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莉斯·特纳的葬礼上，大家早早来到教堂，纷纷入座。
我们听说过残忍的死亡方式。萨米·沃特金斯在酒吧外被人捅死，他的尸体蜷缩着夹在两个垃圾桶间。摩西·布鲁尔被棒打致死，尸体于托德兄弟公园被发现。十四岁的凯拉·迪安被墨西哥黑帮一枪打死，只因为她穿着男朋友那件亮蓝色的外套。整整一个星期，她所在的高中陷入了黑人与墨西哥人之间的混战，直到警察带着防暴装备来到学校，警长的直升机在头顶不断盘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一直以来，上室教堂都保持着一种沉着冷静的氛围，谢泼德牧师说着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因为一件夹克丢掉了性命。一个在阿尔贝托外面等待墨西哥鱼肉卷的孩子，一个因为寒冷借了件夹克穿的孩子，一个母亲挑剔她回家时没有带吃的而且要生病的孩子。在凯拉·迪安的葬礼上，上室教堂里的人围在痛哭的母亲身边，扶着她，一言不发，在残忍的死亡方式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温柔的死亡方式可以用语言掩盖：上帝召唤你归家或我们会在荣光中重逢，而残忍的死亡方式则像卡在齿缝中的软骨一样。
我们都知道残忍的死亡方式，不同的是埃莉斯·特纳的死亡方式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吃一把安眠药睡过去，也不是在封闭的车库里骑摩托车，而是往脑袋里送了一颗子弹。她怎能用如此暴力的方式毁灭自己？我们挤在教堂长椅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牧师会说些什么？不是平常在葬礼上念的悼词，那些在这里不适用。我们无法与她在荣光中重逢，什么样的荣光会去等待一个将子弹送进自己脑袋里的女人？没有人召唤她回归上帝那里，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离开。想象一下，许多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而她却胆敢自己选择。我们都在努力经营自己命定的残酷人生，她怎敢选择这种残忍的死亡方式？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尽管我们应该去理解。毕竟，我们是最后一群看到埃莉斯·特纳活着的人。她自杀的那个早晨，我们早早来到上室教堂祈祷。一开始，我们从圣所门中窥视，只看见一个裹着羽绒服的人倒在圣坛前，看上去不是在祈祷就是在睡觉。也许是流浪汉。有时，我们会在早晨被这些睡在长椅间的人绊倒。
“好了，”贝蒂说，“你该走了。我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们见过你，但你现在得走了。”
没有回应。也许是一个喝醉的流浪汉。上帝啊，我们拿他们没办法。喝晕的醉汉误将贡品篮当作厕所，在四周留下一堆破啤酒瓶，孩子们若没注意到就会扎到脚。
“好了，”海蒂说，“你怎么还不起来？我们可不想叫警察。”
我们破天荒头一回凑上前，注意到在毛领子下面，一头长长的黑发从细长的黄色脖子上披散下来。如果说是流浪汉，那脖子看起来太过干净，说是男人，又太过纤细。阿格尼丝碰了一下陌生女子的后背。
“埃莉斯！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我昨晚来的，然后……”弗洛拉把她拉起来，埃莉斯看起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孩子，已经是早晨了，”阿格尼丝说，“该回家看看孩子去了。”
“我的孩子？”
“是的，宝贝。你怎么在这儿睡了一晚上？”
“罗伯特该担心坏了，”海蒂说，“回家吧。去吧。”
那一刻，看着埃莉斯穿过晨雾走向车里，我们放声大笑。对，等下次玩宾果游戏时，我们会把这件事讲给姑娘们听。埃莉斯·特纳像流浪汉一样睡在教堂里。她们肯定会笑个不停。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她的样子总是有一点奇怪，魂不守舍的，她的思绪仿佛一个连着长线的气球，有时会忘记收回。
许多年里，我们都会谈论起那最后一次对话。埃莉斯走到车前曾有过犹豫，停顿的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不太一样；贝蒂说时间很长，弗洛拉说是一瞬间。我们是不是本该想到埃莉斯将车开走后会一枪杀了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知？埃莉斯·特纳是个美人。她有一个孩子，一个在政府有稳定工作的丈夫。她一开始为白人刷厕所，后来到发廊做美发。一位漂亮的黑人女性活得像白人女性一样优雅。她还有什么不满？
那年夏天，纳迪娅·特纳像鬼魂一样缠上了我们。
她长得太像她母亲了，上室教堂的人有一种重新见到埃莉斯的感觉。好像她那无法安息的灵魂一直在最后被目击出现的地方游荡，所有人都认为她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这个女孩的美丽与阴郁笼罩着整个教堂，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众人注视的目光，直到有一天晚上，第二约翰提出开教堂的卡车送她下班回家。他把车停在街上，过了一会儿，他们的目光在后视镜中相对。
“你长得太像你妈妈了，”他说，“看你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将目光移开，有些不好意思，像说错了话一样。那天吃晚饭时，她同父亲提起他的话，父亲抬头看了看，仿佛这样才能想起她的脸。
“确实像。”他终于开口，手里切着肉。每次她试图提起母亲时，他的下巴都会变成一个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跑到上室教堂，为什么他无法待在她身边。也许他痛恨看见她，她只会让他不断想起自己失去的一切。
母亲去世的前一晚，纳迪娅发现母亲出神地盯着厨房窗外，双臂浸泡在肥皂水里，她太过专注，甚至没有注意到水槽里的水快要溢出来。纳迪娅过去关水时，她笑了一下。
“瞧瞧我，”她说，“又在梦游了。”
那一刻她在想什么？死前最后几小时的思绪应该充满戏剧性还是意味深长？她们最后的对话不是应该十分感性吗，尽管那一刻她还没有那个念头。可是最后的片刻并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她也笑了，轻轻走过母亲身边，来到冰箱前。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看见父亲坐在她的床边，双手掩面，他异常安静却难掩悲痛，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父亲坐在了她的床垫上。
她仍在搜寻自己本可以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她回想母亲是否有任何奇怪的行为或话语。至少找出这些疑点后，母亲的死才说得通。然而，她想不出任何母亲想要自杀的迹象。这个人的身体是你此生的第一个居所，如果你连这个人都不了解，又能了解谁？
她很孤独。她怎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每天早晨，父亲将她送到上室教堂，每天下午，她坐在教堂的台阶上等父亲来接。下班后，她待在床上打发时间，一集接一集地看《法律与秩序》，待第二天早晨醒来，开始新一轮周而复始的日常。有时她觉得自己可以这样消磨时间，日复一日，直到秋天。热风会来，她可以随风飘走，飘向新学校，飘向另一个州，在那里她可以开始新生活。有时候，她感到无比痛苦，她想过给朋友打电话。可是对她们说什么？她本来有妈妈，现在没有了，她本来怀孕了，现在没有了。她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会渐渐缩短，但是她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她没有伪装的力气。所以她继续孤身一人，整个早晨独自在牧师夫人的办公室里工作，中午没精打采地走到外面，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吃午餐。一天下午，她正在揪花生酱三明治吃，这时奥布里·埃文斯朝她走来。这个女孩面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和她的太阳裙相配的蓝色午餐袋。无须多想，纳迪娅知道她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拿棕色的袋子。
“我能坐这儿吗？”她问。
纳迪娅耸耸肩。她不愿意邀请这个女孩和她一起吃午饭，但她也没有办法拒绝她。奥布里在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睛，弯腰坐在台阶上。随后她打开午餐袋，拿出几个塑料小饭盒，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一旁的台阶上排好顺序。纳迪娅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小盒子，里面分别装着通心粉、奶酪、几片牛肉和土豆沙拉。
“确定那是你的午餐？”她说。当然是了。奥布里·埃文斯的父母当然会为她精心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上帝不允许，否则她本应吃一些像三明治这样的普通食物。
奥布里耸耸肩：“要来点吗？”
纳迪娅犹豫了一下，伸手掰了一小块布朗尼。她慢慢咀嚼，出乎意料地美味。
“哇，”她说，“是你妈做的吗？”
奥布里小心翼翼地拉上午餐袋。“我不和我妈住在一起。”她说。
“那是你爸做的？”
“不是，”她说，“我和莫住在一起，我姐。还有凯茜。”
“凯茜是谁？”
“莫的女朋友。她很会做饭。”
“你姐是同性恋？”
“那又怎样？”奥布里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她的语气中明显带刺，纳迪娅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还记得几年前，教堂会众坚信修女贾尼丝的女儿变成了同性恋，只因她上初中后开始打橄榄球。有好几个星期，老家伙们窃窃私语，说任何女孩都不应该打橄榄球，就是不对，直到复活节的礼拜日她和一个腼腆的男孩手拉着手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些闲话才停止。在上室教堂里，有个同性恋姐姐绝对是一件大事，她奇怪为什么她从没听过奥布里的闲话。也许因为奥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纳迪娅忍不住去想，她感到意外。她想象中奥布里的人生是——一个全职母亲，一个宠爱她的父亲——这样的生活现在却在黑暗中瓦解。奥布里为什么和姐姐住在一起，为什么不是父母？他们遇到意外了吗？她突然感到与这个同样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女孩产生了一种亲密感。一个也有秘密的女孩。奥布里歪了一下装布朗尼的盒子，纳迪娅又默不作声地掰了一块。
她以前认识的奥布里·埃文斯是这个样子：
一个奇怪的女孩，礼拜日的早晨，她会出现在上室教堂里，手里只拿一只小手提包在大厅内徘徊，除此之外她没有带任何东西，甚至连一本《圣经》也没有。在牧师还未开始询问谁需要祈祷时，她就开始哭泣，她站起来走向圣坛时哭得更凶。她十七岁时得到了救赎，自那以后，她每个星期都会来教堂参加礼拜，并自愿提供志愿者服务，为儿童服务，为无家可归者服务，为丧亲委员会服务。婴儿、流浪汉、悲痛之人。至于她从哪儿来，纳迪娅知道的可能的线索也只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情：奥布里突然出现在上室教堂，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像找到了归宿一样。
现在，两个女孩每天下午都会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吃午餐。每天纳迪娅都会对奥布里产生一些新认识，比如她第一次来上室教堂，是因为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座教堂。那时，她刚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播报大火的蔓延趋势。她以前从没听说过火灾季节，她去过各种地方，所以她以为自己已历尽世事沧桑。她在波特兰的潮湿中生活过两年，在那里，她每天都要把被雨水浸湿的袜子拧干。她在冰天雪地的密尔沃基生活过三年，又在闷热的塔拉哈西生活过一年。她去过干燥的凤凰城，也去过寒冷的波士顿。她感觉自己去过所有地方，但是又哪儿也没去过，那感觉就像是飞过数以万计的飞机场，却从未涉足机场以外的地方。
“你为什么搬这么多次家？”纳迪娅问，“和部队有关？”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欧申赛德，不像学校里那些军人的孩子，他们跟随当海军的家长从一个海军基地搬到另一个海军基地，最后在彭德尔顿营安顿下来。她从没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地方生活过，从没有过激动人心的旅行，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她的人生如此贫瘠、单调、枯燥乏味，她只能安慰自己一定会苦尽甘来。
“不，”奥布里说，“只是因为我妈认识了新男人。男人搬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她跟随妈妈陪着不同的男朋友，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奥布里的妈妈爱上辛辛那提的机械师，爱上杰克逊的杂货铺经理，爱上达拉斯的卡车司机。她没有结过婚，即使她渴望婚姻。在丹佛，她和一个叫保罗的警察在一起三年。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她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手是颤抖的。结果只是一条手链，她后来在浴室里大哭，尽管如此，直到现在她还是将它戴在手腕上。奥布里从没提起过父亲。她说过一两次母亲的故事，但仅是一些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纳迪娅开始怀疑她母亲是否还健在。
“她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妈是不是……”纳迪娅说到一半就住口了。她几乎不了解这个女孩。纳迪娅无法开口问她，她的母亲是不是也死了。奥布里一下就明白了，迅速摇头。
“不，不，不是那样，”她说，“我只是……我们合不来，仅此而已。”
可以那么做吗？因为偶尔吵架就离开自己的母亲？谁不和母亲吵架？奥布里没有再多说，她的沉默反而使纳迪娅更加好奇。她想象她那疯狂恋爱的母亲追随着各种男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想象当每一段爱情结束时，这位母亲如何咒骂、哭泣着将衣服一件件扔进行李箱；想象奥布里和姐姐一定知道，一段恋情结束时，她们也必须离开。
“你小时候，”纳迪娅有一次问，“什么样？”
她坐在奥布里的吉普车副驾驶座位上，将赤脚放在仪表盘上取暖。In-N-Out快餐店的汽车点餐通道上排着长龙队伍，她们的车停在里面一动不动，排在她们后面的棕色小货车里载了一群推推搡搡的小孩。早些时候，奥布里建议去别的地方吃午餐，比如德尔塔可[6]或小卡尔汉堡店，甚至是胖查理。卢克·谢泼德在那里工作，没准他能认出她们是从教堂来的，还能给她们打个折。不过纳迪娅摇头拒绝，她说她讨厌吃海鲜。
“我以前什么样？”奥布里笑笑，手指在方向盘上不停地跳动。她总是这样，将问题重复一遍，一副接受工作面试时需要争分夺秒的样子。
“嗯，你知道的，小孩子嘛。我当时是个小屁孩。没人搭理我。没想到，对不对？”
她大笑，奥布里也跟着大笑起来。这是她的另一个习惯，别人先笑，她再笑。
“我……我不知道。我玩橄榄球。我有很多朋友。”奥布里耸耸肩，“我最好的朋友有个蹦床。我们能在上面蹦好几个小时。我妈总不让我玩，她说我会把脖子弄折。所以我总骗她。”
“淘气鬼。”
“有一次，”奥布里说，“我们超级饿，然后买了个卖剩下的玉米面包吃。那面包特别脆，我们一边跳一边吃，面包屑满天飞，我们大笑不止。”
她微微一笑，似乎还在为孩童时期的叛逆感到骄傲，但这个笑容没有延伸到眼角。这是她总做的另一件事：笑不由衷。
火灾季节开始时，奥布里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住了三个月。她不知道野火可以在日历里变成家常便饭，像下雪或下雨一样普通。她姐姐告诉她不用担心野火，至少在欧申赛德不用担心。沿着海岸线，你和所有人一样安全。不过她还是会关注当地新闻，记者在现场咳嗽，火焰从他们身后蹿起，直升机掠过一片烧焦的平地，就是那时，她第一次看到上室教堂。教堂被用作临时撤离场所，记者采访了身材魁梧的黑人牧师——约翰·谢泼德。
“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的声音深沉、洪亮，是那种可以录有声读物的声音。“我们感激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回报社会。如果你被迫从家中撤离，那么请来上室教堂吧，让这里成为你的家。”
后来，她告诉纳迪娅，她意识到是牧师的祷告吸引了她。那时，她总是居无定所——其实她整个人生都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是莫和凯茜家的客人。她每次洗完衣服都会将它们叠好放回行李箱，她不敢把衣服装进抽屉里。可是，没有人让她离开欧申赛德，所以某个礼拜日，她来到了上室教堂，之后的事就是这样了。
那一年的火灾季节在纳迪娅的印象中最为严重，当地报纸用鲜明的字体将十月称为“大火围城”，尽管后来火灾高峰期已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还是在那年冬天发生了十五次森林火灾。如果你处在必须撤离的范围内，你会收到警长打来的自动语音电话，可她母亲总是说，真等接到他们的电话再撤离就晚了。警长办公室的电话只给你留十五分钟的预警时间，所以那年秋天，她的母亲早早就将应急包裹收拾好放在前门。
“你觉得很傻，”她对纳迪娅说，“可是你得时刻做好准备。即便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事情。”
她从小在得克萨斯州长大，处在龙卷风和飓风区域中间，所以她知道如何做好灾难应急准备。她曾经对纳迪娅说：我可不像你们这些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的女孩，你们平日里绝对不会想到还有地震这回事，除非真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开始在你们脚下震颤。
那年冬天，她母亲的死可以说是一次地震，将她从睡梦中震醒。但是早些时候，九月份，纳迪娅看见母亲将衣服、水壶以及相册通通打包。随后她们出门前往教堂，一个女孩正在教堂里哭泣，她穿了一件腰部过于紧的淡蓝色连衣裙，紧绷的样子好像她最近刚刚变胖了一样。她将一头鬈发梳成马尾，穿了一双脚趾处磨损的帆布鞋。她的穿衣风格就像那些从没来过教堂的人一样，那些人凭着想象将自己打扮成来教堂时应有的模样。几个月后，无论纳迪娅何时在学校见到奥布里，这个女孩都沉浸在悲痛中，纳迪娅羡慕这个女孩能如此轻易地将悲伤表露在外，也羡慕她能让教堂如此彻底地接受她。跪在圣坛前寻求帮助就行了？仅此而已？还是必须邀请所有人去碰触你埋藏在心底的悲伤，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救赎？
后来，天色渐晚，两个女孩在纳迪娅家后院一个破旧不堪的吊床上轻轻摇荡。她父亲没有再用过这个吊床，她不记得上一次见到父亲在这里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了。奥布里刚跟着纳迪娅走进后院，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吊床，她迫不及待地躺在上面。“这感觉太加利福尼亚了。”她这么说，于是那个星期每天晚上，她们都躺在吊床里聊天，直到太阳在天际消失。
纳迪娅透过纱门扫了一眼父亲。那个星期，父亲每天晚上都会为她们做晚饭，父亲并没有抱怨要为奥布里多准备一份饭。他似乎很愿意做这件事，几乎是这样的。他露出笑容，努力用开玩笑的语气讲述他的一天，如果没有奥布里的到访，也许就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他们自顾自地将食物塞满嘴里，一言不发。也许他很高兴家里又热闹起来，也许奥布里有某种特殊的魔力，让他愿意敞开心扉。
在她对面，奥布里舔舔拇指上的冰激凌，转而问纳迪娅她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什么意思？”纳迪娅说，“你知道他什么样啊。你不是总见他。”
“我是说他这个人。他很友善，可是话不多。”
“也许吧。我不知道。真的。他喜欢自己待着。怎么了？你爸爸什么样？”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走了。”
“好吧。那你妈呢？”
奥布里吮吸拇指：“我们很久没说话了。”
“很久是多久？”
“将近一年。”
纳迪娅已经习惯了她们之间的对话节奏、开场与结束，收放自如，所以她点点头，装作听懂的样子，每当朋友们抱怨母亲的时候，她都会装出深有感触的样子，这一生都如是。每当朋友们慷慨激昂地斥责母亲反对她们的工作或者男朋友时，她都会同她们一起翻白眼，总是表示有同感，总是保持微笑，尽管她对朋友的抱怨感到厌恶。她对奥布里的了解则更少。她很好奇，做离开的那个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你从海边开车一路向东，路过冲浪棚、饵料店、冰激凌店、冲浪者和海港边的安保邮轮，你会来到后门。彭德尔顿营的大门由武装海军守卫，营地外的社区不好也不坏。你可以通过这些环境判断出来：栅栏相对较高，但是房子的窗户没有安装金属护栏；必胜客的玻璃是防弹的，生意却开到很晚；警察仍然会巡逻，巡逻次数多过那些治安好的社区，也多过那些治安差到连警察都已放弃整治的地区。在这个不好也不坏的社区里，奥布里和姐姐以及姐姐的女朋友住在一栋白色小房子里。房子本身很简朴，而奥布里的卧室却出奇地华丽。墙上喷的是灰绿色的油漆，上面带有灰色花纹，白色圣诞灯布满了整个屋顶。灰色的窗帘荡起涟漪，蕾丝边像新娘的头纱一样从床上垂下来。纳迪娅第一次进屋参观时走得很慢，她将双手背在后面，唯恐碰到任何物件，像是参观博物馆一样。
“我刚搬进来时总失眠，”奥布里说，指向挂在屋顶的捕梦网，“凯茜认为这个也许有帮助。”
凯茜身材修长，像一只猫似的，她留着一头脏兮兮的金色长发，说话时总喜欢弄乱头发，像是要特意证明她一点也不在意发型似的。她在市区的浮桥酒吧做酒保，喜欢和人们分享平日里遇到的事情。一个讨厌干杯的男人。一个怕腌菜怕到死的女人。
“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往三明治里放的那种大块腌菜？吓死她。如果你拿一块放到她边上，就算腌菜还在坛子里，她也会尖叫着跑开。疯狂吧，是不是？”
凯茜的哥哥以前在彭德尔顿营站岗，兄妹二人八年前曾经到西部旅游。那时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直女，为了忘掉她，凯茜跑到加利福尼亚州疗伤。从田纳西州开长途车的路上，她在一个卡车站摘下这个捕梦网，理由很简单，她想要。现在这个捕梦网几近悲伤地悬挂在卧室里。奥布里说，她搬进来后，姐姐帮她装饰了这间屋子。
“莫认为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什么，”她说，“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为什么没见面？”纳迪娅说。
“她去上大学了。”
“然后就没再回来？”
奥布里慢悠悠地将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嗯，她不喜欢保罗。”
“他怎么了？”
“他打我妈妈。”她说。
“哦。”纳迪娅在书架前停下来，“他打你吗？”
“有时候。”
纳迪娅无法想象被成年人打是什么样子。尽管她小时候不听话，父亲总是把她领到母亲那里，让母亲来说教，好像这种处罚就该在女人之间解决。
“嗯，你妈妈怎么说？”她说。
“她还和他在一起。”奥布里耸耸肩，从床上跳起来，“走。咱们到外面去。”
纳迪娅终于明白了，她明白了奥布里为什么离家出走，明白了她妈妈为什么没有阻拦她，明白了她姐姐为什么帮她装了一间跟迪士尼电影里一样的卧室，也明白了为什么谢泼德太太那么怜爱她。从某方面来说，纳迪娅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母亲只是生病，至少她只是伤害自己，至少母亲从没让任何男人打自己的孩子。她母亲去世了，可相比之下，母亲虽然在世，却为一个殴打她的男人放弃你是不是更糟？
七月四日这一天，纳迪娅坐在奥布里家的门廊上看邻居在街上放烟花。这座城市正在市中心的码头举办烟花表演，不过只有这一天放烟花合法，这是凯茜说的。她不敢相信加利福尼亚州竟有这种严格的烟花法律，所以在看到那些人把烟花从墨西哥的蒂华纳偷运到社区时，她大声叫好。伤害到谁了吗？又不是说这世上没人放炸弹。她抿了一口啤酒，一只胳膊搂着莫妮克，莫妮克看着街道上的邻居不停地摇头。
“有人会把手炸飞，”她说，“我就是知道。”
她还没有做母亲，可是她有做母亲的天赋，将所有最坏的可能都想在前面。她在斯克里普斯仁慈医院做创伤护士，所以每天看到的都是最坏的事情。不过即使没当护士，她也是那种爱担心的人。她下班回家后，总是喜欢问她们有没有吃饭。她提醒奥布里吃维生素，追在后面让她带外套，市中心冷，哦，别那么看着我，你知道你一会儿会冷的。一个男子站在马路中央粗声抗议，一辆车在广告牌前突然急转弯，差一点撞到他。莫妮克又摇摇头。
“宝贝，穿得够暖吗？”她说。
奥布里和纳迪娅盖着毛毯坐在那里。她轻轻翻了个白眼。
“莫，我不是小孩了。”她说。
“你是我的宝贝。”她姐姐说。
凯茜大笑，奥布里又翻了个白眼，不过她看上去并不沮丧，一点也不。那是一种假装厌烦的表情，实际上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让你感到厌烦。有时纳迪娅有些嫉妒奥布里，尽管她为这种想法感到惭愧。奥布里也失去了母亲，但是她拥有姐姐的爱，姐姐女朋友的爱，甚至牧师夫人的爱，三个女人对她的关心全部是自发的。两个女孩都被遗弃在沙滩上。只有奥布里被找到。只有奥布里被选中。
莫妮克和凯茜的眼神中流露出对奥布里的爱，纳迪娅心里知道虽然这爱不是给她的，但她还是不自觉地靠近，握紧双手伸向温暖。在街上，邻居挤作一团，用西班牙式英语给路人指路。十几岁的少女聚在一起，将小孩放在草坪上，穿着法兰绒衬衣的老男人指挥交通，玩滑板的男孩四处张望有没有警察出现。停在街道边的汽车里传出声音巨大的雷鬼音乐和饶舌音乐。很快，烟花会将整个码头照亮，可是纳迪娅哪儿也不想去，她只想待在这里，待在这间屋子里，在这里，每个人都受欢迎，她喜欢和这家人待在一起，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离开，却没有人这么做。烟花将天空点亮，第一簇烟花闪烁的时候，她跳了起来，欣喜又有些惊讶。
拉特里丝·谢泼德有一双幽灵眼。
一只棕色，一只蓝色，祖父曾经告诉她，她可以同时看到天堂和人间。母亲第一次抱她时吓了一跳，肯定有问题，也许那只蓝色眼睛瞎了，像得了某种病一样透明，医生说现在下结论未免言之过早。“给宝宝一些时间，让眼睛去适应这个世界，”他说，“留心一下。如果出现斜视或模糊，可能就要担心了。”所以在她生命的第一年里，母亲的脸总是离她几英寸[7]近，观察她的眼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她总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尽管她可以清楚地看见。棕色眼睛在蓝色眼睛边上看起来非常丑，蓝色眼睛在棕色眼睛边上也如此，她知道最好保持一致，尽量让自己简单。到了二年级，她已经开始永无止境地长高；在学校集体照里，她站在队列的第一个；午餐时间，她独自一人在操场上吃饭，其他女孩莫名其妙地唱着给她编的顺口溜：
拉特里丝，大野兽，
她会将你变成大餐，
两只怪眼睛，两只大笨脚。
她无法隐藏身高，倒是那双奇怪的眼睛，她可以试着将它们藏起来。她开始戴墨镜，只要可以她都会戴墨镜，在杂货店、卧室，甚至是教室，给老师一张医生开的假单子，说她对光敏感。长大后，她将这双奇怪的眼睛视为福音。它不是幽灵眼，这双眼睛赋予她一种天生的第二视觉能力：她只要看一眼某个女孩，就知道她是否挨过打。不用看身上的淤青和伤疤——挨打的女性总会想方设法将它们隐藏起来或找借口掩饰。她不需要听那些故事，什么撞到门把手或在台阶上绊倒——她只需将那双奇怪的眼睛锁定在她们的眼睛上，就能知道。她看到过去完美无瑕的皮肤上被电熨斗烫伤的菱形痕迹，金皮带扣抽打过的痕迹，脖子上被牛排刀割过的痕迹，嘴唇被戒指划破的痕迹，脸上泛着紫色或深蓝色淤青的痕迹。她第三次邀请奥布里喝茶时告诉了她这些，后来，奥布里盯着镜子，猜想这位牧师夫人还能看穿什么。她过去的全部经历都写在皮肤上了吗？谢泼德夫人能看见保罗对她做的所有事情吗？至少现在她知道了为什么谢泼德夫人对她如此友善。为什么在圣坛呼召后，谢泼德夫人就在教堂大厅里找到她并给了她一个拥抱；为什么在接下来的礼拜日，谢泼德夫人给了她一小本小花封面的《圣经》；为什么在那个礼拜日后，谢泼德夫人邀请她到办公室喝茶。奥布里根本不喝茶，但是几个月以来，她都坐在灰色条纹沙发的另一边，将糖块放入茶杯。她把茶弄得很甜——里面有糖、蜂蜜和奶油。
“在这里没事，”谢泼德夫人有一次对她说，“不过在外面，人们可能会觉得幼稚，年轻女孩用这么多甜的东西改变茶的口味。”她温柔地纠正奥布里，但这让奥布里感到尴尬，几个星期后，再喝茶的时候她就只往里面加一块糖了。
一天下午，她抿了一口苦茶，问谢泼德夫人埃莉斯·特纳怎么了。她总是若无其事地抛出那问题，刻意掩饰自己的困惑，因为自从谢泼德牧师向教堂会众沉重地宣布了那则消息后，她已经困惑了好几个星期（不，是好几个月）。那时，他没有给出死因，这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只会发生在无法解释的突然死亡事件上。埃莉斯·特纳这种年纪的女人不会自然死亡；她看上去没有生病，也没有遭遇什么可怕的意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就是想不明白，”礼拜过后，修女威利斯在女厕所里说，“哪里听着不对劲。”水池边其他女人也跟着点头，然而就在几天后那条新闻出来时，谁也没有料到埃莉斯·特纳竟然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教堂会众将所有不堪的悲剧都设想了一遍：一次意外的嗑药过量、酒驾意外，甚至是意外引发的谋杀，牧师以为这是最好的解释。也许埃莉斯有个情夫（她值得找一个比罗伯特更好的人，不是吗？），他们在破旧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搞外遇，情夫将她杀害。
除了这些耸人听闻的猜测，没有人做好了接受埃莉斯·特纳已死的事实的准备，特别是奥布里。她与特纳女士素昧平生，但她却感觉与她似曾相识，至少有那么一点，是那种你只在远距离见过某人的熟悉感。每个礼拜日，她都能看见特纳一家走进上室教堂——丈夫穿得西装笔挺，妻子在大厅里微笑着与友人问好，女儿长得像妈妈的复刻版。他们让她想到荧屏上的一家人。父亲强壮、具有男子气概，母亲貌美如花，女儿受到上帝庇佑生得聪明美丽。在AP政府课上，奥布里坐在后排，她看见纳迪娅和朋友们一阵风般地跑进教室，每次在上课铃声响后跑回教室，纳迪娅都会先冲托马斯先生笑笑，讨好他，以此躲过课后留校的处罚。他怎么忍心惩罚她？每个星期他都会把考试成绩前十名的名字写在白板上，她的名字总在上面，像是用永久性马克笔写的一样。以后她会去知名大学，所有人都知道，而奥布里和班里剩下的学生会去社区大学混日子。每个礼拜日的早晨，她都看见这个女孩——这个叫纳迪娅·特纳的人——在教堂长椅上坐下，坐在母亲和父亲身边，她禁不住去想，和家人一起去教堂会是怎样一种心情。莫不信奉上帝。凯茜相信，却只是理论上的，就像她相信宇宙有纠正自己的能力一样。对于奥布里去教堂的举动，她们二人都不是很满意，尽管谁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你确定要把时间花在教堂里吗？”莫会这样说，“我是说……你不觉得有些太快了吗？”
太快干吗，她从未说过，不过她也无须说。她担心奥布里会变成某个宗教信仰的呆子。比如，她开始在烧焦的吐司上看到耶稣的头像，或者插话对别人进行批判，或者在同性恋婚礼的外面进行抗议。礼拜日的时候，奥布里每次看到特纳一家，都会去想做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感觉：聪明美丽，祷告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拉着你的手。她会去想那位母亲，和她的母亲完全不同。埃莉斯·特纳年轻、精力充沛、姿色过人，礼拜开始前总会在大厅里展露笑容，刚一进入教堂就与人问好，她和奥布里说过一次话，就在圣诞演奏开始前她们擦肩而过时。
“亲爱的，你掉东西了。”埃莉斯·特纳说，指向飘落在地毯上的目录。她的声音冷静、柔滑，像牛奶一样。
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自杀？奥布里知道这个问题很愚蠢——只要念头足够强烈，任何人都可以自杀。莫说这是生理问题。神经元出现了问题，大脑中的化学成分不平衡，整个身体就像一台机器，线乱了就会导致自我摧毁。但人不仅仅是身体，对吗？自杀的决定一定比这更复杂。沙发另一头，牧师夫人抬起一边的眉毛，起身帮奥布里续满茶杯。
“什么意思？”谢泼德夫人说，“你知道她怎么了吗？”
“我只知道她朝自己开了一枪。”
“嗯，这就是全部，亲爱的。”
“可为什么呢？”奥布里说。
“恶魔会攻击我们所有人，”谢泼德夫人说，“有些人只是不够坚强，无力还击。”
她慢慢搅动茶水，勺子不停地碰击杯子，语气听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她和奥布里的母亲完全不同——她是那样坚定、沉着、自信。而她的母亲是谢泼德夫人会同情或蔑视的那种柔弱的女人，当然，这要取决于她与这个人的熟识程度。现在，她所知甚少。她只知道奥布里搬出来和姐姐一起住是因为与母亲不合。奥布里没有告诉谢泼德夫人关于保罗的事情。周末的时候，保罗会一瓶接一瓶地喝威士忌，有时会打她们，事后总是哭着忏悔说他不是故意的，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她们无法理解时刻在外面承受压力是一种什么感觉，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全回家。她离开的时候，他搬进来和她们住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中，他每晚都走进她的房间，推开卧室门，然后是她的双腿，整整一年，这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说。算是这样吧，因为第一次发生时她告诉过母亲，母亲却使劲摇她的脑袋说：“不。”好像她希望这件事不是真的一样。
沙发另一头，谢泼德夫人拿了一块曲奇饼干。
“好，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她问。
“我不知道，”奥布里说，“纳迪娅从不谈论此事。”
她无法去问纳迪娅，尽管她们在一起时她总会想到这件事。纳迪娅知道她母亲为什么自杀吗？知道了会更好吗？
“我总看见你们两人一起吃午饭。”谢泼德夫人笑笑，用餐巾纸擦掉手指上的糖渣，“我不知道你们相处得那么好。”
“她人很好。”奥布里停顿了一下，抿了口茶，“她很……不知道。好玩。她总能把我逗得大笑。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她什么都不怕。”
“如果我是你，不会投入太多感情。”谢泼德夫人说。
奥布里皱起眉头：“为什么？”
“好了，别那么看着我。你知道她秋天就去上学了。在宿舍里认识新朋友。人会变，仅此而已。我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亲爱的。”
谢泼德夫人递给她一盘曲奇饼干，奥布里拿了一块，默不作声。她第一次去纳迪娅家的时候，看到她的书架上放了一个挪亚方舟的黏土模型，大小正好可以放在手掌里。白发的挪亚站在甲板上，迷你长颈鹿、猩猩和大象的脑袋从舷窗向外张望。她伸手去拿它，纳迪娅抓住她的手。
“别碰，”她说，“我妈给我的。”
奥布里抽回手，为自己的冒犯举动感到尴尬，尽管她是无心的。她发现纳迪娅从不谈论她的妈妈，因为她想要把她保存在心底，只留给自己。奥布里也没有讲过她妈妈的事情，因为她想把有妈妈这件事彻底忘记。和纳迪娅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变得更简单。
她不愿去想纳迪娅要离开、上大学的事。她在纳迪娅没有母亲的世界里找到了家的感觉。那天晚上，她开车送这位朋友回家。她们到外面的后院，坐在特纳先生的吊床里，一直到天色渐黑。纳迪娅的一条长腿伸向一侧，赤着脚，把脚趾支在草地上，努力不让她们失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