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戴建业精读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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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自然与造作

引言

《老子》25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用这一逐层铺垫的句式,无非是要凸显“自然”这一最高原则,凸显“自然”是大道的本性,凸显“自然”作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终极价值。“道”虽是天地之根和万物之本,可“道”的本质特性或基本原则就是“自然”,因而崇尚“道”也就是凸显“自然”的价值与原则。

不管是为人、治国、用兵、养生还是审美,在每一个领域老子都崇尚自然。自然生成的东西样样真而且美,一经人的手就变得造作而又丑陋。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就是大自然也经过了人工的雕琢,至于人自身就更是如此了。

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自然,相反越文明就越不自然甚至越反自然。现在难得见到赤身裸体的粗野,可也难得见到剖肝露胆的赤诚;难得听到高声大气的粗鲁,可也难得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从一个人的表情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从一个人的语言不能了解他的思想;笑不见得就真的高兴,哭也未必就真的悲伤;到处是言不由衷的应付,到处是客客气气的敷衍,人间难得是真情。老子说,要想人类能生活得幸福,彼此能够真诚相待,大家就得重新回到赤子的状态——纯真、自然。

这一章我们将阐明什么是自然,我们又怎样才能返回自然。

1.道法自然

尽管现代人对宇宙的形成提出了种种科学假说,做了种种猜想论证,做了种种实验分析,可人们望着浩渺星空和茫茫大地,仍然还是满眼狐疑与困惑,仍然还是要像古代诗人一样地追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其实两千多年前先哲就告诉过人们,“道”是天地万物之母,它虽然浑然一体不可得知,既听不到它的声音,也见不到它的形状,可万物由之以成,天地因之而生,在时间和逻辑上它都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前提与依据。

“道”无物相匹而廓然无偶——它“独立”无待;不断变化却不失其常——它万古不改;往复运行而永不停息——它“周行不殆”。它既内在于天地万物,又是天地万物之母。

名号根据事物的形体与性质而确定,称谓则根据人们的主观认识而产生。“道”其外既混成无形,其内又不可把握其本质,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考之不得其性,它既不可抽象和规定,人们自然就不知其名。

然而,名字是对一事物的规定,也是对一事物的肯定。“道”虽无形无声无影,但万物无不由它而生因它而成,所以我们勉强将它称为“道”;又因为天下万物无与其匹,廓然旷荡莫之能加,高而无上,旷而无外,我们又勉强将它称之为“大”。其所以说是“勉强”,一方面是由于名之为“道”称之为“大”并不是它的准确称谓,它压根儿就不能“名”不可“称”,称“道”名“大”只是言谈方便的一时权宜;另一方面这又见出人类自己在“道”面前的无奈,也显示了人类语言在它面前的苍白。譬如将它称为“大”吧,有所“称”必定有所“分”,有所分别必定有所对应,有所对应必然就有所对待,因为称“大”就必有“大”“小”之分,说“高”就必有“高”“低”之别,有了“大”“小”之分和“高”“低”之别,“道”就不是无限至极和混成不分的了,这样,对“道”的肯定就变成了对“道”的否定。

“道”之为“大”并非如天那样常覆在上,也不像地那样常载于下,它不固守一方,也不待在一处。不固守不呆滞便周流不息无远弗届,无远弗届便回归本原,它从不随其所适而改其混成之体——“道”永远就是“道”。

常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说“道大”,因为它包罗天地无所不容;说“天大”,因为它笼罩万物无所不覆;说“地大”,因为它辽阔无垠无所不载。那么,说“人大”又是指人的哪些方面呢?就其形体来说,人显然不能与天地相比,但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所以人得以与天地相参,能够与道、天、地并列,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四大”之中而“道”尤大。

说“道”在“域中”或宇宙之中,是指“道”内在于万物而言的,是指它其小无内的一面,但“道”同时又有其大无外的另一面,它在时间和逻辑上都是“先天地生”,它在本质上又是超时空的。

道、天、地、人四者之中,人法地之清静而万物生长,地法天之无言而四时更迭,天法道之无为而宇宙生成,道法自然而不违其本性。

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逐层铺垫的句式中,无非是要凸显“自然”的最高原则。“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实体,其本质就是“自然”。可见,“自然”是贯穿于道、天、地、人的终极价值。

取法自然就是要人们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不无端扰乱世事的进程,不无理干涉事物的变化,不蛮横破坏外物的特征。

(参见原第25章)

2.什么是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自然”不仅是“道”的根本特性,也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岂只是“道”纯任自然,天、地、人何尝不视“自然”为自己的最高存在状态?

那么,什么是“自然”呢?

后世注家王弼认为自然是“无称之言,穷极之辞”(《老子》第25章,王弼注),它是指宇宙万物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解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西哲海德格尔对自然的言说与王弼某些地方不谋而合,他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三章中说:“从存在论的范畴的意义来了解,自然是可能处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存在之极限状况。”(《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第77页)

听上面两位哲人解释“自然”,就像是在寺院里听和尚念经,或者是在教堂中听牧师布道,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乏味,越听越烦躁,要是听着听着能昏昏欲睡还算八辈子福气。

庄子关于“自然”的警言妙语倒是趣味横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河神分不清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一天他跑去问北海神:‘请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北海神给他打比方说:‘牛马生下来就有四只脚,这就叫自然;用辔头套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孔,又在马脚底钉上铁蹄,这就叫人为。不要用人为去毁灭自然,不要以造作来破坏天性,不要因贪得去求名声,谨慎地守护着自然之道,这就叫回归到了本来的天性。’”

两千多年前人们讲的“自然”与今天大家说的“自然”内涵并不相同。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常指自然界或大自然。先秦人一般用“天地”或“万物”来指代自然,而他们所谓的“自然”则是自然而然,指万事万物未经人为干扰的天然状态,这一层面的“自然”与“人为”相对。

现代文明使人样样都崇尚人为,样样都用机械来代替天然。我们强使北方的土地种出南方的庄稼,强使冬天的季节长出夏天的瓜果,强使直木变成弯曲畸形,强使河水流往高处……我们人为地灭绝某一类动物,又培育出另一类动物,把浩瀚的湖泊改为万顷农田,把翠绿的森林砍成荒山秃岭,把天然草场弄成无边沙漠……把自然的生态平衡完全破坏,如今我们已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人自己也不愿意接受自然的安排,譬如老天已经给每人造了一张脸,有些人偏要去想法给自己另造一张——美容院里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的悲喜剧;又如老天已给每人指定了一种性别角色,有些人偏要男变女或女变男——变性手术台上天天在为人间制造假“男”假“女”。

落实到人类自身,“自然”是指人们的天然本性,或者是指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也就是人的真思想、真性情,这一层面的自然又与虚伪相对。

在道家那儿“自然”与“真”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真”的也就是“自然”的,“自然”的也就是“真”的。套用卢梭在《爱弥儿》一书开端的名言来说:出于自然之手的东西真而且好,一到人手里就变得伪而又坏。

自然是一个人生命真性的真实展露。无论是谁,不真诚就不能动人,勉强挤出来的泪水,看起来悲痛却不能使人哀伤;佯装火冒三丈的大怒,尽管样子吓人却并不叫人害怕;违心地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虽然笑容可掬但并不让人觉得可亲。真诚的悲痛,即使没有哭声也让人落泪;真正的愤怒,即使不发火也使人觉得威严可畏;真心相爱,哪怕不露笑容也使人觉得甜美亲切。

可悲的是,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自然,相反越文明就越不自然,甚至越文明就越反自然——如今人们不像先民那样茹毛饮血,可也不像先民那样质朴纯真;不像先民那样粗声大气,可也不像先民那样坦露真情。

人呵,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才能真的“返回自然”?

(参见原第25章)

3.“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从古到今历史上并不缺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施政以仁,待民以慈,居己以俭,他们生前受到百姓的欢呼爱戴,死后受到人们的怀念追思,辖地人民还为他们树碑立传,有的甚至还修庙立祠,代代祭奉,如成都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柳州祭祀柳宗元的柳侯祠,潮州祭祀韩愈的韩文公祠。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官吏是如何感恩戴德,如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惠政爱民,使其治内百姓各安其业,“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少有所养而老有所归,所以老少相互勉励“莫违侯令”,柳州人民至今仍然崇敬他、悼念他。

不过,这些人虽算得上廉吏但还算不上最好的官吏,他们在任上实行仁政,利泽施于人,恩惠昭于时,美名传于后,老百姓将社会的安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幸福都归功于他们,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尊敬和赞誉,众口一词地说:要是没有某某我们仍然处于泥涂之中,要不是某某我们仍然生活得穷困潦倒,要是没有某某我们可能还在做亡国奴,某某是我们的大恩人,某某是民族的大救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是古代儒家所谓三不朽。立德也好,立功也罢,无非是自觉地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好事,让国家更加强大繁荣,让百姓更加富裕幸福,也好让自己流芳百世。虽然其德可怀,其功可嘉,但他们仍心存功名之念,百姓因而也以美名相报。心存功名之念便会着意立善行施,在上的一“着意”便使自然朴散淳漓,在下的颂德报恩便使官与民裂而为二,上与下不能相忘于“道”。

因而,最好的统治者从不有意立善施仁,也从没有想到要百姓感恩怀念。他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万物生长而不滥施影响,让百姓生息而不横加干涉,人们按着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然感觉不到统治者的恩惠仁慈,只是知道有一位国君罢了。

到有意为百姓施恩行善,让百姓为其树碑立传、修庙祭祀,就已经远离无为而治的精神,这样的统治者自然也就稍次一等了。相传舜处处标榜仁义以收买人心,虽然也能讨得人们的欢心,但他本人并没有超脱功名的牵累;而更古的国君泰氏就大不一样,其德性是那样高尚,其言谈是那样诚信,任别人称自己为牛,任别人称自己为马,任别人说好说坏、论是论非,这些都无妨他睡时的香甜安适,无妨他醒后的自在清明,他完全摆脱了一切外物的拘系。舜为政与为人的境界远低于泰氏。

再到统治者对百姓指手画脚的乐趣取代了对百姓的仁慈之心的时候,仅仅靠刑法来威吓人民,靠政教来统治人民,人民虽不敢不老老实实地听命就范,但他们只畏其威而不敬其人,只避其刑而不耻其心,这样的统治者就更次一等了。

最后到刑法已被当权者践踏,政教对人民也毫无作用,那些自诩为百姓“父母官”的统治者,就不得不用奸诈来欺骗百姓,用权术来愚弄百姓,用极刑来恐吓百姓,百姓也用冷嘲热讽和诅咒反抗来作为回应。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最凶残、最糟糕。

今天西方的政客们利用现代传媒,成天叽叽喳喳地自吹自擂,经济稍有改善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全归于民主党的有效管理”“这应归功于共和党经济政策的正确”“这应归功于社会党的及时动员”……社会一出现问题都连忙推卸责任:“问题出在共和党捣乱”“这是民主党的政策失误”“这是社会党无能的必然结果”……竞选期间每位候选人都大开空头支票,一登上宝座便将从前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统治者本来就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叫老百姓如何去相信他们呢?

英明的统治者从不轻易发号施令,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与自己毫不相干,恩泽遍施万物而百姓却感觉不到有所依靠。

等到大功告成万事如意,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人的恩赐,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参见原第17章)

4.大道废弃,才尚仁义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百病不生,那还要医院和医生干什么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法守纪,世界上还要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呢?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纠纷和官司,那律师不是都要失业了吗?如果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谁还去歌颂尧舜这样的英明君主?如果社会上的官吏个个正直廉洁,又会有谁去盼望包青天?

的确,身患疾病才去求医生,有人违法才少不了警察,处处是纠纷才离不开律师,世逢纷扰才颂贤尊圣,官吏腐败才称道包公。

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在赞美仁义,孔孟将“仁”作为“人”最本质的规定,是区别“人”与“兽”最重要的准绳。孔子称“仁以为己任”,也即把推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后世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然而有多少人知道正是大道废弃才倡导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慧才有了奸猾虚伪,家庭陷于纠纷才推崇所谓孝慈,国家昏乱不堪才显出忠臣义士。

想想看,我们天天喊着学雷锋,就是因为雷锋这样的人太少了,假如大家都是雷锋,还用得着去“学”雷锋吗?报纸、电台总在宣扬大公无私,就是因为如今人们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假如人人都公而忘私,那大公无私还是值得讴歌的品德吗?社会上大力提倡和表彰什么道德品质,不正是由于社会上太缺乏这些品质吗?我们称赞孔繁森、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不正是由于这样的干部还太少吗?

在远古大道尚没有废弃的黄金时代,人们的心灵坦诚而不虚伪,为人朴素而无须装饰,内在心性合于道,外在表现合于义,言谈简略但合于理,行为随便而顺乎情。大家安闲而无所为,优游而无所往,口中含着食物嬉戏耍闹,挺胸拍肚四处遨游。君主就像树梢上的枝条,虽然高高在上却全然无心,绝不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颐指气使。老百姓就像快乐悠闲的野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从不知道什么君臣之礼,更不知道向什么人磕头谢恩。人们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处,压根儿就没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彼此都不存机心,生命的本性就不会扭曲;彼此都没有贪心,人人都会朴实真纯。大家一身正气却不知道什么是义,相亲相爱却不知道什么是仁,真诚实在却不知道什么是忠,任真得当却不知道什么是信,互相帮助却不知道什么为恩赐。

等到那些“圣人”出来急急求仁、汲汲为义之日,就是天下人心开始迷惑混乱之时;“圣人”痴痴为乐、拘拘行礼之日,也就是社会中各色人等开始分离之时。

完好的树木如果不被砍削雕刻,怎么能做出酒杯?洁白的玉如果不被毁坏琢磨,怎么会制成玉器?原木残破后才有器皿,人患疾病后才会找医生,本性破坏后才讲仁义。大道尚未废弃的时候,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性情从不偏离自然正道,要礼乐有什么用呢?天然的情感没有被损害,要仁义教化干什么呢?有道是:

太平治业无象,野老家风至淳。只管村歌社饮,哪知舜德尧仁?

(参见原第18章)

5.归于婴儿

民族的发展也像个人的发育一样,存在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阶段,当然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十分纯真,高兴时就开怀大笑,痛苦后便放声大哭,爱就表现出亲热,恨就流露出厌恶,自己的天性没有任何扭曲、压抑和摧残,一举一动没有半点虚伪和造作,从内心到外表都透明澄澈。婴儿看起来是那样柔弱,而生命力却极其旺盛。《庄子》里有一则描写婴儿的段落:“婴儿每天长时间大哭大叫,而咽喉从不会沙哑,那是由于柔和之气已到极致的缘故;婴儿整天紧握着小拳头,而手却从不会疲倦,那是由于这合于自然的道理;婴儿可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件东西,而他盯着某东西时却毫无意识,他的思想和情感仍然天真无邪,对这一东西没有任何贪婪占有的欲望;婴儿走路没有明确的目的,在家里也不知该做什么,他的一切行为都顺应事物的自然变化,不掺杂一点人为的因素。”

等到长大成人以后,见惯了世事的不公,经历了人事的打击,成熟了因而也世故了,失去了早年的幼稚,也失去了早年的天真。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吃饭,他家的主妇热情好客,为我们操办了一大桌菜肴,可惜我那位朋友和他的太太都不善于烹调,菜的碗数虽很多,有味道的却太少。

女主人十分歉意地说:“你们随便吃。我这位老公是个地道的书呆子,我自己更笨手笨脚,两人都不会弄饭菜,你们千万别饿着肚子回家。”

女主人说的倒是实话,满桌的菜不仅没有什么味道,有些菜不是太生就是过熟,而且不少应热吃的却成了凉菜。道道菜都不可口,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下筷子。

女主人仍在一个劲地劝吃,还把蒸得半生不熟的鱼夹在我们面前:“别讲客气,别放筷子,是我的菜不可口吧?”

我妻子摆出一副非常真诚的样子说:“你做的菜很合我们的口味,爆猪肝我们也喜欢爆老一点,蒸鱼我们家也从来是刚熟就吃。今天的菜我吃得很多,再填也填不进去了。”

其实,她并没有动筷子。

女主人又把鱼夹到我儿子碗里,儿子马上把鱼肉倒回原处,直言不讳地对阿姨说:“这些东西不好吃,一点味道也没有。”

女主人满脸通红。

我满脸尴尬。

我妻子连忙表示歉意说:“小孩娇惯得不成样子,什么好东西都说不好吃。”她还随口瞎编了一些例子,一边又批评孩子嘴太娇。

儿子虽然给朋友家带来了难堪,但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完全依自己的天性行事,从外表到内心都是透亮。我妻子当然顾全了主人家的面子,但这是通过违心地说谎来达到的。

时下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敷衍和说谎成了主要手段,甚至成了涵养的主要标志。试想当时我妻子要是也随着儿子说:“这些菜的确一点也不好吃。”我和朋友全家都不会夸奖她为人真诚直率,反而定会认为她精神出了毛病;而她所说的“这些菜味道都不错”,谁都知道是在敷衍和说谎,但大家都觉得这样说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我们文明的一大特点:说真话的被认为幼稚,甚至被认为是犯傻,而所谓修养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的技巧。

于是,虚伪就可以招摇过市,直率反而畏畏缩缩地不敢出门。

于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因而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有同情,彼此都礼貌周全地欺骗,大家都温文尔雅地敷衍。

假如我们都能像赤子一样真诚,人们的理解和沟通将多么容易!猜忌、冷漠、暗算和讹诈就找不到市场。

假如我们能像赤子一样直率,虚伪和造作就会感到脸红。

(参见原第28章)

6.知道白,守着黑

我们是些被文明化和世俗化了的社会动物,社会和父母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之道。

当子女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要告诉他们说:“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话到嘴边要留三分,逢人不可露真情。”

这些为人之道,即使父母不教,我们长大后也不学而会、不教而能,因为周围的环境逼得你非如此不可。你不“话到嘴边留三分”,心中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那你就会与周围的人都闹僵;你逢人就露出自己的真情,有些人转脸就来给你小鞋穿。吃了几次亏,自然就学了几分乖,见人就知道打哈哈了事。

“会做人”在今天的真实涵义就是会敷衍、会欺骗,待人能八面玲珑,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巧舌如簧,在不同场合都能随机应变,已经成了比变色龙不知精明多少倍的“人精”。越会做人就越世故,离自然的天性就越远。

我们怎样才能返璞归真?怎样才能找回久已失去了的自然天性?

人们当然不可能闭着眼睛生活,眼睛一睁就能见到逢迎讨好,眼睛一闭就能听到阿谀奉承,谁在社会这个染缸里面能不变得圆滑世故呢?有的人用心计阴谋一夜暴富,有的人靠吹牛拍马平步青云,叫我们如何归真呢?

两千多年前的道家创始人同样也看到了这些现象,他认为要保持自己的天性,我们就要做到虽然明知圆滑的好处,自己却甘于诚实;虽然懂得谄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自己照样挺起胸膛来做人;虽然知道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会扬名四海,自己还是坚持默默地耕耘;虽然明白富贵荣华使人羡慕和尊敬,自己却安于过贫贱卑微的日子;虽然也知道美味佳肴能使人享口腹之乐,自己还是津津有味地享用粗茶淡饭。

做人应该像天空一样,虽然有不少乌云在它上面飘过,但雨过天晴,乌云散尽,它仍然还是湛蓝如洗,一尘不染。

做人又应该像白玉,不管埋在什么地方都不改变自己洁白的本性。

(参见原第28章)

7.顺应自然

“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自身的物性使万物呈现出各种形态,具体的环境又使万物得以长成。“道”与“德”是万物生成化育的根本,所以万物无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所以被万物所尊崇,“德”之所以被万物所珍惜,全在于它们从不干涉万物而任万物自然生长。

天地无心于为而物自生,无意于成而事自成,天地尚且因任自然,人类岂能妄施造作?

人生天地之中当然应法天效地。

体“道”者无一不委任自然,甚至连儒家所推崇的尧、舜也同样如此。《周易·系辞下》说:“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就是垂衣拱手自然无为。《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对尧的由衷赞叹:“尧这样的君主是多么了不起呵!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舜和禹是多么了不得呵!他们身为天下的君主却不干扰天下的事务。”尧、舜遵循天道自然的原则行事,不刻意去“励精图治”,不存心追求“流芳百世”。可他们无心于教而风俗淳厚,无心于治而人民安乐。五六十岁的老人击壤嬉戏于村头,五六岁的小孩欢歌笑语于路旁,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尧善于施政的结果。旁观的人看到此情此景感叹说:“今天头发斑白的老人和牙牙学语的儿童都怡然自乐,真是多亏了尧的英明德政呵!”正在击壤游戏的老人听后反驳说:“我们太阳出来便下地种田,太阳下山便荷锄回家,凿井而饮甘泉,耕地而食稻谷,这里哪有尧的什么功劳呢?”百姓不为尧歌功颂德恰恰说明尧自然无为的德性。

“天道”自然无为而不别出心裁,春到并非为了万物的萌生,夏至并非为了万物的成长,秋降并非为了万物的成熟,冬临也并非为了动物的冬眠。然而,春来花开草绿,夏至枝繁叶茂,秋来遍地金黄,冬至万类休藏,天地无心施与而仁厚,无意于为而无不为。

天地对于万物都一任其自然,从来不违背它们的本性,让鱼儿畅游于河中,让野兽奔驰于山上,让鸟儿翱翔于天空,为的是让它们能适其性任其情。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天地赶着鱼儿上山丘,逼着老虎下江河,强迫鸟儿钻入地下?天地只会让万物适性安生,绝不会破坏它们的自然本性。

体“道”者与天合其德性,与地同其操行,据说在上古的黄金时代,居者从容安详,行者优游自得,人民心中没有什么君主,君主眼里没有什么贱民,就像鱼虾相忘于水,又像禽兽相忘于林,人们相忘于世,君臣相忘于治。

天道生成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而不自以为有功,因为这一切都是委任自然所致。春天不为花开而至,花草也无须回报春天;秋风不因枯叶而来,落叶也无须埋怨秋风。有“道”之君没有需要治理的人民,淳朴的人民也没有需要报答的君主,这样的世道才可以称为至治之世,这样的君主才称得上有道之君。

(参见原第51章)

8.再说顺应自然

“因任自然”的原则可用于治国也可用来治身,用于治国则国无不治,用于治身则身心坦然。

陶渊明是东晋深受老庄影响的大诗人,为人与为诗都达到了一种最高的境界:自然。前人称其诗“淳真高古”,赞其诗“质朴自然”。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饮酒,可“家贫不能常得”,亲戚和朋友知其如此,有的特地买酒招他去家里饮酒做客,每次做客总要把酒瓶喝得底朝天,不醉不算,醉了便摇摇晃晃地回来。他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阐释了酒中妙趣:畅饮能让人融然远寄任真自得,在酒中可以使人“渐近自然”。

同样他也将个人的生死看作自然的事情。“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他一百多首诗歌中几乎有一半讲到生死,每次提到死时态度总是那么平静,语调尤为安详。他说那些一听说死就吓得面如土灰的人不明自然之理。生死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从三皇五帝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老翁到黄毛孺子,每个人都要从出生走向坟墓,他在《形影神》一诗中写道: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诗中提到的彭祖是传说中的高寿翁,据说他一生经历了夏、殷、周三个朝代,共活了八百多岁。这样的大寿星也免不了一死,三皇大圣和彭祖如今都在哪里呢?既然每个人都难免一死,那么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呢?还是来听听诗人在同一首诗中是怎么说的: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对于死亡的过度恐惧表明恐惧者还心中有“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自己的一种私有财产,因此想死死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就有害怕失去的忧虑,有“私”有“欲”就不可能“渐近自然”,就不可能平静坦然地面对死亡。要超脱死亡的束缚就得让自己从自我占有中解脱出来,让自己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只有“纵浪大化中”才能“不喜亦不惧”。对生死明智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当生命该完结时就让它自然地完结,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无挂无碍、不沾不滞的精神境界。他在《归去来兮辞》中也说:“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委心”是听任内在的自然,“委运”是听任外在的自然。可见,他完全是以“任其自然”的方式对待死亡,认为个人生命是自然大化的一部分,死亡不过是“回归自然”罢了,“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返回自然便与自然和同一气,“纵浪大化”便随大化而永存。

他临死前两个月写一篇《自祭文》,说自己活了六十多岁死去“可以无恨”,“从老得终”是人之常理,自己一生都“乐天委分”,现在死去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呢?

写了《自祭文》后不久,他又接着写《拟挽歌辞三首》,一下笔就说: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有生就必然有死,生死属于天理自然,对此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和忧伤的,唯一的遗憾就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死倒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只是生前没有把酒饮足有点遗憾,真是幽默而又豁达。

只有以“任其自然”的态度对待死亡,我们才能死得豁达坦然;只有死得豁达坦然,我们才能活得洒脱大度。

(参见原第51、64章)

9.人算不如天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已成了常用的成语,我们用它来形容作恶者最终要受到国法的制裁,可它的原意是指“天网”(即“天道”或“自然之道”)所覆盖的范围广大无边,“网孔”虽然稀疏却无半点失漏。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天谋胜过人谋”。人勇于坚强反而可能丧命,勇于“不敢”反而可能得生;工于心计反而会失算,老实笨拙反而会有成。

孔子弟子子路也许是个因勇敢而掉脑袋的典型例子。据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这位老兄从孔子问学之前为人粗野,头上戴着雄鸡状的帽子,腰间缠着画有公猪的佩带,遇事总要逞凶斗狠。师事孔子后还询问老师说:“君子也崇尚勇武吗?”孔子警告他说:“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老师这些忠言他哪里听得进去?孔子看到他仍然我行我素,曾痛心地说:“像子路这样好勇逞强的人,将来一定不得好死。”老师的话不幸而言中,后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因不愿跟随孔悝迎立蒉聩为卫公,蒉聩命令将他杀死,死时还戴着那顶帽子。

纵然神机妙算也可能遭人暗算。《庄子·外物》篇说:宋元君半夜梦见有个披头散发的人在侧门探头探脑地说:“我来自宰路的深渊,本是作为清江的使者到河伯那里去,不料半路被渔夫余且捉到。”元君醒后使人占卜才知道这是只神龟,侍臣还告诉他的确有个叫余且的渔夫。余且奉命向宋元君献上神龟,宋元君杀死神龟用来占卜,占了七十二卦没有一卦不灵。庄子借孔子之口感叹说:“神龟能托梦给宋元君,却不能躲避余且的渔网;机智能占七十二卦而且卦卦灵验,却不能避免刳肠剖肚的灭顶之灾。由此看来,再机智的人也会陷入困境,哪怕神灵也常有智所不及。”

就为人来说,或因机巧而致败,或因勇敢而招灾,老天之所好恶,谁知是什么缘故呢?

就身体而言,或厚自奉养却早衰,或因任自然而高寿,老天的好恶爱憎,谁又能猜测得到呢?

不过自然之道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争斗而善于取胜,不言说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虽迟缓而善于谋划。

无欲就不会“争斗”,无为也用不着“言说”,无求又何须“召唤”,无心又怎么去“谋划”?

寡私欲而弃机智,守柔弱而去雄强,为无为而戒争斗,尚淳朴而绝巧伪,做到无为、无欲、无心、无求,就能坦然地顺应自然的变化,就能与天同一,就能与“道”同体。

(参见原第73章)

10.儒道两家能说到一块吗?

人们渴求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界,它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外在条件或逻辑前提——就个人而言应天真未丧,就社会而言应世风淳朴,就其本质而言应大道未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任性而行不待安排,称心而言无须矫饰,高兴了就开怀大笑,苦闷时就失声痛哭,亲爱就现出亲昵欢悦之情,憎恶就形诸鄙夷不屑之色,从人们的表情就能了解其内心,从人们的语言就能知道其思想,此时真、善、美就能统一甚至同一——真的也就是善的和美的,美的同时也就是真的和善的。

等到混沌既凿、天真全丧、大道已裂之后,美和真、善也同时分裂甚至对立了,装出来的笑脸并不能表明内心亲热,挤出来的眼泪并不真的说明精神痛苦,每一个人都不敢坦露自己生命的真性,不敢向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既想追逐世俗的浮名,又想得到社会的实惠,在疯狂的贪婪追逐之中,生命也逐渐丧本离真。人们酷似舞台上的戏子和电影中的演员,一辈子都在为观众们“做戏”,总是在扮演世俗所期望和指定的角色:诚惶诚恐地侍奉君王,满脸堆笑地讨好上司,恭恭敬敬地对待父母,客客气气地对待同事……总之,他们是大家称道的忠臣、孝子、同事、正人,但从来就不是他们自己。谁都不敢在人生舞台上卸下自己的面具,人们的形象就是他们的假像,人们的身份就是他们的伪装:奸贼时时要装扮成忠臣,忤逆也要装扮成孝子,负心郎不得不装成痴情汉,偷情的荡妇更要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表露忠贞。

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捞取世俗的“好处”——如高官、显位、美名、暴利——的时候,语言就不是用来表白真情而是用以遮蔽真性。真心话用不着漂亮言辞来修饰,漂亮的言辞说不出真心话;巧舌如簧的人就不善良,善良的人就不会花言巧语;真正知“道”的人不卖弄广博,卖弄广博的人并不知“道”。

《庄子·知北游》中也说:“炫耀广博的不一定有真知,能言善辩的不一定有慧见。”体“道”者从来就不炫博善辩。得“道”在于向内抱“一”守“真”,不在于向外贪多求博,因而得“道”的人从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人就没有得“道”。“道”既不可“名”又不可“道”,所以我们应该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凡是不能言说的就应当沉默。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过人们“明见无值,辩不若默”。

然而,人们既不可能无为也不可能沉默,为了巴结上司,为了取悦观众,为了讨好情人,为了……一句话,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每个人都得学会“包装”或“化装”。只有学会了“包装”和“化装”术,才有可能在官场上骗取要职,在竞选时骗取选票,在情场中骗取爱情,在舞台上骗取喝彩和掌声,在学术界骗取赞美和尊敬……

“智慧出,有大伪”,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总算是有了共同语言。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感叹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木讷近仁。”巧言令色所“包装”的可能是一个虚伪的小人,滔滔雄辩所“包装”的可能是一颗丑恶的灵魂,斯文渊博所“包装”的可能是一颗浅薄无知的心灵。

饰其外者必伤其内,炫其形者必累其神,重其文者必丧其真,这是伴随着大道分裂所出现的必然现象,陶渊明早就给人们提过醒:“真风告逝”后必然是“大伪斯兴”,要想真、善、美重归于统一,人们就得返朴归真。

(参见原第8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