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案”，即面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宗教、文化渗透，一些地方自爆出一些焚教堂、烧洋货、杀传教士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事实上为列强制造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上文提到的天津教案即属此。所谓洋务，即引进西方科技，发展近代化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有三方力量在博弈，即朝廷和官府是一方，民众是一方，西方列强是一方。这三方力量事实上又一直在互相利用、互相制衡着，如叶名琛曾“以众制洋”，清廷曾“借师助剿”，民众竟也曾“扶清灭洋”（如后来的义和团就曾明确地喊出过这样的口号）。由此也可见，三方关系是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其政治目标是要彻底取代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而其宗教信仰又是从基督教那儿来，多少沾着些“洋味”，这让西方列强觉得可以用拉拢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主动向洪秀全提出了“共同反清，平分中国”的主张，没想到却遭到了洪秀全的拒绝，他明确表示：“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为此最终让列强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组织的政府。”从而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也就由先前的拉拢，渐渐转变为帮助清廷镇压，以至最后直接出兵镇压。
曾国藩当年挺身而出与太平天国拔刀相向，原本就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教义沾着“洋”味，他是以清廷为代表的中华正统文化的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的，照理说，他这样的人对于沾着“洋”味的一切都不会有好感的。然而，在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了洋枪洋炮的确厉害，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洋人的一切，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此的原有看法与态度，并渐渐地由仇洋变得近洋、亲洋，以至事实上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大门，变成了最早的“洋务派”。当然这是后话。
1864年7月，曾国藩在湘军占领了的南京偶然得了一本《万国公约》，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一见之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开始由此思考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得失，尤其有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因无知而一味盲目自大、蛮干和胡闹而导致的损失，觉得不能再搞“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事了；同时，作为理学大师、湖湘大儒的曾国藩，又将修身之功用于外交事务，总结出外交事务中也要讲究和遵守“忠、信、笃、敬”四字，而其根本目的，是要为国家争取自强的时间。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外交思想，虽有其书生气的因素，但也不乏务实精神。然而，在当时社会，具有这样超前眼光和务实精神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1870年春天，天津教案爆发，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慈禧之命前去处理。接到上谕，曾国藩目瞪口呆，他清楚地知道，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几乎是交代后事的信：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形，用时人夏燮的话来说是“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平玩大府于股掌间矣。”耆英在签订《南京条约》被骂一年后奏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如此情形直到19世纪后半叶，更是有过之而无改观。正如曾国藩在信中所述，他对于这点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抱病到达天津。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很简单：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由于传染病死了30多个婴儿，天津市民听信传言，说教会的人在教堂里对婴幼儿剖心挖眼，于是冲击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地要求三口能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竟朝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躲过；天津知县刘杰上前劝阻，丰大业竟然又气急败坏地朝刘杰开枪，刘杰也躲过，但是刘杰的助手却被打伤。愤怒的群众见此情景，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杰的秘书，接着愤而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十余人，从而引发了所谓“教案”。此“教案”看起来虽只是由误会引起后又由法国人的蛮横扩大的多少有点偶然的事件，但深究起背后的原因却极其复杂。首先其事件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其次是事件发生后又涉及中外复杂的法律问题；再则又与广泛而强烈的民族情绪相混杂。这就注定此案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曾国藩显然是以自己“忠、信、笃、敬”的四字外交方针来处理的，首先遵从杀人偿命的法律信条，下令处死肇事杀人者21人（亦说16人），流放4人，徒罪17人；同时将天津府县革职流放宁古塔；向法国人赔偿损失白银49万多两，并派特使专门作了道歉。
如此处理，洋人眼看着倒可以安抚下去了，但国人却“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且曾国藩的处理方案事实上根本就无法落实，“百姓团结一气，牢不可破。已获之犯，人人为之串供；未获之犯，家家为之藏匿。官府万分棘手，而百姓仍自鸣得意，竟将杀人烧堂之事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并闻有编成戏曲者。虽经查禁，而其人气焰嚣张如故”。眼看着事态将不可收拾，可洋人和朝廷又不断双重施压，让曾国藩身心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全国舆论仍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曾国藩，说他如此处理几与卖国贼无异。为此，有人将他那高悬于北京湖南会馆的功名匾砸得粉碎，国子监的一批愤青，又将湖南会馆里一副曾国藩的亲笔楹联，故意用刀砍破，以表明要对他千刀万剐。更让曾国藩感到纠结与难堪的是，左宗棠、王恺运等一些故旧也纷纷表示不解和不满，且不断发表对他冷嘲热讽的言论。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注重名节、自觉要做古今完人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过。
曾国藩陷入了三方势力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怪圈中左右为难、力挣不脱，眼看着事情将不可收拾，此时他也只好顾不得面子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另派高明者来接替他，好在朝廷还算给他面子，很快便批准了他的报告，终于让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重回金陵两江总督任上。
李鸿章果然很快就将事件平息了下来，但又让曾国藩哭笑不得，因为李鸿章最终的处理结果几乎就是自己当初制订的方案，除了正法人数减少了4人外，其他都没变。
当初与李鸿章办理交接时，李鸿章执弟子礼让曾国藩授以与洋人打交道的机宜，他以一“诚”字授予李鸿章，尽管他知道李鸿章曾总结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是一个“痞”字。然而，就因为以“诚”相待，作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曾国藩，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痞”相耍的李鸿章，不但事实上很快平息了“天津教案”，事实上为他这个老师又一次擦了屁股（另一次是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率湘军镇压捻军失利，最终由李鸿章率淮军取而代之将其镇压下去），又一次表现出了“青出于蓝”，而且从此官运亨通。难道自己笃信的理学信条、修身秘诀，真的都过时了吗？曾国藩不能不纠结！
回到金陵的曾国藩，虽然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但整日闷闷不乐、魂不守舍。
1872年3月12日午后，曾国藩与儿子曾纪泽正在两江总督署后花园中散步，突然曾国藩头晕目眩，他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急忙叫儿子将自己扶回官邸休息，谁知当日晚上八时许，端坐案前的有着“晚清第一中兴名臣”之称的曾国藩竟以如此姿态告别了他61年大荣而又大辱、大喜而又大悲、复杂而又简单的不平凡人生。
当然，61岁，这在当时也可算是寿终正寢了，但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因为这倒霉的“天津教案”，曾国藩恐怕还会活下去的，因为这头痛的老毛病大体上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高血压”之类吧！因此，说曾国藩实际上最后是死于那个因“天津教案”而难以自拔的心理纠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的确，曾国藩作为一个生命可谓是纠结一生：本想一心做学问，却不得不书生带兵、出生入死；本想为国家争取一点自强的时间，却落得个千夫所指、内外交困；总想着能出入有无、超然物外，却弄得差一点身败名裂、晚节不保；他目光的确很长远、世事的确很通透，照理说应该活得很轻松，可事实上他的人生却很沉重、很纠结，似乎专是为了成就一个巨大的悖论而生、而死。
曾国藩的死，标志着他无力挣脱“中西博弈”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悖论实际上是中外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全方位冲突至不可调和的程度所必然出现的，曾国藩从儒家理学中获得的那四字妙语，可以让他获得修身的奇效，并建立内政的奇功，但终不能挣脱这个悖论，更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格局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逃过一场必然将遭受的浩劫。若说纠结，这个或许才是曾国藩那一代人人生最大的纠结吧！
其实，纠结的是一个时代。
在晚清政坛上，有几位汉族大员曾权倾一时，他们似乎左右逢源的人生，让人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是极其聪明者，但若选出一位最聪明者，我以为既不是曾国藩，也不是李鸿章，更不是左宗棠和张之洞之流，而非翁同龢莫属，尽管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对翁的印象似乎并不比对前几位强烈而深刻。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但因其父在朝为官而出生于北京。据史书记载，他四岁时随祖母与母亲回老家常熟时，便已能通读“四书”“五经”了，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后即被时人誉为“神童”，而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人们给他的这一称呼，他15岁时便考中了秀才，22岁中举人，26岁中状元。虽说一个人考中状元一定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还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也不能否认，前提是其本人一定智商过人，是一位极其聪明者。
当然，翁同龢过人的聪明并非仅仅表现在科场上，在他考中状元人生几乎是一步登天后，其聪明才智更是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发挥，似乎正应了孔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之十二章）的一句名言。或换而言之，一个如此“不器”之人，怎不是一个聪明之极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