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尔雅》说：“术，就是山蓟。”郭璞的注解说：“如今，术像蓟，长在山里。”按：术的叶子形状如蓟，近代的文士，竟就把“蓟”读作“筋肉”的“筋”，并且拿“山蓟”与“地骨”作为对偶来使用，恐怕不符合它的本义了。
【原文】或问：“俗名傀儡子为郭秃，有故实乎？”答曰：“《风俗通》云：‘诸郭皆讳秃。’当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戏调，故后人为其象，呼为郭秃，犹《文康》象庾亮耳。”
【译文】有人问道：“俗称木偶戏为郭秃，有什么典故吗？”我回答说：“《风俗通》说：‘姓郭的人都避讳秃字。’这大概是前代姓郭的有人得了秃头病，又喜欢开玩笑，所以后人就以他的形象作傀儡，称为郭秃，就像《文康》乐舞中有庾亮的像一样。”
【原文】或问曰：“何故名治狱参军为长流乎？”答曰：“《帝王世纪》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长流之山，于祀主秋。’案：《周礼·秋官》，司寇主刑罚。长流之职，汉魏捕贼掾耳。晋宋以来，始为参军，上属司寇，故取秋帝所居为嘉名焉。”
【译文】有人问道：“为什么称治狱参军叫长流呢？”我回答说：“《帝王世纪》说：‘少昊帝驾崩以后，他的神灵降临在长流山上，在这里主持秋祭’。按：《周礼·秋官》说：‘司寇主管刑罚。长流的职责，就是汉、魏时期的捕贼掾。晋、宋以来，长流才被称作参军，上属司寇管辖，所以取秋帝少昊住的地方作为美名’。”
【原文】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又相如《封禅书》曰：‘導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此導训择，光武诏云：‘非徒有豫养導择之劳’是也。而《说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无妨自当为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茎六穗于庖’，岂成文乎？纵使相如天才鄙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觡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译文】有客人诘难问我说：“现在的经典，你都说不正确，《说文解字》所讲的，你都说对，这样的话，难道许慎能胜过孔子吗？”我拍手大笑，回答说：“今天的经典，都是孔子的手迹吗？”客人说：“今天的《说文解字》，都是许慎的亲笔手迹吗？”我回答道：“许慎用六书来检验文字，用部首贯串全书，使全书不致出现错误，有错误也能发现。孔子只保存文句的含义而不究论文字本身。前辈学者尚能改动经典的文字以顺应全文的意义，何况经过书写流传呢？必须像《左传》所说的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这类情况，后人自然不能随意改动，哪能用《说文解字》来校订它们的是非呢？而且我也不是只以《说文解字》为是，其中有援引经传的文句，而与今天的经意不相合的，我也不敢盲从。又比如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導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这个‘導’字意思为‘择’。汉光武帝的诏书说：‘非徒有豫养導择之劳。’其中的‘導’字，就是这个含义。而《说文解字》说：‘導是禾名。’并引《封禅书》为证。我们不妨说本来就有一种作物叫“導”，不是司马相如在《封禅书》中所使用的。否则，‘禾一茎六穗于疱’，怎能成句呢？即使司马相如天生才能低劣，勉强写下这样的话，那么下一句也应当说‘麟双觡共抵之兽’，而不能说‘牺’。我曾经嘲笑许慎是个纯粹儒者，不了解文章的体裁，像这一类引证，就不足凭信了。但大体来说，我佩服许慎的这本书，对文字的审定与组织有条例，剖析丈义也能穷尽根源，郑玄注解经书，往往引用《说文解字》作证；如果我们不相信《说文解字》的解释，就会糊里糊涂不知道文字的一点一划都是什么意思。”
【原文】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仓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互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亂”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皨”，“奮”、“奪”从“雚”，“席”中加“带”，“惡”上安“西”，“鼓”外设“皮”，“鑿”头生“毁”，“離”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皋”分“澤”片，“獵”化为“獦”，“寵”变成“竉”，“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單”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
【译文】世上研究文字学的人，不通晓古今的变化，写字一定要依据小篆，并根据它来校对书籍，凡《尔雅》、《三苍》、《说文》上的文字，哪能全部找到仓颉造字时的最初本旨呢？文字也是随着年代变化而增删变化，前后有同有异。西晋以前的字书，哪能一概否定呢？只要它能使体例完整，不任意专断就行了。考校文字的是非，特别需要斟酌。至于像“仲尼居”，三个字中有两个不合正体，《三苍》中的“尼”字在“尼”旁边加上“丘”，《说文》中的“居”字在“尸”下面放了“几”：像这种例子，哪能遵从呢？古代没有一个字两种形体，又大多通假字，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閒”为“闲”：这类情况，也用不着费心去改动。有的文字本身就有错讹，延用时间长了就成了习俗。如“乱”旁边是“舌”，“揖”字下面无“耳”，“鼋”、“鼍”的下部从“龟”，“奋”、“夺”的下面是“雚”，“席”字中间加“带”，“恶”字上面放“西”，“鼓”字的右面加“皮”，“凿”字头上多出个“毁”，“离”字左面配上“禹”，“壑”字上面加“豁”，“巫”与“經”的“巠”傍相混淆，“皋”字分“澤”的半边成了“睪”，“猎”字变成了“獦”，“宠”字变成了“”，“业”字左面加上“片”，“灵”的下面写成“器”，“率”字本来就有“律”这个音，却勉强改换成别的字，“单”字本来就有“善”这个读音，却分写成两个不同的字：像这类情况，不能不加以改正。我以前看《说文解字》时，看不起俗字，想依从正体又怕别人不认识，想按通俗的写法又嫌它不正确，这样就完全不能下笔为文了。随着见闻逐渐增广，我进一步懂得了通变的道理，要补救从前的偏执，就得把从正和随俗二者结合起来。至于写文章做学问，依旧要选择与《说文解字》字体略微相近的来使用，如果官府的文书，或社会上的信函，最好不违背通行的习惯。
【原文】案：弥亘字从二间舟，《诗》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间为舟航字，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以叱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赋》、《栻卜》、《破字经》，及鲍昭《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之也。
【译文】按：弥亘的“亘”字是二字中间加舟，《诗经》所说的“亘之秬秠”就是这个“亘”字。如今的隶书，改“舟”为“日”，而何法盛的《中兴书》以“舟”在“二”间为“舟航”的“航”字，这是不对的。《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字，《诗说》以“二”在“天”的下面为“酉”字，《汉书》以“货泉”二字拆开作“白、水、真、人”四字，《新论》以“金昆”为“银”字，《三国志》以“天”上面加“口”为“吴”字，《晋书》以“黄”字头加“小、人”为“恭”字，《宋书》以“召、刀”合成“劭”字，《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字：这一类的事例，大抵是玩弄术数的荒谬言词，不过是假托附会，加上游戏玩笑罢了。比如，把“贡”字转变成“项”字，把“叱”当成“七”字，怎能用这种方式确定文字的读音呢？潘岳、陆机等人的《离合诗》、《赋》、《栻卜》、《破字经》，以及鲍昭的《谜字》，都是迎合了流行的习俗，不值得用形声的方法来分析它们。
【原文】河间邢芳语吾云：“《贾谊传》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见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须臾，卒然便昃耳。’此释为当乎？”吾谓邢曰：“此语本出太公《六韬》，案字书，古者暴晒字与暴疾字相似，唯下少异，后人专辄加傍日耳。言日中时，必须曓晒，不尔者，失其时也。晋灼已有详释。”芳笑服而退。
【译文】河间人邢芳对我说：“《汉书·贾谊传》说：‘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我曾经看见有这样的解释说：‘这是暴疾的意思，就是说太阳当顶时不一会儿，突然便西斜了。’这个解释合适吗？”我对邢芳说：“这句话本出自姜太公的《六韬》，按字书，古时候‘暴晒’的‘暴’字与‘暴疾’的‘暴’字很相似，只是下部分略微不同，后人便随意地在暴字旁加了个日旁。‘日中必建’的意思是，太阳当顶时，必须抓紧暴晒物品，否则，就会失去晾晒的好时机。晋灼对这句话已有详细解释。”邢芳听了，信服地含笑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