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圭短篇小说大师
不久前，我因要为我们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准备论文，故有幸深入拜读了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小说可以通过美学观的视角进行更广泛、更有深度地领会、解读和赏析。她的小说《秘密的拼合》（2002）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无情节小说，即反小说[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秘密的拼合》（亚松森：观点出版社，2009），第14页。本文中涉及这部作品的其他评论将在括号内用大写字母E标记出来]。没有接触过这种风格的读者可能会怀念传统小说不可或缺的结构，因为无论它的风格是多么标新立异，倘若没有结构，整部作品也不过就是一本短篇小说合集。但事实上，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极力阐述的，丽塔的作品是一部将不同的人物命运拼合起来的家庭沉浮史，她将小说女主人公们的主要生活背景共同设定在亚松森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分别讲述她们的“秘密”，这些“秘密”在相同的背景、不同的故事中展示了她们的人生是如何“拼合”在一起的。隐藏在这部小说里的巧妙情节恰好就是一个应由读者去发现的“秘密的拼合”。以这样的方式沉溺于这部内容丰富、情感动人、充满惊喜的作品中时，阅读就会化作极致快乐的源泉。为了更好地欣赏这部作品，读者可以把自己化身成女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从女性的视角来接受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在这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的革命性的美学观。
大约在1965年到1980年间，德国康斯坦萨大学的一群学者聚集在一起编写了一套在创作过程中聚焦读者角色的理论。面对结构主义、语符学派和生成论的失败，汉斯·罗伯特·尧斯、沃尔刚夫·伊瑟尔、雷纳·沃宁连同其他一些学者超越了把读者的看法只当做客观存在的观点。他们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学生、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伽登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作为老师的埃德蒙德·胡塞尔早前就曾说过，艺术作品永远是其含义应该由读者去解读的有意为之的产物。同为埃德蒙德·胡塞尔学生的马丁·海德格尔也不赞同将读者当做客观存在，他支持“此在”即“我的存在”或“人的存在”概念，认为人类的意识是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最终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创作的文学分析体系的基础上，汉斯·罗伯特·尧斯认为文学缺乏终结意义，并得出了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即“期待视野”。上述理论家以及美国的史丹利·费雪和意大利的安贝托·艾柯所做的贡献是为文学解读彻底脱离那种刻板的、服从于单一含义的假设模式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模式，是评论家不得不通过冰冷、生硬的方法去发现的所谓的假设[《接受美学汇编》（马德里：维索尔，1989）雷纳·沃宁的重要论文选集为上述运动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概论）]。
《秘密的拼合》这部作品邀请读者在解读时积极参与其中，不单要理解作品的含义，更要理解作品的结构。弗朗西斯卡和她的女儿们洛伦萨、帕斯托丽塔、卢克蕾西娅以及其他女性，比如讲述者的外祖母——爱尔维拉，这些人物的故事在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小说中随意拼接，使小说的叙述中心不复存在。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描写布恩迪亚家族的小说，构建了一种规模如《圣经》般庞大、繁复的人物关系，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虚幻和夸张的情节。大爆炸后期，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特鲁埃瓦家族的故事则充当了美洲社会和政治恢复时期的背景。而《秘密的拼合》独创性地分解了叙述的中心，丽塔通过这种结构将小说中的每个故事与人物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利用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将它们拼合起来。这种小说结构将读者转化成女性视角，唯有这样，读者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比如绣花女爱尔维拉编织自己和“旅客”路易斯·雷古雷斯之间的爱情关系。路易斯·雷古雷斯不停地在爱尔维拉和他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妻子的爱情中转换角色：
“爱尔维拉把这一切处理得都很妥当，她需要养活孩子，还要激发‘旅客’的激情。他每个月都会抛下她，然后又总是回到她的身边，因为他无法割舍这段我外祖母在他内心精心编织的情网。”（E第67页）
“唯有女性，”作者说，“能够实现赋予生命的奇迹，进而通过坚不可摧的家庭关系编织人物的命运。”（E第145页）这种没有叙事中心的小说，例如《佩德罗·巴拉莫》，给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线索。
此外，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这种故事拼合不仅是有关女性家务技能的比喻，更是形容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大爆炸后期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例如安赫蕾丝·马斯特雷塔、劳拉·埃斯基维尔，甚至阿连德本人，都如《秘密的拼合》一样描写过女性传统的烹饪技能。缝纫、刺绣、编织等都不过是女性在家务技能方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赋予生命却是一种女性独有的高级技能。只有当视角女性化后，才能够接收到那些为更专注、更具有创造力的读者所设定的愉快的阅读体验：为小说的意义本身赋予生命。
然而，除了为读者提供这种特殊价值以外，我们的作家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还有许多其他贡献，作为如今的巴拉圭短篇小说大师，最突出的贡献当属那些水平高超的短篇小说。例如《情书》，那么完美无瑕的文风，那么有深度的心理描写，以及那么成熟的人物和情节建构，毋庸置疑能够代表巴拉圭文学入选当代拉美最佳短片小说集。
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选题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擅长用史诗般的语气去讲述平凡的生活，将日常生活当做一件崇高的事情，从不可替代的女性视角来看待这个日趋暴力和腐败的社会。她对于新文体有着睿智且大胆的尝试，例如在《我和加德尔》中那种融合了恐怖灯元素的文体，作者这些写作特点为这篇引人入胜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小说赋予了光芒。而她所有的短篇小说中，爱情至上，英雄主义，爱国情怀，宽容豁达和对恶势力的坚韧不屈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价值观。
自拉美文学大爆炸后的20多年以来，巴拉圭小说也在使用盛行于美洲的新的小说体裁，并日益摈弃先前的做法。但这些作家无意扼杀前辈的创作模式，而是这些作家下定决心要重塑社会楷模，同烦琐、注重文字的自恋型文风彻底决裂，他们在探索拉美文学解放的途径中让自己的想象力变得更有价值，而不是在国外的陈词滥调和普遍做法中寻找惯例。
世界最知名的西班牙语美洲主义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多丽丝·索默，和神甫阿隆索以及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共同创建了北方大学研究生院，她在其关于大爆炸前期的拉美伟大小说的大型研究中分享了她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她的这项研究涵盖了从伊萨克斯的《玛利娅》到加莱戈斯的《堂娜芭芭拉》的所有作品。索默的评论一向以坦率和严苛著称，她不满文学大爆炸时期的作家“坚定地认为先前的拉美小说没有价值……这些人宣称自己是文学孤儿，他们将拉美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舍弃了从前那些伟大小说的写作模式，这样他们就能自由地在国外当学徒”。[多丽丝·索默，《早期的虚幻作品，拉丁美洲国家小说》（波哥大：经济文化基金，2004），第17页]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等女性作家的想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她们不否定前辈作家，而是沿着胡安·鲁尔福、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马里奥·贝内德蒂和曼努埃尔·普伊格这些后爆炸时期的先驱们所绘制的道路继续前行。
对于北方大学出版社而言，能够出版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短篇小说选集实属一件幸事。她的作品如同巴拉圭当代文学一样，题材风格日益多样化，写作技巧日益精湛，愈加具有原创性和美感，是巴拉圭当代文学的真正瑰宝。
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
北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