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非常讨厌，”夏洛克·福尔摩斯说，“不过你的考虑是对的，在你妻子的照料下，那孩子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但愿如此。”我回答，接着突然顿住，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茶还没送到嘴边，我把它又放回桌上，放得太重，茶杯和托盘差点儿分开。“可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福尔摩斯！”我惊叫道，“你说的正是我脑子里想的。我发誓，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你提到过那个孩子和他的病情。你知道我的妻子出门了——那恐怕是你看到我上这儿来而推断出来的。可是我并没有向你提及她离开的原因，而且我相信我的行为举止不可能向你提供任何线索。”
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是一八九〇年的十一月底。伦敦正值隆冬，街道上非常寒冷，汽灯似乎都被冻得凝固，那一点点微弱的灯光已被无边无际的浓雾吞没。外面，行人像幽灵一样飘过人行道，低着头，挡着脸。四轮马车辘辘地驶过，拉车的马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我庆幸自己待在室内，壁炉里烧着旺火，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烟草味儿——虽然我的朋友喜欢把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却让我感到每件东西都在它合适的地方。
我拍了封电报，说打算到福尔摩斯这里来，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一段时间。我很高兴得到了他的默许。诊所没有我也能行。我暂时不需照料家人，只是惦记着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我要看着他完全恢复健康。福尔摩斯故意让自己饿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只为让一个冷酷无情、报复心强的对手相信他已经离死不远了。他的计谋得逞了，那个人如今落入了苏格兰场莫顿检察官的铁掌。但我仍然担心福尔摩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最好亲自照看一段时间，直到他的身体完全恢复。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他津津有味地一边喝茶，一边蘸着紫罗兰蜂蜜和奶油吃一大盘烤饼以及一大块蛋糕，所有这些都是哈德森夫人用托盘端来给我们俩的。看样子，福尔摩斯确实在逐渐好起来。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大扶手椅里，穿着晨衣，两只脚一直伸到炉火前。他一向非常瘦削，体格像死人一样单薄，一双犀利的眼睛配上鹰钩鼻，更显得锐气逼人。不过他的脸色至少有了一些红润，而且声音和举止说明：原来的那个福尔摩斯又回来了。
他刚才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在对面坐下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刚从梦里醒来。似乎这两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遇到我心爱的玛丽，也没有跟她结婚并搬到肯辛顿的家里，那是我们用阿格拉珍珠的收益买下的房子。我似乎仍然是个单身汉，跟福尔摩斯一起住在这里，分享他追踪和破解一个又一个谜案时的激动。
我突然想到，他大概也更喜欢这样。福尔摩斯很少谈及我在家庭方面的安排。我结婚时他在国外，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恐怕不完全是一种巧合。也不能说我结婚的话题是个禁区，但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不会过多谈论这个话题。我的幸福和满足对福尔摩斯来说一目了然，他能做到不嫉妒就已经很大度了。我刚进来时，他问候了华生夫人，但没有追问更多的情况，我当然也没有主动再说什么，这就使他说的那段话显得更加匪夷所思。
“你这么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魔法师。”福尔摩斯笑着说，“看来，你不再研究埃德加·爱伦·坡[1]的作品了？”
“你是指他笔下的那个侦探杜宾？”我说。
“他用到一种他称之为推理的方法。按照他的观点，无须说话就能读出某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只要研究人们的举止，比如眉毛的轻轻一挑，就能很容易地看透一个人。当时这种观点非常吸引我，但你好像有点儿鄙视——”
“毫无疑问，我现在付出代价了。”我赞同道，“可是，请认真地告诉我，福尔摩斯，你真的能从我面对一盘烤饼的反应，推断出一个从未见过的孩子的病情？”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福尔摩斯回答，“我还知道你刚从霍尔邦高架桥回来。你匆匆离开家门，但还是没赶上火车。这也许是因为你目前没有女用人。”
“不，福尔摩斯！”我喊了起来，“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错了吗？”
“没有，你说得一点儿不差。可是这怎么可能……”
“很简单，观察和推理，一件事揭露出另一件事。如果我解释给你听，你会发现其实都很幼稚。”
“我一定要你给我解释解释。”
“好吧，既然你这么好心地过来探望我，我就只能照办了。”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回答，“先说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吧。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差错，你的第二个结婚纪念日快要到了，是不是？”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就在后天。”
“你在这个时候跟妻子分开就很反常了。正如你刚才说的，你决定跟我住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这说明你妻子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跟你分开。那会是什么原因呢？我记得，玛丽·摩丝顿小姐——她婚前的名字——从印度来到英国，在这里没有亲朋好友。曾在坎伯韦尔当家庭教师，照顾塞西尔·福莱斯特夫人的儿子，当然，你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福莱斯特夫人对玛丽非常好，特别是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我可以想象她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确实如此。”
“所以，如果有谁能把你妻子从家里叫走，应该非她莫属。接着我就开始琢磨，在这样冷的天气里，她把你妻子叫去会是什么原因呢？小孩生病的想法突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相信，让病中的孩子看到他以前的家庭教师，肯定是很大的安慰。”
“那孩子名叫理查德，今年九岁。”我赞同道，“但你怎么能够这样肯定地说是流感，而不是某种更加严重的疾病呢？”
“如果病情很重，你肯定会坚持亲自给他治疗。”
“到现在为止，你的推理从各方面来说都很清楚。”我说，“可是，你并不能解释你怎么知道我的思绪在那一刹那转向了这些事情。”
“亲爱的华生，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对我来说就像一本摊开的书，每个举动都像翻开了书的另一页。你坐在那里喝茶时，注意到你把目光投向了身旁桌上的那张报纸。你扫了一眼大标题，就伸手把报纸翻了过去。为什么呢？也许是那篇关于几星期前诺顿·菲茨沃伦火车相撞事件的报道让你感到不安。十位遇难旅客的第一批调查结果今天公布，你刚把妻子送到火车站，当然最不愿意读到这样的内容。”
“那确实让我想到了玛丽的行程。”我表示同意，“可是孩子生病的事呢？”
“你的注意力离开报纸后，转向了书桌旁的那块地毯，我清楚地看到你暗自微笑了一下。你曾经把医药包放在那里，这肯定使你联想到了你妻子去探望那个孩子的原因。”
“这都是猜测，福尔摩斯。”我仍然不服气，“比如，你说是霍尔邦高架桥，其实伦敦的每座火车站都有可能啊。”
“你知道我不赞成猜测。有时候必须用推理把一些证据串联起来，但这跟猜测完全不是一回事。福莱斯特夫人住在坎伯韦尔，前往伦敦查塔姆和多佛火车站的列车定期从霍尔邦高架桥出发。我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玛丽会从那里上车，其实你把自己的箱子放在门口，已经帮了我的忙。从我坐的地方能清楚地看到箱子的把手上系着霍尔邦行李寄存处的标牌。”
“其他的呢？”
“你没雇女用人，而且是匆匆离家？你左边袖子上的那块黑色鞋油印清楚地说明了这两点。你自己擦鞋，而且擦得很马虎。还有，你着急赶时间，忘了拿手套——”
“哈德森夫人拿走了我的大衣，也可能同时拿走手套。”
“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们握手时，手怎么会那么凉？不，华生，你的整个状态都说明了你很慌张，没有秩序。”
“你说的每一点都对。”我承认道，“但是还有一个疑惑。你怎么这样肯定我妻子没有赶上火车？”
“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你的衣服上有很浓的咖啡味儿。你很快就要到我这里来喝茶了，为什么还要喝咖啡呢？我的推理是你们误了火车，你不得不多陪妻子一会儿。你把箱子寄放在行李处，跟妻子一起去了咖啡屋。是不是洛哈特咖啡屋？我听说那里的咖啡特别香。”
片刻的沉默之后，我突然大笑起来。“好吧，福尔摩斯。”我说，“看来我没有理由担心你的健康了。你的风采不减当年。”
“这都是最基本的。”大侦探懒洋洋地挥挥一只手，回答道，“不过，也许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正在逼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前门……”
果然，哈德森夫人又进来了，这次领进一个男人。他进门时的姿态好像正在登上伦敦舞台。他穿得很正式，黑色燕尾服、尖翻领、白领结，肩头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此外还有马甲、手套、定制的真皮皮鞋。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色手套，另一只手拄着一根银头银柄的红木手杖。乌黑的头发长得惊人，从高高的额头上往后梳，脸上没有一点儿胡子。肤色苍白，脸庞略长，谈不上英俊。年龄估计在三十五六岁，然而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及对于自己来到这里的明显的不安，使他显得更老相些。他让我立刻想起几个向我问诊的病人。他们不愿相信自己有病，一定要等症状出现了才无话可说，结果他们总是病得最重的人。这位来访者站在我们面前，也是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哈德森夫人把他的名片递给福尔摩斯时，他站在门口，焦虑地打量着四周。
“卡斯泰尔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吧。”
“您必须原谅我这样冒昧来访……不打招呼，没有通报。”他说起话来短促而生硬。他的目光仍然没有跟我们对视。“实际上，我根本没打算到这里来。我住在温布尔顿，靠近绿地，到城里来看歌剧——其实我对瓦格纳并不是特别喜欢。我刚到俱乐部去见了我的会计师，我已经认识他很多年，现在把他当成朋友。我跟他谈到目前遇到的麻烦，谈到使我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的那种压力。他提到了您的名字，建议我来向您咨询。正巧，俱乐部离这里不远，我就决定从他那儿直接来找您了。”
“我很高兴为您效力。”福尔摩斯说。
“这位先生是？”来访者转向我。
“约翰·华生医生，是我的私人顾问。我向您保证，您对我说的每句话，都可以当着他的面说。”
“很好。我的名字您已经看到了，是埃德蒙·卡斯泰尔，我的职业是画商。我有一家画廊——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在艾比马尔街上，已经营业六年。我们专营大师的作品，主要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庚斯博罗、雷诺兹、康斯特布尔和透纳。我相信他们的画作对您来说并不陌生。这些画售价很高。仅仅这个星期，我就卖了范戴克的两幅肖像画给一位秘密客户，总价为两万五千英镑。我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画廊兴旺发达，虽然周围的街面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可以说档次较低的——画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为自己树立了严谨、可靠的名声。画廊的客户中有不少贵族，我们看见自己的画廊卖出的作品挂在全国最气派的豪宅里。”
“您的搭档是芬奇先生？”
“托比亚斯·芬奇比我年长许多，但我们是平等的合伙人。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就是他比我更加谨慎和保守。譬如，我对欧洲大陆的一些新作品有浓厚的兴趣。我指的是被称为‘印象派’的那些画家，如莫奈和德加。就在一星期前，我得到一幅毕沙罗的海景作品，我认为非常漂亮，色彩丰富。然而我的合伙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坚称这样的作品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团。确实，有些景物近距离看很难分辨。我设法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没有抓住关键。不过，我不想高谈阔论艺术，让两位绅士厌烦。我们是一家传统画廊，应该，至少目前，应该保持我们的风格。”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请继续。”
“福尔摩斯先生，两个星期前，我意识到自己受到监视。我的家宅名叫‘山间城堡’，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侧，不远处的小路尽头是一片救济房屋，那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家宅周围是一片公共用地，从我们家的更衣室能看到村里的绿地。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更衣室里，突然意识到有个男人抱着双臂、叉着双腿站在那里——他一动不动，很是反常，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离我太远，看不真切，但我能看出他是个外国人。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带垫肩的男士大衣，那款式肯定不是英式的。其实，我去年去过美国，要让我来猜，我会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不过，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还戴着一顶帽子，一顶有时被称为奶酪刀的低顶圆帽。至于我震惊的原因，我很快就会解释。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这顶帽子和这个人站着的姿势。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敢发誓，即使是一个稻草人，也不可能比他静止得更加彻底。那时候下着小雨，从公共用地刮来一阵风，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窗户。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眼球黑亮，似乎能一直看到我的心底。我凝视了他至少一分钟，也许还要更久，然后下楼去吃早饭。不过，在开始吃饭前，我派洗碗的男孩出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已经不在了。男孩回来告诉我草地上没有人。”
“真是咄咄怪事。”福尔摩斯说，“但我相信，‘山间城堡’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到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可能觉得它值得好好观赏一番。”
“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几天后，我第二次看见了他。这次是在伦敦。我和妻子刚从剧院出来——我们去了萨伏伊剧院——就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还是穿着那件大衣，戴着那顶圆帽。我本来不会注意到他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他像上次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来来去去的人绕过他的身边。他就像湍急的水流中一块坚硬的磐石。很遗憾，我没法儿把他看清。虽然他选了一个路灯很亮的地方，但灯光在他脸上投下的阴影如同一道面纱。也许这正是他的意图。”
“您能肯定是同一个男人？”
“毫无疑问。”
“您的妻子看见他了吗？”
“没有。我不愿意提这件事，以免让妻子受到惊吓。我们的马车等在那里，我们立刻就离开了。”
“非常有趣。”福尔摩斯说，“这个男人的行为毫无道理。他站在村庄绿地上，站在一盏路灯下。一方面，他似乎想方设法让别人看见他；另一方面，他并没有企图接近您。”
“他接近我了。”卡斯泰尔回答，“实际上，就在第二天，我回家很早。我的朋友芬奇在画廊里，把塞缪尔·司各特的一批绘画和蚀刻编入目录。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同时我仍然为两次看见那个男人而感到不安，因此，快到下午三点钟时，我就回到了‘山间城堡’——幸亏我这么做了。那个无赖居然又来了，正朝我的前门走去。我大声喊他，他转过身看见了我，立刻拔腿朝我跑来。我以为他肯定是来攻击我，甚至想举起手杖准备自卫。但是他并没有使用暴力。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薄薄的嘴唇，深褐色的眼睛，右边脸颊上有一道青紫色的伤疤，似乎最近中过子弹。他刚喝过酒——我能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味儿。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纸条举起来，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没等我拦住，他就跑走了。”
“那张纸条呢？”福尔摩斯问。
“我带来了。”
画商拿出一张折了四折的方纸，递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华生，劳驾，把镜子递给我。”他说。我把放大镜递到他手里，他转向卡斯泰尔，问道：“没有信封吗？”
“没有。”
“我认为那是最关键的。不过，让我们看看……”
纸上只有九个粗粗的黑体字。
圣玛丽教堂。明天。中午。
“纸是英国的，”福尔摩斯说，“虽然那位游客不是英国人。你能注意到，他写的是粗黑体字，华生。你认为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掩盖字体。”我说。
“有可能。不过此人从未给卡斯泰尔先生写过信，以后或许也不会给他写，他的字体可以看作无关紧要。卡斯泰尔先生，纸条递给您的时候就是折着的吗？”
“没有。我认为没有。是事后我自己折起来的。”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他所指的这座教堂，圣玛丽教堂，应该是在温布尔顿吧？”
“在暖房巷。”卡斯泰尔回答，“从我家走过去只要几分钟。”
“这个行为同样缺乏逻辑，您不认为吗？那个人想跟您说话。他把表达这一愿望的纸条递到您手里，却并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说。”
“我猜想他希望跟我单独谈谈。过了一会儿，我的妻子凯瑟琳从家里出来了。她一直站在餐厅里。餐厅朝着车道，她看见了刚才的事情。‘那是谁？’她问。
“‘不知道。’我回答。
“‘他想干吗？’
“我把纸条拿给她看。‘肯定是想要钱，’她说，‘我刚才在窗口看见他了——一个相貌粗野的家伙。上个星期公共用地有一些吉卜赛人。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埃德蒙，你千万别去和他会面。’
“‘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回答，‘我并没有打算去见他。’”
“您向妻子做了保证，”福尔摩斯轻声说，“但您还是在指定时间去了教堂。”
“确实如此——我还随身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他不在教堂。教堂管理不善，冷得要命。我踏着青石地板徘徊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怎么也没法儿把他从我的脑海里驱赶出去。”
“您认识这个男人。”福尔摩斯说。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您说到点子上了。我相信我知道此人的底细，不过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福尔摩斯回答，“您只见过他三次。他提出见面，却没有出现。从您的描述来看，此人没有对您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您是因为焦虑不安才来到这里，而且您必须带着手枪才敢去见他。另外，您还没有告诉我们低顶圆帽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竟然跟踪我到了英国，这令我震惊。”
“从美国？”
“是的。”
“卡斯泰尔先生，您的故事充满趣味，如果距离您的歌剧开演还有一段时间，或者，如果您同意放弃序幕，我认为您应该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我们。您提到一年前去过美国。您就是那时候见到这个戴低顶圆帽的人的？”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是因为他才去那儿的。”
“你不会反对我把烟斗装满吧？不反对？那么，把我们带到过去，跟我们说说你在大西洋彼岸的经历吧。我本来以为画商不是那种给自己树敌的人，但您似乎恰恰相反。”
“确实如此。我的仇敌名叫奇兰·奥多纳胡，我真希望这辈子没听过这个名字。”
福尔摩斯伸手去拿那只装烟草的波斯拖鞋，开始填他的烟斗。与此同时，埃德蒙·卡斯泰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讲了下面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