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1]康科德城[2]，我过着孤独的生活。就是在这里，我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我亲手搭建的木屋，就坐落在林中的瓦尔登湖边。离我最近的邻居，也在一英里之外。我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光。不过现在，我又寄生在文明社会中了。
若不是城里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特别好奇，我是绝不会把自己的私事写出来，博取读者的目光的。许多人猜想，我是不是有某种怪癖，其实在我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我就是这样生活的，自然随意，合情合理。也有些人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那就是我吃什么，会不会寂寞，会不会害怕等。还有一些人则关心我把收入的哪一部分捐给了慈善机构，有些人口多的家庭则想知道我资助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会对类似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那些对我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请多多体谅。许多书中都不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本书用到了；而且还用得特别多，这应该算本书的特点吧。事实上，作者通常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语气说话的，但这一点，偏偏经常被大家所忽略。要是我对别人了解很深，就不至于老说自己了。很遗憾，我的阅历并不丰富，所以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了。另外，在我看来，能简单坦诚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这样写出的作品，就像寄给远方亲人的家书一样，是那种听别人之言从而描述别人生活的作品根本无法比肩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活得真挚坦诚的人，一定生活在遥远的地方。我这本书，或许更适合清贫的学生阅读。至于其他的读者，可以从中选取适合自己的部分。削足适履的傻事没人会做；穿着最舒服也最实用的，才是合身的衣履。
在这里，我并不想诉说中国人和桑威奇岛[3]居民的传奇故事，而要说关于你们的事情。你们，也就是我这本书的读者，新英格兰[4]的居民们。你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我要讲述的。你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有必要生活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吗？能不能改善一下这种生活呢？我曾去过康科德的许多地区，发现无论是商店、办公室，还是田间地头，人们都从事着上千种令人惊异的苦役，仿佛都在赎罪。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徒的故事：他们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眼睛盯着太阳；也有的将身体倒挂在烈火之上；或者侧着头望向天空，“直到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而且由于脖子侧扭，只能进食液体，其他的食物根本吃不下”；还有的教徒，用一根铁链将自己锁在一棵树下，就这样度过一生；有的匍匐着，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广袤无垠的国土；也有的单脚站在高高的柱子顶上——不过，即使是这些下意识的赎罪苦修，也未必比我每天都要目睹的情景更令人难以置信，更使人心惊胆战。赫拉克勒斯[5]做过的十二件苦役，根本无法与我的邻居所做的苦役相提并论，因为他只做了十二个，做完后就没有了，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邻居做完过任何一件苦役，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6]那样的手下，能够用一块烧红的烙铁去灼杀九头怪蛇——这条怪蛇被砍掉一个脑袋后，马上就能长出两个来。
不幸的年轻人，我的那些市民同乡们，他们一出生就继承了土地、房屋、粮仓、牲畜和农具；他们轻易就拥有了这些东西，却又被它们牢牢束缚，再想摆脱可就不容易了。与其如此，还不如出生在荒芜的草原上，喝着狼奶长大，也许这样他们才会看清楚：自己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是谁让自己变成了土地的奴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享用60英亩[7]土地上的物产，而有的人却要饥寒交迫地苦苦挣扎。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要开始自掘坟墓呢？为了尽量生活得好一点，过上人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承受所有的艰辛，努力工作。我曾遇到过许多可怜的不死魂灵，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在坎坷的生命之路上爬行，要推动长75英尺、宽40英尺的大谷仓，推动一个从未打扫过的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牛棚[8]，还要推动100英亩的土地，要耕地、除草、放牧，还要护林！而那些没有产业可继承的人，虽然不需继承这种牵累与磨难，但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拼命地劳动，不停地劳动，才能卑微地活着。
就是在这样的错误中，人们盲目地劳动着。时间就像铁犁，很快，人类那健美的躯体就有大半截被犁入泥土里，变成了肥料。正像一本经书中写的，一种命运支配着人类，它似是而非，被称为“必然”。因为这种命运，人将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藏起来，任其生锈、发霉，被蛀蚀，甚至被盗走[9]。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他们生前冥顽不化，直到生命走到终点时才会醒悟。据说，人类不过是丢卡利翁和皮拉[10]扔向身后的石头变成的。诗中这样描述道：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11]
后来，罗利[12]也吟咏了两句音韵铿锵的诗句：
从此人心坚如石，沉默地忍受着生存的艰辛，
从而证明我们的身躯，生来就是岩石。
人们盲目地相信这荒谬的神谕，却从不看看这一块块从头顶扔到背后的石头，到底落到什么地方。
大部分人，甚至生活在比较自由的国家的人们，由于无知和失误，他们整日杞人忧天，为了摆脱那些不存在的忧愁，长年累月地劳作着，最终心力一点点耗尽了，却无法收获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过度劳作而变得笨拙，不停地颤抖着，哪里还能采摘美果呢！的确，不停劳作的人，无法抽出闲暇来完善自我；他无法维持自己与他人之间最高尚的关系；一进入市场，他的劳动就贬值了。他就如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根本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的人，怎么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呢？无知就是他活下来的依靠——他不是经常费尽脑力吗？在对他们做出评价之前，我们应先解决他们的衣食需求，并提供提神的饮料助他们恢复健康。就如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我们人性中最优良的美德，也需要小心翼翼，才能保全。可惜，这样温柔地相处，在人与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众所周知，读者并不都是有钱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很穷困，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需要节衣缩食才能支付买书钱的人，在阅读本书的读者中绝对会有。为了读这些文字，他们必须从债主那儿偷时间。你们这些人卑贱如泥，躲躲藏藏地生活着，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有一双被俗世磨利的眼睛。你们总是进退两难，很想做成点儿事来还清债务，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泥淖，在拉丁文中称为“aes alienum”，意思就是别人的铜钱，因为那些货币是用铜铸造的；你们从生到死，到埋入土里，用的都是别人的铜币；你们总是承诺明天就还清债务，明天就还，可到死的那天，债务也没有还清；巴结讨好，乞求怜悯，恳请关照，你们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总算是让自己不至于去蹲大牢；你们满口谎言，拍马逢迎，选举投票，自愿被那些繁文缛节束缚，或者夸耀自己，摆出一副浅薄的慷慨大方的摸样，以便赢得邻居们的信任，使其同意把为他们做鞋子、帽子、衣服、马车的活儿交给你们，或是允许你们为他们代购食物；你们把钱藏在旧箱子里，或者用一只袜子装着塞进墙洞里，或者为了更加安全，存到银行的柜子里；无论把钱藏在哪里，藏了多少，你们为防生病而存钱，结果却把自己折腾病了。
有时候我感到非常困惑，为何我们会这么轻率地——几乎可以这么形容——去推行贩运黑奴的奴役方式。南北的奴隶们，被那么多阴狠而又精明的奴隶主熟练地役使着。南方的监工非常狠毒，北方的监工更坏，不过成为自己的奴隶监工才是最坏最毒的。你想谈谈人有多神圣吗？瞧瞧大路上，马夫们不停地挥鞭赶往集市，他们的思想神圣吗？给马匹喂饲料喂水，这就是他们的最大职责！在运输的赢利面前，他们的命运又算得上什么呢？他们不就是在为有钱的老爷们赶马车吗？神圣、不朽，这些对他们有什么用？看看他们那卑膝潜行、胆战心惊的样子，与神圣、不朽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在对自己行业的认识上，奴隶或囚犯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比起我们的自知之明，社会舆论就像一个软弱乏力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想在西印度地区倡导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但上哪去找第二个威尔伯福斯[13]呢？再想想这片土地上的女人们，她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备临终时使用，却毫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似乎时光蹉跎对永生丝毫无损一般。
平静而绝望，这就是许多人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从绝望的都市走到绝望的乡村，你用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慰藉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消遣与游戏中，也潜藏着一种陈旧的、无法察觉的绝望。事实上，消遣与游戏都算不上玩乐，因为只有先去工作了，才能去玩乐。智慧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做绝望的事。
在我们用问答教学法的方式去思考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又是什么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人们故意选择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其他方式不感兴趣，就喜欢这一种。事实上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能选这种，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太阳亘古常新，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什么时候摒除偏见都不会晚。没有确凿的证据，无论多么古老的想法或做法，都不能轻易相信。今天人人信奉或默认的真理，也许明天就被证实是谬论，不过也会有人认为它是雨云，会化为甘露洒向他们的田野。去尝试一下长者认为你做不到的事，你会发现，自己能做到。古人有古法，新人也有新招。古人不懂添上燃料就能保持火种不灭；新人却知道在水壶下面放些干柴，他们就能如鸟儿般绕着地球转。真应了那句俗话：“气死老头子。”的确，年长者未必有能力指导年轻人，因为老年人的收获不少，但失去的也不会少。我们不禁质疑，即使最聪明的人，他从生活中获得的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又有多少呢？所以，年轻人根本不能从老年人那里获取什么重要的忠告，因为老人的经验也是片面的，老人们必须承认，他们一生中遭遇的种种挫败都是自己造成的；或许老人们还持有某些与自身经验相反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在这个星球上，我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却从未从长辈们那里获得过任何有价值的或者真诚的忠告。他们没告诉过我任何东西，或许他们根本就说不出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活，它是一个试验，一个我在许多方面都从未体验过的试验；别人的体验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假如我获得了某些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绝对会这样想，我的老师们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个经验。
一位农夫告诉我：“光吃蔬菜可不行，从蔬菜中你无法获取骨骼所需的全部营养。”因此，他每天都抽出一部分时间，用以获取那种满足他骨骼需要的养料；他跟在耕牛后面，边走边说话，这头靠吃蔬菜长骨架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排除障碍向前进。某些东西，在某种环境中，比如对那些毫无办法的病人而言，确实是生活必需品，但换一种环境，却变成奢侈品了，再换一种环境，又成了完全陌生的东西。
在某些人眼中，人类的所有境地，无论山巅还是低谷，都被先驱们踏遍了，人类的一切都已经被前人关注过了。用伊夫林[14]的话来说，聪明的所罗门曾对树木的间距做出过限定；罗马的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去邻居的地里捡拾多少次掉落的橡实而不算偷窃，这些橡实有多少份额应归邻人拥有。希波克拉底[15]甚至教导我们如何剪指甲，指甲应与手指头齐平，过长或过短都不合适。毋庸置疑，丰富而欢乐的人生被枯燥和乏味消耗殆尽了，这种观点同亚当[16]一样古老。不过，人的能量却从未被彻底地估量出来，任何先例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判断人的能量的依据，人从未尝试过的事情还有许多呢。无论你过去遭遇过多大的失败，“请不要伤心，我的孩子，有谁能指派你去做你没完成的事呢”？
我们能用一千种简单的试验来测定生命，比如，使我种的豆子成熟的，同时也照亮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的，是同一个太阳。如果牢记了这一点，就能少犯很多错误。可我在豆子地里锄草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去思考。星星是很多奇异的三角形的尖顶啊！在浩茫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许多不同的物种相距遥远，却又在同一时刻关注同一个事物！大自然和人生是千变万化的，这就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有谁能预测出别人的命运呢？一瞬之间，我们彼此相望，难道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吗？在一个小时里，我们本应该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甚至经历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读别人的经验，能像读它们那样使人惊奇和增长见识吗？我可不知道。
大部分我的邻居认为好的东西，却被我的灵魂认定为坏的，若说有什么需要我忏悔的，恰恰是我善良的品行。是哪个魔鬼迷惑了我，使我的品行这么善良呢？老年人啊，也许你说的是你自认为最睿智的话——毕竟你活了七十年，活得也还体面——但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叫我不要听你的这一套。上代人的业绩，就如搁浅的破船一般，被新一代人抛弃了。
我认为，我们可以笃信的事物，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更多。我们少关心一点自己，就能诚心实意地多关心一下别人。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优点，也能包容我们的缺点。有些人成天没完没了地焦虑、紧张，这几乎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疾。喜欢夸耀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这是我们的天性；然而我们没有做的工作还有许多呢！若是哪天我们病倒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多么小心谨慎！我们决心不靠信仰生活，尽量避开它；白日里我们时刻警惕，到了晚上又违心地去祈祷，把自己交付给捉摸不定的命数。我们被逼着周到而诚恳地生活，要崇敬自己的生活，又要否定一切变革的可能。我们说，生活方式只能有这一种，然而，从圆心画出的半径有多少条，生活的方式就应该有多少种。所有的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我们思考。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7]当一个人将自己想出来的事实归纳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时，我敢预言，所有人最后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建造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来思考一下，前面我所提到的大多数人的烦恼和忧愁中，大部分是什么？其中需要我们烦心的，或者至少要谨慎对待的又有多少呢？虽然我们生活的社会只是表面文明罢了，但若我们能体验一番原始的或者蛮荒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弄明白生活的必需品有些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取它们；甚至翻翻商人们的旧流水账，看看人们最常买的商品是什么，商店里有哪些存货，也就是说，买卖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多少改变，就如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祖先的骨骼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一样。
生活必需品，从字面上理解，指的是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一切物品；或者它从开始就很重要，或者在长期使用后变成了必需品。当然曾有人尝试不依靠它生活，但无论是因为野蛮、贫穷，还是出于某种哲学上的缘故，这样去做的人也非常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许多人来说，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生活在大草原上的野牛的必需品，就是可以咀嚼的青草和能饮用的水，至多再加上一处位于丛林或山间的栖身之所。食物、栖身地，这就是兽类的生存需求。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准确分为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几类；如果缺少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能自由地思考真正的人生问题，更别说取得成功了。人类发明的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熟食。人也许在偶然中发现火可以取暖，后来就学会了怎样使用火。早期，火是一种奢侈品，但当人们习惯了用火取暖后，火就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了。同样，猫狗也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居住和穿着都合适，我们才能合理地保持身体的热量；若是我们住得太暖，穿得太多，或者烤太热的火，换句话说，就是外部的热度比我们体内的温度高得多，那岂不是要变成烤人肉了？谈起火地岛[18]的原住民时，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这样描述道：自己和同伴们穿着厚实的衣服，围坐在火堆旁，一点也没觉得热，而令人吃惊的是，在离火堆很远的地方，那些不着寸缕的土著人却“被火焰烘烤得浑身冒汗了”。同样，据说欧洲人穿着衣服还冻得发抖，而新荷兰人光着身体行走却安然无恙。野蛮人的强健不能与文明人的聪慧结合起来吗？用李比希[19]的话说，人的身体就好比一只火炉，食物就是维持肺部内燃的燃料。我们在冷天里多吃，热天里少吃。动物的体温是内部缓慢消耗的结果，一旦内耗过快，疾病和死亡就降临了；相反，若是燃料缺乏，或者通风不畅，火就会熄灭。自然，生命的体温与火不能混为一谈，用作比喻说说也就罢了。因而，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动物的生命”与“动物的体温”这两种说法几乎相同。食物被当作保持体内热量的燃料——煮熟食物也需要燃料，熟食被吞入身体，从而增加体内的热量——除此之外，衣服和住所的作用，就是保持由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对人体而言，取暖，保持温度，保持体内热量，就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我们耗费了巨大的气力，为了获取食物、衣服、住所，还有床铺——我们的睡衣，我们从鸟巢和鸟儿的胸脯上掠取羽毛制成住所中的栖身之地，就像鼹鼠用树叶和杂草在地洞的尽头做成的窝一样！可怜人总是习惯于抱怨，说这个世界如何冰冷；无论是身体上的病，还是社会上的病，它们大部分都被我们归罪于饱受严寒。在某些气候区，夏天犹如生活在天堂一般。这时候，只需要煮熟食物的燃料就够了，其他的根本不需要。太阳就是火，许多果实因为它的照射而成熟了，一般来说，这些地方的食物不仅品种多样，而且容易获取。当前，在我们的国家里，从我的经验来看，生活的必需品仅此几样而已：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若是好学的人，再添上一盏灯、几样文具和几本书——这些次要的必需品只要花点小钱就能获得。但是，就有一些不太聪明的人，非要跑到地球的另外半边，到那蛮荒且肮脏的地方做生意，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就为了生计——也就是说，为了舒适和温暖——可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追求奢侈的有钱人并不单要求舒适和温暖，更要求过度的、不自然的舒适和温暖。正如我前文中说的，他们的肉体被烘烤着，当然是非常时髦的烧烤。
绝大部分奢侈品，以及大部分所谓的能使生活舒适的东西，非但不是必需的，反而会大大阻碍人类的进步。就奢侈和舒适而言，最睿智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的还要俭朴。无论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的古哲学家们，都是同一类人，生活过得比谁都穷苦，精神上却比谁都富有。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不深，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不算少。近代的改革家、民族的救星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于清贫的有利地位之上的人，才能公正、明智地观察人类的生活。不管是农业还是商业，文学还是艺术领域，奢侈的生活只会结出奢侈的果实。当前，到处都是哲学教授，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然而，教授的头衔令人羡慕，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可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不仅思想要深邃敏锐，甚至要建立起一个学派，还要热爱智慧，领悟智慧的真谛，去过一种简朴、独立、宽宏大度和充满信心的生活。哲学家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往往是朝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君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他们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用循规蹈矩去应对生活的变化，所以他们完全成不了人类的更好的始祖。然而，为何人类一直在退化呢？许多家族的衰落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导致国家衰亡的奢侈，又有着怎样的实质呢？我们敢说自己的生活中一点儿奢侈都没有吗？即使在生活的外在形态上，哲学家也站在时代的前沿。在饮食、居住、穿戴和取暖上，他绝不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一个人如果不能用比他人更好的方法来保持身体的热量，又怎么会成为哲学家呢？
通过我所描述的几种方式，人已经获取了温暖，下一步他会需要什么呢？更多的同类型的温暖，如更多更丰富的食品、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漂亮更精致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他就不会想要了。在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他不会再追求这些相同的多余品，而要追求其他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他的假期开始了，他再也不用去卑微地劳作，而是开始大胆体验生活中的奇遇了。土壤有利于种子生长，是因为种子把胚根向下扎入泥土里后，又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上伸展嫩茎。为什么人把根扎进泥土里后，却不能同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更名贵的植物的价值，是通过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中结下的果实来评定的，那些比较低等的蔬菜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是两年生的植物，也不过是根被培植好罢了，它们上头的枝叶往往被摘掉，如此一来，等到花朵绽放时，大多数人都认不出它们了。
我并不想制定什么规章限制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因为他们绝对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或许他们会建造比那些大富翁更豪华的房屋，比那些人更会挥霍，但却绝对不会因此穷困潦倒，我们不明白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如果人们梦想的这种人确实存在的话，我也不打算给另外一种人规定什么章程，他们从事物的真实状况中获得鼓舞和灵感，他们对现实的珍爱如情人一般热烈——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也属于这一类人；还有一些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甘之如饴，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现状，我也不会对他们说什么。我针对的只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有改善生活的能力，却只是有气无力地诉说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无休止地抱怨自己有多命苦。所有的事情，都能使他们叫苦连天，因为正如他们所说，自己是尽了职责的。在我心里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看上去很富有，实际上却是所有人中最穷的，尽管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去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它，结果他们将金银铸造成了镣铐，将自己禁锢起来。
若是我谈谈过去若干年中我曾希望如何度日，那些想法一定会让对我的情况比较熟悉的读者都感到意外，更会使对我完全不了解的读者大惑不解。所以，我只略微说说心头挂着的几件事情就行了。
无论天气如何，也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任何时候我都希望能及时改善自己当前的境况，并在我的手杖上刻上记号；过去和未来在现在这一刻交汇，我希望站在这个交叉点上，准备起跑。对于我表达上的含混晦涩，请大家多多体谅，因为我的职业有许多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秘密，并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是因为我这种职业有这样的特点。我很乐意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而“不准入内”这种字牌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门上。
很久以前，我的一条猎狗、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都不见了，直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它们。我向许多旅行者谈起过它们的情况、踪迹，描述什么样的呼唤能得到它们的回应。在我遇到的人中，有一两个曾听见过猎狗的叫声和马的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飞入了云层。他们就像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一样，急切地想要找回它们。
不仅要观看太阳的升起和黎明的到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看看大自然本身！在多少个严冬酷夏的黎明，我外出做自己的事儿时，我的邻居们都还没有起来呢！毫无疑问，我的很多同乡，比如那些在天蒙蒙亮时赶往波士顿的农民，还有出去干活的伐木工人，他们都曾碰到我办完事回来。的确，在太阳冉冉升起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出什么力，但我见证了太阳的升起，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城外，我度过了多少个秋天，又度过了多少个冬日，我试图听出有什么风声，一听到就把它传播开来！我几乎把全部资金都投入这里面，顶着寒风四处奔走，累得气喘吁吁。如果风声中的信息与两党政治有关，那一定会被作为最新消息登载到各大报刊上。另外一些时候，我守望在悬崖或树顶的观察台上，用电文发布每一个新到客人的消息；或者黄昏时分守候在山巅之上，静等夜色来临，好捕捉到一些什么——虽然我从未捕获过多少东西，但这不多的东西犹如“天粮”[20]，仿佛阳光一照就会消融殆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报纸的发行量并不理想，我写的那一大堆东西在编辑的眼里都是无用的，根本不适合发表——作家们肯定都时常碰到这种情形。我在写作上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得到的只是我付出的辛劳。不过，在这件事上，辛苦写作就是它本身的酬劳。
很多年来，我自认为是监察员，在督察暴风雪和暴风雨的岗位上尽忠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我测量的不是公路，而是森林中的小路和所有的近路，我要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峡谷上四季通行的桥梁我也测量，它们的便利早已被大众穿行的足迹证明了。
镇上的野兽我也看护过，它们总喜欢跳过围栏，使牧民吃够了苦头；农场里那些人迹稀少的僻静角落我也非常关注。不过，今天约拿斯或所罗门[21]在哪块地里劳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红色的越橘、沙地里的樱桃树、荨麻树、红松树、黑梣树、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我都浇过水，不然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它们就枯萎了。
总之，我这样做已经很久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工作上我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市民们根本就不会把我纳入公务员的行列，也不想给我个挂名职务，去领点儿微薄的薪水。我的账簿，我可以发誓我记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却从没有谁查对过，核准、付款、清账等就更不可能了，幸好在这件事上我从没上过心。
在我的居所附近住着一位著名的律师，不久前，一个流浪的印第安人跑来向他兜售篮子。印第安人问：“你想买篮子吗？”“抱歉，我不需要。”律师回答说。印第安人走出门去大叫道：“天啦，你们想让我们饿死吗？”看着他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十分富裕——干律师这一行只需将辩词编织好，随后财富和地位就会像变魔术一般都跟着来了——因此印第安人也在心里琢磨起来：我也要做些生意，编织篮子这样的活计我就能做。他以为，篮子编织好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应该是白人律师掏钱买他的篮子。可是他却不懂得，还必须使人有购买他的篮子的欲望，或者至少得让别人认为他的篮子值得买，或者他再制造一些能让别人觉得值得买的东西。我也编织过篮子，结构非常精巧，不过它并不能让人感觉值得购买。不过我自己认为，编织它们是值得的。怎样编织篮子才能更加让人们认为值得购买，我从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恰恰相反，我研究了怎样才能避免卖掉编织好的篮子。人人夸赞的所谓成功的生活，也仅仅是生活的一种而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夸赞生活中的一种而贬低另一种呢？
很显然，在市政办公大楼、教堂，或者其他任何别的地方的职位，市民们大概都不会留给我，因此我只能自己去找别的出路，于是我干脆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森林，反正那儿的一切我都很熟悉。我决定动用自己手头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积蓄，马上就开业，而不像通常那样先凑足资本再干。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或是大肆挥霍的生活，绝不是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我是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在那儿会少很多麻烦；如若不然，我肯定会因为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才能，做些傻乎乎的事情，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我一直竭力养成严格的经商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如果你做生意的对象是天朝帝国[22]，那么你在塞勒姆[23]港的某处海滨设一个账房就足够了。本国出产的各种产品，你都可以出口，比如那些地道的土产，加上许多的冰、松木，再加一些花岗石。这个生意肯定是非常好的。所有的事务，无论大小，你要亲自负责；领航员、船长、货主和保险商的职责，你要全部兼任。买进、卖出、记账等，你要一手包办；收到的每一封信你都要阅读，发出的每一封信你也要亲自起草或审阅；进口货物的装卸工作你要日夜监督；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几乎同时都需要你出现——装载货物最多的大船，经常把货卸在泽西[24]岸上；同时你还是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向远方发出讯息，联络所有停泊在海岸附近的过往船只；你有条不紊地将货物发送给一个海外的市场，它位于遥远的地方，有着不断增长的货物需求；你必须对市场行情十分熟悉，对各地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非常清楚，从而预测出贸易和文明的发展趋向——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采用所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再仔细分析航海图，将各处的暗礁、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都标注准确，并对所有的数据不断更新校正，因为若是计算上出现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使船只撞上礁石变得粉碎，另外，还有拉·贝鲁斯[25]的未知的命运。宇宙科学的发展，我们要步步紧跟，从汉诺[26]、腓尼基人，直到当今的所有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我们都要研究；最后，你要时刻登记库存的货物，才会明白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下。总之，上述种种绝对是一个辛苦的差事，是对一个人全部能力的考验——其中涉及的利润问题、亏损问题、利息问题、计算净重的方法等，一切都需要精确记录，若是没有渊博的学识根本应付不了。
我早就想过，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这里除了拥有四通八达的铁路线和兴隆的冰块生意外，还有各种其他有利条件，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口，有着良好的基础。虽然你必须到处打桩加固，但是像涅瓦河[27]上那样需要填埋的沼泽地这里是没有的——据说涅瓦河若是涨了水，在西风和冰块的助威下，能将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上冲走。
从一开始，我这个行业就没有必备的运营经费，这种每个行业都不可或缺的资金，我要如何才能获得呢？这可是个很不容易揣测的难题。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实际问题上来，比如衣服，我们往往因爱好新奇而购买它，还非常在意别人对它的看法，却忘记了考虑它是否实用。穿衣服的目的，应该被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首先是保持身体的热量；其次是在当今的社会中把身体遮盖起来，使其不至于裸露。接下来，他就可以权衡一下，在不给自己的衣柜添加衣服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拥有御用的裁缝专门为其制衣，可每套衣服通常只穿一次，所以穿上合身衣服的快乐他们很难体会到。他们只不过是挂着干净衣服的木架而已。我们的衣服却由于经常穿着而与我们浑然一体，从而具有了穿着者的性格，以至我们离不开它们了，正如无法丢弃自己的躯体一样，我们舍不得丢弃它们，总想像看病吃药一般做些补救，并且心情十分沉重。在我看来，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人并不低人一等；不过我相信，一般人都会为穿衣发愁，想要穿着时尚，至少也要干净整洁，而且不能有补丁，至于良心是否健全，他们并不在乎。实际上，即使衣服上有没有缝补好的破洞，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粗心大意而已。有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穿一条膝盖上打补丁的，或者线缝多缝了两条的裤子，谁会有这种勇气呢？大部分人似乎都认为，若是这样穿着，自己的前途就毁了。因此，他们绝不肯穿条破裤子进城，哪怕是瘸着一条腿去。一位绅士的腿受伤了，这很正常，也有办法治疗；可若是他的裤子破了，就没法补救了。因为真正受到人们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多，可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数不胜数。你将自己的最后一身衣服穿在稻草人身上，然后不穿衣服站在一旁，哪一个路人不是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前几天，我从一块玉米地经过，在那根戴着帽子、穿着衣服的木桩旁，我认出了这块地的主人。比起我上一次所见的，他饱经风霜，更加憔悴了。我听说有这样一条狗，若是陌生人穿戴整齐走近主人的房子，它就会狂吠；而小偷光着身体潜进来，它却服服帖帖的，一声不吭。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要是脱了衣服，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呢？若是大家都不穿衣服，你能明确指出在一群文明人中谁最尊贵吗？法伊弗夫人[28]曾由东向西环游世界，在即将抵达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准备去谒见地方长官的时候，她说，旅行时的服装应该换掉了，因为她“现在身处于一个文明的国度，这里的人们是根据衣着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中，一个人只要有了钱，穿着讲究，住得奢华，就能得到众人的崇敬。不过那些心怀崇敬的人，为数不少，说实话，应该给他们派去一个传教士才好。
一个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工作的人，穿着新衣服去上班根本没必要；穿旧的就可以了，哪怕它已经在阁楼上放了很久，上面沾满了灰尘。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比他的仆人穿旧鞋的时间还要长——假如这个英雄有仆人——光脚的历史可比穿鞋的历史久远多了，而英雄也可以赤脚走路。只有那些参加晚宴和出入议会厅的人才必须穿新衣服，他们的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就像那些地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然而，如果穿上短上衣和裤子，戴上帽子，穿上鞋子，便能向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有谁注意过自己的旧衣服——真的已经破烂不堪了，几乎变成做衣服的原料了，就算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说是做善事，也许他还会将它转送给一个比自己更穷的人，那个人倒可以说是富裕的。我认为，你不用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而要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职业。若是没有新的人，哪能做出适合他穿的新衣服呢？如果你想从事一份工作，不妨穿着旧衣服去试试吧。人所需要的是有所作为，而不是仅仅做一些事情，或者换句话说，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仅仅做点什么事。无论旧衣服多脏多破，或许我们根本不必添加新的衣服，就这样过下去，或经营下去，或航行下去，直到成功了，这时会感觉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如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一般。像鸟儿更换羽毛一样，人的换衣季节一定是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潜水鸟躲到僻静的池塘边褪换毛羽，蛇蜕皮、蛹破茧也是这样，全都是靠肌体内部的苦苦挣扎；衣服不过是披在最外面的防护膜而已，或者说是尘世中的烦恼罢了。如不是如此，我们又怎么扬起虚伪的风帆航行呢？而最终，我们将被自己和全人类的见解所唾弃。
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穿到我们身上，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没有外加物就不能生长似的。那些单薄而花哨的衣服，往往穿在身体的最外面，它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皮肤，根本不能算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剥下也不会给我们造成致命的伤害；那些厚一些的、经常穿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膜，或者说是皮层；衬衣则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是内皮，一剥下来肯定会连带皮肉，伤及性命。我相信，在某些季节里，所有的物种都会穿某种类似衬衫的东西。一个力求穿着简单的人，甚至在黑暗中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自己的身体，并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生活都紧凑周密，有备而无患。即使城市被敌军占领了，他也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空着手不慌不忙地走出城去。一件厚衣服的用处，抵得上三件薄衣服，消费者可以用自己能承受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一件能穿好几年的厚衣服5美元就能买得到，一条厚长裤只要2美元，一双牛皮靴要花1.5美元，夏天的帽子0.25美元一顶，冬天的帽子0.625美元一顶，或者花更少的钱，自己在家做一顶更好的帽子。若是一个人穿上用自己劳动赚来的衣服，哪怕他穷得叮当响，也会有聪明人向他表达敬意。
我打算定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而女裁缝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们说这种款式现在都不时兴了。”话语中对“他们”一词一点儿也没强调，好像她说的是某种非人的犹如命运女神[29]似的权威，于是我得到自己想要的款式就很难了，因为女裁缝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认为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听了这有如神谕的话后，我很快陷入了沉思之中，将话里的每一个字儿都细细琢磨了一番，以便弄懂它的含义，好找出“他们”与我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血缘”关系，以及“他们”在这件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语气回答她，而根本不强调“他们”二字：“真的，前段时间他们认为不时兴这种款式，不过这段日子他们又觉得时兴了。”她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的肩宽，好像我不过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种量法有用吗？我们不崇拜美慧三女神[30]，也不崇拜帕尔茜三女神，只崇拜“时髦女神”。在纺线、织布、裁剪上，她拥有绝对的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能引起全美国猴子的效仿。有时候我很绝望，在这个世上，要完成任何一件简单朴实的事情都离不开人的帮助。先通过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头脑里的旧观念挤压出来，使他们的双腿无法马上就站起来，这个时候，有些人的脑子里就会生出怪异的想法，至于是从何时放进去的卵中孵化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这些念头即使用大火也无法烧尽，因此你的一切辛劳都是白费劲。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记住，有一种埃及麦子是从一具木乃伊一直流传到我们手里的。
在艺术上，本国或他国的服装已经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从整体上看并不成立。现在，人们还是有什么就穿什么。就像在船只失事后漂到海滩上的水手，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越过时间或空间的距离又难免彼此嘲笑对方的服饰。每一代人都瞧不起老款式的东西，总是虔诚地追逐新式样。在我们眼里，亨利八世[31]或者伊丽莎白一世[32]的装扮就像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一样，十分可笑。只要不穿在人身上，所有的衣服都会显得十分古怪和可怜。除非穿衣人有严肃的眼光，能生活得真诚，否则就无法抑制住嘲笑，也不能尊重人们所穿的衣服。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突然肚子痛了，他那身五颜六色的衣服也会表达出这种痛楚的情绪。一个士兵中了炮弹，他那身被炸烂的军装也会同君王的紫袍[33]般高贵。
追求新式样这种稚气而又原始的趣味，如今的男男女女都有。这种趣味使许多人摇起了万花筒，眯起眼睛看了又看，希望能发现什么样的款式是现代人需要的。他们的趣味反复无常，对此制造商们早就心知肚明了。两种款式，无非是几根线条在颜色上有点儿不一样，可这一款衣服马上被买走了，而那一款却无人问津，到了下一个季节，被冷落的那款却成了畅销品，这种事情经常会有。相比之下，文身的习俗真算不上多可怕。事实上，文身只是在皮肤上刺花，并没有改变别的什么，根本算不上野蛮。
都说工厂体系是使人们有衣可穿的最好办法，对此我非常怀疑。技工们的状况越来越像英国工厂里的情况了，这也难怪，因为就我听来的或看到的情况来说，公司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就是多多赚钱，而不是让人们穿得更舒服更体面。从长远来看，人类终究会实现他们制定的目标。所以，尽管难以避免一时的失败，但目标还是定得高一些为好。
我必须承认，如今住所已经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在比这儿更寒冷的国度里，人们早就可以不需要住所也照样生活了。塞缪尔·莱恩[34]说：“拉普兰人[35]穿着皮衣，将头和肩膀套在皮袋子里，就能一夜又一夜地在雪地上睡觉——那种程度的寒冷足以冻死所有穿羊毛衣服的人。”“他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比别人更结实。”大概人类在地球上没生活多长时间，就懂得了住在屋子里更加舒适，家庭生活非常愉快，这句话原本可能指对房屋的满足感，超过了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的快乐；然而在某些地方，“房子”一词总是与冬天和雨季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只靠一把遮阳伞就能度过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而根本用不着房屋。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房子使人满足的说法就比较片面了，它只是偶尔适用而已。以前在我们这个地方，夏天的晚上只要随便盖点儿东西就可以了。在印第安人的记载中，一座棚屋标志着一天的行程，一排刻在或画在树皮上的小木屋代表着他们露宿的次数。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粗壮肢体、魁梧身材，因此他只能设法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用墙板圈出一个适宜生存的空间来。起先，人们裸着身体生活在户外；若是气候温和宁静，还能过得非常愉快，然而还有雨季和冬天，更不用提火辣辣的日头了。要不是人类及时建造好房屋躲了进去，或许早在萌芽阶段人类就已经被消灭了。传说中，在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用树叶遮蔽身体。人们都需要一个家庭，也就是一个暖和或舒适的地方，肉体上暖和了，才能去考虑感情上的温暖啊。
我们能够想象，在人类还处于婴儿期时，一些胆识超强、魄力十足的人爬进岩洞寻求遮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世界演变史在每个孩子身上都会重演，他们喜欢诗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也是如此。出于本能，他们玩造房子的游戏，玩骑竹马的游戏。有谁会忘记自己小时候窥探一个岩洞，或者接近一个山洞时的那种兴奋之情呢？祖先们的天性还留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从住岩洞开始，我们逐渐学会了用棕榈树的叶子、树皮和树枝编织成可以撑起的亚麻屋顶，又学会了建造茅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木瓦屋顶，直至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脱离了露天生活，忘记了它的样子，生活过得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居家化一些。从壁炉边走到旷野的距离，毕竟非常大。如果在度过白天和黑夜时，在我们和天体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挡，如果诗人没有在屋顶下滔滔不绝地说一大堆，如果圣人没有在屋子里住那么长时间，事情也许会好些。在岩洞里鸟儿不会唱歌，在鸽笼里鸽子也不会抚爱它们的纯真。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如果打算设计建造一所房子，要是他不能像我们新英格兰人这样精明一点，将来他难免会发现自己住的是一座工厂、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一座博物馆，或是一个救济所、一所监狱，或是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应该考虑一下，这样的栖身之所是否不可或缺。我在这个镇上看见过从佩诺勃斯科特河[36]流域来的印第安人，他们住在用薄棉布搭成的帐篷里，周围有大约一英尺深的积雪，我猜想若是积雪更深一些，能挡风的话，他们也许会更高兴。怎样诚实地谋生，并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正当追求，从前这个问题使我苦恼不已，幸好现在我已经变得相当麻木了。在铁路旁，我经常看见那种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晚上工人们会把自己的工具锁在里面，这使我想到：花上一元钱，那些生活困顿的人就能拥有这样一个箱子，在上面钻几个孔，使空气能够流通，在雨天或者夜晚就可以睡在里面，盖上箱盖，这样他的灵魂就获得了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爱自己所爱了。这个主意看起来不算坏，也绝不会遭到他人的鄙视。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坐一晚上不睡觉也无所谓；并且你什么时候想出去转转，都不会有什么房东或店主拦着你索要房租。许多人都在为一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支付租金，直到他们被烦扰到死；不过住在这样一个箱子里，他们是绝对不会冻死的。我可不是在讲笑话。虽然经济学一直受到轻视，但绝不能对它等闲视之。一个体格健壮、长年在露天生活的民族，曾经用大自然提供的几乎全部现成材料，在这里盖了一座房子，住起来非常舒适。戈金[37]是马萨诸塞殖民地主管印第安人事务的总管，在1674年他曾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屋顶盖着树皮，既干净整齐，又紧密暖和；那些树皮是在气候干燥的时节从树干上剥下来的，在树皮还是绿色的时候，用沉重的木头将它们碾压成一大块一大块的薄片……那些稍稍差点的屋子，屋顶盖着草席，它们是用灯芯草编织而成的，也很紧密很温暖，只不过没有树皮那样精美罢了……我还见过一些房子，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经常住在他们的房子里，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住宅同样暖和。”他还描述道，在这些房子里，嵌花的席子往往铺在地上或者挂在墙上，各种器具非常齐全，并且更加先进的是，他们在屋顶上开洞，挂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拉动它以调节空气流通。不得不强调的是，盖一所这样的房子只需一两天，拆掉它重新搭好也只要几个钟头而已；而且每一家都有一所这样的房子，或者在一座这样的房子中占有一个小间。
在野蛮原始的时代，每一户人家都有一所称得上最好的住所，他们那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完全能够得到满足。尽管飞翔的鸟儿都有巢[38]，狐狸都有洞穴，野蛮人都有棚屋，然而到了现在的文明社会，拥有房子的家庭还不到一半。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大都市里，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拥有住房。房子，这么一件遮蔽身体的外衣，冬天和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绝大部分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一笔租金，这笔钱足够你买下一个村子里所有印第安人的棚屋，如今却使那些租客们一辈子受穷。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比较租房与买房的优劣，而是想说明，野蛮人拥有房子是因为造价低廉，而文明人经常租房子是因为没有能力支付买房的钱；从长远来看，即使租房，也不一定能一直都付得起租金。也许有人会这样分析，文明人虽然贫穷，但只要付了租金就有地方住；比起野蛮人的棚屋，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就好比住在皇宫中一样。在乡村，每年只需要花费25～100美元，就可以租一所经过好几个世纪改良而建造出来的宽敞的房子，享受清洁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39]式的壁炉、内涂泥灰的墙面、百叶窗帘、铜制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玩意儿。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享受这些东西的所谓的文明人，总是因文明而贫穷，而那些享受不了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因野蛮而富有。如果文明使人类的生活条件获得了真正的改进——在我看来这话很有道理，虽然只有聪明人才能改进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那么必然证明，这种文明不用花费更多的钱就能建造出更好的房子。我将所谓的物价称之为生命中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需要马上付出，或者以后付出。在这个地区，大概需要花费800美元才能拥有一所普通的房子。一个劳动者可能要付出10～15年的生命，还不能有家庭拖累，才能攒够这笔钱——这是假设每个劳动者一天的劳动收入为一美元来计算的，因为有些人的收入高一点，就会有另一些人的收入低一点——所以通常情况下，为了买下一所“棚屋”，他必须支付自己大半辈子的生命。如果他是租房住的，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做了个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明智地根据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棚屋去换取一座皇宫吗？
或许有人认为，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子，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在我看来，对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仅仅是为他自己准备了足够的丧葬费而已，但是人不用自己去埋葬自己。然而，这却显示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一个重大区别。为了保存种族的文明，使种族的生活更加完善，有人为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可个人的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牺牲了。我想告诉大家，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我们已经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同时我还想指出，不用做出任何牺牲，我们也能得到许多利益。你说穷人总是与你同在[40]，你说父亲吃过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在发酸[41]，可这话有什么含义呢？
“主耶和华说，我用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必死亡。”[42]
我想起我的邻居们，那些康科德的农民，他们的境况起码和别的阶级的人一样好，可我发现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劳动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了，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当自己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都是他们继承下来的，不过都带有抵押权，也可能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不过是借钱买的——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看，他们三分之一的劳动就是房屋的代价——通常那一笔欠款他们还没有还清。的确，有时候农场的价值还没有它的抵押权高，结果农场本身就成了一个大包袱，但是最终总少不了继承人，因为正如这个人说的，农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在同估税官们交谈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做到一口气说出十二个拥有农场且没有债务的农场主。若是你想了解这些农场的实际情况，得去银行打听打听抵押的事情。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来偿清农场债务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若是有的话，他的名字也一定是每个邻居都知道的。依我看，在康科德找出三个这样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商人中的绝大部分，甚至97％，最终都会失败，农民也是一样。然而对于商人，有一个人说得非常恰当：他们的大部分破产都不是因为真的赔了钱，而是因为种种麻烦事儿未能遵守承诺；也就是说，诚信毁掉了。这就使得问题更加糟糕了，人们不由得想到另外那3％的人，或许将来他们也没法拯救自己的灵魂，同那些老老实实破产的人相比，他们的失败说不定更糟糕。破产、拒付债务，就好比一块块跳板，我们的大部分文明就从这些跳板上翻着筋斗，一个劲儿往上窜，只不过野蛮人仍旧站在饥饿这块没有一点儿弹性的木板上。米德尔赛克斯耕牛赛每年都会举办，而且总是热火朝天，仿佛农业这台机器的运转十分良好。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农民们总是绞尽脑汁，可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要复杂。为了挣点儿小钱，他们连牲畜投机生意也做。凭着娴熟的技艺，他用细弹簧设置好一个陷阱，试图捕获舒适和自由的生活，可是当他转身走开时，自己的一条腿掉进了陷阱。他贫穷的根源就在这儿。由于类似的原因，尽管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但比起拥有上千种安逸的野蛮人，我们全都是穷人。查普曼[43]在诗中写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伟大
天上的欢乐像空气般稀薄。
农民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不但没有富裕，反而更穷了，拖累他的就是他的房子。照我的理解看，针对雅典娜[44]建筑的一所房子，莫摩斯[45]曾用一句令人信服的话来表示反对：他说密涅瓦“造出的房子不能移动，这样若是碰上坏邻居，就没法躲开了”；还可以在这儿添上一句，我们的房子没有一点儿实用性，我们并不是居住在里面，而是被幽禁在里面；至于那位要躲开的坏邻居，或许就是我们自己的可以鄙视的“自我”。在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一两户人家是我认识的，他们几乎一辈子都在期盼着卖掉郊区的房子住到乡下去，可一直没能如愿，只能等到他们死的那一天，才能获得解放了。
就算那种配有各种改进设施的现代化的房子，大多数人最终都能够拥有或者租赁到，可是文明在改善我们的住房条件时，并没有使住在里面的人同样得到改善。文明建造出了一座座宫殿，可造出君王和贵族就没那么简单了。要是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更高贵，要是文明人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获取粗俗的必需品和舒服的生活上，那么他们有必要住比野蛮人更好的房子吗？
然而，那些贫穷的少数人过得如何呢？或许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一部分人的表面境遇高于野蛮人，而另一部分人的表面境遇却成正比地低于野蛮人。一个阶级的奢侈是以另一个阶级的贫困为基础的。这一边是皇宫，那一边就是救济所和“沉默无语的贫苦人”。那些法老的陵墓（金字塔）是几百万只吃得起大蒜的工人们建造的，这些人死时不见得能得到像样儿的埋葬。那些为皇宫修建飞檐的石匠，晚上大概会在比印第安人的棚屋还不如的小屋子里睡觉。如果有人认为，在一个处处文明的国度里，大部分居民的住房条件都不可能像野蛮人那样差，可就犯了大错。我说的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那些落魄的富人我还没提到呢。要理解这一点，不需要看太远的地方，只要看看铁路旁边，遍地都是简陋的棚屋，这里就是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角落。我每天散步经过那里，都能看到他们蜗居在肮脏的棚子里，整个冬天都敞着门，就为了透点亮光进来，也看不到什么取暖的火堆，这个东西只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出现过。由于长期挨冻受苦，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养成了蜷缩的习惯，因此，他们的身体永久地变形了，四肢和官能也停止了正常的发育。对这个阶级的人，我们自然应该公正地看待：这个时代里的所有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里，各种类型的技工身上，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情况。要不我再介绍一下爱尔兰的情况吧，在地图上，那个地方标注为白种人地区或开明地区。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的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或任何因未接触过文明人而没有退化的野蛮人做个比较吧。我绝对相信，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像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那样聪明有智慧。他们的状况只能表明，文明是与何等肮脏的东西并存的！现在我完全不用提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动者了，他们生产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自己却成了南方的主要产品。不过，我还是不把话题扯得太远了，只谈谈那些中等境遇的人吧。
好像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所房子意味着什么，尽管他们不应该穷，实际上却穷了一辈子，因为他们老觉得必须拥有一所跟邻居一样的房子。好比你只能穿裁缝为你量身定做的衣服，或者，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子逐渐丢弃了之后，你就开始感慨过日子太难了，因为你没有能力去买一顶皇冠！人们完全能够建造出比现有的更舒适、更华美的房子，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根本就买不起那样的房子。为何我们总是要研究怎样去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愿满足于少弄点东西呢？那些可敬的公民们，正儿八经地用自己的言行来教导年轻人：要在死之前早早就准备好几双多余的皮鞋和几把用不着的雨伞，还有空空的房间，用以招待那些想象中的客人。这样做有必要吗？为何我们的家具不能像印第安人那样，简单一点呢？民族的救星给人类送来了天神的礼物，被我们尊称为天国的使者，在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身后有没有紧跟的随从，有没有装满时尚家具的大车。或许有人认为，我们的家具应该更加复杂一些，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都超过了他们，这种说法我要是认同了，又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同？现在，家具堆满了我们的房子，将房子弄得一团糟，一位好主妇宁可把大部分家具扔进垃圾堆，也不想放着早上的活儿不做。早晨的工作啊！在奥罗拉[46]的红霞里，在门农[47]的音乐中，世人们该做什么样的早活儿呢？我在桌子上放了三块石灰石，每天都得为它们擦拭灰尘，这令我非常震惊，我脑子里的家具还没有时间擦拭呢，于是我迅速抓起它们嫌恶地扔出窗外。这样说来，我怎样才能有一所配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旷野里，因为只要没有人类在那儿破土，草叶上就不会有灰尘。
那些奢侈挥霍的人创设了新的时尚，引得芸芸众生趋之若鹜。一个旅游者住进一家所谓的最华丽的旅馆，他很快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旅馆的老板像招待萨达纳柏勒斯[48]一样招待他，要是他接受了这种盛情服务，很快自己的男子汉气魄就会完全丧失了。我想起在火车的车厢里，我们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奢华的装饰上，而不是出行的安全和便捷上，所以安全和便捷根本就谈不上，车厢就是一个时尚的客厅，配有柔软的长沙发、土耳其式的睡榻、遮光的帘子，还有上百种来自东方的饰品——这些玩意儿本来是为天朝皇帝的后宫粉黛们发明的，现在统统被搬到西方来享用，若是约拿单[49]听到它们的名称，都会觉得羞惭。我宁愿独坐在一个大南瓜上面，也不想去和别人挤着坐天鹅绒的垫子。我宁愿坐着一辆牛车，自由地漫游人间，也不愿躺在花哨的火车车厢里，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飞向天堂。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赤身裸体，简简单单地生活着，那至少有这种好处：人依旧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在吃饱睡足、元气恢复之后，他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他住在天地间的帐篷下面，或穿过峡谷，或越过平原，或攀上高山。然而，看吧！人类已经成为自己工具的工具了。从前肚子饿了就独自摘果子吃的人，变成了农民；原先在树荫下歇脚的人，变成了管家。我们再也不会夜间露宿，而在大地上安居，结果忘记了苍穹。我们信仰基督教，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盖好了家宅府邸，接着还要修建墓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人类为了挣脱这种情形和解放自己而做的努力，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是让这种卑微的境遇变得舒服一点，而将那些高级一些的境遇全都遗忘了。的确，美术作品在这个村子里没有立锥之地，即使有某些作品传下来，我们的生活、房屋或者街道也没法为它提供合适的陈列处。想要挂一张画，却找不到一个钉子，想放一座英雄或者圣人的半身像，也没有一个台架。我们的房子是怎样建起来的？钱款付清了还是没有付清？房子的内部经济是怎么回事儿？每当我想起这些问题，就不禁暗自纳闷，在客人对壁炉上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赞不绝口的时候，地板为什么没有塌陷下去，让他掉进地窖里，落到某块坚实的地基上呢？世人总是在追求那种所谓的富贵而优雅的生活，对此我不能视而不见，但那些点缀生活的艺术品，我根本就欣赏不了，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人们的追求奋斗上了。我想起人类肌肉所能达到的最高跳高纪录，是某些流浪者创造的，据说他们可以从平地跳起25英尺高。一个人跳到这样的高度之后，若是没有东西支撑，最终还是要落到平地上来的。所以，我想向那些不适当产业的所有者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支撑着你的人是谁？你是失败的97人中的一员呢，还是剩余的3个成功者之一呢？请先回答上述问题，之后我或许会欣赏一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发现它们不过是些用于装饰的东西。在马的前面套车，既不美观，也不实用。我们想用漂亮的饰品装潢房子，就得先剥掉一层墙皮，其实也将我们的生命剥掉了一层，此外还得有出色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石。要知道，审美观大多是在室外培育出来的，在户外是不会有房子和管家的。
在《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老约翰逊[50]谈到了与他同时代的这座城市最早的移民，他说：“小山坡是他们最早的栖身之所，他们在那里挖掘窑洞，将泥土堆在木材上面，在堆得最高的那一边生起冒着浓烟的火来烘烤泥土。”他说他们“并不修建自己的房子”，直到“有了上帝的恩赐，土地为他们送来的面包足以养活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寥寥无几，迫使“他们节省口粮来熬过一个漫长的季节”。1650年，新尼德兰州[51]的州秘书长用一段荷兰文向打算移民那里的人们详细介绍说：“那些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一开始是没法照着自己的想法去修造农舍的，便只能在地上挖个四方形的坑，像个地窖似的，深度有六七英尺，长度和宽度则视情况而定，他们自己满意就行，接着在地坑的四壁装上木板，为了防止泥土从板缝中渗漏出来，他们还用树皮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挡住接缝；再铺上木头地板，做个天花板，然后架起一个圆木制成的屋顶，顶上盖上树皮或草皮，所有这些完工之后，他们一家人就可以住进来了，在这么个温暖而干燥的屋子里住上两年、三年，甚至四年，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地窖里还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至于有多少间就要看这个家庭的人数了。在殖民初期，新英格兰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必将时间浪费在建造房子上，以免下一个季节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二是不让他们从本国招来的大批苦力感到灰心气馁。过上三四年后，这儿的土地已经适宜耕种了，他们再花上几千元钱，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辈采用这样的做法，起码说明他们非常谨慎，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先满足当前最急需的。然而现在，我们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一想到要为自己置一所豪宅，我就灰心丧气了，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类文化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减少我们的精神食粮，减得比祖先们节省下来的口粮还要多。这并不是说在最原始的阶段，所有建筑的装饰几乎可以完全忽略掉，而是说我们可以将房子里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装饰得漂亮一些，就好比贝壳的内壁，要美一点但又不能过分花哨。可是，上帝啊！我曾走进过一两所房子，瞧过它们的内部装修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自然，今天的我们完全没必要倒退到去住窑洞、棚屋，或者穿兽皮的地步，还是应该接受人类文明和工业发展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毕竟这些都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换来的。在我们这个地区，比起可以居住的窑洞、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黏土或者平整的石板等，木板、木瓦、石灰和砖头则更容易得到，也更加便宜一些。我谈这件事还算内行吧，因为我很熟悉它，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只消稍微动动脑子，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材料，变得比当今最有钱的人还要富裕，并让我们的文明变成一种祝福。文明人其实就是野蛮人中更有经验、更聪明的那一部分人。下面，还是让我赶快来说说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3月份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畔的林子里，开始砍伐我建房所需的上好木材，它们是一些高大的像箭一样的树龄并不长的白松树。刚开工的时候，总免不了四处借东西，但这或许也是最好的办法，吸引朋友们对你的事业的兴趣。我借斧头的时候，它的主人说，这是他最珍爱的宝贝疙瘩；然而我还回来的，却是比借出时更加锋利的斧头。我在一个景色优美的山坡上劳动，透过布满山坡的松树林，我可以望见瓦尔登湖，还能望见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上面长满了小松树和山核桃树。冰封的湖面有几处化开的地方，但整体上还没有消融，看起来黝黑一片，还渗出水来。我在那里劳动的几天中，还下了几场小雪；然而在我出了林子，沿着铁道赶回家时，途中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连绵起伏的黄沙堆。沙堆在灰蒙蒙的雾气中微微闪烁，而铁轨则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我听见云雀、小鹟以及其他鸟儿在欢叫，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一年的来临。那是大地春回的快乐时光，令人厌恶的冬日正与冻土一起消融，而那些蛰伏起来的生命则开始舒展身姿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脱落了，于是，一段青绿的山核桃木被我砍下来做成了楔子，我用石块把它嵌入斧头的榫眼里，接着又将整个斧头浸入湖水里，以便楔子能够涨大一些。这时，我发现一条花蛇窜入湖中，潜在水底，没有丝毫的不自然。我在那儿待了一刻钟还多，这条蛇竟然一直没有游走，大概它还没有彻底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吧。在我看来，人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仍然停留在目前这种低级而原始的状态中；但是，春能使万物复苏，如果人类感受到春的威力，就必定能升华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之前，在霜冻的清晨，我在路边曾见过一些蛇，它们的部分躯体还是麻木的，很不灵活，等着日出来唤醒它们。4月1日下雨了，冰融化了，这一天大半个早上都笼罩在浓雾之中，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在湖上徘徊，好像迷了路，它哀鸣着，又像是雾的精灵。
就这样，我一连劳动了好几天，用那柄不起眼的斧头砍伐木料，砍削立柱和椽子，我可没有什么值得告诉大家的，或者学者式的思考，只是随兴哼唱——
人们总说自己见识广博；
看吧，他们扑打着翅膀——
艺术啊，科学啊，
还有成百上千种技艺啊；
只有这阵吹过的风，
才是他们的全部所知。
我将主要的木料削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立柱只削两侧，椽子和地板木料只削一面，剩下的几面都保留着树皮，这样一来，它们平直得像锯子锯出来的一样，而且更加坚实。由于我又借到了一些工具，所以我在每一根木料上都凿了榫眼或削出了榫头。通常，林中的白昼并不长。多数时候，我带着黄油面包当午餐，中午时分，坐在我砍下的绿色松枝上，读着包裹面包用的报纸，连面包也染上了松树的香味，因为我的手上沾满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完工之前，我就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虽然我砍伐了几棵松树，但它们并没有怨恨我，而是与我更加熟悉了。有些时候，我伐木的声音引来了林中闲游的人，我们就坐在砍下的碎木片上愉快地闲聊。
我干活并不着急，只是尽力去做罢了，直到4月中旬，我的房子才有了初步的框架，可以竖立起来了。詹姆斯·柯林斯是一个爱尔兰人，在菲奇伯格铁路上工作，他有一所被公认为非常不错的棚屋。我买下了这所房子，打算使用它的木板。我去看房的时候，他外出了。我沿着房子转了一圈，因为窗户很深也很高，所以最初屋子里的人并没有发现我。房子不大，屋顶呈尖尖的三角形，别的地方没什么可看的，周围堆积的垃圾足有5英尺高，就像一堆肥料一样。屋顶被太阳晒得变形了，许多地方都翘了起来而且变得很脆，但它还是整所房子最完好的部分。没有门槛，不过门板的下面有一条通道是专供母鸡自由进出的。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请我进屋去看看。我刚走近，母鸡们就吓得钻进屋里了。屋子里很昏暗，大部分地板都很脏，而且潮湿发黏，摇摇晃晃的，东一块西一条地乱放着，根本经不起挪动了。她点燃一盏灯，为我照亮屋顶的边角和四周的墙壁，还有一直铺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并提醒我不要踩进地窖，其实那就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地洞。用她的话说，“屋顶和四周的木板都很好，还有一个窗户也是好的”——原本是两个方框，最近从那儿进出的只有猫儿。屋子里还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块可以坐人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里的婴儿，一把丝绸的遮阳伞，一面镀金的镜子，一个钉在小橡木上的新咖啡磨。这些就是全部家当了。詹姆斯回来了，这笔生意很快就做成了。我得在今晚付出4.25美元，而他则要在明天早上5点钟搬走，不能再把房子转卖给任何人了；6点钟，这所房子就属于我了。他嘱咐我最好早点来，免得别人找机会在燃料和地租上提出某些含含糊糊且不讲道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除了这，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麻烦了。6点钟的时候，我在路上与他们一家人相遇了。他们带着一个大包裹，里面装着全部的家产——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少了那只猫；它跑进树林去当野猫了，后来我听说它踩了诱捕土拨鼠的机关，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这天早上，我就开始拆卸小木屋，将钉子拔下来，用小车把木板一车一车地运到湖边，让它们在草地上暴晒，以便恢复原来的形状。在我驾车驶过林中小路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还给我唱了一两支小曲。年轻人帕特里克却阴损地对我说，在我装车走的间隙，那个叫西莱的爱尔兰邻居将那些还能用的、直的、能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墙头钉——全部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来看着那一堆废墟，心中充满盎然的春意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说：“没有什么事做啦。”此时此刻，他作为观众的代表，使得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看起来像是特洛伊城[52]众神的撤离一样。
以前曾有一只土拨鼠在向南倾斜的山坡上打过地洞，如今我在那里挖掘我的地窖，我刨出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没有植物根茎残留的地方，那是一片优质的细沙土，约有6英尺见方，7英尺深，土豆藏在里面，无论冬天多么寒冷也不会被冻坏。地窖的内壁是倾斜的，没有砌石块；但阳光照不进这里，所以沙土不会坍塌下来。我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活计。我对这种掘土挖洞的活儿非常感兴趣，因为无论在哪个纬度上，人们只需挖进土里就能得到同样的温度。在都市中，豪宅的下面也有地窖，他们像古人一样将块根植物储藏在里面，即使将来上面的建筑变成了废墟，后代人也能在地皮上找到它遗留的凹痕。所谓房子，无非就是通往地洞的一道门廊而已。
5月初的时候，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的房子的框架竖起来了，其实用不着请他们帮助，我只是借这个机会增进一下与邻居的感情。竖立好屋架，令我备感荣耀。我相信，注定有那么一天，大家会一起去建造更高的建筑。7月4日，屋顶已经装好了，木板也钉齐了，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一块叠一块地扣在一起，完全可以遮风挡雨了，于是我正式住进了我的屋子。在钉木板之前，我用两车石块在屋子的一边砌好了一个烟囱的底座，这些石块都是我亲手从湖边搬上山来的。直到秋天锄完庄稼地之后，气候已经到了必须生火取暖的时候了，我的烟囱才完工——这之前我通常都是一大早就在野地里做饭，我认为比起一般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加方便，更加惬意。要是刮风下雨了，而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那我就拿几块木板挡在火堆上，自己躲在木板下看着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那段日子我要干许多活儿，没有什么读书的时间，不过即使是地上的破纸，甚至是端菜的布垫或者桌布，也能给我带来无限的乐趣，这同阅读《伊利亚特》的感受没什么不同。
虽然我盖房子很周密谨慎，但若是更加细心一点也是值得的，比如说，考虑考虑在人性之中，一扇门、一个窗户、一个地窖或者一间阁楼有着什么样的基础，或许，在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你永远也不必建造除了目前需要之外的任何上层建筑。人为自己盖房子，与鸟儿筑巢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有谁知道呢，如果人类都亲手建造自己的房子，并且俭朴老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一家人，那么诗歌的天赋就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就像鸟儿鸣叫的时候，歌声响彻云霄一样。但是，唉！我们倒是像燕八哥和杜鹃，飞到别的鸟儿筑的巢里去下蛋，还发出叽叽喳喳的刺耳叫声，让过往的行人听了都感到很不舒服。难道说我们永远放弃了建造的乐趣，只剩下木匠能享受它了吗？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经验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涉足的多个行业中，一个人从事为自己盖房子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都属于社会这个大团体。裁缝只占人的九分之一；人们同样还可以当传教士、商人和农民。要分到什么程度这种分工才会停止呢？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的思考也能让别人来代替了；然而，若是他替我思考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考，这样可不好。
的确，所谓的建筑师在这个国家也有，至少我曾听说过一位建筑师，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筑物上的装饰应该具有一个真实性的核心，一种必要性，因而产生一种美，似乎这是神灵启示他的。也许从他的想法来看，全都是很不错的，其实他只不过比那些普通的业余爱好美术的人高明了一丁点儿。一个在建筑上跟着感觉走的改革者，他从飞檐着手，而不是先打好基础。照他的观点，一个真实性的核心只放在装饰里面，这就像一粒杏仁或一颗葛缕子嵌入每一颗糖里面一样——但是我认为不用糖，只吃杏仁对健康更有益——他并没有考虑到居民，那些住在房子里的人，可以把房子里里外外都建造得很好，至于各种装饰让它们顺其自然就行了。理智的人都会把装饰只当作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就好比乌龟的斑纹外壳，贝类拥有珍珠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一样，哪里还需要签订什么合约呢？一个人跟他拥有什么建筑风格的房子没有关系，就像乌龟与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绝不会无聊地在军旗上涂抹表现自己骁勇的确切色彩，因为敌人肯定会发现的。一旦到了考验的时刻，他就要面如土色了。在我眼里，这位建筑师仿佛在飞檐上俯瞰里面那些粗俗的住户们，羞涩地对他们嘀咕着自己半真半假的话，其实他还没有住户们知道的多呢。我知道，现在我所见到的建筑学的美，是由内而外逐渐生长出来的，是在满足住户的需要和性格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住户才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没有觉察到的真实和崇高，至于外表是从不考虑的。如果说这种美注定会产生的话，那么此前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生命之美。正如画家们都了解的，在这个国家里，普通的穷苦人的住宅往往是最有趣味的，那些简陋的木屋和农舍，没有一丁点儿装饰；房子是人的外壳，壳里面的居民生活才能使这样的住宅别具风姿，这一点在房子的外在装饰上是体现不出来的。市民建在郊区的那些箱子形状的木屋也同样有趣，他们生活得如想象中一样简单随意，却并不去追求什么建筑风格。大部分的建筑装饰都只是徒有其表，9月份刮起一场大风就可以将它们全部刮走，就像吹落借来的羽毛扇子[53]一样，而房子本身不会受到一丁点儿损坏。那些不在地窖里贮藏美酒和橄榄的人，不懂得建筑学也照样能过。假如在文学上也同样一心追求装饰风格，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圣经》的建筑师将大量的时间花在飞檐上，就像教堂的建筑师那样，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纯文学、艺术学以及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装模作样的。诚然，要把这几根木棍子斜着放在他的上头还是下头，应该用什么颜色去涂他的箱子，这是谁都非常关心的问题。说实话，将木棍子斜着放，给箱子涂上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如果精神已经不在肉体里了，那就等于是在为自己打造棺材了——这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无非是“棺材匠”的另一种称呼罢了。有人说，若是你处于失望之中，或者你冷漠地看待人生的时候，就从脚下抓起一把泥土吧，然后用这种颜色去粉刷自己的房子。他想起自己那最后的狭小的屋子了吗？那么掷个硬币来选择一下吧。他肯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你干吗要抓起一把泥土呢？还不如用你自己的肤色去粉刷房子呢；使房子颜色苍白或者为你害羞变红好了。这是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大创举！等你为我的住房准备好了装饰，我就会用上它们。
我在入冬以前造好了一个烟囱，并将一些从原木上砍下的薄片钉在屋侧，因为那里根本挡不住雨水。那些薄片饱含着树汁，而且非常粗糙，我只好用刨子将它们的边缘刨平整。
就这样，我有了一所房子，它由木板严严实实地钉合而成，墙壁抹有灰泥，屋顶盖有木瓦，它宽10英尺，长15英尺，门柱高8英尺，除此之外，有一个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边开了一个大窗户，有两个活动的天窗，有一个大门在房子的尾端，门对面是一个用砖砌成的火炉。我盖房子的准确费用，只需计算所用材料的市价，不用计算人工，因为所有的活儿都是我自己干的，我将费用总数列成了下面的清单。我写下这么详细的清单，是因为能够精确计算出自己的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的人非常少，而能够说清楚盖房子的种种材料的价格的人几乎找不到，就算是能找出来，也是极其稀少的——
木板 8.035美元（大部分是旧棚屋的板子）
屋顶及墙壁用的旧木板 4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带玻璃的旧窗 2.43元
一千块旧砖 4美元
两箱石灰 2.4美元（买贵了）
毛发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铁片 0.15美元
钉子 3.9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门闩 0.1美元
粉笔 0.1美元
搬运费 1.4美元（大部分是自己背的）
总计 28.125美元
上面就是盖房子的所有材料，不过并没有包括原木、石头和沙子，这几样材料是我依照政府规定的在公地上盖房子应享受的权利得到的。此外，我还搭了一间小坡屋，所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盖房子时剩下来的。
我打算给自己造一所宅子，它比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所宅子都要宏伟华丽，不过它还要能像现在这所房子一样使我高兴，并且造价也不能比这所房子高。
由此发现，想找个住处的学生，只需要付出比他现在每年的房租还要低的价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受用终生的房子。要是认为我这话有些夸大，不符合实际，那我的解释是：我是为人类夸大，而不是为了自己；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并不会对我言论的真实性产生影响，尽管我身上也有不少虚假和伪善之处——就像麦子很难去掉糠秕一样，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深感遗憾——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挺直腰杆，自由地呼吸，这对身体和心灵都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并且我下定决心不会做魔鬼的代言人，而要努力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54]，一间学生宿舍只比我的房子稍微大一点儿，每年却要收取30美元的租金，而那家公司[55]却占了大便宜，在一个屋顶下盖了并排的32个房间，因为邻居太多了，环境嘈杂，租客也许只能住在四层楼上，很不方便。我不禁这么想，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求，因为其实人们早就接受过许多教育了，而且大部分为受教育而支付的费用也可以减掉了。在剑桥或者其他学校，学生为了获得本应该拥有的便利，花费了自己的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其实，如果这种事情双方都能处理得当，只需花费原来的十分之一就足够了。花钱最多的东西，绝对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如，在一学期的账单上，学费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是学生们获得的更有价值的教育，却是来自于和最有教养的同时代人的交往，而这不用花一分钱。建立一所学院的最通常方式，就是找人募捐，募集多少元多少分，接着便极端盲目地按分工的原则去做，这个原则其实必须谨慎去从事才行——于是，一个承包商被招来了，不过他只把这件事当成投机生意来做，他雇佣了爱尔兰人或是其他的一些工人，然后就正儿八经地奠基开工了，接着，学生们只好凑合着住进去，据说早晚能适应；因为这么个错误的决策，一代又一代的人只能掏钱付学费。我认为，如果那些学生或者那些想从学校获益的人，能自己动手奠基开工，情况一定会好很多。根据通行的各种制度，学生们避开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清闲，其实这种清闲是不光彩的，也是毫无用处的，至于那种能使这样的清闲变成丰富收获的经验，他们一点儿都没有学会。“但是，”有人说，“你该不会是想让学生们都去干活，而不用动脑筋了吧？”这是对我本意的误解，他们应该多思考一下我所主张的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将生活当成游戏，或者只是研究一下生活，却还要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去供养他们，而应该由始至终都认真地生活。年轻人只有马上投身于生活实践之中，才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在我眼里，要想像数学一样的锻炼他们的心智，就只能这样做。打个比方，如果想让一个孩子学会一些科学知识，通常都是将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除了不教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外，我是不希望用这种老路子教导孩子的——那只是用望远镜或者显微镜去观察世界，却从不教他用肉眼来看世间万物；研究了化学，却从没学习过面包是怎么做成的，需要哪些技艺，也没学过怎样去挣面包；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发现自己眼中的微尘，或者发现不了自己是某一个流浪者的卫星；或者说他在一滴醋酸中观察怪物，自己却要被周围的怪物吞噬了。如果一个孩子将自己所需知道的知识都从书本上找出来，自己去挖铁矿石，又亲自熔炼它们，最终就能为自己打造一把折刀；而另一个孩子坐在学院里听有关冶金的课，同时又收到了一把父亲送给他的罗杰斯牌折刀，试想一下，过上一个月，哪个孩子的进步会更大呢？最可能被折刀划破手指的又是哪一个孩子呢？……令我万分吃惊的是，在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据说我就学过航海学了——天啊，只要我到港口上转上几圈，就能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即使最穷的学生，也学过政治经济学，不过这只是被大学教授教过而已，至于生活经济学，这个哲学的同义词，在我们学院中还从没有被认真教过。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儿子正在研究亚当·斯密[56]、李嘉图[57]和萨伊[58]的经济学说时，他的父亲却背负着无法摆脱的债务。
就像我们的学院，搞了上百种“现代化的改进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抱有幻想——其实并不总能取得积极的进步。魔鬼早就投资入股了，后来还进一步注资，接着就不断地要求给他算复利，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总是些好看的玩具，只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吸走，使我们无法专注于严肃的事情。它们只是提供一些手段用以改进那些毫无改进的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很早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像直通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火急火燎地要修一条从缅因州直通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说不定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值得发电报呢。就好比一个男子，热切地希望能与一位耳聋的贵妇人谈谈，可等到他被引见了，贵妇人助听器的一端也放在他的手中，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什么话要对贵妇人讲。似乎主要的目的就是快点说，而不是说得清楚合理。我们急切地期盼着在大西洋底部修一条隧道，使得从旧世界到达新世界花费的时间缩短好几周，可是最先传入美国人的大耳朵里的消息，也许是阿黛莱德公主患了百日咳。总之，那个骑着马儿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肯定带不来最重要的消息，他又不是福音教徒，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蜂蜜[59]。我猜想，飞童[60]肯定从没有运过一粒谷子去磨坊。
有人对我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何不存点钱。你喜欢旅游，应该今天就坐上汽车，去菲奇伯格见见世面啊。”不过我的想法更聪明一点，我知道步行是最快的旅行。我对朋友说，要不我们来试试看，谁先到达那儿。路程是30英里，车费是0.9美元，这大概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过去工人们在这条路上干活的时候，一天的工钱是0.6美元。好吧，我现在就开始走了，天黑之前就能到达那儿。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用这样的速度旅行的。我在路上的时候，你正在挣车费呢，明天的某个时间你也到达了，要是你运气好，能早点找到一份工作的话，也可能今晚就到了。但是，你不是去菲奇伯格，而是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儿工作。所以呢，即使这条铁路能绕地球一圈，我想赶在前面的还是我；至于见见世面，增加点阅历等，那我真应该和你彻底绝交了。
这是没有人能斗得过的普遍的法则，就连前面提到的铁路，我们也可以说它有多宽就有多长。建一条能让人类绕地球一周的铁路，就相当于将地球的表面铲平了一样。人们糊里糊涂地认为，只要他们的合股经营继续下去，铁锹不停地挖下去，最后火车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而几乎不用花费什么时间和金钱。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火车站，列车员大喊着：“旅客们上车吧！”等到黑烟被风吹散，一团团浓密的蒸汽喷出来，这时才能看清楚，坐上火车的只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被火车碾过去了，这就被称为“一件可悲的意外事件”，事实上也是。毋庸置疑，挣到了车费的人，最后还要能坐得上车，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他们还活着。不过话说回来，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心情不好，不想去旅行了。一个人为了在生命中最不宝贵的那段时间里享受到一点儿值得怀疑的自由，就用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一段时光去赚钱，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以后可以在英国生活得像个诗人一般，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其实，他最应该做的就是马上住进小阁楼里。“什么！”100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木屋里伸出头来大喊，“难道我们修筑的这条铁路不好吗？”我回答道，当然，比较起来看是好的，也就是说，也许你们会干得更差呢；不过，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至少比挖土掘地要好。
在我的房子竣工以前，我想通过老实且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赚点钱，10美元或者12美元，以供我额外的开支。于是，在屋边大约两英亩半的沙地上，我种了点东西，大部分是蚕豆，剩下的有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占的土地总共有11英亩，大多种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个季度每英亩的出产卖了8.08美元。一个农民说，这块地“啥用都没有，只能养几只吱吱叫的松鼠”。我从没给这块地施过肥，也没有它的所有权，只是一个合法的居住者，我不打算种这么多地，就没有一下子锄完全部的地。我在锄地的时候挖出了许多树根，足够我烧很长的时间，我在一些树桩周围留下了几小圈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到了夏天，种在它们周围的蚕豆长得格外茂盛，望一眼就能区别出来。至于我其余的燃料，则来自于房子后面那些枯死了没人买的树木和湖面上漂过来的木头。除了亲自扶犁以外，我不得不租了一套马匹来耕地，还雇了一个人帮忙。第一季度，我在工具、种子和用工等方面的农场支出总额为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送的。其实种子花不了几个钱，除非你打算种很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61]蚕豆、18蒲式耳土豆，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没有收成，因为种得太晚了。农场的全部收入为：
23.44 美元
扣除支出 14.725美元
结余 8.715美元
除去我消费的产品外，当时我的手上还存下了一些农产品，按市价大约值4.5美元——用这笔钱去购买我所需要的而自己又没有种植的蔬菜，还能有剩余呢。经过通盘考虑，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这个实验只花掉了我很短的时间。正是因为时间很短，我相信自己今年的收成超过了康科德的每一个农场主。
到了第二年，我做得更好了，因为我将自己需要的全部土地都犁了一遍，大约有三分之一英亩。有了这两年的经验，那些有关农业的巨著压根儿就吓不倒我，哪怕是亚瑟·扬[62]写的。我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如果生活简单，只吃自己种的粮食，而且需要多少粮食就种多少，也不贪心地拿粮食去换取更加昂贵、奢侈的东西，那么他只用耕种几平方杆[63]的土地就足够了；用铁锹翻地比用牛耕地要便宜多了，还可以每次换一块新地，这样就不必不停地给旧地施肥了。只需将夏季空闲的时间挪出一点点，就可以将所有必要的农活都干完。如此一来，他还有必要像今天的人们那样，将自己与一头公牛，或一匹马、或一头母牛、或一头猪拴在一起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讲话不带任何偏见，对于目前的社会经济和各种措施我并不感兴趣。比起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我更具有独立性，因为我没有将自己禁锢在一座房子或者一个农场上，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这种想法在每一分钟里都在变化着。何况我的日子比他们好多了，哪怕我的房子着了火，或者庄家歉收了，我照样能过得跟以前一样好。
我常常在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牧人，只不过人享受的自由更多一些。人和牛是交换劳动，倘若我们只考虑必需的劳动，那么牛占有更大的优势，它们的农场也比我们的大多了。人要割上6个星期的草并晒干，以此作为交换劳动的一部分，这可不是容易做的事。当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的生活都很简单的国家，或者说一个哲学家的国度，会犯下这种驱使牲畜去劳动的大错。确实从未有过，将来也未必会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家，即使有了，我也不敢肯定它是令人满意的。不过我可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叫它替我干它能干的任何活计，因为我害怕把自己变成了马夫或者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能受益多多，那么我们能确信一个人的收益不是另外一个人的损失吗？难道能保证马倌跟他的主人一样满意吗？即便有些公共工程在没有牛马帮助的条件下很难完成，从而得让人类与牛马一起分享这种荣耀。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由此认为，人不可能用更加匹配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事情呢？有了牛马的帮助，人们开始做那些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艺术感，还奢侈无用的工作，这时候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少数人不得不去和牛马交换劳动，或者说，这一部分人变成了最强者的奴隶。因此，人不仅为自己内心的牲畜工作，而且作为这一方面的一种象征，还为自己身外的牲畜工作。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砖瓦房或者石头房，然而一个农民是否富裕，还得瞧瞧他的牲口棚比他的住房大多少。据说这个地区最大的房子，都是供耕牛、奶牛和马居住的；公共建筑在这一方面也毫不逊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可供人们言论自由或者信仰自由的大厅却非常少。国家用高楼大厦来为自己建造纪念碑真是不应该啊，为何不用抽象的思维能力去纪念呢？一卷《对话录》[64]绝对比东方各国的所有废墟都令人心驰神往！高塔和寺庙只是君王的奢侈品。一个思想纯朴、心灵独立的人绝不会听从君王的旨意去做苦工，天才绝不会是任何君王的侍从，哪怕金子、银子或者上品的大理石也无法使他们动心。上帝啊，请告诉我，捶打这么多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在阿卡狄亚[65]时，就没有见过任何人捶打石头。许多国家都沉溺于疯狂的野心里，想留下一大堆雕琢过的石头来使自己流芳百世。若是在雕琢自己的风度上，他们也花费同样多的心血，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比起高耸到月球的纪念碑，一件理性的事情更值得流传下来。我更喜欢石头留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像底比斯[66]那样的宏伟是俗不可耐的。一座有100个城门的底比斯城，还不如围绕着老实人的田园的那一平方杆的石头墙合理呢，因为它早就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一个国家开凿的石头，大多用来为自己修建墓地了。它将自己给活埋了。至于金字塔，根本算不上什么奇迹，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忍受屈辱，甚至耗尽一生的精力，就为了给某个野心勃勃的笨蛋修建坟墓。其实，这个笨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叫野狗吃了尸体，这样还显得聪明一点，有点男子汉的气魄。本来我可以为他们和他编造一些借口，不过我可没这个时间。至于建筑师们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修建的是埃及神庙还是美国银行。成本总是比实际价值要大。虚荣是主要动力，对大蒜、面包和牛油的热爱则是助手。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追随维特鲁威[67]，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份图纸，随后将其交给了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这份被俯视了30个世纪的东西，如今却得到了人类的仰视。镇上曾有个疯子要挖一条通向中国的隧道，他已经挖掘很深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他都已经听到了。不过，我绝不会违心地去称赞他挖的那个地洞。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他们都想知道是谁建造的。不过我更愿意了解，当年有谁不想建造这些玩意儿——谁眼光更高，根本不屑于做这些无聊的事。不过，我还是继续去做我的统计吧。
当时，在村子里，我做过测量，也做过木工，还做过其他一些杂活，我会的行当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我总共挣了13.34美元。够我从7月4日到第二年3月1日共8个月的生活费，这是根据当时的物价估算出来的。虽然我在那里一共生活了两年多——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为数不多的玉米和豌豆，也不算结账那天我手上存货的市值，这8个月的具体开销如下：
米 1.735美元
糖浆 1.73美元（最便宜的那种）
黑麦 1.0475美元
印第安玉米粉 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 0.22美元
面粉 0.88美元（比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白糖 0.8美元
猪油 0.65美元
苹果 0.25美元
苹果干 0.22美元
甘薯 0.1美元
一只南瓜 0.6美元
一只西瓜 0.2美元
盐 0.03美元
不错，我确实吃掉了8.74美元，不过，我的大部分读者都跟我有同样的罪过，他们的账单若是公布出来，肯定不会比我的好多少，如果这一点不是我早就知道的，那么我一定会为公布自己的罪行而脸红了。第二年，我有时会捕鱼来当食物，有一次还杀死了一只糟蹋我的蚕豆地的土拨鼠——我吃了它，部分原因是为了验证一下。虽然有种麝香的气味，但还是暂时令我满足了口腹之欲。我也明白，长期享用这样的口福并不好，哪怕是请村里的大厨为你烹制土拨鼠也不行。
同一时期，衣服和其他零用，虽然数目不大，但总共也有：
8.4075 美元
油和一些家庭用品 2美元
洗衣服和缝补衣服多半是拿到外面去做，还没有收到账单——这些费用就是这个世界上在这些方面必须支出的全部费用，也可能比必需的花费多了一点儿——全部支出如下：
房子 28.125美元
农场一年的开支 14.725美元
8个月的食品 8.74美元
8个月的衣服及其他开支 8.4075美元
8个月的油及其他开支 2美元
总计 61.9975美元
从开支上减去这个数目，余额为25.2175美元——恰好是我开始时所拥有的资金，原来预备的开销数额，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不仅获得了清闲、独立和健康，还拥有了一座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都没问题。
统计的这些资料，虽然很琐碎，好像也没什么用，但它非常完整，这就具有了某种价值。我的所有开销，都记在账单上了。从上面列出的数据看，单是食品这一项，每周就要花费0.27美元。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基本上都是黑麦、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大米、一点点腌肉、糖浆、盐和饮用水。用米饭当主食，对我这个爱好印度哲学的人来说非常合适。为了应付那些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意见，我还要声明一下，如果有时我跑到外面去吃饭——就像我过去外出用餐那样，相信以后我还有机会这样做——那将会使我的家用开销计划受到影响。但是我已经讲过了，经常会在外面用餐，对这么一个比较性的手法，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
这两年的经历告诉我，即便在这个纬度上，要获得一个人必需的口粮也不难，甚至容易得令人难以相信；人可以吃得像动物那样简单，却仍然拥有健康和力量。我曾吃过一顿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满意的马齿苋（拉丁文学名Portulaca oleracea）餐，它们是我从玉米地里采到的，煮熟以后加点盐就行了。我写下它的拉丁文学名，是因为它的俗名不大好听，但味道非常可口。请回答一下，在和平时期，日常的午饭时间，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除了吃一些加盐煮熟的鲜嫩甜玉米外，他还想添点儿什么呢？就算我变点儿花样，也不过是想换换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不过，人们经常饿肚子，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位善良的妇女，她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只喝清水才丧命的。
读者自然很清楚，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而不是从美食的角度，所以除非他是一个大胖子，否则绝不会冒险用我的这种节食方法去做试验。
起初，我在纯印第安玉米粉里加上盐来制作面包、地道的耨糕[68]，我在露天生起火，将它们放在薄木板或者我盖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棍上烘烤，只不过经常将它们熏得黑乎乎的，还带着股松木味儿。我也试过面粉，不过最后发现，最方便又最好吃的是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混合做成的面包。在寒冷的日子里，连续地烘烤这种小面包特别有趣，小心地为它们翻身，就像埃及人孵小鸡那样。我烤熟的，是我的真正的谷物食品，我从它们身上闻到了一股跟其他高贵的水果一样的香气，我用布包起它们，以便香气更加持久。我研读了古老的、不可或缺的面包制作工艺，向那些权威们请教，一直追溯到原始时期首次发明的不用发酵的面包，那时候人类从吃野果、生肉的野蛮生活第一次过渡到温文尔雅地吃面包的生活。渐渐地，我又从读物中了解到，据说就是那个突然发酵的面团，使人们学会了发酵的技术，接着通过各种发酵的方法，我终于读到了“优质的，甜美的，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这一生命的支撑。有人将发酵剂视为面包的灵魂，填充在面包细胞组织里的精神，他们像对待圣灶上的火焰一样，虔诚地将其保存下来——我猜，有几瓶珍贵的发酵剂最早还是“五月花”[69]号运过来的，让美国人从此吃上了面包，时至今日，它的影响还像粮食的波浪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扩展——这酵母，我经常从村子里获得，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将使用说明给忘了，竟然用开水烫了酵母；有了这个意外事故后，我发现连酵母也不是必需的东西……我是用分析法发现这一点的，而不是用综合法——从这以后，我高高兴兴地省掉了这个东西，尽管曾有许多热心的家庭主妇诚恳地告诫我，没经过发酵的面包是不安全的，对健康不好；而老年人也预言我的体力很快就会衰弱。不过，我发现酵母并不是非用不可的，我一年都没有用过它，照样好好儿地活在这世间。令我愉快的是，总算不用再将一只小酵母瓶子装在口袋里了，有时候瓶子砰的一声破碎了，酵母全都洒了出来，使我很是狼狈。省掉了这玩意儿，更简单更高尚了。比起别的动物，人这种动物对各种气候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我也没将盐、苏打，或者其他一些酸性的或碱性的东西放进面包里。看起来我是按照基督出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库斯·鲍尔修斯·卡托[70]的配方在做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n-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e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r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71]我对这段拉丁文的理解是：“按照此法揉面做面包。将你的双手和揉面槽洗净。把粗面粉放进揉面槽，然后慢慢加水，将面粉揉匀。揉好之后捏成面包的形状，盖上盖子烘烤即可。”意思就是用炉子烘烤面包。发酵这个词在全文中一次也没出现过。不过，我也不能经常靠这一类东西支撑我的生命。有一阵子我穷困潦倒，足足有个把月没见过面包。
这块土地非常适合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所以每个新英格兰人都能轻轻松松地生产出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从远方那些价格剧烈波动的市场上获取。不过，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朴素和独立性沾不上边儿，在康科德的商店里，新鲜甜美的玉米粉已经很难买到了。而粗糙的玉米片和玉米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吃了。农民们用自己种植的一大半谷物去喂牛喂猪，却又花高价去商店购买对健康不一定有益的面粉。我想，种上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了，因为黑麦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而玉米也不需要特别好的土地。我可以用手磨将它们碾碎，即使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过好我的日子。如果我需要一些糖，我发现可以用南瓜或甜菜根熬出很好的糖浆，我还知道种上几棵槭树能使熬糖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这些东西还没有生长成熟，还有许多替代品可供我使用。因为，我们的祖先们就唱过这样的歌——
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和胡桃，
酿成美酒，让我们的嘴唇甜甜的。[72]
最后来说说盐吧，这不过是杂货铺里最普通的东西，要想获取它，正好可以将这作为一个去海边转转的机会，或者干脆不用盐，也许我能因此少喝点开水呢。我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会为找盐而苦恼。
这样一来，至少在食物方面，我能够避免所有的买卖和以物易物，并且我已经有了住所，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只有衣服和燃料两项了。现在我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做的——谢天谢地，人身上还保留着这么多的美德呢。我觉得一个农夫沦为技工，就像一个人降为农夫一样，都是伟大的，值得纪念的。刚刚来到乡村时，找燃料可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至于栖身之所，如果这块地方我不能继续免费住下去，那我会用我耕种过的那块地的价格，即8.8美元，再买一英亩的地。事实上，我觉得这块地方有了我居住后，它的地价大大提高了。
一些满腹疑虑的人有时会向我提些这样的问题，比如我是不是觉得只吃蔬菜就可以过活，为了马上揭出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念——我习惯于这样答复：只吃木板上的钉子我也能活下去。如果这样的话他们都听不明白，那么不管我说多少，他们也不会懂。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听到有人正做着类似的试验：比如有个年轻人，只吃连皮带壳的硬玉米，将自己的牙齿当成石臼，他这样试验了半个月。松鼠就做过这种试验，并且非常成功。人类对这种试验很有兴趣，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妇人对此类试验力不从心，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三分之一遗产的遗孀，她们也会吃惊不已。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剩下的部分也没花几个钱，所以没有入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为3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一个壁炉柴架，一个水壶，一个长柄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个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个油罐，一个糖罐，还有一盏涂着日本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到只能将南瓜当凳子，那是懒人的办法。在乡村的阁楼上，有不少我最喜欢的椅子，若是喜欢，拿去就归你了。家具！谢天谢地，不用找家具公司帮忙，我照样想站就站，想坐就坐。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只是些寒酸的空箱子——被打包装在车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除非你是个哲学家，否则谁会不觉得羞愧呢？这是斯波尔丁[73]的家具。瞧着这样的一车家具，我可判断不出来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有钱人，还是一个穷光蛋。这些家具的主人似乎总是一副落魄的样子。说真的，这些玩意儿你拥有得越多，就越穷。每一车都好像装载着十几座棚屋的家具；如果说拥有一座棚屋的人很穷的话，那拥有它们岂不是意味着十几倍的穷？你想想，为什么我们经常搬家，难道不是为了摆脱那些家具，抛掉我们蜕的皮吗？若是离开这个世界，去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是不是应该将那些旧家具全部烧掉呢？就好比一个人的腰带上拴着所有的机关，当他搬家经过我们布满绳索的村野时，没法不拉动绳子，结果就拖进自己设的机关里去了。只将尾巴夹断在陷阱里的狐狸是幸运的。为了活命，麝鼠宁愿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的灵活性已经丢失了，他们老是在走绝路啊！“先生，请原谅我的冒昧，请问你所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你很会观察，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个人，都能很清楚地知道他拥有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被他私藏起来的东西，甚至你还可以知道他有哪些厨房家什以及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全都留着，舍不得烧掉，仿佛他已经被这些东西拴住了，拼命拉着它们向前走。一个人钻过了一个绳结，或者穿过了一扇门，而他拉着的那一大车家具就没法通过了，我认为，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走上绝路了。据说，有个衣冠楚楚、身体结实的人，似乎没什么杂事缠身，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他却提起不知自己的“家具”办保险了没有，在这个时候，我有些怜悯他了。“那我的家具怎么办呢？”这时，一个蜘蛛网缠住了我快乐的蝴蝶。甚至有这样一些人，似乎多年来他们从未被家具羁绊过，但是你若细细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几件儿家什，就寄存在某户人家的棚屋里。我看如今的英国，就像一个带着许多行李旅行的老绅士，那些行李全都是在居家过日子时慢慢积攒下来的玩意儿，中看不中用，可又鼓不起勇气烧掉它们。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包裹。至少应该扔掉前面三样吧。现在，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不会背着自己的床铺上路，即使有心也无力啊。至于那些患病的人，我自然要劝告他们丢掉自己的床铺，到处转转吧。我遇到一个移民，他背着装有全部家当的大包裹艰难地行进着——那包裹就像一个长在他脖子后面的大瘤子——我觉得他真是太可怜了，倒不是说他个头太小了，而是他背着的包袱太大了。若是我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拖累上路的话，我一定会带一个简单轻便的，虽然带着它很麻烦，但至少它不会绊住我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最明智的办法还是绝不要把自己的手掌伸进陷阱。
顺便提一句，我绝不会花钱去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没必要将别的什么偷窥者挡在窗外，其实我很乐意他们进来瞧瞧。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或让我的肉腐臭，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什，或让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有时它这位朋友太热情了，我就躲到大自然提供的窗帘后，而不需要在账单上添上一项窗帘购置费，我觉得这样在经济上更划算。有一次，一位夫人打算送我一张垫子，可我的房子里没地方铺它，我也没工夫在屋里屋外清扫它，于是我谢绝了，我宁愿在门口的草地上蹭鞋底——最好从一开始就避开罪恶。
之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个教会执事的资产拍卖会，其实他的一生也有不少成就，然而：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74]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东西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而且从父辈就开始积攒了。这其中，还有一条干绦虫呢。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东西还躺在他家的阁楼上或者某些尘封的地窖里，并没有被烧毁；如今非但没有烧掉，反而还将它们拿出来拍卖，从而延长了它们的寿命。邻居们闻风而来，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摩一番，将它们全部买下，接着就小心翼翼地运回自己家的阁楼上或者地窖里存放起来，直到这一份资产被清理时，它们又会挪一个地方。一个人死了，无非是回到尘土中罢了。
我们不妨学习一下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说不定会受益匪浅，因为那些民族似乎至少每年都蜕一回皮——尽管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但他们心中是有这种观念的。就像巴特拉姆[75]所描述的穆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习俗，他们庆祝除旧迎新，或者庆祝收获了第一批果实，若是我们也举办类似的活动，岂不是件好事？“当一个部落举行除旧迎新祭祀的时候，”他写道，“他们先为自己准备好新衣服，新罐子、新盘子以及其他家用器皿，还有新家具，然后将所有的破衣服和其他一些可以丢掉的旧东西都集中起来，接着又清扫他们的屋子、广场和整个部落，把所有的垃圾连同烂谷子、其他的陈旧粮食等，全部堆到一起用火销毁。接下来他们服药并禁食三天，熄灭整个部落的火种。这段时间，他们禁止满足食欲和任何其他欲望，并颁布赦令：所有的罪犯都可以返回部落。”
“到了第四天清晨，大祭司摩擦着干柴，在广场上生起新火，于是，这新生的、纯洁的火焰传到了部落里的每一户居民家中。”
然后，他们吃着新收获的谷物和水果，载歌载舞欢庆三天，“接下来的四天，他们接待邻近部落的访客，共庆佳节，客人们也按同样的方式净化了自己并做好了准备”。
墨西哥人的净化仪式每52年一次，他们认为每过52年，世界要结束一次。我从未听过哪个圣礼比这更加真诚，按照字典上定义的，圣礼是“一种内心美德转化为外在可见的仪式”。虽然他们没有一部记录那种启示的《圣经》，但我毫不怀疑是天意直接将这种风俗传授给他们的。
5年多来，我仅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我发现，只要一年劳动6个星期，就足以支付我所有的生活开支了。我的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都比较轻松自在，正好用来专心读书。我曾全心全意去办学，结果发现我的收入与支出相抵，或者还超支一些，因为我需要穿衣、应酬，当然还要有像别人那样的思想和信仰，结果我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上了，真是亏大了。因为我办学不是为了让我的同胞受益，而是为了谋生，失败是自然的。我曾试着做些生意，可我发现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至少得花上10年的工夫，说不定那时候我都赶着去见魔鬼了呢。说真的，我很担心到那个时候，我可能正做着所谓的好生意。以前，我为了找条谋生之路四处奔走的时候，曾有过照着朋友们的期望去做的念头，为此有了一些可悲的经历，这些经历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逼得我费尽心思另想出路。因此，我经常认真地想，干脆去捡浆果算了，这个活计我肯定做得来，并且那点薄利也足以满足我的需求了。因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需求很少。我就这样傻乎乎地思考着，它只需要一点点资金，又很少抵触我一贯的情绪。当那些我熟识的朋友们毫不犹豫地经商或者就业时，我认为我的职业与他们的非常相似。整个夏天，我在山野上逡巡，看见浆果就捡起来，然后随心所欲地处理它们，就像在看守阿德墨托斯[76]的羊群。我还梦想着采一些野花野草，或是用运干草的车运送一些常青树给喜欢树木的村民，甚至还能运进城去。可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商业对它经营的每一件事都要诅咒，就算你经营着天堂的福音，也躲不开商业对它的诅咒。
因为我偏爱某些事物，且特别看重自由，还因为我肯吃苦，且能做成事，所以我不愿浪费我的时间去赚取华丽的地毯或者别的典雅的家具，去烹饪精美的食物，去修建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子。要是有人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而且得到之后还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的话，还是让他们去追求好了。有些人非常“勤快”，似乎天生就爱劳动，或者是劳动能让他们不去做更坏的事；暂时我没什么话要对这些人说。至于那些有了比现在更多的空闲却不知如何使用的人，我倒想劝他们更加勤快地劳动——一直工作到能养活自己，获得自由证明书为止。我个人认为，做短工是所有职业中最不受羁绊的，只需要在一年里工作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到太阳下山时，短工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专注于自己想干的且与白天劳动无关的事情；可他的雇主要做投机买卖，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一年到头也没有休息的时候。
简而言之，依据信仰以及经验，我确信，只要生活得简朴而明智，我们要在这个星球上养活自己就不是件苦差事，而是一种消遣。就像那些生活比较简朴的民族，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只是其他复杂一些的民族的娱乐活动。一个人要养活自己，没必要去做使他汗流浃背的活儿，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个青年，他继承了几英亩土地，他对我说，如果他有办法的话，很愿意过像我一样的生活。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去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还没有学会怎样过我这种生活的时候，可能我已经采用另一种生活方式了。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尽量多一些不同的人，不过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下去，而不是沿袭父亲、母亲或者邻居的方式。年轻人可以盖房子，可以种地，也可以去航海，只要他能不受阻挠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从数学意义上讲，我们都聪明，就好像水手或者逃亡的奴隶都会两眼盯着北极星一样。这些观点对我们一辈子都能用到。我们或许不能在一个预定的日期抵达我们的港口，但总能够保持正确的航线。
毫无疑问，在这里，只要对一个人来讲是真实的，那对一千个人来讲也不会是假的，就像按比例计算，一座大房子的造价并不见得会比小房子的高昂，因为一个屋顶下可以隔出好几个房间，并且它们合用一个地窖。不过我个人喜欢独居。再说了，与说服邻居相信合用一堵墙的好处相比，自己修建整座房子就划算多了。即便你说服了别人合用一堵墙，虽然便宜了不少，但这堵墙肯定很薄，住在隔壁的也可能是个坏邻居，而且他那一面墙坏了他也不会去修。通常情况下的合作非常少，而且还是表面上的；就算有点儿真诚的合作意愿，表面上也看不出来，却有种不言而明的和谐。要是一个人很有信心，那他无论到哪里都会与那些同样有信心的人合作；要是他没有信心，那么不管他跟谁合作，他都会继续过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的生活。无论从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意义看，合作就是让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最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打算一起环游世界，其中一个囊空如洗，一路上都得靠在桅杆前和犁耙后干活来维持生计，另一个人则放了张旅行支票在口袋里。他们两人根本不可能长久地结伴或者合作，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两人中有一个压根儿不工作。当旅行出现第一个有趣的危机时，他们就要散伙了。最重要的我已经在前面提过了，独自出游的人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而结伴出游的人必须等另一个人做好准备了才能上路，说不定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可是，这些做法都太自私了啊，我听到一些市民这样说。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从事过的慈善事业非常少。有一种责任感令我牺牲了不少快乐，其中包括做慈善的快乐。有人费尽唇舌，劝我帮助镇上的一些穷人。假如我没事可做——因为魔鬼专找闲得没事的人——或许我愿意在这类消遣上亲身体验一下。但是，每次我打算尝试一下这类消遣——帮助某些穷人，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像我一样舒服，我将让他们生活在天堂作为我的责任，甚至主动表示要提供帮助——这些穷人们全都坚决果断地声明，很愿意继续穷下去。为了给自己的同胞谋福祉，我们镇上的男男女女正在千方百计寻求各种方法，我相信这至少能让人不去做没有人性的事情。做其他事情必须得有天赋才行，做慈善也是一样。至于“做好事”，这个行业已经人满为患了。何况我还尝试过，不过说来有些奇怪，这种事并不对我的胃口，因为我对自己很满意。拯救宇宙，保护其不被毁灭，这样的好事是社会要求我去做的，也许我不应该故意逃避社会赋予我的这项特殊责任。我相信，在别的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确实存在一种类似的而且更加坚定的力量，一直在保护着这个宇宙。不过，我不会反对任何人发挥他的天赋。只要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终其一生去做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我并不想做，我也会对他说：哪怕全世界都将这件事称为坏事——他们很可能这么认为——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并不是说我的情况是个例外。毫无疑问，我的许多读者都会做同样的辩白。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不敢保证说它在邻居眼里是好事儿——我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最优秀的雇工。不过，最终还需要我的雇主来发现我做哪些事情很出色。至于我做好事，但凡通常意义上的“好”，都不在我的主要轨道上，并且大部分都不是我有意去做的。人们都会很现实地说，按照你自己的本性去做吧，不要把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首先得有一颗善心，然后才能做好事。如果我也照着这种腔调说话，还不如干脆一点说：“去吧，你先做个好人吧。”似乎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月球或者一颗六等星之后，就应该停下来，像好人罗宾·古德费洛[77]那样跑来跑去，从每一所村屋的窗外偷窥，让人发疯，叫肉变坏，使黑暗的地方能看见东西；而不是持续增强它温和的热量和恩泽，直到它光耀万丈，没有人敢直视它，而同时它又环绕地球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施恩降泽，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就像更真实的哲学发现的那样，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从而得到了太阳的恩泽。法厄同[78]一心要用行善来证明自己的出身是神，于是驾驶着太阳车出游，不过还不到一天，太阳车就脱离了轨道，他烧掉了天堂下面大街上的好几排屋子，还烤焦了地球的表面，烘干了每一个春季，并且造出了撒哈拉大沙漠。最后，他被宙斯[79]用一个霹雳击毙在地上了，而太阳神却哀叹他的殒命，竟然一年没有发光。
行善发霉变质后的气味是最难闻的，就像人或者神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一样。要是我确信有人要来我家里，特意为我做好事，那我就要赶紧逃命了，仿佛是在逃离非洲沙漠里的所谓的西蒙风，这种风又干又热，会用沙粒蒙住你的嘴巴、耳朵、眼睛和鼻子，直到将你活活闷死，因为我担心这种好事做到我身上后，它的病毒也会渗进我的血液中。要是这样的话，我倒宁愿人家对我做些坏事，那还来得自然一些。有这么个人，我饿肚子的时候他送来了食物，我受冻的时候他送来了温暖，我掉进沟里的时候他将我拉起，尽管如此，可在我看来，他算不上是个好人。我可以找条纽芬兰的狗让你瞧瞧，它也能做到这些。从广义上讲，慈善并不是对同胞的博爱。从他本人的作为来看，霍华德[80]的确是个非常善良且值得尊敬的人，并且他的善行也得到了好报。然而，比较而言，如果霍华德们并不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帮助，那么，即使有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来说也没多大用处。我从没听说过，在哪个慈善大会上有人真心诚意地提出要为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做点好事。
耶稣会会士被印第安人难住了，印第安人在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的时候，竟然向行刑者建议一些新的行刑方式。他们并不屈服于肉体上的苦难，有时候可能并不需要传教士们给予的慰藉。你应该遵奉的准则就是，行刑的时候少在他们的耳边絮絮叨叨地劝慰，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自己是如何被折磨致死的，因为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自己的敌人，几乎已经完全宽恕了对方犯下的一切罪行。
你提供给穷人的帮助必须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他们正是因为你这个榜样才落在后面的。如果你给他们的是钱，那你应该陪着他们一起花掉这些钱，千万不要把钱扔给他们就算完事了。有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很是莫名其妙。尽管穷人看起来脏兮兮的，穿得破烂不堪，言行非常粗鄙，但他们并不见得在过挨饿受冻的日子。他们不一定都是命运悲惨的，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个人的喜好才导致这种状况的。要是你给他钱，也许他就会去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常常可怜那些冒着穷酸气的爱尔兰工人，他们在湖上凿冰，穿得特别破烂，特别寒碜，而我穿着干净入时的衣服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后来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冬日，有个掉进冰窟窿的爱尔兰工人到我的屋子里取暖，我看到他脱了三条裤子和两双袜子才露出皮肤，一点没错，尽管他的裤子和袜子又脏又破，但他并没有接受我送给他的多余衣服，因为他有许多穿在里面的衣服。看来掉进水里才是他最需要的呢。于是，我开始可怜自己，若是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比送给他一件廉价的服装店要慈善多了。一千个人在砍伐罪恶的枝条，而只有一个人在砍伐罪恶的根源，或许这个在穷人身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最多的人，正是通过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制造了更多的贫穷和苦难，如今他想努力补救，却徒劳无功。就好比一个伪善的奴隶主，拿出奴隶们所创造利润的十分之一，为其他奴隶购买星期天的自由。有人雇佣穷人到厨房干活，以显示自己的仁慈。为什么他不自己去厨房劳动呢，这样不是更显慈悲吗？你夸口说将自己十分之一的收入都捐给慈善事业了，或许你应该捐出十分之九，将好事做到底，不然，社会只是收回了十分之一的资财。这是因为财富拥有者的慷慨无私呢？还是由于维持公平正义者的疏忽大意呢？
慈善大概算得上是人类推崇备至的唯一美德。不，它被赞美得太过了，正是我们的自私才使得它被过高评价。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在康科德，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穷人向我赞扬镇上的一位市民，如他所述，这位市民对穷人很好，而这个穷人就是他。人类中慈善的伯父伯母比真正的精神上的父母更受尊敬。有一次，我听一位宗教演说家做关于英国的演讲，他博学多识，历数了英国在科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及其他名人，接着又谈到了英国基督教的英雄们，似乎出于他职业的需要，他将这些英雄捧得高高的，在其他的名人之上，称这些人为杰出人物中的杰出者。他们就是潘恩、霍华德和弗莱夫人。人们一定会觉得他在胡言乱语。最后的三个人算不上是最杰出的英国人，或许只能称他们为英国最杰出的慈善家吧。
对于慈善事业应该得到的溢美之词，我并不打算从中减掉点什么，我只是要求公平地对待一切用自己的生命和劳动造福人类的人。在评价人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正直和善良就是一个人的主要价值，它们只是一些必须具备的枝叶而已。那种枝叶枯萎了，可以制成药茶给病人喝，它的作用极其卑微，使用它的多半是江湖郎中。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花朵的芳香飘到我这里，成熟果实的馨香在我们的交往中感染着我。他的善行不是片面的、短暂的，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富余，对他丝毫无损，却又是他无意识的行为。这种慈善掩盖了所有的恶行。慈善家总习惯于用自己散发出来的毫无价值的悲悯气氛来缠绕人类，并美其名曰同情心。我们应该传播给人类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绝望，是我们的健康与舒适，而不是我们的疾病，还要小心别感染了疾病让它四处蔓延。那悲恸的哀号声是从哪些南方平原传过来的？我们要将光明送给住在什么纬度上的人呢？谁是我们要救赎的放纵残暴之徒呢？要是一个人生了病，就没法去做自己的事，若是他痛在肺腑——这很应该同情——那他就要去改造这个世界了。他是茫茫宇宙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并且发现者就是他——世界正啃着青苹果；在他看来，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青苹果，想一想这是很吓人的，如果苹果还没有成熟，人类的孩子就去啃咬它，那该有多危险；可他那个激进的慈善事业直接去找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还接触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农村和中国农村；就这么着，经过几年的慈善活动，他还被权贵们利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他也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而地球的半边脸或两边脸上都有了淡淡的红晕，似乎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而生活也褪去了粗俗，重新变得清新、健康起来，更值得享受了。我从未梦见过比我自己所犯的还要大的罪恶，我从没见过，今后也不会见到比我自己更坏的人。
我确信，令一个改革家如此伤悲的，不会是他对苦难同胞的同情，而是他虽然贵为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却心存愧疚。纠正这种情况吧，让春天来到他的身旁，让黎明的曙光从他的床前升起，这样他就可以马上抛弃那些慷慨的伙伴了，并且不会感到任何愧疚。我不反对抽烟，因为我从来不抽；抽烟的人会自食其果的；许多东西哪怕是我亲自尝过的，我也能够反对它们。如果你曾经上当做过一些善事，那就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过些什么，因为这本就不值得知道。将溺水的人救上来，然后马上系紧你的鞋带。你还是优哉游哉地去干些自由的活儿吧。
因为与圣者交往，我们的风度被腐蚀了。我们的赞美诗中回响着诅咒上帝的声音，而且永远在忍受着他。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不能肯定人的希望，只能抚慰人的恐惧。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人生表示简单且发自内心的满意的记载，也没有任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赞美上帝的记载。虽然所有的成功和健康看起来都遥不可及，但我仍然从它们中获益；所有的失败和疾病，无论它们有多同情我，或者我有多同情它们，都使我感到伤悲，使我遭受灾难。如果印第安式的、草本的、磁性的或天然的方式真的要被我们用来恢复人类天性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像大自然一样简单宁静地生活，驱散积聚在眉宇间的乌云，将一点点生命注入我们的心灵之中。别再去做救济院的神职人员，而要努力做一个对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