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
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老师乔凡新现在很恼火，校长一走，他就会把邪火发泄到我们头上，但那毕竟过一会儿才会发生，眼下，还是先来对付这个付连战吧。
上午，姓付的已经玩过这一手了。那时候我们上的也是语文课，乔老师刚把我们默写的课文收起来，他就跺开门进来了。他用手指头敲着门口的一张课桌，说：
谁说知青是驴，给我站起来。
这话好多人都说过，所以没有人站起来。付校长看形势不妙，就换了个方式发问。为了加重语气，他不慎把粗话都说出来了：
是谁最先说的？驴日的，给我站出来。
这一下当然更没有人站起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站起的资格。这话最早是村支书说的，村支书在大会上说过之后，才以语录的形式传遍全村。最近几天，姓付的一直在公社开会，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村支书的语录，村支书的那段有关知青和驴的话很长，其要点，大致如下：
知青们来咱们村干什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说，他们是驴，已经调教过了，可是没有调教好，需要我们再来调教调教。
村支书的话，涉及知青和驴的，就是这么一段。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村支书是在打比方。村支书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比喻，但他却会使用比喻。其实，当我们鹦鹉学舌地说：“知青是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用比喻。没有学过有关比喻的知识，就已经会比喻了，付校长应该高兴才对，完全没有必要跺门、瞎喊、说粗话。
但话既然说出来了，他就打算继续说下去。他走到讲台上，又说了一遍：
知青是驴？是谁先说的？驴日的，有胆就站起来。不站起来？那好，等我查出你，你就搬着板凳回家。
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
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他爹不在场，大家只好看他。
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随着他的哭声，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共同记忆，去年，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时过境迁，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儿子的鼻涕鼓气泡了，看来，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
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付连战就傻眼了。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这期间，他的手没有闲住，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
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以后我会查清的。
你可以接着上课了。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师说。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
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
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是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
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庄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战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作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关于付连战，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乔老师说，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让人家旱死了；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是那两个旱死的女鬼给他剃的，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等等。乔老师说，他太懂老付了，老付肚子里有条蛔虫，他都知道。
现在想起来，校长付连战那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布置接待任务。他说知青们明天就到，大家要和村民一起到路口迎接。他要求同学们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洗脸。老付还说，洗脸的时候，顺便把脖子洗一下，有的人的脖子已经变成黑车轴了，这是不好的。老付说的没错，在夏天，我们每天都要跳到河里洗澡，但我们从不洗脸。不但不洗脸，我们还要把脸上涂满河泥，像泥鳅一样在河岸上走来走去。当然，女生除外。
老付交代过任务，又对乔老师说，你去写标语吧，今天的课不上了。乔老师说，这堂课上完他就去写标语。老付愣了一下，说：我说了，不上课，写标语去。
老付的命令是对的，这课不能再上了。我们都不想再上了，上下去只能是我们吃亏，乔老师肯定又会拿我们撒气。所以，尽管我们都讨厌老付，但老付话一出口，我们就欢叫起来。
当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们不妨顺便提一下。付连战话音一落，就有一个人从教室的后门跑了出去。那个人就是写这篇小说的李洱。我在大家的欢叫声中，跑出教室，直奔乒乓球台。乒乓球台用砖头支在几棵榆树之间，课余时间，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奔向球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就想：这球台今天非我莫属了，我想和谁对打，就和谁对打。我站在球台边，用树枝扫着上面的树叶和鸟粪，同时想着，先满足谁的要求，让谁来打，是福贵呢还是万龙？
球案扫清之后，我就坐在上面，一边摇晃身体一边等待福贵和万龙他们来给我说好话。摇晃给我带来一种眩晕感，使我感到非常舒服，于是我就摇得更厉害。球台也跟着我摇晃起来，到后来，是球台在带着我摇晃，即便我不用力，我的身体也在球台上扭来扭去。我在球台上又待了一会儿，眩晕感消失之后，我突然有点害怕。
别以为我是害怕球台倒塌砸伤自己，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相信在它倒塌的一刹那，我会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离。
一直没有人从教室里出来，是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害怕。现在，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付连战好像还在教室里讲话，同学们早该出来了，可他们现在却在教室里喊着口号。
又过了许久，他们才出来。他们排着队走出教室，然后又挨着墙站成两排。乔凡新在喊着口令，同学们在向右看齐、稍息、立定、向前看。他们都看到了我，可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从球台上跳下来，站在榆树下，想：我究竟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跑过去还是走过去？跟乔老师报告一声再进队伍，还是直接进队伍？我这么想的时候，脚已经带着我往前走了几步。乔老师突然转过身。好像他的屁股后面长有眼似的，他看见了我的移动，突然转过身，命令我原地踏步，然后立定，然后向前走，走到球台跟前，立定，向后转。这期间，同学们嘻嘻发笑，像看猴那样发笑，像被谁胳肢了一下似的发笑。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他们在乔老师带领下，喊着冗长的口号，他们越喊越兴奋。他们每喊一句，我的嘴巴也要条件反射地动一下，可是我无法把整句话重复下来。
第二天，他们都到村南的路边迎接知青去了。我的父母和全村的大人也去了。我的父亲负责敲锣，天不亮，他就站在院子里复习敲锣的技艺。出门的时候，他敲两下锣，赶紧用手捂住，然后再敲，这样循环往复了几遍之后，他对我说：你们学生中谁负责敲锣？没有定下来的话，你跟乔凡新说一下，说你会敲锣，跟你爹学的，比谁敲得都响，能给他增光呢。可我怎么去跟乔老师说呢？我对父亲说：爸，我们只喊口号，不敲锣打鼓。父亲说：不让学生敲也好，他们敲不成，光会瞎敲。父亲这话是对母亲说的，母亲抱着我弟弟，跟父亲往村南口去了。
现在到了这篇小说“仪式”这一章里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我所说的“有意思”，主要是说这一段故事比较滑稽。滑稽必定可笑，可我当时却觉得一点也不可笑。事实上，我当时还因它的“有意思”而受了一点皮肉之苦。这么说吧，所受的皮肉之苦，使我加深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忆，事实上它也是这段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天，全村老少拥向村南口迎接知青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无事可干。打乒乓球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可是没人和我对打。以前我倒是喜欢对着黑板撞球，可是教室的门都锁死了。教室的墙按说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我从小就带着唯美主义的倾向，凡事都不愿凑合着来。我只能像一只野狗那样在校园里溜着墙根乱转。后来我发现了校长住室后面有小片菜地，里面长着一个半大的冬瓜，几株尖椒，几棵丝瓜。这片菜地以前我曾光顾过，为了翻蚯蚓钓鱼，可我不知道它是菜地。看见这里长出了可以毁坏的蔬菜，菜地这个概念才确立起来。我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只能给它以小小的破坏。将它们连根拔掉，是不行的，因为他会追查到我。谁都明白，这一天全村人只有我一个无事可干。得考虑到时间因素，也就是说，我所干的事，应该不给人造成是这一天干的印象。屁股后面的一把削铅笔刀提醒了我，我用小刀在冬瓜上面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口，将三角形的瓜皮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我把小鸡从短裤旁边掏了出来。我往里面尿一点，等它渗下去之后，再尿一点。后来渗不下去了，我就把多余的尿尿到了尖椒上面，这使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我的小鸡跟尖椒的形状有点类似，差别只在温度和颜色。尿完之后，我把那个三角形的瓜皮又放到原处。为了让它能彻底还原，不影响它的长势，我捏了一点土放到上面，像给它上消炎粉似的。
后来，我就朝村北的济河边走去。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心想：现在他们在村南干什么呢？很可能已经接住知青鬼子们了，知青们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对未知事物的猜测，使我显得更加孤单。我坐在河岸边，望着河面，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那时候已到正午，在正午的旷野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恐惧，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
当他们在河面上出现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这便更使我惊惧起来，我一下子在河岸上站了起来。我往河边走了几步，确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之后，我的恐惧才去掉。
他们乘坐着两条小船，往这边漂。两条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镜面上水银剥落的那两个斑点。那两个斑点，会发出尖叫，带着标准的普通话话音的尖叫。我听到这种尖叫声，老毛病又犯了，嘴巴条件反射似的，一张一闭。后来，我不由自主地也尖叫起来。
他们就是村里正在等待的知青。
关于他们上岸的情景，关于我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可以写成一部书，像克洛德·西蒙受普桑的绘画作品启发写成的《双目失明的奥利翁》那样的一部书。我现在只想拣一个细节说一说。他们上岸之前，不光看我的脸，也看我的腿。我的腿被岸边的流沙深埋着，看上去就像没长脚一样。为了让他们知道我长有脚，我把脚从沙中抽了出来，然后把拎在手中的凉鞋套到脚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要搞错了，我们枋口人都是有脚的，跟你们一样，都有腿有脚。
船又拐回去拉人了，他们是第一批，河那边还有一大群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女人都很白，女人一白就漂亮。我们把女人漂亮叫做白。当然，这里的语义有点混杂，有些女人并不白，可她长得顺眼，我们就仍然说她白。因为是初次见面，我还无法把这个女人与那个女人分开，她们一白，就让我找不出区别了。
我领着他们往村里走。我没有把他们领到村支书家，而是把他们往我家领。在到达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把他们关在门外，往厢房跑去。我在屋里转了一圈，跑出来，对他们说：
我们家没有人，你们走吧。
他们都笑了起来，问我他们该到哪里去。我说到乔红军家里去。乔红军？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乔红军。我只好对他们说：乔红军就是那个拖着鼻涕虫的人，他是村支书的儿子，大人们都说，村支书小时候鼻涕也是最多的。
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他们去找红军。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乔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词，“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他们刚来，还不知道乔红军爱流鼻涕。
我把他们往红军家引。乔红军家的门上着锁，我只好把他们往村里的大庙引。大庙就是祠堂，因为它很大，就叫大庙。我知道人们经常在那里开大会，看电影。“知青是驴”这一名言，就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还经常开斗争会。有一次，一个外来的木匠和村里民兵营长的老婆睡了觉，被捉住了。人们把木匠带到大庙前打了两天。那两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那个木匠不把睡觉叫睡觉，叫火车挂钩。我们都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大人们也没见过火车，但他们却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你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知道的，我把他们往大庙引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问一下，他们这些知青是不是见过火车挂钩。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他们说火车倒是见过，但没见过挂钩。
路上遇到了村支书的老婆，也就是红军他妈。红军他妈看到我们，突然叫了一声：“娘啊——”扭头就跑。我继续把他们往大庙引。在空荡荡的大庙前，我感到有必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我突然想起几天前乔老师曾对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知青们连什么叫大粪都不知道，他还说他是听付连战说的。那次他们还提到了大粪坑。大粪坑是枋口村人对村南那个用来储存牲口粪、绿肥的大坑的称呼。他说知青们来了，肯定认为大粪坑是来存大粪的，他们不知道，大粪坑是说粪坑很大，而且里面偏偏是不存大粪的。许多年之后，我又想起乔老师的话，我才理解，乔老师实际上是想出道语文题考考知青们的水平，他出的题是让他们划分词组结构的。
那一天，我感到跟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粪是很有必要的，免得他们日后出丑。
我说：大粪就是人屎。
我说过这话，他们毫无反应。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们还是没有反应。他们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面，没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我从他们的眼神上判断，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坦率地说，我当时急坏了。我只好蹲到地上，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然后用手背擦擦裤裆，站起来，指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说：大粪。
我做这番动作的时候，突然获得了一种优越感，一种由于知道“大粪即人屎”而生长起来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感觉使我非常舒服。我得把这种感觉继续保持下去。我下面的表现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一种获得身心自由之后的表演。我围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转了几圈，用手捂着鼻子，像是在表演哑剧。捂鼻子的动作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那东西很臭，还有比人屎更臭的东西吗？
这期间，我注意到一个最白（即最漂亮）的女知青（她后来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捂着鼻子和嘴巴笑了起来。她用胳膊肘顶了顶坐在她身边的一个男知青。那个男知青一直坐在铺盖卷上玩扑克，现在，他把牌收成一沓，摸了摸嘴唇上面的胡子，抬眼看我。她的笑很快传染给他，他也笑了，后来很多人都笑了。在他们的笑声中，我绕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又走了两圈，然后就站定了，意思是说，既然你们已经懂得了“大粪即人屎”的道理（要是不懂，他们是不好意思发笑的。当学生的都这样），那这堂临时增设的课就可以结束了。我也笑了起来，我为自己有机会给他们上第一课而感到高兴。
村里的大队人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们围着我们（我和知青）站成一圈，都有点气喘吁吁（说明他们是跑过来的）。他们不但看知青，还看我。特别是班上的同学，看我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他们都气得要死，他们没想到，全班人在村南等了整整一个上午，没有等到，倒让我等到了。乔老师和付连战看我的眼神也有点不对头。
乔红军他爹，也就是村支书先下手，把知青的铺盖卷提了起来。另外几个村干部也照葫芦画瓢，各自提起来一个铺盖卷儿。我当时一下子傻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然，我也没有闲着，顺手从地上拿起一个知青们用的军用水壶。
放下，说你呢，放下。
乔老师对我喊了一声。那一声低沉而有力。还没等我放下军用水壶，乔老师就把它夺了过去。乔老师自己没有拿多久，他很快就把它转交给了我们的班长福贵。福贵接住之后，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摇了一摇，放到耳边听着。他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水壶，笨蛋。我对福贵说。
水壶？我看是尿壶。福贵故意气我。他不但这么说，还要这么比划。他把它放到裆前，活灵活现地比画了一下。乔老师不但没有生气，还很亲切地在福贵的头顶上拍了一下。
这期间，我们已经跟着村支书往村南走，村南的路口，到处都贴着标语。乔老师边走边对一个村干部说：写标语，手都写酸了。他夸张地活动着手腕，往前走了几步，对另一个村干部说：你看我的手是不是肿了？写标语写的。他挨个儿讲了一遍，才回到学生们中间。
村支书把知青们领到村南的运河桥上，就不再往前领了。他要求大家把行李还给知青。知青们接行李的时候，有点手足无措，有点尴尬。一个知青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擦汗，同时偷偷问道：进错了村子？这不是枋口吗？
支书推着他们，把他们往村外赶。那道运河桥大概只有二十来米长，可他们竟然走了半堂课之久。他们走几步，停下来商量一会儿，脸上的疑惑增加几分。
等他们过了运河桥，村支书就迅速从桥上退回来。他命令我父亲他们赶紧敲锣打鼓。锣鼓一响，知青们在桥头愣了一会儿，就加快步伐往远处走。
还不把他们给我追回来。村支书跺脚喊道。
那戴过绿帽子的民兵营长，像狗一样蹿了出去。他截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他笨手笨脚地拉一个女知青的行李的时候，这边的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一声：挂上钩，别让她跑了。人们都嘿嘿笑了起来。村支书也笑了，他同时打手势让大家别笑。喊口号，大家跟着我喊口号，他说。
口号震天。当时喊的口号我大都记不清了，不过其中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全句是：反对知识青年下乡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太文绉绉了，也太冗长了，不易掌握，所以村支书把这句话分成三段来喊，大家也照葫芦画瓢跟着喊：反对知识青年下乡！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知青们这时候大概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民兵营长的指挥下，又踏上了运河桥，向这边走过来。出于对仪式的尊重，他们一边走，一边也跟着村支书喊起了口号，并且让脸上浮出笑来。在往大庙走的途中，由于他们的加入，口号声显得更加参差不齐。
迎接知青的仪式到大庙之后就结束了。当我跟着人们往家走的时候，我没想到，一顿皮肉之苦在悄悄地来临。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之后，很快又被人叫走了。他们走得那样匆忙，似乎有什么要紧事。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当时大概正在梦中打乒乓球，因为我至今仍记得我是从乒乓球案上被拎起来的。突然升空的感觉是让人又惊又喜的，但是，接踵而至的疼痛破坏了我的感觉。我睁眼的时候，父亲的手正朝我的脸扇过来，来回扇了几遍之后，他把我扔到了墙角。接下来是一场对话，父与子的对话。暴力充斥其间，加大了父亲话语的力度。
父亲说：说，上午干什么去了。我说我在学校玩耍。父亲就说：同学们都去接知青了，你为什么不去？我说乔老师不让我去。乔凡新为什么不让你去？乔老师……乔老师……我说不出来乔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去。这时，父亲加进来一脚，这一脚踢到了我的膝盖上。你没去接知青。你干什么去了？我去济河边逮螃蟹了。逮了螃蟹，还干什么了？接知青了，我说。谁让你接知青了？父亲说着，又踢了我一脚，另加一记耳光。说，谁派你去接知青了？父亲说。父亲当然知道没人派我去河边接知青。但还是明知故问。父亲说，你逮螃蟹就逮去吧，谁让你接他们了，啊？我让你接，让你接，接，让你给我接。
父亲说着，踢着。我的母亲站在旁边没有拦他，祖父、祖母也没有拦他。平时，他打我一下，他们就会过来对我说，还不快认错，然后他们就命令他住手（孩子已经认错了，你还发什么邪火？）可是这一次，他们听任他往死里揍我。
父亲又踢了我一阵，然后把我拎了起来。他显然是想把我从墙角转移到中央，图个打起来方便。以前，他也经常这样，但这一次，他没有把我重新摔到地上。他发现我有点不对头了，我身上的骨头像是被剔净了，拎起来是一条，放下去是一堆。他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几次，最后一次把我拎起来的时候，他转过身，让围观的家人看看。他们面面相觑。我的母亲打个手势，让他赶紧把我放下。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回床上，母亲他们很快围了过来。他们拍拍我的脸，摸摸我的头，揉揉我的膝盖。我的祖父开始唤我为祖宗，他说：小祖宗哎，我的小祖宗哎，你哭一声让我们听听。他这么说着，还用粗糙的手把我的小鸡掏出来，翻开包皮看了看。
在他们慌着喊我祖宗的时候，我虽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的脑子却很清醒。我又想起了付连战的菜地，我的眼前出现了那只冬瓜。那只冬瓜又变成了许多只冬瓜，长在每家的房后。我不但往那里面撒尿，而且还往里面拉屎。那么多冬瓜，我是尿不过来的，不过，尿一点是一点，拉一点是一点，尽力而为吧。我这么想着，突然有了点快感。伴随着快感而来的，是一阵温暖。
你肯定嗅出来了，这世上又多了一摊东西。它出现在我的屁股和凉席之间，有稀的也有稠的，快乐、温暖以及愤怒，都由此而来。
济水桥
前面提到，知青们是来枋口修桥的。在知青进村的前一天，付连战给我们训话的时候，还顺便提到了这一点。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它将人们的需求说成了知青们的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们需要一架桥，碰巧知青们来了，那就让他们修桥吧。
不让他们修桥，那让他们干什么呢？在一九七五年，知青的各种传说似乎已成定论：“什么都不会干”、“打架闹事的好手”、“偷鸡摸狗”、“剪猪尾巴”、“敢在路上搂着亲嘴”，等等。枋口虽然还未住进知青，但枋口人对这些传说没有理由不相信。传说中的知青，就像一批土匪和妖精，谁敢要啊。
但是，公社分下来的知青，你不要也得要。公社把枋口的支书叫去，说，济水河上不是需要一道桥吗，以前懒得修，也没人愿修，就让知青们修桥吧，总得给他们找点事干吧。公社方面说，枋口的知青可以和对岸尚庄的知青联合起来修桥，有事干，他们就不会无事生非了。再说，济水上也确实需要一座桥，有了桥，过河就不用担心船翻人亡了。
公社方面也向枋口人暗示：桥修成，那些知青也就快滚蛋了，不要担心他们会长期落户。
先在济水上游筑坝，让济水暂时改道，然后在河床上挖洞，用来安放桥墩。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大人们都说，原来以为建个桥比上天还难，谁知道这么一步步干下来，看上去也挺容易的。言外之意，应该找个难干的活儿交给他们干。有人说我们要会画图纸的话，这活我们干得说不定比他们还好。这么一来，人们突然对设计图纸感了兴趣。那些天，“图纸”这个生僻的词经常挂在人们嘴上。我们不知道大人们说的图纸是什么东西，我以为知青们养了一群兔子。同学们大概也都是这么想的。乔红军有一天对我说，他也有兔子，是刚从一个地方逮来的。他没说清楚“一个地方”究竟是哪一个地方。红军就是这种人，好多事情，他都是既想让别人知道，又怕让别人知道。知青们来了之后，大人禁止我们跟他们接触。因此，我们也无缘看见知青的“兔子”。但红军似乎是个例外。红军待在家里就可以接触到知青，知青们常到他家去。红军吃的饼干显然来自于知青，他有时候正上课突然就吃起饼干来，而且故意让嘴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么说来，知青给他送两只兔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一次上作文课，乔老师带我们去了河边，他说看看河之后，每人回来写一篇作文。我们对作文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兔子。我当时想，作文就写河滩上的兔子台，除此之外，真的没什么可写。一个知青听说我们要看兔子，一下子愣了，他以为我们受大人唆使来考他们。大人们倒真是常出题考他们，让他们说说什么叫韭菜，什么叫麦苗，问他们骡子是什么东西下的。他们显然被搞怕了。这一次，这个知青听我们说起兔子什么的，愣了一会儿，就说：我没见过兔子，真的，我还没见过兔子。
他的回答让我们很不满意。过了许久，他和乔老师在旁边说了一阵，才笑着说：你们是来看图纸的吧？图纸丢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们画出来。说着，他就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了起来。他画的东西，模样有点像桥，他说这就是图纸，桥修成了，大概就是这副样子。
不过，说起来，那天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兔子，可我们却有机会看到了类似于兔子奔跑的场面。那天下午，就在我们非常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一阵惊叫声突然响了起来。我们看到河床上的知青像兔子那样到处乱窜。他们的大惊小叫以及撒腿乱跑的模样，使我们非常开心。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水漫过了上游不远处的河坝，向下游流了那么一点点。他们显然是被想象中的大河决堤的情形吓跑的。他们丢掉手中的工具，猛跑了一阵，后来发现水并没有从屁股后面追来，才放慢了脚步。但他们还是上了岸，不再下河。他们站在岸上，一任我们无声地嘲笑，我们终于逮住机会嘲笑他们了。在此之前，我们总觉得他们这些知青都胆大包天，敢于胡作非为，很让人羡慕，现在看来，他们的胆儿并不大，竟然怕水，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条狗。
他们也开始互相嘲笑，并且查找谁最先跑的。后来，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最白的那个女知青。他们这会儿不再嘲笑她，而是纷纷用开玩笑的口气挑逗她，说她的命比别人值钱，因为她长得漂亮。有人说，看见她在前面跑，他也赶紧跑，因为他想跟她死到一块儿。说后面这句话的人，是个细皮嫩肉的知青，外号叫普希金，据说他会写诗，能把普希金的《渔父和金鱼》背下来。他好像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普希金的诗，这会儿，他说，他要是跟她死到一块儿，两个人肯定会变成两条金鱼。两条金鱼，一公一母，有人在旁边说了一句，引得知青们哈哈大笑起来。
白知青急了，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她说她并不是最先跑，最先跑的是个叫丁奎的家伙。她说丁奎跑了之后，她才跟着跑。那不还是一公一母两条金鱼？有人插了一句。大概就是这句话把她搞哭了。公鱼跟着母鱼跑，那是母鱼的光荣，母鱼跟着公鱼跑，母鱼就显得掉价了。这可不是小事。她现在还在极力证明她是跟着丁奎跑的，这不是显得太傻了吗？所以，她哭了两声之后，就说：是丁奎跟着我跑的。她这句话就等于她公开承认自己是条母鱼，这当然让人们开心之极。
问题是母鱼后面的两条公鱼现在只有一条在岸上，另一条姓丁的公金鱼一直没有露面。
我们班上的李万龙最早看到丁金鱼。李万龙的两只眼睛都是斜视，他总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其实很早就看到了丁金鱼，可他不想把这告诉别人，理由是，他不想处处证明自己是条斜眼龙。所以，他看到躺在河里的丁金鱼之后，一直不吭声。他把乔老师拉到一边，悄悄地指指河道拐弯的地方，让他自己去看那里躺着一个人。乔老师看到那人之后，就激动了起来，对大家说：快看，那里好像趴着一个死人。他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话，这句话使得李万龙的一番苦心都白费了：别看李万龙的眼有点不对头，他的眼尖着呢。
人们顾不上笑，赶紧跑了下去。河里的水很浅，大概刚及腿肚。但是，就是这么浅的水，把高高的丁奎给淹死了。他的脸朝下，这样可以喝到水，脸要是朝上的话，说不定还喝不到水呢。一开始，人们还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把他翻过来，发现他的脸已经变成蜡黄色了，这才知道他这样做，可不是故意的。
知青们一个个不苟言笑，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岸上。在河边放牛的乔福顺（他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学，因为考试常吃鸭蛋，就回家放牛了），牵过来一头老黄牛。他很内行地让知青们把丁金鱼放到牛背上，说驮一驮，吐吐水，就可以活过来。他这种说法得到了乔老师的肯定，乔老师说以前确实有人驮一驮就活过来了。知青们对此将信将疑，他们显然更相信人工呼吸。最早提出这个方法的，就是白知青，她这么一说，他们就把他从牛背上搬了下来。可是，虽然“人工呼吸”这个词不断被他们提及，却并没有人作出行动。到后来，他们还是把他放到了牛背上。
牛驮着丁奎在沙滩上走，确实有水从丁奎嘴里吐了出来，这仿佛让人看到了希望。不过，这时候，更多的人已经在探究丁奎之死的原因。当然，他是淹死的，可那刚淹住脚面的水怎么能把一个壮小伙子淹死呢？有人提出他可能是昏倒在地被水呛死了，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腿抽筋，在地上爬不起来，被水灌死了。说法很多，但都无法得到证实，只能寄希望丁奎复活，把答案告诉大家。又有人说，丁奎即便活过来，也可能不知道答案，因为有些神秘因素，不可能被人了解。说这句话的，是那个喜爱普希金的诗人。但他并没有说明，神秘因素具体指的是什么。神秘的倒是他说话时的表情，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但面部表情显得很神秘，而且，语速慢悠悠的，语气也显得不可捉摸。他这么一说，争论就到此结束。争论一结束，当事人丁奎在牛背上又趴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我现在还记得丁奎从牛背上下来的情景。当时，我和牵牛的乔福顺并排走着。乔福顺给我说着不上学的妙处。他鼓励我也退学。放牛最好玩了，他说，公牛和母牛在一起太有意思了。他说牛在干那事的时候，他一定想着我，让我也来瞧瞧。在这种时候他给我说这些，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生怕跟在后面的知青听到，不停地回头看他们。我甚至害怕丁奎听到，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到后来，我干脆倒退着走，和乔福顺面对面，这样，他讲什么我都能听见，同时，我还能看见后面发生的事情。牛的两边，各有一位知青，都把手放在丁奎身上。后来，丁奎在牛背上动弹了几下，一股水又吐了出来。站在丁奎头部的那个知青，喊了一声：丁奎又动了，还吐水了。他的话音没落，丁奎就头朝下从上面滑了下来。他本能在下面接应了一下。使丁奎没有立即摔下来，而是慢慢滑到了地上。人们都看到了丁奎的那双眼。那双眼像鱼眼那样睁着，瞳仁固定在眼眶的正中。这会儿，他显然已经死透了。
顺便说一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丁奎对枋口语言学的贡献。“丁奎”这个名字，后来在枋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用来指那些客死于枋口的人。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名词仍然经常被人用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客死于枋口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有时候，它也充当形容词，用来说明某种垂死状态。其句式通常是这样的：张三已经很丁奎了；李四还在丁奎着呢；王麻子好像也丁奎了。
如果给丁奎（真正的丁奎，而非语言学上的丁奎）盖棺定论的话，他的贡献好像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方面。这个因修桥而死的人，死亡本身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枋口人和知青们的联系突然密切了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形成了。他的死，也促使我写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动机。
不消说，我要写到那个被人称为“母金鱼”的白知青了。丁奎死了之后，哭得最凶的就是她。她的哭，引发了别的知青的哭。别的人哭一阵也就算了，可她还是照样哭。用知青们的话来说，就是她都快哭死了。人们当然不能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死在哭上面，因为那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说，枋口人跟知青一样着急，生怕她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掉。总得找人去劝劝她，想个办法让她把眼泪擦干，继续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可是谁能承担起这份工作呢？
愿意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很多。起初是村里的妇女，主要是大妈和大嫂，她们都是自愿去的，去的时候，手巾里包着两三个鸡蛋。一到大庙的女知青的屋里，就盘腿坐到了床上。她们说的话，专业性很强，都是劝丧的专用语码，村里的男人都很难听懂，何论知青。另外，一些词的感情色彩不容易被人掌握。比如她们经常提到“死鬼”这个词，并说那丁奎就是死鬼。外人听来这很像是骂人话，可是枋口妇女用这个词是来表明她们和死者家属的亲近之情，意思是说，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我和你）把那死鬼给忘掉，继续走我们的路。她们的一套语码让白知青感到莫名其妙，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加倍痛哭也在情理之中，想一想没有人能和自己沟通，她们还要来这里骂人，她哭的理由就成倍增长了。
我的母亲也去过一次，也是带着鸡蛋去的，而且还是挑最大的鸡蛋带去的。母亲回来之后，复述了她们七嘴八舌说的一大堆安慰话。除了骂死鬼之外，她们还劝她保重身体，节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该嫁人还是要嫁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千万不要犯糊涂。她们的话，翻译过来，大致如此。诸如此类的话，她们说了许多遍。坐在白知青身边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她的肚子上摸一把，这使得谈话慢慢变得意味深长，也渐渐趋向一个想象中的真实：她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连续跳跃的判断推理：
别人不哭，她哭，说明她和死鬼的关系不一般。
男女的关系不一般，当然会有孩子。
她肚子里没有孩子那才叫怪事呢。
类似的判断推理可以翻出许多花样。某种真实似乎越来越明确了。随着白知青房间里的鸡蛋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妇女都掌握了推理判断的知识。村里的一对迟迟未育的中年夫妇，已经做好准备，要下白知青生下的小宝宝。他们不怕别人笑话那个小宝宝。他们相信，那时候人们会忘记宝宝的私生子身份，留下的事实只有一个：他们有了个孩子，孩子聪明可爱，因为私生子都聪明可爱。
得知白知青肚里有种的消息之后，村里的不少男人，尤其是那些光棍们，都自告奋勇，愿意上去开展工作。但村支书往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不允许他们胡来。村支书担心大家怀疑他想单独揽下这份差事，就说：他也不去，他推荐别人去。
他推荐的人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乔凡新。乔老师没有推让，他说，既然大家相信他，他就尽力而为，把说服工作做好。他还说，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和知青同志们多接触一下，向他们学点知识，服务于今后的教学。乔凡新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继续写作文。关于作文，他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字迹要工整，篇幅要长；二是什么都可以写，但是不能写那天下午河滩上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又想起了乔福顺的牛，我问老师能不能把乔福顺的牛写进去。乔老师立即把两点要求变成了三点。他说：补充一条，福顺的牛也不能写，谁敢写，我罚他天天扫地擦黑板。
我们都以为乔老师去工作一个下午就行了，没有料到他一连三天没在学校露面。语文课改成了自习课。什么叫自习课？自习课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出教室就行。我们以前怕上语文课，现在我们最愿意上这门课了。我们把课桌并到一起，打乒乓球，或者登上讲台，模仿各位老师的神态。乔福顺有一天牵着牛从校园旁边经过，受我们喧闹声的吸引，他跳过墙，趴在教室的窗口久久不忍离去。他说早知道上学也能这么舒服的话，他就不退学了。
当然也有人不舒服。付校长就不舒服。他经常跑到教室里训斥我们，让我们把桌子拉开。他还骂我们是些孬种，骂过我们之后，他又说：我也不骂你们了，这不能怪罪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到后来，付校长不但不骂我们，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格外好，他说，既然你们想玩，就到外面玩吧，教室里的地方太小，都到外面去吧。
到第四天，乔老师突然出现在校园外面。他是和那个白知青一起出现的。我们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赶紧往校园里跑。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这只猫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倒是白知青侧着脸，往这边看了一下。乔老师和白知青并排走着，向校园后面的花生地走去了。和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场景的，还有付连战。付校长明知故问，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看到吧？我就知道，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们当然要说我们看到了乔老师。我们的话一出口，就遭到了付校长的批评。
胡说，付校长说，看到乔老师了，乔老师怎么不理你们？
乔老师离开学校的第五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事。乔老师的老婆到村支书家闹了一场。这是乔红军到学校说的，他说乔老师的老婆一到他家里，就像驴一样躺在地上边叫边打滚，说有个知青把她男人给打了，要求村支书给她做主。奇怪的是，她不但骂那个打人的男知青，而且还骂白知青和乔老师。后来的事情怎么样了，乔红军说他真的不知道了，因为他爹拎着扫帚往外边赶人，把他也赶了出来。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乔老师回到了学校。他没有直接回教室，而是待在教室外面的榆树下，和低年级的老师们聊天。我们透过窗户，看到乔老师脸上的那道疤。那道疤把他的嘴巴和耳朵连接了起来。我听见一个老师对乔老师说：凡新同志，你好像刚从上甘岭回来。乔老师立即说：你们看着，我非把我老婆宰了不可。说着，他就把衣领往下拉，让人们看他脖上的疤。都是她咬的，他说，你们说说她该不该宰？
该宰。我们在教室里边说。不过，老师们没有人接他的话。
就看下一次了，下一次她要是还敢乱抓乱咬，我非宰了这臭娘儿们不可，乔老师说。
老师们显然不关心那些牙齿印，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知青怎么会揍他？他们显然觉得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一个教算术的老师首先提出了这一点。这个老师是个急性子，他对乔老师说：
凡新，你快说说，那个知青怎么会动手打人，我们都想替你报仇。
知青打人？打谁？为谁报仇？乔老师说。
乔老师说着，第二次拉下了衣领，让那些疤痕再次亮相。这像是男人打的吗？男人打架的时候，谁动用过牙齿，这分明是我老婆咬的嘛。乔老师说到这里，再次发誓非把老婆宰了不可。
算术老师吸着烟，不再吭声了。老师们并没有立即散开，而是席地坐在榆树下，谈论起别的话题。他们说到了桥，说这桥看样子是修不成了。有人提到了尚庄的知青，说尚庄的知青已经过来打听，什么时候复工。算术老师说，他们要是也有人死的话，就不会这么热心了。他的话招来了异议，有个老师说，河边已经死过两名知青了，而且是在丁奎死之后发生的事，前几天尚庄放电影，电影还没有散场，尚庄的知青和付连战家（官庄村）的知青就打了起来，尚庄方面只死了两个，官庄死的有四五个。话题渐渐转移到了“胆量”、“勇气”方面。他们都承认，枋口的知青胆量最小，缺乏勇气，从来没见过他们动手打架。他们的话让我们这些学生也感叹起来。我们都对本村的知青有点莫名其妙的失望。同时，因为他们就住在枋口，作为枋口人，我们都觉得他们给我们丢脸了。老师们显然也有同感，否则，他们不会那样连声叹息。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和本村的知青已经有点同呼吸共命运的意思了。
我讲上述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付校长连战同志并没有出现。他们出现得确实比较晚。老师们在榆树下正要作鸟兽散的时候，他才从自己的住室里出来。
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三个人：村支书，白知青，热爱普希金的诗人。
村支书领着诗人走到了乔老师跟前。他指挥着诗人和乔老师握手。诗人接着又和别的老师握手。别的老师这会儿都看着乔老师，乔老师抬手把脸上的疤捂住了，他把另一半没有疤的脸转向了我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吸引人了。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白知青，她现在已经不哭了。她站在村支书和付连战之间，就像鲜花插在牛粪上，显得更加漂亮，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多看。当然，既然见到了她，我们就不会放过她的肚子。大家发现她的肚子并不像传说中那么鼓，这让大家迷惑不解。
地震
这年夏天，人们都传说可能要有地震。其实，可能有地震的说法，近几年来，每到夏天都要喧嚷一阵，人们一开始还有点害怕，到后来，就慢慢地觉得不以为然了。经常喊狼来了，可狼一直不来，谁都有理由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条狼。
这一年的情况有点不同往常。往年，人们喧嚷一阵也就算了，可是这一年，越到后来，人们越是害怕，连那些总是有点不以为然的人，最终也害怕了。人们寻找着地震的迹象，迹象不找则已，一找就是一堆。乔凡喜家的一只母鸡近来像公鸡一样打鸣，他家只有这么一只母鸡，鸡舍就砌在窗下，乔凡喜不可能听错。李长庚家的狗最近经常跳墙，在院墙上跳来跳去的，李长庚起初还以为谁家的孩子跑到墙边拉屎了，后来，他发现墙两边连湿印都没有，这就排除了狗在找屎吃的可能。李长庚也出来作证，说一点没错。他还说，为了让狗更好地起到站岗放哨的作用，他到公社大院的垃圾堆上给狗捡了十来根骨头。
天气越来越热。启明爹是全村的寿星，他说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热的天，他可不想就这样热死，所以他想到二十里之外的苗店去避暑，他的女婿在那里当民兵营长。福顺他爷对启明爹说：你还是拉倒吧，听说苗店已经有几个人热死了。人们甚至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广播里说气温只有四十度，这不是胡扯吗？启明他爹分明看见水在太阳底下冒烟，像是快烧开了，怎么会只有四十度？
在众多的奇迹之中，有我本人提供的一条奇迹。我对我爹说，福顺的牛这几天也不反刍了，嘴边没有白沫。我爹不让我到处乱说，可他本人却把这个消息到处乱传。
上述事例似乎还称不上是什么事件，都还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近一年来发生的，能够进入枋口村史的事件，人们罗列了一下，这么一罗列，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发现它们都是怪事：
一、根平媳妇生下了第六个女孩。
（根平现在已不觉得丢人了，他逢人就说：大家都看到了，并不是我本人不管用，而是老天爷在作怪，让我种瓜得豆。）
二、云端姑娘大喜之日，还没有上轿，突然死了，这还不够奇怪，奇怪的是云端的女婿在迎娶的路上，也死掉了。这件怪事真让双方家长头疼，不知道该不该把他们埋到一块儿。
三、枋口突然来了知青，林彪在温都尔罕摔死之后，据说别的地方的知青已经有人回城了，这倒好，又给我们派来了知青。
四、知青们从未跟外村的知青打过架，后来倒是跟乔凡新打了一次，可是乔凡新和那个喜欢什么渔父啊金鱼啊的知青都坚持说没打过。既然没打过架，为什么要把乔凡新调到外村，乔凡新一走，枋口就只剩下付连战一个人是公办教师了，以后连标语、对联都没人写了。
五、丁奎莫名其妙死了。
在人们忙着罗列这些怪事的时候，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也可进入村史。这就是：
六、白知青进枋口小学当教师了，而且她当教师的第一天，就换上了裙子，说不定她连裤衩都没穿。没穿裤衩的女知青到学校教书，人们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鸡飞狗跳，连生女孩子，丁奎之死，白知青的裙子，这些连续发生的怪事，显然预示着更多更大的怪事将要发生。
不敢往深处想了，一想头皮就发麻。
真是雪上加霜，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个热爱普希金的知青，又提供了一条消息。他说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华北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很大，他父亲在省里的什么地震预测中心工作，消息当然是非常可靠的。
经常有人在路上截住他，问他地震是不是真的要来。他只说很可能要来，他从来不说究竟是来还是不来，他本人也知道这个叫法的来历，他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叫他。相反，他有时候还提醒人们，除了注意鸡和狗的动静，还应该注意河里的鱼类。他说，要是哪一天有成群的鱼往岸上跳，那就说明地震快来了。
白知青到校之后，先教了一阵低年级的《语文》，才来教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在白老师手下读书，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白老师不在教室上课，她喜欢把我们领到教室外面上课。每次上课前，都有人抢着抬那块小黑板。上课的时候，小黑板拴在一棵榆树上，树一摇，小黑板就乱晃。黑板一晃，就有人说，白老师，好像地震了。白老师看看黑板，又看看别的榆树，然后又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半天。不要胡说，白老师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她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有一天，没有一丝风，树叶也不动一下，这让许多人感到着急。后来，乔红军趁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工夫，朝身边的一棵榆树连跺了几脚。我们都看穿了乔红军的心思，没等他本人说话，我们就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说：报告，白老师，地震了。
大家都这么说，显然不会有错，白老师也就很自然信以为真了。她张着嘴，仰脸看着天，好像地震是在天上发生的。这一次，大家可真的乐坏了，除了乔红军有点恼火之外，别的人都笑得气喘。
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捉弄白老师。虽然从效果上看，白老师是被捉弄了，可这种效果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很可爱：我们都对白老师那副惊愕的样子非常着迷，在这种时刻，她不像是老师，她只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姑娘。特别是她在识破我们的诡计之后，闪现在嘴角的笑纹，更让我们入迷。
这一次，她愣了一阵之后，笑纹又出现了。我们一下子鸦雀无声，注意力全集中到她那张白净的脸上。
既然这能使我们如此着迷，那么故伎重演就势在必行了。
但是，付连战过来干涉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水井边洗衣服，我们上多长时间课，他就洗多长时间衣服，这已成了惯例。这一天，他把脸盆一扔（我们都听见了脸盆着地的巨响），走了过来。经过晾衣绳的时候，他忘记低头了，脖子被晾衣绳勒了一下，使他差一点仰面躺下。他整理了一下头发，拉了拉衣领，继续往这边走。他一直走到白老师面前，才把脸上的愤怒转为和蔼。
这群孬种把你气坏了吗？他对白老师说。他把手伸了出去，似乎想和白老师握手，但他很快又把手收了回来。都是乔凡新教的，他是班主任，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都是跟他学的。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们还是听到了。当着学生的面，校长攻击一位老师（尽管他已经调走），使我们很感兴趣。不过，对他前面的那句话，我们很难认同，课下，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孬种。
我已经快习惯了。白老师说。
习惯了？付连战问道。你们看一看，你们把老师气成什么样子了？付连战转过脸，训了我们一句。他宣布下课，说要让白老师消消气。
我们都坐在那里不动。付连战又喊了一遍，我们还是不动。第三次，付连战没有说下课，而是说：
都给我乖乖坐好，不准胡说乱动。
如前所述，鬼子们进村之后，都住在大庙。最先搬出大庙的，就是白老师，她住进了学校。乔凡新调走之后，学校空出了一间房，那间房紧挨着水井，现在付连战搬了进来，他把自己的房间给了白老师。白老师经常到井边洗衣服，付连战听见水声，就会走出来，也来洗衣服。
洗衣服的场景并没有多大意思，谁都见过，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他们洗完以后的动作。通常是他们两个人各拎着衣服（或被单）的两头，面对面地拧衣服，就像拧麻花似的，他们朝相反的方向使劲。付连战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拧的时候，浑身都变了形，屁股上的肉都在抖动，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脖子上的筋都突了出来。白知青虽然年轻，可是拧不过他，所以她经常摔倒。准确地说，是随着他的不断加力，她在井边不停地更换站姿，换来换去，她就在井边的蕨类植物上滑倒了。她一滑倒，付连战就把拧好的衣服扔到地上，赶快去把她扶起来。他把她扶进房间，然后重新拐回来洗那件掉在地上的衣服（或被单）。
我们当然要把看到的事情给家长们讲。家长们对我们的讲述很感兴趣。我的母亲就很感兴趣。吃过晚饭，母亲通常会问我一句：你们的老师又洗衣服了没有？
对此最感兴趣的是那对未生育过的中年夫妇。他们曾来过我们家两次（显然也多次到过别人家），而且是专为此事而来的。他们一来就说，你们家的小洱给你们说过那事没有？
什么事？我母亲说。
就是他们洗衣服的事。
没有，他从来不说这事，他是个闷葫芦，什么都不说。
然后他们就把我刚才讲过的事再复述一遍。他们家里又没有人上学，不知道他们是听谁说的。他们其实也不关心洗衣服的过程（这跟我一样），他们关心的是白老师的摔倒。他们说，这样摔来摔去，早晚会出事的，老付没安好心，想让我们断子绝孙。
想起来了，原来他们关心的是白老师的肚子。
毕竟还没有流出来嘛，母亲安慰他们，没有听说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
还敢等流出来，流出来不就晚了？他们反驳我母亲，并且抱膝摇晃，叹息不止。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提出来了。即白老师对此事究竟是什么态度：她是不是也乐此不疲？他们提到了一个典故。《三国演义》里的那个著名的典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白老师也愿意这样摔下去吗？是要摔到孩子流出来为止吗？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这对中年夫妇就应该死心了。孩子装在人家的肚子里，人家要想弄掉，他们是毫无办法的。
这里应该提一下，知青们现在都已先后搬出了大庙。白老师从大庙搬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别的知青也搬了出来。他们现在住在济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堆放着修桥用的水泥、石子和钢筋，现在又多了几顶用树枝搭起来的帐篷。丁奎死后，公社下令暂缓修桥，地里又没有什么农活，他们和村人一样无事可干了。能干的事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防震。正是为了防震，他们才从大庙里搬出来。那个热爱普希金的知青是最早提出搬出大庙的，他的理由是：大庙年久失修，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一旦地震，不倒才是怪事呢。知青们谁也不想当第二个丁奎。他的说法，得到了别的知青们的响应，村支书只好帮他们在那个大院里赶建住房，在房子建起来之前，他们只好住在帐篷里面。
我提及这一点，是为了引出下面的事实。知青们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当中只隔着一片用来种花生、地瓜的沙地。我们来往起来很方便。丁奎死后，虽然大人们和知青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但他们通常还是告诫我们少跟知青接触。现在，他们想禁止也禁止不了啦。
那时候，知青们常来学校转悠，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枋口话和我们交谈，我们慢慢也学会讲他们说的那种枋口话了。比如，枋口人把厕所叫茅肆，他们现在也称之为茅肆，只是把“肆”发成了“屎”，我们不说茅肆，也跟着他们说茅屎。我们把“晚上”称为“黑”，把“昨天晚上”称为“夜儿个黑”，他们现在跟着我们学，也说“夜儿个黑”。我们有时候倒学着他们原来的说法，把“昨天晚上”说成“昨夜”，后面还要再加上“晚上”，叫“昨夜晚上”。“昨夜晚上”这一病句被他们笑纳了，后来，双方都说“昨夜晚上”，一套特殊的、错误百出的语码就这样形成了。
那段时间，我们也和大人一起在外面住宿。大人们把钱和工分册缝在裤衩里面，带着我们来到打麦场。打麦场周围没有房子，是防震的好地方。大人们聚在一起忧世伤生的时候，我们最为快乐，我们逃离大人的视线，到处疯玩，我们甚至觉得地震可真是好东西，要是没有地震，我们晚上就被大人关在家里，想玩都玩不成。通常，我们玩着玩着，就玩到了学校后面的那片沙地。知青们也常来那片沙地。双方汇到一起，用那套特殊的语码交谈。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喜欢拉住我和乔红军谈话。拉乔红军，是因为他是支书的儿子，想从他那里套出一点内幕消息：支书又去哪里开会了，哪个知青拎着饼干和肉松去他家做客了，等等。他们拉我说话，是因为我最先见到他们，他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我在地上不停地蹲下站起绕着想象中的粪便转圈的动作。现在，他们叫我过去的时候，常常学着我当初的样子往地上蹲那么几下。这么一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在叫我，而不是在叫别人。
他们曾把我领到那个会画宣传画、作诗，也会玩扑克魔术的知青旁边。这是咱们的老朋友，让他给你讲讲吧。他们说着，就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他跟前。
他要问的问题跟我的母亲一样，连问的方式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把付连战称为杂种：
那个姓付的杂种又跟你们的老师拧衣服了吗？
即便我没有看到，我也会说我看到了。并且强调，我是亲眼看到的。我这么讲，显然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得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如果我说没看到，我就显得毫无价值了。我不等他进一步追问，就开始描述“我又看到”的场景，同时夸张地做出各种动作：怎样拧，怎样摔倒，怎样扶起来。他所关心的焦点与那对中年夫妇不一样。他关心的是“扶”这个动作以及扶到屋里之后的动作。
我指指自己的腋窝，说，扶在这里。
从前面扶还是从后面扶？他问。
有时候从前面扶，有时候从后面扶。
要是从前面扶的话，肯定摸着她的奶了，旁边的知青说。
枋口人把奶子叫做妈，另一位知青说。
从后面扶，照样可以摸住她的妈，前边的那个知青补充道。
够了——会画画的知青喊了一声。他这么一喊，别的知青就闭嘴了。他脸朝向我，低声问道：扶到屋里之后呢？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我甚至连编都编不出来。我不吭声了。别的知青显得很着急，催我快讲：说吧，看到多少就说多少，我们不会说这是你说的，不要害怕。他们还给我提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比如——
比如什么？会画画的知青反问道。别的人又不吭声了。
我编不出来，只好说：别的我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付校长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过了多大一会儿？一个知青又问。
吃一顿饭的工夫吧。我说。
我日付连战他妈。那个画宣传画的知青突然喊了一句。
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在那个夏天，这句话传得妇孺皆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付连战显然也会知道这个咒语，可他好像并不害怕。说来奇怪，别的人越议论他，越是宣称要“日他妈”，他好像就越高兴，越神采奕奕。他现在与白老师像一对鸳鸯似的，出入教室、校园，也一起到村里的打麦场散步、乘凉，遇到人，就停下来寒暄几句，表扬那个人的孩子，说孩子的学习有进步。他似乎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白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便还没有完成“火车挂钩”，也是指日可待了。
那些天，乔凡新一到晚上就从邻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在打麦场上到处乱窜。人们当然要向这个全村最有文化的人请教问题：为什么付连战不怕人议论，故意让别人都知道他要和白知青“火车挂钩”？
乔老师的阐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的阐释大致如下：付连战的那玩意儿不管用，他乐意造出这种桃色新闻，以显得他那玩意儿是管用的，其实，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乔老师的话，人们通常是相信的，但他的这段话，人们却将信将疑。
不过，既然那茅坑有人占着，别人就无法再去占了，村里的妇女们因此心里很踏实。她们在听到男人咒骂付连战的时候，还要替付连战说几句好话，说付连战其实是个好人，从来没有打过学生。她们说，有时候学生把付连战都快气死了，付连战也不打学生。当然，说过这些话之后，她们也愿意讲一些付连战的笑话，借付连战欢笑一通。她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笑话，因为跟我有关，我觉得最有意思。说的是付连战有一次送给白知青一只冬瓜，白知青放在那里一直舍不得吃。后来，别的知青来学校找白知青，她才把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一切，一泡臭水流了出来。白知青说那是付校长送给她的，是付校长亲手种出来的。他们一听这话，就恼透了。他们把切开的瓜还给了付连战，付连战为了证明那瓜能吃，就把它炒成菜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玩笑里包含有虚构的成分。据我所知，那只切成两半的瓜，后来扔在井边，成群的苍蝇在上面盘旋，并没有人吃它。当时，我并没有站出来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它以讹传讹，流传了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给父亲重复了这个故事，当时，他们二人哈哈大笑。我忍不住说道，付校长并没有吃。我刚说完，他们就说：你怎么专门让人扫兴，快点滚开。
不妨来总结一下，所有跟白老师有关的故事，都是由白老师的哭引起的。白老师的哭所引起的系列故事，使枋口人在地震的威胁之下，欢快地度过了一段让人恐惧的岁月。
正像我讲的真话（付校长并没有吃掉那只瓜）让父母扫兴一样（他们宁愿相信确有此事），后来，白老师讲的一段话，也让大家有点扫兴。
有一天，班上的李万龙和一帮同学去济水河游泳，李万龙差点被淹死。白老师听说之后，跑到河边，和同学们一起把他抬了回来。李万龙恢复过来之后，觉得自己不会游泳有点丢面子，就故意作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嬉皮笑脸，还夸张地吹口哨。白老师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下，斜眼的李万龙就老实多了，他乖乖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哭了起来。
白老师息怒之后，向李万龙道歉，说她不该打他。她的道歉，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打就打，还道什么歉？我们都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白老师说了一个故事。她说，她有一个弟弟，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在游泳池里淹死了。我们都没见过游泳池，所以白老师解释说，游泳池就是用来游泳的湖，有两三个教室这么大。她说，她是在晚上和弟弟翻过墙到池子里游泳的，弟弟先下去，下去就没再上来。她说她现在想起此事，就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是她把弟弟领去的。说完这话，白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哭了起来。她一哭，我们也都跟着哭了。她哭得很凶，后来她捂着脸跑出了教室。
白老师讲的这则小故事，我们回去就对大人说了。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打麦场上，他们听过我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之后，有的说，想不到白知青把弟弟害死了，这个女人不寻常；有的说她是在编故事吓学生，她的弟弟要是死的话，她就该在家里伺候爹娘，不该来枋口；还有许多家长说，她是编故事扫大家的兴，好像她不是为了丁奎哭，她要是想哭，什么时候都可以哭，为什么非要等丁奎死了之后才去哭。最后这种说法占了上风，大家慢慢都认同了这一说法。当然，大家也都纷纷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到河里游泳。
李万龙他爹起初还说要买盒饼干去瞧瞧白老师，后来，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拧着李万龙的耳朵，把他拧到油灯下面，说要检查检查他的耳朵，是不是被白老师打坏了。
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
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
审判
秋天，割完玉米正要种麦的时候，公社派人下来了，他们在村支书的陪同下，视察了济水河上的桥墩。人们都说，看来要继续修桥了。在这之前，人们都已经听说，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将要进驻枋口，要在这里铺设铁路，架设铁路桥。既然已经把桥墩竖起来了，那架设铁路桥也就太容易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桥墩是可以换着用的。一想到不久之后将要看到火车，人们都有点激动，做梦都要喊毛主席万岁。
人们也都很自然地回想起了那个木匠和民兵营长的老婆玩的游戏：火车挂钩。现在，人们对营长李援朝非常热情，见面老远就打招呼：喂，援朝，听说火车快开来了。李援朝并不答话，他要把说话的力气省下来，用到老婆身上。有一段时间，援朝的邻居夜里睡不好觉，因为援朝老婆一旦哭起来，就像杀猪般地嚎叫。
人们都说，全村人里面大概只有李援朝反对修铁路，架铁路桥。这个说法起初应该是能成立的，后来就难说了。应该把枋口的知青也算进来，他们至少现在还是枋口人嘛。
其实，知青们最初也是赞成修铁路的，只是后来听说要炸掉已修好的桥墩的时候，态度才有所转变。连白老师也说：这一下倒好，丁奎算是白死了。
村里现在人人都知道桥墩要炸掉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炸。村支书说，种完麦就炸。种完麦，这是个模糊的日期。准确地知道炸桥墩的日期是很重要的，人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猪肉了，吃不起猪肉，就想吃点鱼肉。村支书已经说了，炸桥墩时炸死炸昏的鱼，捞上来分掉，改善改善生活。跟嘴巴有关的事，当然称得上大事，人们一提起爆炸，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谁也没有料到，麦子还没有种完，桥墩就被炸掉了一个。那天夜晚，人们都被爆炸声惊醒了。不过，人们当初没有想到那是爆炸，人们还以为迟迟未来的地震终于来了，都赤身裸体从房间里跑出来。
第二天，人们才知道那不是地震，人们在河边看到了那个被炸了半截的桥墩。当时，太阳已经升很高了，知青们住的大院还是静悄悄的。大院里的几根鱼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那鱼刺已经发黑，但人们还是相信那是他们昨天晚上吃鱼剩下的，并推断桥墩是他们炸掉的。失望总是难免的。失望之余，还有点气愤。事先连个招呼都舍不得打，也太不够意思了。不过，想一想还有四个桥墩立在那里，人们也就不那么生气了，毕竟还有吃鱼的机会嘛。所以，人们站在大院里，说上几句“刺把嘴扎烂”、“嘴里生疮”之类的话，就撤退了。
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并不是烂烂嘴、生生疮就算完事的。当天下午，社员们收工之后，发现有几个知青被捆在大庙前的一排榆树上。与他们一起下地劳动的知青，经过大庙的时候，也被几个陌生人扭住了。大家都还以为是外村的知青摸进来打架的，后来听见那几个陌生人在骂人的时候操着本地口音，又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和村支书忙着上前递烟，就猜测他们是公社派来的。
他们确实是公社派来的。知青们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枋口人也很关心：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把人抓了起来？
谁提这个问题，谁都得挨耳光。那天下午，我们一放学，就拥到了大庙。我们从人缝穿过，站在前排，咬着手指头，紧张并且津津有味地注视着那审判的场面。一个知青怯生生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别的知青立即跟着说：是啊，为什么逮我们？接着，打耳光的场面就出现了。一个腼腆的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搓搓手，走到捆成一排的知青跟前，朝他们的脸扇了起来。他就像个厨师在翻油饼，每扇一下，知青们的脸就像油饼似的，这边翻了过去，那边翻了过来。翻过一遍之后，他捏捏自己的手指头，对坐在一边吸烟的人说：该你了吗？
那个人把烟头在鞋底掐灭，装进上衣口袋，然后又把它捏出来夸张地扔到地上。他没有上去翻油饼。他好像有点懒（胖人好像都有点懒），坐在那里不动。李援朝又给他敬了一支烟，他猛吸了几口，然后说：
我正要问你呢。说说我为什么要逮你们。
他把皮球踢了回来。
别以为没有人敢接这只皮球。一个头皮像鸡冠那样发红的知青，开始扭动身子，他想从绳套里挣脱出来。他没有料到，随着他的扭动，细麻绳反而越勒越紧，勒进了他胳膊上的皮肉。这位知青一边叫唤，一边说：是呀呀呀，为呀呀呀呀什么逮呀呀我们，呀呀呀呀——
他立即又吃了一耳光。但耳光没能阻止他的饶舌，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同时呀呀呀叫个不停。后来，当他说到“炸呀呀桥”的时候，那个腼腆的中年人才把手收回来，笼到袖子里。这时候，人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逮他们跟炸桥有关，跟鱼有关。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我犹豫再三，还是把它写出来吧。那个知青挨耳光的情景，使我神情恍惚。我又看到了知青进村的那一天的晚上发生的事。我被父亲从床上拎了起来，连吃了许多个耳光，膝盖上也挨了几脚。当时，我的屎尿都出来了。
现在，我看见那个知青的脑袋悬挂在胸前。我有意识地往他的屁股下面看，想看看他是否也屙出来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正纳闷的时候，突然感到裤裆一热，热的东西顺着裤腿往下直流，灌进了我的鞋壳。我在挪动脚步的时候，鞋壳里就响起叽叽咕咕的声音。
那天，我没能把那场审讯看完，就提着裤子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还在大庙没回来呢。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赶紧往厕所跑，蹲在那里哭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假哭，也是我第一次说谎。我听见院门响，就放声大哭。别以为我很伤心。其实我一点都不伤心，我的哭纯粹是假哭，是喉咙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声音，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内容。连树叶摇动的声音，也比它有意义。与此相适应，我自动地说起谎来。当他们循着哭声摸到厕所来的时候，无字的、无意义的哭声转换成了一种谎言。我对他们说：我拉肚子了，我已经拉了一天肚子了，拉的屎比尿都稀。
真正的愉快来自于他们对我的谎言的相信。当他们看着我手里的稀泥一样的东西，惊恐不安的时候，我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响了一阵，按照我的理解，那是我的肚子在替我的嘴巴发出笑声。
他们赶紧把我送到赤脚医生家里。赤脚医生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多人，主要是学生和家长。我们的班长福贵，羊角风又发作了，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吐着白沫。他的父母试图按住他，可他犯病的时候，力气大得很，能把人踢出很远。过了一会儿，他嘴边的白沫变成了血沫。他安静了下来，可他的父母现在该着急了，他们急于看他的舌头，可他就是不张嘴。好说歹说，他终于张嘴了，他一张嘴，他的父母就瘫到了地上，因为他张嘴的时候，顺便把一块肉吐了出来，那是他的舌尖。在电灯照耀下，那个舌尖静静地落在土里面，他的父母捏起那个舌尖，一边哭泣，一边吹着那上面的土。
赤脚医生回来的时候，福贵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到公社医院去了。赤脚医生是和一群人一起出现在院子里的。我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背着一个人紧随其后，那个人拖在下面的脚，被门槛绊了一下，这么一绊，就像李援朝本人被绊了一下似的，他一下子摔倒了。
压在李援朝身上的人，就是那个会画画、也会背诗的知青。人们议论说，他就是炸桥的主犯。当然，他听不到人们议论，因为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我的父母试图把“拉稀”的儿子塞到赤脚医生身边，引起赤脚医生的注意。但他们总是无法如愿以偿。这让我很高兴。最后一次，他们成功地把我推了进去，推到了人群的中心，赤脚医生蹲在知青旁边，抬眼看到了我。这时候，我很快站到了别人的背后，逃离了父母和医生的视线。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这个情景。由于我对它的不断回忆，它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粒种子，发芽、生长，渐渐具有了类似于寓言的性质。
那天，我在父母和医生的视线之外，瞧着那个知青。他躺在地上，真像个死人。他的耳朵显得很大，像白兔子的耳朵一样发红，间或抖动一下，像是对人们的议论的回应。人们说，昨天晚上的爆炸声传到了几里之外的公社大院，把公社领导都吵鸡巴醒了。人群中的李长庚马上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他去公社给狗偷骨头，刚拾到几根，就听到了那爆炸声，把他的腿都吓软了。他趴在垃圾堆上，不敢动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喊：闹事了，有个地方闹事了，抓啊。李长庚说，他没有料到是这里出事了。说到这里，他突然自豪起来。他话锋一转，说：说起来，他也该打，他老说要地震，可地震就是不来，这倒好，我的狗现在吃骨头吃上了瘾，我隔几天就得当一次贼。他这么一说，赤脚医生就把手从知青身上抬了起来。赤脚医生朝知青踢了一脚，说：趁你还没醒过来，我先代表父老兄弟给你一脚吧。人们都笑了起来。
那个知青没有死掉。他活过来之后，被关在济水河边知青大院的一间土房里，由李援朝负责看管。李援朝每天像工人一样准时去上班，为了让那间房更像囚室，他要求村支书派人把那扇门修一下，改成栅栏式的。村支书把这个任务分给了知青们。知青们的话后来流传了很久，他们对李援朝说：听说你们家里住过木匠，那你也算是门里出身了，门里出身，自会三分，这活儿还是你来干吧。以后，他们一见到李援朝，就称他为李木匠，并且还要用两根食指配合，做出一个拉钩的手势。枋口的典故，他们现在已能做到活学活用，枋口人在吃惊之余，颇有点自豪：知青们是从他们手中接受再教育的，知识的长进与他们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知青在引用典故时暴露出来的知识性错误，他们对知青说：李援朝不能算是门里出身，他那个杂种儿子才算得上。
麦芽拱出地面的时候，公社派人来指挥炸桥了。那一天中午，还没到下课时间，铃声就响了。付连战要大家赶快列队到大庙开会，说公社领导对炸桥很重视，在大庙开动员会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动员会”，就问白老师。白老师说她也不知道，她让我们去问和她并排走在一起的付校长。付校长拉了一下白老师的胳膊说：小白，你再闹情绪，我可要批评你了。
我不姓白，白老师说，以后不要叫我小白。
为什么别人叫得，我叫不得，你长得确实很白嘛，付校长说。
那天，我们还没有走到大庙，爆炸声就响了起来。那一阵巨响，把人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们都感到地在晃动，在爆炸的间隙，鸡鸣狗叫声，听起来也非常瘆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那种声音，好像不是鸡、狗发出来似的。班长福贵和我趴在一起，他说，他现在知道什么叫动员会了，动员会就是让大家趴下的会。他说话口齿不清，我连听了几遍才听懂。
事后，全村人都很感谢公社领导，说，要不是他出面召集大家开会，那一天说不定会死很多人。村人说的有道理，因为那天中午，村里塌了好几间房，学校的教室也塌了一间。塌得最多的，是知青大院里新建的房，因为那里离爆炸现场最近，人畜伤亡已降到最低限度：乔福顺和一只牛犊被牲口棚砸死了，那个被关在屋里的知青，被砸酥了一条腿。除此之外，大家都安然无恙。
那个知青被送去医院之后，李援朝在那间倒塌的囚室里翻出了一大包地震资料，一副扑克，一本诗集。
扑克是他自己用硬纸板裁成的，上面画着同一个女人。人们都传说那是裸体扑克，后来，我得到一张，发现并非如此。“裸体”这一说法，引起了公社方面的重视。李援朝又忙着收扑克，说，谁不交，就把谁关起来。
他当然是收不齐的，因为那些扑克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谁都舍不得交出来。我手中的那一张，也藏得牢牢的，生怕别人看见。我把它塞在家里的一棵枣树的树洞里，四周没人的时候，才拿出来看几眼。为了安全起见，我经常变换藏的地方，后来我把它塞在学校的乒乓球台的砖缝里，每次打乒乓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它。它虽然只是一张硬纸板，上面画的女人并不清楚，只有几根简单的线条，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那是个女人，但它还是成了我心中的最大的隐秘。人们都传说，那上面画的是白老师，我没有看出来，不过，自从我听到了这个传说之后，我每次见到白老师，都觉得她和扑克上面的女人越加相像了。我很想把那张扑克送给她，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她现在对学生很冷淡，一下课就钻到屋里不出来，或者回到知青点，和别的知青狂饮。他们用鸡当下酒菜，可以想象，知青点上空，经常有鸡毛乱飞，而村里的老太太们经常拄着拐杖到处找鸡。
不过，扑克我还是没留下来。物归原主，我把它还给了那位砸酥了腿的知青，即普希金。普希金是从县医院押送回来的。押到枋口，人家就把他放了。放了他，他也跑不了，因为他现在成了独腿先生。据说他犯的罪很大，造谣说有地震，搞得人心浮动，光这一项，就可以崩他两次。更何况还有炸桥，还有裸体扑克。丢了一条腿，捡了一条命，是那条腿救了他，这是村人的说法。
我把扑克还给他时，他正拄着双拐在河边散步。像往常一样，一见到我，他就又要模仿我的那套下蹲、站起、转圈的动作。对他来说，那套动作的难度系数突然增大了，他只能借助双拐简单地比划几下。
我拿着扑克向他走了过去，因为我把他的滑稽动作看成了对我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