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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清香袭来,是窗外的广玉兰。深秋季节,广玉兰早过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只剩下树叶的气味,在空中迂回飘荡。脆弱的鼻腔,还是被呛得喷嚏连连。上了年纪,鼻黏膜竟变得如此敏感?

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是间只有十来平米的斗室。北面是门,西面和南面统统为墙壁,只是在东面有扇一米宽的小窗。从小小的玻璃窗瞧出去,那株活了几十岁的广玉兰树,孤独地耸立在窗前,超过两层楼的高度了。在他算来,那棵广玉兰树,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有时,他兴致特别好,站在小窗前,对着大树,自言自语地打声招呼,“哎,小老弟,站了几十年,累不累?”

棕红色的木门半开半掩,呈四十五度角。从门与门框的夹角,他能观察到外面的场景。门外的大房间,坐着他的同事们,除他之外的社长室全体成员:四条汉子,副社长或副总编,分成两列,挨着东墙和西墙,整齐地排列着座位。原先,分管印刷发行的王副社长,是坐在底层经营部办公的。他觉得不方便,坚决要老王搬上来。此刻,王副社长与他的距离最近,就坐在靠门框的左手边。

这幢法式楼房原先的主人,离开上海滩半个多世纪,下落不明,难以查考。作为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此驻扎也有三十余年。早先,有老编辑私下传说,这幢楼房属于“凶宅”,对出版社前途不利,在里面做事情的人,健康也会有问题。笃信此类传闻者,甚至悄悄向王副社长进言,说是要找风水先生来看看吉凶,做做法事,扶正祛邪。王副社长喜欢读旧小说,特别欣赏《三国演义》,知道古人敬天地鬼神,诸葛亮就是观天象得以借东风火烧赤壁。对“凶宅”之说,他半信半疑,仅仅碍于自己的社领导身份,把好事者臭骂一顿了事。王副社长声严色厉,堵不住某些人的嘴,私下里的传说依然,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考证,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女主人就在这幢洋楼里自杀。

唐社长是在十年前被任命为本社的社长,“文革”完结了,他从“五七”干校出来,立刻到此走马上任,把这家昏睡了多年的文化单位叫醒。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当他还是十来岁小朋友的年纪,迁徙到此地。他父亲在上海滩做学徒,渐渐熬出头,在南市开了间杂货铺,铺面不过两开间,毕竟算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他从浙江接过来。母亲帮着照料杂货铺。他运气不错,背起书包,进了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那时候,偶然被大人带到“上只角”玩,他看见高墙后那些洋派高尚的建筑,充满了好奇、羡慕与向往。当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会站在这里,掌控设立在法式楼房中的大出版社的命运。

关于“凶宅”的风言风语,免不了传到唐社长老唐的耳朵中。有人在王副社长那里碰壁,就找合适的时机,对老唐恳切建言,说他是社长,有凶有难,社长首当其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悄悄找个风水先生破破邪气,何乐而不为。老唐笑笑,并不严辞呵斥,当它一阵风轻轻刮过耳朵。不过,好奇心在所难免,他也着实了解过传说的来龙去脉。那个女主人,原本是上海滩一位名媛,长相绝佳,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弹琴跳舞样样出众,最后嫁了个在上海经商的法国人,结婚时千挑万选,相中了这幢楼房。这楼,曾经是宾客盈门,灯红酒绿,派对舞会,热闹非凡。没有料到,红颜薄命,女主人后来察觉,法国商人在欧洲另有家小,法国商人甚至提出,要名媛承认现实,即允许他在欧洲和中国同时拥有妻子。名媛向来自视甚高,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渐渐变得终日郁郁寡欢,大约最后是由于抑郁症之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一种说法,女主人死于上吊,吊死在广玉兰树上。老唐觉得这个传说不靠谱,不可思议。他曾经站在广玉兰树下,细细地观察过,那树处于花园的大门旁,只要大门敞开,街上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树身,一目了然。老唐想,那样一位绝色美女,不会让自己死得如此难堪吧——在众人视线所及的地方,直挺挺地悬挂着?他相信另一种传说,女主人是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后安静地离去。老唐寻思,这算啥“凶宅”呢?上海的老房子,达到几十年岁数的,不算稀奇,哪幢房子里,没死过人?不过,有时在楼梯上行走,难免会回忆起那位远去的丽人。楼梯旁的窗户,镶着宽大的彩色玻璃,紫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玻璃,形成漂亮的拼图。据说,那是女主人自己精心设计的。物是人非,刮北风的时候,朝北的彩色玻璃唧唧咕咕作响,让人联想到当年丽人在洋楼中弹琴的风采。

怀旧,对忙碌的唐社长而言,是非常偶然的情绪。作为一社之长,他的心思,一直被繁杂的事务填得满满的。开始社长生涯时才五十几岁,到今年六十几岁,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进入社长室的前几年,他很有点“五十五,下山虎”的感觉,憋了那么长时间,荒废掉生龙活虎的壮年,终于碰到了可以做点事情的机会,兴奋得很,像上紧发条的转机,欢乐地旋转。开头几年,他亲自带编辑跑重点高校,有名的教授学者,一个也不想放过,恨不得把他们的抽屉兜底翻,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好货——“文革”十年,有志向的文化人,孤灯面壁,悄悄干私活,不声不响,做出鸿篇巨制的,未必只是凤毛麟角。一旦抓到好稿子,马上拍板,回到出版社,立马下锅,动员编辑、校对和印制部门,连日连夜地做成新书;在等米下锅的日子里,他同时致力于制定五年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出版规划,老先生们告诉他,做出版,要看得远些,为后续发展蓄势;偶尔,他还会跑到基层书店,亲自站柜台,吆喝新近出版的读物,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直接调查市场态势,获得一手信息。那会儿的他,忙得不亦乐乎,辛苦,却也十分踏实。

现在,开始品尝到折腾不动的滋味。前些年,他喜欢窗外广玉兰的挺拔,喜欢小老弟那淡雅的清香,而今鼻腔过敏,不得不常年关拢东面的窗户,无奈地与那位老朋友隔开距离。这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三天两头偏头疼。神经抽疼,旁人看不出,自己晓得厉害。从头顶心开始扭紧,一直揪到耳朵后面,像要把头皮扯裂开;一阵阵袭来的抽搐,让你六神无主,坐立不安,脑筋僵化,脸颊难看地歪斜,连讲话也言不由衷,思考的敏捷,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回,是年度的选题过堂,满满一屋子的中层干部。第二编辑室刚刚汇报结束,那可怕的神经抽疼开始袭击他。他咬紧牙关,力图不露形迹,坚持坐在位子上,背部则疼得冒汗,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会议后半段的内容,编辑室主任们的汇报,包括副总编们的插话问话,他几乎没听清子丑寅卯。由于他高度的自控能力,脸上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同事们很少察觉到他的异样,只有坐在身旁的牛副总,大约感觉到他身子在微微颤抖,不时向他投来关切的眼神。牛副总年届五十,生活阅历丰富,猜想到他的状况不佳,悄悄对他耳语,“唐社长,你要不要休息会儿?”他坚定地摇头,冷峻地拒绝了副手的好意,坚持在自己的座位上挺到会议结束。

会议之后,他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太累,到这年纪,要当心,最好抛开工作,彻底放松休息。老伴听了医生的忠告,赶紧说,不能拼命了!多活几年,才是真的。

多活少活,他不在乎,只是希望别出啥意外。如果哪天突然倒下,住院开刀也就罢了,最不敢想象的,是丧失起码的生活能力,那才是可怕的情形:样样要依赖旁人照料,吃喝拉撒,均不例外,有何尊严可说?他去医院看望老战友们,这种晚景见得多了,连去厕所也靠旁人搀扶,活着实在没有滋味。

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急流勇退。

从半开着的门缝望出去,鸦雀无声的社长室内,那几个埋头于书稿的同仁,只能看到背影与后脑勺。撇开负责经营而不懂编辑业务的王副社长,剩下三位:满头乌发的两位年轻人,还有年过半百的牛副总,谁可以接班?这个难题,他盘算过无数次。没有人可以商量,甚至不敢透露些许风声。十年间,出版社成长起来,码洋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社长的威信,不容置疑。社长位置的变动,仅仅是风吹草动,也会麻烦多多。去年,他突发心绞痛,全身软绵绵,坐立不安,不得已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天天吊针水。出版社的小楼里传言纷纷,上蹿下跳的动静,闹腾不小。据说,还有人到局里去打探,谁是内定的接班人。他晓得,局党委内部,关于继任者,看法分歧挺大。毕竟这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出版社,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他怕乱套,出院以后,不顾医生再三叮嘱,硬撑着跑来坐班。

他心底一声叹息:终究要交班了。交给谁?不希望是外来的和尚。出版社,大知识分子多,眼界高,随意调个行政干部过来,很难驾驭。那么,大屋子里的几个脑袋,有黑发茂盛的,有白发半边的,也有稀毛几根的,谁合适呢?凭他的资历和威望,他的建议,多少能影响局党委的选择。他的忧虑,在于局党委书记的态度微妙。老魏,魏书记,乃个性鲜明的老干部,资历比唐社长深得多,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时,魏书记是师政治部主任,年轻而有文化的解放军军官,随部队一路打进大上海。“文革”期间,他和老魏在“干校”待过不少时间。那老头当兵出身,生死见得多了,倔,怕什么造反派?干校管教人员,想整治他,找个岔子连续开批判会,他不愿检查,干脆就瞪着眼珠装傻,问几句甚至几十句,他依旧哼啊哈啊,为此被管教的打过罚过,他还是硬挺着脖子,不肯把脑袋低下来。碍于共患难的老交情,魏书记见了唐社长向来客气,非常尊重,一般不干涉本社事务,声称是绝对信任,免检单位。不过,关于他的继任人选,老魏颇有个人主见,据传,有意派个局本部的处长下来。这事,到时他一定要据理力争,哪怕和老魏伤了和气,也不能无声无息地随了他。

他环顾小小的办公室,靠墙的玻璃柜中满是他心爱的书籍,这些年慢慢囤积起来。做出版,对爱书者而言,得天独厚,不必辛辛苦苦去书店淘书,甚至不必掏口袋买书。书是工作用品,会自动地不断地飞到他面前。这个屋子,不过十来平米,早年,或许是洋楼主人的储藏室,被改建成小房间。外面的大屋,五十多平米,才是当年主人的卧室。他选择坐里面的小间,倒不是为了显示一把手的特殊,刻意与副手们保持距离。他喜欢安静地读书,无人打搅地思考问题。在干校劳动的时间里,他无数次梦想过,哪天可以有个小小的书房。家里孩子多,不可能为自个儿搞一间书房。当社长以后,他把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书房,坐在里面,环顾四下的书籍,无论是陈列在书柜中的,还是堆在墙角落的,均是宝贝,虽然没空一本本地读过来,看着它们、嗅着纸页与油墨混合的气味,心里也舒坦。现在,他老了,没有精力应付出版社的杂务,难以继续承担社长的重担,所以,到了和心爱的书房说再见的时候。

忙忙碌碌的生活,时间流水般消失,你浸淫其间,没啥特别的感受,到了不得不放弃什么的那一刻,你会清晰地发现,最珍爱、最不舍得离开的是啥。临近告别岗位的日子,不需要继续担任社会角色的扮演者,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舍得丢下的,不是地位与权势——那些玩意,参加几次龙华火葬场的仪式后,他早已看淡——而是小书房的安宁气氛,是那些散发着油墨气息的书籍。他家里的住房,与一般市民相比够宽敞,三房一厅,但还是不可能给他单独设置书房。自家的书房,只是一种埋在心底的希冀。儿子、女儿成家后还和他挤在一起住,当下的上海,依然是住房紧张,没法子。

参加市里的人代会,代表们对上海的住房状况议论最多。据说,广州、深圳抢先搞改革开放,情形好得多。出版社里,一位能干的青年编辑已经辞职南下,去了深圳,就是因为结婚没有房子。此人来向他告别时,神情黯然地告诉社长,自己绝不是对本社没有感情,只要能给他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结婚,他就不会千里迢迢地南下。作为一社之长,听罢爱莫能助,只能看着那位有作为的编辑离开,他相当无奈。这件事情之后,他反复盘算,要为本社职工搞一些住房,特别是解决年轻人的婚房。他和王副社长商量,争取弄它几十套房子,多少解决突出的困难。王副社长说,房源,他可以动脑筋,到有关系的单位去参建,不过,至少需要积累三五百万的本社福利基金,才能到手一批解困的房子。难啊,几百万,得奋斗多少年?看样子,他干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