妈痛哭，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我非常爱自己的妈妈，因此也最怕看见别人的妈妈死去。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怎样去安慰那些没有妈妈的小乌鸦。我赶快把书合上，好像这样做，乌鸦妈妈就不会死去。
以后知道，这叫“乌鸦反哺”。大人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前不久，电视剧《咱爸咱妈》里的大哥乔家伟，也用乌鸦反哺来教育女儿要孝顺爷爷。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似乎人人都喜欢喜鹊，认为喜鹊叫意味着喜事临门，很吉利；而看见乌鸦却要把它赶走，嫌它的声音不好听，像是报丧。为什么只看乌鸦的衣服和声音，不看它的心好不好呢？大人不是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么？
最近，我就“乌鸦反哺”这个故事，请教了一位科学家。他说乌鸦这种鸟类很合群，乌鸦老了或病了，如果不能寻食，别的乌鸦就会来帮助喂食，并不一定是子女孝顺父母。
我相信科学家的论证，但我仍然爱着童话故事里那些忙着给妈妈寻食、熬药的小乌鸦。
相依为命的姐姐和弟弟
舅妈，也就是胖舅舅的妻子，除了爱给我们讲《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还爱带我去看川剧。剧场在布后街，场外挂了许多牌子，写着：天籁、贾培芝、曼丽、苹萍等大演员的名字。舅妈一个个给我介绍他们好在哪儿，但我缺乏兴趣。我主要去看打仗，大花脸，挂着红胡子，背上插四面三角形的旗，用关刀、矛子、铁锤等各种武器交战，一连翻七八个跟头儿，配以紧密的锣鼓声，实在太有劲了！远比现在某些哄闹得一塌糊涂的摇滚乐有趣。
然而，有出戏我不但看懂了，而且被感动了。
那是时装戏，写一位继母不善待子女。子女一个是成年的姐姐，一个是年幼的弟弟。姐姐非常爱她的弟弟，弟弟当然十分依赖姐姐。姐姐毕竟是成人，决心逃离家庭，以后再设法救出弟弟，但又不敢告诉他。弟弟似乎有所察觉，非常注意姐姐的一举一动。姐姐临走那一天晚上，在床边陪着弟弟睡觉；弟弟则用手拉着姐姐的衣角，他以为这样姐姐就无法走掉。姐姐等弟弟睡熟了，流着眼泪，悄悄把衣角扯出来，再把帐子塞进弟弟的手里。
“你快点醒嘛！”我差一点要叫起来。
弟弟听不见我的声音，自然不会醒。姐姐用手绢擦着眼泪，一步一步地退出房门。
戏完了，舅妈牵着我的手离开剧场。平常演完戏，我总要闹着吃零食或买什么小玩意儿。这次一反常态，闷闷不乐。
舅妈问我：“你哪点不舒服？是不是受热了？”还用手背测试我额头是否发烧。
我却问：“那个弟弟怎么不醒嘛？明天他找不到姐姐怎么办？”
“他姐姐出去以后，一定会来救弟弟。”舅妈笑着安慰我说，“五儿，这是戏。”
很长时间内我都为弟弟担心。设身处地，我要是那个弟弟怎么办？不管是戏不是戏，反正它拨乱了我的心弦。但愿姐姐能早些把弟弟救出来。
爱国的波兰少年
这是故事。这类故事舅妈不会讲，是姐姐讲的。我有四个姐姐，单叫姐姐是指大姐。我从小就认为她是大人，平常不与我们一起玩小孩儿的游戏，但她会讲故事。偶然发现她没有事，我就要拉着她讲故事。
“讲什么呢？”她想了一会儿，“讲个波兰少年的故事吧。”
波兰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处在不少强大国家之间，经常受强国的欺负。有一次，一个强国出兵攻打波兰，打到某个城堡下，但城堡的门早已关上了。怎么办呢？敌人忽然发现有一个少年在城外牧羊，手上还拿着一个喇叭。有个奸细马上向长官报告，说少年每一次回去，都要在城外吹喇叭。城里的人一听见喇叭声，就给少年开门，于是少年就赶着羊群进城。
长官听了奸细的报告，马上强迫少年到城外吹喇叭，好骗取城堡里的人打开城门。
“少年去了没有？”我着急地问。
姐姐反过来问我：“你说呢？”
“当然不能去。”
姐姐又接着讲下去。这个波兰少年当然不愿去。不过他又想，我不怕被敌人打死，但总得要城堡里的人知道敌人来了。不然我死了敌人还会用别的办法攻打他们。他对敌人说：“好，我吹。”敌人押着他走到城堡下，他毅然对着城堡吹喇叭。听到这里，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捏紧了，气也不敢出。姐姐说，平常这个少年回去吹的都是欢快的曲子，城堡上的人一听见就马上开门。可这一次吹的却是很凄凉的曲调，城堡里的人听了感到奇怪。仔细一看，只有少年一人，没有羊群，而四周埋伏了敌人。波兰士兵赶快做好准备，打开城门，一举把敌人消灭。
我立即问：“波兰少年呢？”
姐姐说：“他被敌人杀害了。不过全城堡的人为了纪念他，在城堡外给他塑了一座铜像：他仍吹着喇叭，向城堡里的同胞报告敌人来了！”
波兰少年的爱国行为打动了我的心。他让我知道除了妈妈、姐姐和朋友，还有同胞和祖国。我上小学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老师带领我们搞宣传、捐寒衣，我仿佛都听见波兰少年的号声。只是我听见的号声没有凄凉，而是激昂。
激昂的号声，让我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同胞！
1999年1月26日
胖舅舅
我舅舅是一个大胖子。
从我有印象的时候起，他的身宽就比一般人宽一倍，颈项后面有几层肉堆。夏天，他非常怕热，总是不停地摇着芭蕉扇。他喜欢小孩，特别喜欢我。我父亲去世早，家里经济情况不好，没有人带我出去玩，也很少有人给我买什么玩具。但只要一回到外婆家，情况就不一样了。胖舅舅对我的愿望几乎是有求必应。不是送我蝴蝶风筝，就是带我到科甲巷去买关刀或宝剑。关刀和宝剑都是木头做的，但涂上银粉就像真的一样。胖舅舅经常带我上公园，赶花会，或是逛城隍庙。当他走累了坐下来慢慢喝酒的时候，我就可以喝一碗糖豆花或吃薛涛干。他喝完酒总要叮咛：“回去不要对舅母说。”我也极愿为他保密。长期以来，我形成这样一个概念：舅舅最爱外甥，也应该是个胖子。似乎不是胖子，连做舅舅的“资格”也会丧失。
胖舅舅有两个爱好，除了喝酒，就是下象棋。只要有空，他就把棋盘摆好，找人来对战。我很不愿他下棋，因为他下棋就不能带我出去玩。于是在他身边捣乱，有时候横起来就干脆闹个“地震”，把棋盘给他掀翻。尽管这样，胖舅舅并不生气，也没有骂过我。他总是笑嘻嘻地把我拉到他怀里说：“来，我教你，下棋好耍得很！”我没有办法，先是赌气不说话，但慢慢就认识了棋子儿，知道了“马走斜角，象飞田”之类的知识。
这样，我对下象棋产生了兴趣。
我常拉着胖舅舅陪我下棋。他并不嫌弃，总是兴致勃勃地边下边教我。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走不了几步，我的“将”就被吃掉了。但我从小好胜，只愿赢不服输。连输几次，坐不住了，脸也红了，非下赢不放他走。但最后，往往出现奇迹：我用重重炮或连环马，胖舅舅简直招架不住，节节败退，直到我大获全胜。这时，他如获“大赦”似的笑着说：“你赢了！你赢了！”我忙跑到外婆那儿去报告战绩，外婆笑眯眯地称赞说：“乖，长进了，把舅舅都下赢了！”
我为这个“重大胜利”飘飘然了许多年。
我一年年长大，以后参加学生运动，兴趣转到读书上面，很少再下象棋。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胖舅舅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不久，我也当舅舅了。我也喜欢自己的外甥，带他们玩，给他们变戏法。有一天，我姐姐到学校去接儿子，学校老师居然问：“孩子的舅舅是不是在杂技团工作？”原来外甥经常在学校宣传舅舅，说舅舅“什么都会变”，以致老师产生误解。几个外甥喜欢我，我很高兴。只是我觉得自己不很胖，不完全像个舅舅。
历史往往有重演的时候。我教外甥下象棋，同样是先教他认棋子儿，每个子儿该怎样走。外甥下象棋的兴趣和我当年一样，一见我就拉着不放。他当然下不赢我，我只要几步棋就可以把他的“帅”置于死地。没想到他也好胜，只愿赢不服输。如果连输几次，不但不准我走，有时还借故和观战的人争吵，怪别人不该帮我，放声大哭。怎么办呢？我不能为下棋花过多的时间，只好甘拜下风，马、车、炮都送给他吃掉，彻底投降。这时，他也像我小时候那样高兴地叫着：“我赢了！我赢了！”
我很高兴，如释重负，赶忙去做别的事。
也就在这时候，我恍然悟出十几年前自己是怎样下赢胖舅舅的。小时候的事情，想起来总觉得好笑。一个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胖舅舅明明是嫌烦，有意让我，而自己反觉得比他行，把这当成骄傲的资本。这实在值得警惕。
胖舅舅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身体发胖，取得了做舅舅的“资格”。但我至今仍怀念我的胖舅舅，感谢他对我的爱，给我寂寞的童年增添了欢乐。想起他必然又联想到下象棋，它让我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如果胖舅舅知道我有这点认识，他一定很高兴。
1981年2月22日
捐寒衣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上小学。
当年，我不愿意说出这所学校的名字，因为它是华阳县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这所学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则是男女兼收。我上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带着我上学，可以减少母亲的负担。开初，我觉得学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个大池塘，据说是三国时赵子龙的洗马池，水上漂满浮萍，有时还能看见乌龟露出头来。长大一点，加上亲友开玩笑，便觉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学很不光彩。似乎多数男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学校的三角形校徽，学生必须佩戴。我们男生在学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门就赶快把它摘下来，生怕被人看见。唱校歌的时候，开头几句“子龙塘畔，圣迹流传”，男女生齐唱，声音很响亮，但一唱到“莫让男儿着祖鞭”，男生都不张嘴了，歌声顿时减弱一半。再大一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所女子学校。
没想到现在我却时常怀念这所学校。
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有许多很好的先生，他们经常教育学生要爱国。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知道了从鸦片战争起，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来欺负我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叫作“东亚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外，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听到这些，我们幼小的心灵莫不感到奇耻大辱。教音乐的王先生教我们唱：
请看安南、印度、朝鲜，
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做牛马，
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爱国要有行动。秋天就要到了，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早上课前的朝会，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举，全班同学一下站起来，他叫一声：“预备，唱！”我们就唱道：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这首歌叫《做棉衣》，曲调好听，歌词简单。“秋风起，秋风凉”，我们大声地唱；“民族战士上战场”，不只是我们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几件棉衣裳”，童声在学校的上空飘荡；“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耻！坚决不做亡国奴！
值日生拿出几个黄色的大瓦罐，大家开始传递。瓦罐是专供存钱用的，我们叫它攒钱罐儿。瓦罐上方有一条小缝，可以把铜圆丢进去。罐子依次传递，每一个接到罐子的同学，都要丢进一个或两个铜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国民党腐败，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来做寒衣，穿在抗日战士的身上。同学们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前方的抗日战士，我们多么盼望你们能穿上棉衣，多打几个大胜仗呀！
孩子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捐出来。成都人当时的习惯是一天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只吃一些点心。我的身体瘦弱，母亲不辞辛苦，每天中午给我送饭到学校。这样我每天上学时，只能得到一个铜圆（即两百钱）。当时街上有许多专门招揽孩子“打镖”的小商贩。圆形的镖盘分四格，每一格写一个字（例如“抗、战、必、胜”）。小孩自报打其中某一个字。商贩转动镖盘，小孩立即把镖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没有打中只能得一颗普通的糖。我每天的两百钱，都“报销”在这上面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圆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
一天早上，同学们唱完“秋风起，秋风凉”，级任先生讲话。她说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点。同学们热烈鼓掌拥护。我平常身上只有两百钱，但那天母亲不能给我送午饭，多给了我两百钱。如果我捐两百钱，中午可以买点东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几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钱，中午就得饿肚子。正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攒钱罐儿传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两个铜圆全丢进去了。不用说，中午我没有钱买东西吃，肚子咕咕叫，还悄悄到校门口去看过几次——万一母亲又送饭来了呢！尽管饿得很难受，我仍然很高兴。
抵制日货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过生日，四姑妈送了我一个小骆驼。弄不清是用什么石头做的，深绿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欢。有人说它是日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怒发冲冠，举起骆驼就往地上摔，摔断了骆驼的两只腿。以后又有人说它不是日货，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敌机对后方进行了大轰炸，成都人开始跑警报。警报一响，学校就放学，有时一天跑几次警报。我和姐姐们不上学了，全家跟随外祖母，暂时疏散到温江县文家场，在那儿住了大半年。从此我离开了骆公祠女子小学。
乡间是宁静的，没有敌机空袭。每天做完母亲布置的作业，我就去抓鱼、喂鸭子；还经常跟着胖舅舅去赶赶集，大着胆子过独木桥。但是学校给我播下的爱国种子，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我时常关心战争的情况，天冷了我就会想：前方的战士穿上我们捐的寒衣没有？
人们对跑警报逐渐习惯，我们又回到城里。
我进了成都北门外的总府街小学，读高小一年级。我和四姐每天从“垮城墙”（即城墙缺口）出去上学，得走四五里路。“垮城墙”外，有一所西蜀小学的分校，教室是两三间新盖的大草房。我们上学、回家都要从这里经过，还要在教室旁边的木桥上，看人“划甘蔗”。有一天[3]，日本飞机来轰炸，丢了不少炸弹。解除警报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西蜀小学分校被炸。当时不许接近现场，第二天一早我们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烧毁，废墟中有四五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蜷缩着。过去仅仅听先生讲过敌人的暴行，现在亲眼看见了。我毫不害怕，握紧拳头，充满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初稿写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
冬娃儿
童年时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冬娃儿。
冬娃儿的母亲是外婆家的女工，大家称她濮嫂。濮嫂的丈夫去世后，她改嫁给一个聋子。聋子给外婆家看大门，忠于职守，对人和气。他住在进大门的楼板上，楼板有一个出口，要搭一个很长的木梯才上得去。聋子因为穷，以前没结过婚。他非常爱冬娃儿，让他穿得干干净净。当时我没有问冬娃儿姓什么，事隔六十年更无法考证了。
每当我去外婆家，给外婆、胖舅舅和舅妈请了安，喊了表哥、表嫂和表姐，便急于去找冬娃儿。我小时候很淘气，头上长两个漩，人称“五横牛”。表嫂一见我，必高呼：“五王爷来了！”既是表欢迎，又是放“警报”。这时，冬娃儿已在天井里等候我。现在想来，表嫂的呼叫可能是对我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
冬娃儿笑着问我怎么玩，先安排“日程”。
如果是春天，我一定提出放风筝。先缠着胖舅舅到街上买一个金鱼风筝或丁丁猫儿风筝，就向外婆报告要去垮城墙放。外婆见我和冬娃一起去，便同意了。不过总得叮嘱：不要摔跤，快去快回，不要被“麻脸子”（即人贩子）拐走。我一一点头称是，立即和冬娃儿一起跑出大门。
冬娃儿比我高，身体很结实。他带我从对面的街背后，穿过一大片菜地，就到了垮城墙。城墙多年失修，城砖塌下来一部分，我们沿着城砖爬上去。在城墙上感到站得很高。望城内，全是一片一片的黑瓦矮屋，不太好看；望城外，既有绿色的小麦，又有弯弯的溪流，十分开阔。空气新鲜，春风扑面，一身来劲。我和冬娃儿一人手举风筝，一人牵着线跑。轮流几次，满身是汗。这时冬娃儿必定想起外婆“快去快回”的指示，便另想出一个新玩意儿，吸引我跟他回家去。
我们经常一边玩，一边摆龙门阵。冬娃儿在慈惠堂办的一个工厂半工半读，我估计是胖舅舅安排的，因为胖舅舅是育婴堂堂长。冬娃儿上午做工，下午学认字和珠算。他说一个月打两次“牙祭”，一次一碗咸烧白或甜烧白，八片肉，刚好一人一片。我听了很同情他。以后我凡买零食，无论是橘子或花生、干牛肉或香油卤兔，绝对一人一半，他也乐意接受。母亲对我吃东西一向控制很严，但“儿在外，母命有所不受”。冬娃很够哥们，从不揭发，更不会“反戈一击”。
有一天我在天井玩，冬娃儿示意我出去。经外婆同意，我和冬娃儿到了街口。原来在一家饭铺前面，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根长板凳。冬娃儿说这叫“顶板凳”，是穷人吃了饭没有钱给，在这儿受罚的。要有人替他付了钱，才能取下板凳。我不愿意多看，便回到大门口坐在小石狮子上。门内楼板上有一个燕子窝，平时我最爱看大燕子喂小燕子，今天却无心思看了。冬娃儿让我看到人间的不公平！幸好胖舅舅从外回来，他一贯乐于行善，我向他报告了街口的情况。他去给了钱，那个跪着的人才取下板凳站起来。从此，我增加了对胖舅舅的敬意。
抗日战争的宣传普及到许多地方。我在学校参加了捐寒衣的活动，冬娃儿也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一天，冬娃儿告诉我对门学校的空坝中午要演戏，到时我们都去了。不久，出来一男一女，敲锣打鼓，像卖唱的。观众马上围成一圈。女的表演总不成功。男的觉得丢了面子，便用鞭子打她。许多观众愤怒了，连声高呼：“不许打！”但男的仍不住手。几个观众冲上去夺过鞭子，要打那个男的。这时，女的立即护着男的，说男的是她的父亲。他们是东北人，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才被迫逃到内地。沿途饥寒交迫，精疲力竭，所以演出不好，千万不要打她的父亲。说着说着，她动情地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观众被感动了，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冬娃儿和我都一起喊，恨不得马上打到东北去。这个广场戏叫《放下你的鞭子》，那些冲上去夺鞭子的观众都是演员扮演的，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听人说校长不许演这个戏，我和冬娃儿觉得这毫无道理。下午我们再来学校，果然空无一人，但校长室的窗却开着。为了报复，我和冬娃儿伸手进去，拿出一些书、本子和文具，把它们丢进厕所里去。现在想来这些做法太幼稚了，当时却自认为是正义行动。经过这个事件，我和冬娃儿的友谊大大加深了。
敌机经常轰炸成都。我们随外婆疏散到温江县的文家场，半年多才回到城里。冬娃儿所在的工厂也疏散走了。后来，濮嫂和聋子先后去世，我再也没有看见冬娃儿。人世沧桑，以后的事就难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冬娃儿应该仍健在。我真想见到他，叫他一声“冬娃儿哥！”但这愿望能实现吗？
1998年9月18日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我是成都人，十七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如果问到成都的掌故，我知道的却很少。只能说过去我最喜欢的两条街：一条是科甲巷，一条是祠堂街。
一、对科甲巷的怀念
提到科甲巷，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时代，心里充满喜悦和激动。当时成都有的街道，多数商店都卖一种商品。例如，纱帽街主要卖帽子，纯阳观街则多是卖鞋的。如果要买鞋或帽子，必须跟着母亲到这两条街去，很希望“速战速决”，生怕母亲挑来挑去，枯燥无味。只有到科甲巷大不一样，常常是自己要求去，去了就不想走；即使仅买一两样小东西，看都要看半天。原来，整个科甲巷几乎都是玩具店，满街挂着玩具，多吸引人啊！
可惜当时不懂得社会调查，没有把卖什么玩具一一记下。至今记得，打仗用的多是古代的武器，如关刀、矛子、宝剑、弓箭，拿在手上连人都显得威武。过年的时候，可以买到各种戏脸壳和笑头和尚，用香在面具眼睛上烧两个洞，然后再戴在头上，别人就认不出你是谁了。买上几个皮灯影儿，回家去把板凳翻过来，糊上一张白纸，点支蜡烛，自编自演，可以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纸灯的种类很多，有提在手上的金鱼灯，有用绳子拖着在地上走的兔子灯，……晚上插支小蜡烛在灯里面，许多孩子在一起，就像灯会似的。但谁都不愿多买灯笼，因为过了正月十五，家里就要动员烧掉。现在看来，可能是怕火灾，但当时却拿迷信吓人，说过了十五不烧灯笼，就要害眼病。春天一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风筝都有：王字风筝最简单；稍好一些的有金鱼风筝、鲇巴郎（即鲇鱼——编者注）风筝、小蝴蝶风筝，这些要用细麻绳才能放；还有大蝴蝶风筝、蜈蚣风筝、凤凰风筝，这类风筝不仅壮观，还有能转动的眼睛，有些小孩不敢自己放，要大人帮助。至于洋娃娃、竹子编的小篮子，各种染了不同颜色的白果（抓“子儿”用的），则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娃娃不感兴趣。有的玩具很贵，如大型纸马，里面有结实的木架，人可以骑上去，要卖一块银圆。真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好在多数不贵，去一次总可以买一两样。
孩子能不喜欢科甲巷吗？
四十年前，作为孩子，我喜欢科甲巷，完全是为了好玩。以后上了中学，读鲁迅的《野草》，才懂得玩具对孩子的特殊意义。鲁迅说他向来不爱风筝，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甚至不许他的小兄弟放风筝。有一天，鲁迅忽然发现他的小兄弟躲着他在做风筝，盛怒之下，“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许多年以后，鲁迅偶尔读了一本有关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想到过去毁坏小兄弟的风筝，感到这是属于“精神虐杀”，自悔“少年时代的糊涂”，并希望得到“宽恕”。可是，直到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看待儿童玩具的意义的呢？
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是因为对儿童进行教育，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孩子喜欢玩，通过玩玩具可以“长身体、长知识”。除了引导孩子读书和劳动以外，还要善于寓教育于玩具和游戏之中。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把研究儿童的特点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批判，这完全是错误的。同时，有的人则把儿童的特点神秘化了。其实，每个成人都当过孩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儿童特点吗？鲁迅说过记性不佳是“有害于子孙的”，他建议“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玩具的品种、制作都有很大进步，但供应点少，价廉物美的不太多。当我给孩子（以后又给外孙）买玩具时，总感到不满足，于是对科甲巷的怀念就加深了。我并不要求恢复科甲巷一条街都卖玩具的传统，我只希望有人在儿童玩具上下功夫，生产出更多有意义、价廉物美的玩具，给新中国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欢乐。可能是上年纪了，我实在喜欢看男孩子们拿着木枪打游击的神气，也同样喜欢看小姑娘抱着布娃娃那种认真的样子。
二、祠堂街留给我的记忆
从喜欢科甲巷到喜欢祠堂街，这表明我的少年儿童时期已经宣告结束。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科甲巷主要是玩具店，而祠堂街开设的则多是书店。
对书店有兴趣先得爱读书。我是从上高琦初中时开始读课外书籍的，先是读文艺书，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书。这里，我得感谢杨邦杰先生，他是我们的国文教员，虽不善言辞，但有新思想，愿意和学生接近。我常到他寝室去玩。有一天，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从头到尾给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坐着安静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像点燃了火，激动得发抖。当他读完最后一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时，我感到眼前出现光明：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时代的先驱者——鲁迅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从此，我渴求进步书籍。
读书的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找书困难。学校图书馆藏书贫乏，一片荒芜。亲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于是便跑书店。当时，成都的书店大多在三条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是西玉龙街，多是卖线装书的古旧书店；一是祠堂街，这条街书店多，能买到进步书刊。我们的兴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几家书店，有进步的，也有国民党办的（如正中书局），我最常去的是联营书店，它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位于现在的四川电影院对门，只有一间铺面。店内靠墙的地方都是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大书摊，摆满新到的书籍和杂志。到书店去的，可以随便取书翻阅，买到自己满意的书；如果不买书，也可以站在书架或书摊前看上一两个小时。店员不多，但忠于职守，有业务知识。你询问一本什么书，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寻找，绝不会说“你自己看嘛”；更不会不理顾客，坐在那儿闲聊或打毛线、吃瓜子儿。遇到年纪大一点的店员，还能告诉你某一本书已经出过几版，每一个版本有什么特色。其他好的书店（如开明书店）也大抵如此。
我从这时候起，养成了有空就跑书店的习惯。或是买书，或是看书，或是打听新书刊的消息，简直成了一种癖好、一种享受。科甲巷的什么关刀、宝剑，什么风筝、皮灯影儿，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一久，几个店员对我比较熟悉，常常主动给我留《世界知识》之类的杂志。1945年，我的好友先泽过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辩证唯物论辞典》，跑了几次没买到，后来也是店员主动给我留下来的。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学生，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后门”，能得到这种友谊，很使我感动。
祠堂街还有一个更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现在的人民公园斜对门）。这里除了可订阅报纸，还出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党办的刊物《群众》。我们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破晓社，多次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联营书店可以买到，《新民主主义论》则只有《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才有卖的。地下党员贾姐姐曾告诉我们，经常有特务监视《新华日报》分馆，要我们少去或不要去。我那时年轻，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闪电似的去买一两本书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联营书店内那样长时间停留。但是分馆同志那种热情的目光，对青年充满信任的态度，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个分馆，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
看戏遇兵
曹禺的剧本文学性很强，我上中学就喜欢读。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话剧团在成都演出。我先后看过演出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仅没有看过《原野》和《蜕变》。我一直盼望着能看到演出这两个戏。
有一天突然看见上演《原野》的广告。
我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好友陈先泽家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看话剧是我们共同的爱好，他上初中时作为童星曾与周峰、欧阳红缨等同台演出《杏花春雨江南》。一听说要演《原野》，他也很兴奋。剧场在东胜街，叫沙利文。我们一起去买了两张星期六晚场的票。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晚，我们提前到了剧场。
沙利文剧场不大，比较适宜演话剧。我们的座位在剧场中偏后。我读过《原野》的剧本，不知演出是什么情况。主要演员中的吴景平和裘萍，都是第一次在成都演出，更有一种新奇感。
戏一开演，便把我们吸引住了。那种专注的神情，肯定超过我在学校听课。但在我旁边却不断有说话的声音。我想摆掉它，办不到。转身一看，是一个国民党宪兵，旁若无人地在与他的同伙聊天。他们是“弹压座”的宪兵。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院和娱乐场都设有弹压座，美其名曰维持秩序，老百姓叫他们是看“白戏”（不花钱看戏）的。这种人看一般的电影还可以，哪儿看得懂曹禺的话剧。遇着他们算我倒霉。
他越说越起劲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干扰，便客气地说：“请你小声一点。”他蔑视我一眼，暂停说话。
我正看得入迷，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原来就是那个宪兵。他问我：“别的人说话，你不去干涉，为什么要干涉我？”
我回答：“你离我太近，影响我看戏。”
他说：“等一会儿我们再说！”
只要不影响我看戏，其他的我都不管了。隔了一阵，先泽悄悄对我说了一声“上厕所”，拉着我就走。我虽不愿意，但我和他一贯行动一致，只得跟着他去了。
我问：“不是刚上过吗？”
他坚决地说：“这个戏不能看了，赶快走！”
“为什么？”
“不走要挨打！”
我们走出剧场，他再解释：“你去干涉宪兵讲话，他说‘等会再说’。说什么，无非打你一顿，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本来好像什么都不怕，现在冷静下来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何况先泽年龄比我大，社会经验比我多。他为我放弃看戏，我不能违背他的好意。
盼望了很久的《原野》，像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找时间再去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零用钱很少。除了心中充满愤怒，还能说什么？
东胜街是条小巷。当我们离开剧场，快步走过电线杆后，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再往前走，连街灯也没有，一片漆黑。
199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