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想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大家都感兴趣的一种幻想生活之上，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艺术家和神经症病人相距不远，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他受不了强有力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他想要赢得荣誉、权势、财富、名望和妇女的爱；但他缺乏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像任何其他的不能满足的人一样，他逃避现实，并把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力比多转向对其幻想生活的愿望构建，这条道路有可能导致神经症。他之所以不得病，一定是由于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共同对付病魔的侵袭；实际上，艺术家也时常由于患神经症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抑制。他们的禀赋也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并在产生冲突的压抑中保持一种弹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以下述方式找到回到现实的道路。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过幻想生活的人。幻想世界是所有人都容许的，任何一个愿望未能满足的人都往往到幻想中去寻求安慰。但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幻想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他们除了进入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不允许自己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则不是这样，首先他知道如何修饰其白日梦，并使它不带任何个人色彩，而为其他人所共同欣赏；同时他还知道如何进行充分的修改，使那些不道德的根源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其次，他还有一种神秘的才能，他能够处理一些特殊的材料，直至忠实地表现出幻想的东西；同时，他还知道怎样通过把强烈的快乐依附于幻想之中，至少可以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不能发挥。他如果能将这些事情逐个完成，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与其共享潜意识的快乐，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拥戴；这时，他就（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了以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获得的东西——荣誉、权势和妇女的爱了。
第24讲一般的神经症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一个难题。现在我提议暂时离开这个题目，给你们留点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想象的“精神分析导论”可能与此十分不同。你们想要听到的是生动的事例，而不是理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那个有关“楼上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起因，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我臆造的，而非真实的。你们或许又要说，当我用起初叙述那两种症状（我们希望这次不再是想象的）来说明其经过及其和患者生活的关系时，你们由此稍微明白了症状的意义，并希望我接着如此讲下去。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的而又难以领会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总是没完没了，总要不断地进行补充；我讨论了很多以前未给你们提及过的概念：我还放弃了叙述说明，采用了动力的观点，并又将其抛开，再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观点；这使你们对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内涵感到迷惘，而这种调换只不过是为了动听而已。我还列举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概念，像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对于这些概念，我在没有说明之前却已把它们抛开了。
为什么我不先用下列内容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呢？像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和使你们早已感兴趣的——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他们对人类交往和外部影响的难以理解的反应，他们的不可信赖、他们的无能行为等等呢？为什么我不逐步地引导你们由日常简单的神经症讲起，并进而讲解那些难以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确实，先生们，我甚至不能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对于自己的陈述能力还不至于如此夸耀，认为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来认为换一种讲解方式，或许会对你们有利，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够实行一个合理的方案，有时材料本身会突然介入一些事实，使他不自觉地有违初衷。虽然这些材料很熟悉，但叙述起来不能完全地随作者之意，往往是话已讲过了，却不知为何这样讲而不那样讲，这令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一个理由可能是“精神分析导论”这个标题对于当前这一节来说不再适用，这一节主要讨论神经症问题，精神分析导论应由过失和梦的研究提供：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本身。我相信，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出有关神经症理论知识，在此我只能讲个大概，使你们可以借助一定的先后关系，了解症状的意义，以及症状形成时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和它们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我试图要做到的；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教的要点。它包括有关力比多及其发展的许多论述。和一些有关自我的情况。我们的介绍使你们已了解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抵抗）作用等概念的基本情况。从下面的演讲中（第26讲）你们将会发现精神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点。我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我能讲的一切都来自于对单一一组神经错乱——即所谓的“移情性神经症”的研究。确实，我只在癔症神经症的病例中详细地探索了症状形成的机制。即使你们没有获得全部的知识，并且没有留意各种细节，我仍然希望你们形成有关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和它所得出的结果的一些印象。
我曾使你们认为我可能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抗拒，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来开始描绘神经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它既值得探讨又不是很难讲解；然而，我们或许有很多理由不允许我们这样开始讲解；它的危险是容易忽视潜意识，人们将因此轻视力比多的重要性，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众所周知，患者的自我是不可信赖的。而且它不免有所偏袒，自我总是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并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自我对潜意识是公正的呢？况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可见，如果我们用自我的观点，显然是不能弄清楚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的。我们既已了解了压抑作用的这种性质，当然不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来充当这个争端的裁判了。我们要防备自我告诉我们的话，它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相信自我，那么它将始终成为主动的力量，那么症状的发生，也似乎来自于它的意愿；我们知道它主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总是没法掩饰这个事实。它确实并不总是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并且必须努力地进行反抗。
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注意这些警告，甘愿受自我表面价值的欺骗，那么，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了；而对精神分析所重视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对抗，他都可以避开。他会像阿德勒那样说“神经症性格”是神经症的原因而并非神经症的结果；然而他却不能解释症状形成的单一的细节或单一的梦。
然而，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症状态和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完全地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其他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很可能，终究会如此，然而精神分析目前要进行的研究，则不宜以这个结束作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先指出这一点，将其研究也包含在内。还有一种神经症，自我在其中比在我们所曾研究过的他种神经症中起更为主要的作用，这种神经症叫作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对这些错乱的探索将会使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和可靠的对自我在神经症中所占地位的估价。
然而，自我与其神经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便可考虑它。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
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
然而，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延续都具有同样的兴趣，我已经指出症状也由自我支持，因为它们有一面是使自我的压抑的目的得到满足。再者，以症状的形成来解决心理矛盾，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而且最适合于快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状可以使自我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来自慰；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先生们！请不要着急！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先生们，假如你们是神经症方面的医生，那么你们就不会再期望那些最强烈地抱怨病痛的人们会易于接受你们的帮助，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你们总该知道，那些促进因病而获益的各个事件，都足以用来加强由压抑而引发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另外，还有一种由疾病而获得的利益，它不随症状出现，却发生于症状之后。如果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具有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在自身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安排，甚至与根本相反的力量也是如此。它很少放弃那可以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并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condary function）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不用举病理学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如一位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继续做工了，但因此可按期领得少量的赔偿金，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伤残来讨饭度日。他新的生活虽然比较低贱，但它正建立在对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的剥夺之上。如果你治愈他的伤残，那就等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够再做以前的工作，已成问题。如果神经症也具有这种附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将这命名为由疾病而获得的第二（secondary）利益。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 Bl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一边是深谷，一边是峭壁，无路可逃，只得束手待毙。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跳，和骑者一起跃入深谷——而狮子只好在那里干瞪眼了。神经症能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比这个结果好到哪里，这可能是因为由形成症状来对付冲突毕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当地应付生活的需求，并且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已放弃使用其最好的和最高的势力。如果有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情愿去和命运进行一种荣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