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可好，“发自手机邮箱”，我感觉不到我们之间的关联，不管是和我当初深爱的二十三岁澳大利亚姑娘，还是今天四十五岁的成熟妇人。
二十年前，她最后一次写信给我的时候，似乎更为正式。
亲爱的亚当：
查理和我将于三个月后成婚。我想让你知道，我依然爱你，可能会永远都爱你，但你我终究是有缘无分。你会是我永远的灵魂伴侣。
爱你的，安杰利娜
查理。她只提起过一次，一次的匆匆带过，在早时候的一封信里。没有细节，出人意料。即将成婚。不曾住在一起，也不曾长久交往。好像直接从煎锅里蹦出来的一样。
信是手写的，信纸很漂亮。致亚当，而不是都格拉斯。落款是安杰利娜，而不是安杰——好像她塞进我门缝下面的小字条那样。我不知道这封信她写了多久。就好像写歌的人不知道该把什么写进歌里，安杰利娜或许也不知道她把什么写进了字条。第一次读到那封信的时候，我似乎看到我们之间的永恒之爱变成了她的小恩小惠、她的道歉，甚至是一份安慰奖品。
我回复了她，希望字句里没有满是苦涩。我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忘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祝愿他们一切都好，我自己也会好好生活。
时光流逝，当我再次回看安杰利娜的信笺，我看到的只有痛苦，还有希望一切不要发生的祈愿。但多年前的我，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似乎只能读懂她字面上的意思。求你了，亚当。快来救我。救救我们。
今天的我们大概可以开诚布公地聊一聊了吧，除非我们还想继续这种单字邮件的把戏。但我又想告诉她什么呢？
如下是我想说的：
我们分开后，我的职业道路越走越顺。那时的我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专家，如今的我攀上了行业顶峰，掌管着一家知名软件公司的欧洲业务。
受益于公司的股权分配政策和本人巧妙的彩票组合，克莱尔和我目前衣食无忧。我坚持去上班只是为了增加点智力上的刺激。我的钢琴演奏上了一个新台阶，我现在为一些音乐人伴奏，也定期和一支当地的乐队合作演出。
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迪伦是个颇有天赋的唱作人，希拉里活跃在学生政治领域。我一直保持健身的习惯，最近还参加了伦敦马拉松。
但经过一夜睡眠和大半个白天的思忖之后，我真正落笔写下的却是这样的内容：
还是老样子。还在打合同工，住在诺里奇。还和克莱尔在一起，没有孩子。你呢？
虽说有点言不符实——比如我的上一份合同四个月前结束了，目前还处在没有新合同的空窗期——但我至少抑制住了想要冷嘲热讽的冲动。
跟你上次写信的时候比，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世界上有了互联网，东西德统一，为戴安娜王妃难过。
点击过发送键的我陷入了沉思，短短几十个字就能总结出我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代表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毕竟跟我同龄的男人中，至少有一半人曾经幻想过为英格兰队攻入制胜一球，或是成为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43]的头号明星。
我的问题在于，我目前的生活恰好就是我想要的。十八个月前，寻找新合同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已，我不禁问自己，到底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到底想要选择哪一种生活？答案就是：兼职工作，参与酒吧小测，听听音乐，照顾妈妈，陪伴克莱尔。除了最后一个想法因为克莱尔的繁忙工作而告吹之外，其他的部分就是我现有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为什么要为了安杰利娜重新创造一种梦想的生活呢？
墨尔本时间已经将近午夜，我应该短时间收不到回复，但我参加酒吧小测就要迟到了。
我出门的时候，克莱尔刚好开车回家。我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挥手回应了我。
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诺里奇，只有五六家酒吧还定期有小测试可以玩玩。跟我们同场竞技的队伍都比我们要上心得多。
我从几年前开始参加这些酒吧小测，通常是在下班之后。那时候我在为当地的一家公司服务，而克莱尔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早出晚归。斯图尔特和查德，两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事，叫上我一起参加小测，我的音乐知识也帮我们赢下了一些硬仗。合同结束了，我的小测传统却保留了下来。最近，查德不再来了，但他的女友希拉成了常客。
酒吧小测逐渐变成了社交活动，特别是对斯图尔特和希拉的同事们来说。如果测试的领域是他们所不擅长的，便会随意编造些数字。这个冬日的晚上，只有斯图尔特的同事德里克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德里克是个体育迷，他的知识很有用，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四十五岁以下，熟悉21世纪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宠物小精灵？《实习医生格雷》？贾斯汀·比伯？过，过，过。
今晚的主持人是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很传统，对于复杂题组有着特殊的偏爱。
“本题第一部分：举国上下都为之屏住呼吸的赛马盛会是……”
斯图尔特看了德里克一眼，说道：“先让希拉试试。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这是一道体育类的问题，但又涉及了历史和地理，我们的专家需要鼓足自信，至少要来点欢呼喝彩。”
“墨尔本杯。”她答道。
德里克点点头：“记下了。”
“第二部分：何时举办的？”
11月的第一个周二是墨尔本的公休假期。赛马比赛或许能让整个国家暂时屏息，但在主办城市，整天都会热热闹闹的。
我的同事们可不会接受我以任何借口错过弗莱明顿赛马场的部门早餐会，大啖烤鸡喝香槟。让我意外的是，安杰利娜竟乐于参与其中。
“我以为你有约。”我说。
“我告诉你了：收到了差不多五封邀请，都被我拒绝了。我是个演员，不是和一群中年商人眉目传情的花瓶。”
“我的这帮朋友也许也文明不到哪儿去。”
“一会儿我们就能知道了，对吧？”
整个场面好像一场闹剧：正式的礼服裙，新奇的裙子，塑料香槟酒杯，外卖鸡肉，一帮人全都扎在赛场的停车场里。
要从一大群狂热的赛马迷中找到我们的队伍并不容易，大家的衣着相仿，全都带着冰桶（或者用澳大利亚话说，叫冰盒）和折叠桌。安杰利娜穿了一条及膝的黑裙子，配上红黑相间的腰带、黑色丝袜、高跟鞋，绝对是我当天见过的打扮最精心的人。一个打扮成啤酒罐的赛马迷认出了她，他们两人也差点把对方撞倒。
温暖春日里的畅饮，立在沥青路面和草地上的高跟鞋，精巧易碎的头饰：这些都足以让人扭伤关节，甚至更糟。我们沉醉在这美好的春光里，同事们还算懂礼节，让安杰利娜感觉宾至如归，当然也没忘了埋怨我不肯和他们分享私人生活。
安杰利娜似乎才是更吃惊的那个：“和我在一起的事，你没告诉任何人？”
“他们是我的客户，只要待上两个多月，我就会离开他们。我也不会要求我的医生告诉我他在跟谁约会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
“你可是安杰利娜·布朗。”
她笑了起来：“我都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高兴了。”
很显然，她做出了决定。我向数据库的同事隐瞒约会和钢琴演奏的行为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她钩住我的脖子，亲了过来，当着所有同事的面。有一位同事还趁机介绍起了自己，蒂娜——那个鞋跟歪歪扭扭，和另一个行政职员在一起的女同事。
我在办公室基本没怎么见过她，和她那场别扭的“约会”更是早就被我抛到了脑后。可她没有。
“噢，我的天哪。大家伙，这可是安杰利娜·布朗。安杰利娜，这就是我们的同事们。你们肯定都不相信，我差不多算是他们俩的媒人。是我把小海鸥带到那家酒吧的……”
安杰利娜笑得花枝乱颤：“小海鸥？”
蒂娜好心地解释了那个笑话，和她的故事很搭配：“亚当，无意冒犯。当时是大家选了我，让我告诉你少管闲事，这可是我代表他们每个人说的。毕竟你干的那些活儿吧，跟烦人的海鸥也差不多。她——我是说安杰利娜——也在那儿，在酒吧里喝东西，海……亚当……就好像是车头灯前面的兔子，完全被镇住了。所以我就怂恿他，‘随便去弹个什么曲子’。你们懂的，哇啦哇啦说一通数据库的事，可没办法跟她搭上话。”
“真是好建议。”安杰利娜评论道。
“你走了之后，我还得跟他科普你是谁。”
“你告诉过他我是谁？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
历史正在被改写。
“直到我告诉他你是谁。当然，他知道以后也觉得相当窘困。总之，后面的事情就很好懂了。我离开了酒吧，接着，你就到这儿来了。”
“谢谢你，”安杰利娜回应道，“你说得很对，要不是因为钢琴，我肯定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那也可能是个错误。”
“对电脑呆子和保险文员来说，他们还不坏，对吧？”我们挤进人群，向赛场拥去。
“他们很棒，特别是蒂娜。但你却为了追我，把她甩了，海鸥先生。”
“我猜律师们遇到这样的事会很高兴的。”
安杰利娜从手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手包黑红相间，和她的裙子正相配——递给我。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
“我以为你已经拒绝了这些企业的活动。”
“这是爸爸硬塞给我的。他去不了——因为利益冲突。这是家很大的律所，律所跟律所也是不一样的。”
我拆开信封。显然安杰利娜并没有提前打开看过，因为随着门票还附了一张字条。
托尼：如果你不能过来，就请把这些门票送给你出名的女儿。她要比你诱人多了。
我们来到一个叫作“鸟笼”的地方，参加一场企业活动。那地方连一丁点赛道都看不着，人们过来只是为了推杯换盏，顺便攀攀关系。幸好没有在早餐时候喝太多起泡酒。安杰利娜只认识几位客人，说是认识，其实不过是点头之交，但她仍然赢得了全场的注意。
律师们大多为男性，既有三十几岁西装笔挺的青年才俊，也有穿着双排扣上装的中年胖子，在炎热的天气里，扣子随意解开着。他们比早上的那群人更聒噪，醉意也更浓。哪怕有我站在安杰利娜身边，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同事，仍不乏几个粗野之徒。
女士们全都从头武装到了脚，花哨的礼帽、高跟鞋一应俱全。她们的行头肯定要比停车场的观众贵上不少，但论及浮夸程度，却也丝毫不逊色。
因为我的口音，我和一位打算移居英国的女士聊了起来。安杰利娜离开我去敬酒，等她敬酒归来，我们的话题已经发展到了英国的房产市场。
“我要去下注，”她说，“你来吗？”
“我不是个赌徒。”
“来嘛——你送我的那些玫瑰花要怎么说？”
“我那时感觉十拿九稳。”
“幸好你不是个赌徒。但你怎么也要为杯赛赌一把，快来选匹马。”
我扫了一眼白板，上面列着二十三匹赛马的名字。
“帝国玫瑰。”
安杰利娜伸出手，我递给她十澳元。
“输赢都下。五澳元赌赢，五澳元赌输。”
“胆小鬼。”
安杰利娜回来的时候，那位女士的丈夫——一个和善的专利法律师也加入了我们有关房产的讨论。
“你买了哪匹马？”我问。
“隐秘旋律。赌它赢。”
电视被高高挂在半空中，沐浴在阳光里。我们盯着屏幕，转播信号总是要滞后一点，赛场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完全盖过了评论员的声音。我根本不知道哪匹马领先，也不知道我的帝国玫瑰到底跑到了哪里。
赛事临近终了，一位戴着红帽子的旗手遥遥领先，观众的尖叫和评论员的点评同时到达激动的顶点，很快屏幕上出现了得到名次的赛马排名。帝国玫瑰没在里面，隐秘旋律也没有。
似乎没有人押对宝，冠军马没什么名气，名字叫作托费克。
安杰利娜抓了抓我的胳膊：“看那个高个的家伙。”
那是个大块头，差不多三十岁。他的女伴跟他年龄相仿，个子不高，深色头发。他转过身，手里翻找着一沓下注的票子。很快他找到了那一张纸，拍了拍他的女伴，递给她。她的表情一下子明亮起来，几分钟后我们共享着他们的荣光：二十澳元的赌注，三十比一的赔率。总共赢了六百澳元——给每人买一杯香槟都绰绰有余。
赢了钱的女士逐一来到每个包间，给每个人倒上香槟，我们的专利法律师朋友给我们补充了很多信息。
“埃洛伊丝·迪塔，离婚律师，摧毁男人的一把好手。用行里的话说，如果有苦，就找迪塔。”
安杰利娜微微一笑：“她丈夫是谁？”
“不知道，”专利法律师说，“怎么了？”
“排队下注的时候，我就排在他身后。他给每匹马都押了二十澳元。”
我快快算了一下：“我的天哪——四百六十澳元。这可不太划算。”
“我想也是。”
随后，安杰利娜和其他几位名流一起，点评赛场上的时尚着装去了，我也终于有了点思考的时间。安杰利娜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停车场上的那种，还是这样上档次的生活？她想要成为一个强悍的离婚律师还是时尚界的名流？我感受不到她对埃洛伊丝的任何羡慕之情：她的大胜，职业，甚至是众人羡慕的目光。但在那么一瞬间，我似乎感受到了她对那个男人的敬仰：他给墨尔本杯上的每一匹马都下了注，只为他的妻子能获得胜利。
“第三部分：说出一匹墨尔本杯冠军马的名字。”
“法尔莱普。”罗杰答道。
“等等，”我打断他，“你知道它是哪一年的冠军吗？那肯定会是第四部分问题。这就是那家伙的套路。”
“没错。”希拉附和道。
“天哪。大概是一九三几年吧？”
“托费克，1989年，”我高声答道，“赔率三十比一。”
“你们还要我干吗？”罗杰反问道。
“肯定有首歌是写这个的，”斯图尔特说道，“但我感受到了一种干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