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我给你打个亮。”
妻子压着嗓门，或许可以说她根本没说出声，只是凭着那两片嘴唇张合几下，老席就已“听”见老婆所说的了。这与其说是因为多年的夫妻生活养成的默契，不如说，是那多是非的长久年月提防隔墙有耳，养成了他们如此的交谈习惯。
胆小怕事、小心谨慎的席先生夫妇，在这幢几家合用一只灶间、晒台、卫生间的环境中，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原先他们是独家居住的，“文革”中搬进来好几家，现在又因为这不是私房，因此席家也无望收回住房了。席家夫妇牢记“祸从口出”的谚语：在那年月，让哪个跟你过不去的邻里抓住一字半句的，检举信往你单位一送，那就没得生路了！自然，那是过去的事，但席家老夫妇那小心翼翼做人的习惯，再也改不掉了。中国古训：人生两个耳朵一个嘴巴，上天本意就是要让你多听少讲嘛！这句话席家老夫妇总感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之谈，并作为座右铭奉守。
妻子踮着脚尖，像鱼样轻轻地游进房里，取了个手电。楼道口拉线开关“啪嗒啪嗒”的声音，在这样沉寂的清晨，听上去很清楚，因此她宁可用手电筒。她走到扶梯口，高高地举起手电筒，让光柱可以照得远一点。
“都带齐了？”依然是似乎无声地翕了下嘴唇，老席立刻领会地对妻子点点头，小心地按按手中的黑色人造革包：“都在里面呢！”
席先生踮着脚尖下了几级楼梯，重新又踅回房里，并顺手关上房门。
“忘记什么东西了？”妻子哑声问他。
“太早了，这么早立在领事馆门外，人家会以为我在动坏脑筋，惹麻烦呀。再待半个小时走，我看问题不大的。”说着，他摸出一支烟点上。太太也顺势在他对面坐下，两人默默地对坐着。夫妻做得太久，似乎要讲的话早已讲完了。席先生瞟了一眼这位体态比年轻时要扩大一倍、白净的脸庞上已布满细碎皱纹的妻子。自与他结婚以来，妻子没过到几年快乐舒心的日子。结婚一年多他就留洋了，然后就是长达十年的分居。而且在那十年中，他好几封信提出了与她离异让她伤心的问题。自然后来，为了儿子，也为了拗不过从小就让他惯于服从的父母大人，他还是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回来了。他与妻子因多年分居而滋生的那种生分和疏远之情还来不及调整，“反右”开始了，虽说他没轮上“右派”，可也着着实实地给惊吓了一场。然后，一九五八年下放锻炼，在江边的农场上，他度过了八个月漫长的、他暗地称为“苦役”的生活。接下去，就是困难时期，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妻子毫无怨言，至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过，为他担心，为他操劳。说来让人伤心，原本在国外时，当他下定决心回来跟妻子过时，还私自定了一套计划，准备与妻子再补度一次蜜月，在良辰美景中逐步调整和恢复与妻子的关系，来抚平自己曾经留在妻子身上的伤痕。岂料，倒是那历次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竟成了恢复他与妻子感情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在那些时候，人要再没有一个温暖的小巢，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他与妻子一次也没出去旅行过，连离上海那么近的杭州也没去过。起先是因为他没假期；后来是因为接连不断的运动，让人生不出那种心思；再就是因为，那拥挤的铁路运输和低劣的旅馆服务，让人们对旅游失去了雅兴。对了，这其中，有过一次长江三峡游。那是在前年，这短暂的一年是席家家史中最美满、最完美的一年。儿媳出国伴读批下来了，儿子儿媳在外国双双团圆，半工半读，第一次往家里寄了价值二百元人民币的钱来，说而今他们两人挣钱，经济上松了点，因此，往家里汇点钱，向父母尽尽孝心。二百元人民币的外汇，可以有四十二张侨汇券，侨汇券用途很广，其中之一就是旅游，可以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优惠价格，于是，他们就花侨汇券参加了华侨旅行社举办的长江三峡游，住的是两人一间的二等舱，吃的是由服务员送到二等舱大餐厅来的小锅菜，不用汗流浃背地挤在下面饭厅排队领菜买饭的。
席先生与这样高雅的生活久违了，此番简直有点如鱼得水的得意劲。晚饭时，伴着太太在宽敞的餐厅里入桌时，发现有个穿着汗背心的老头在吃饭。人说一得意就要忘形，他竟一改往日的谨慎和小心，滔滔地讲开了：“当年我乘过那‘玛丽’号邮船，住的也是二等舱。船起航的第一天晚上，船长就以他的名义举行了宴会，宴请全体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与我们同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没有带深色西装，急得要命，要知道，那样的场合，必得穿礼服，至少也得深色西装……”
“‘我们’是指谁？”妻子当即冷冷地打断他，“是那个不要脸的外国女人海伦？”
于是，席先生不得不在局促困窘中打住了话。
可是就此这段美好的长江三峡之游，失去了它的魅力。因为妻子存心要表示出一种谴责他的姿态，用的是东方式的女性惯有的残酷——沉默不语，一言不发。而那位穿汗背心老头的身份，让他一打听竟出了一身冷汗：人家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幸亏他不受他领导。
这就是那仅有的一次旅游！席先生一生最舒心的日子！
妻子开始手托着腮打盹了，那张曾是十分俊俏的瓜子脸，下端已显出了假下巴。她的左手指上，还套着一个顶针箍。她完全可以到床上躺下来舒舒服服睡她的，可因为丈夫已经起身，并要开始办事了，她也就在边上陪着。虽然她一点忙也帮不上。典型的中国女人！这是当初最让席先生不能容忍，共同生活了四十来年后，最让席先生赞叹的！要换了海伦，妻子时时刻刻敏锐地挂在心上的、他留洋时那房东太太的女儿海伦，说不定与他过不上十年，就会挟起皮箱走她的路了。
哦，海伦！如果他当年脾气犟一点，心肠再硬一点，坚决娶了海伦，与原配的这妻子离了，那么，他的人生，又会成为怎样一番图景呢？他的思绪，又一次顽固地纠结到这一点上。
“你在发什么呆？又在想那个外国女人了？”
妻子什么时候醒了，警惕地用目光在他脸上搜寻着。在那八支光的绿色荧光灯管的光晕下，妻子的脸色有点泛青。一种无可名状的厌恶感掠过他的心头，宛如一道闪电，虽说过去得很快，但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失落感！
“哼！真是百年老醋，越老越酸。”他嘴上若无其事地回答着，却已经换了个位置，坐到书桌前去了。
他顺手扭亮了书桌上那盏伞形盖的装饰灯。这是一盏很别致的台灯，灯顶和灯体全通体明亮，且像走马灯或礼花一样，光束会不住地流动着，既亮又不刺目。这种光导纤维台灯，上海也试制成功了，要卖一百多元一架。他家这座台灯，还是儿媳去年回来养病时带回来的。如今，人亡物在，想想，人生原本就那么变幻莫测，反复无常，其实，我们又何必太认真去对待它呢？
“开这盏灯做啥？费电！”妻子心疼地说。她脑子考虑的极限，就是水电费、菜金、孙子的胃口、儿子的身体，如今，再加上孙子的签证！她永远达不到他的那种境界。四十多年来，他们之间两颗心，常常是十分疏远、无法靠拢的，特别当着这春回大地的几年。好似天冷了，人就需要互相挤着取暖，暖和了，却又希望拉开些距离，活络一下手脚。
“难得的，今朝我们小海要签证去，也是件大事，开盏亮点的灯，沾点阳气嘛。”
“也对，”妻子长长叹了口气，“这盏灯还是他妈妈带回来的，今日就让他妈妈的灵魂保佑我们小海一切顺利吧！他妈妈……罪过呀！”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眼圈也红了。
儿媳过世已快一年了，虽说患癌症死得很惨，但似乎是隔了一层，席先生的悲伤早已过去了。唯有席太太，从前与儿媳共处时，虽免不了有点小矛盾，使儿子常常不得不似钟摆一样，不偏不斜地摇摆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可如今，连孙子小海似乎都已从失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了，唯有她，还天天想着在儿媳的遗像前插上一束鲜花，供上一些鲜果。
说到儿媳，席先生也感到内疚，但是他越来越相信，对生活不要太认真，如果你打算在生活里迈出新的一步，就需要甩掉过去压在身上的重负。他对这有切身的感受。
“她这是为自己的儿子、丈夫作出的牺牲，她情愿的！”他安慰着妻子，也解脱自己。
不管怎么说，席家的第三代，总算有希望繁衍到另一片地方去，一片比这里富足和肥沃的土地。席先生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做先驱者，他承认自己的心胸狭窄，他也没有能力去改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老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着儿子、孙子，如有幸的话，再看到他的曾孙，能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扎下根，繁衍着席家的后代。
自然，今天的签证关，是极其关键的一关。他与儿子经过一番全面周到的长距离的纸上谈兵，认为高中毕业就把小海送出去，对小海本身，有更大的好处。一则，年纪小容易适应；二则，似乎年纪越小，签证签出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一株纯洁无邪的、富有生命力的树苗，是哪一片森林都乐于接受的。
想到这里，席先生看看表，舒展一下上肢，很有一副球手起身准备应付对方的进攻的神气，起身说：“好。但愿今日签证的领事先生一觉睡醒，精神愉快，我们小海可以顺利点。到了八点一刻，让小海吃饱后来吧。”
席太太又重新打开房门，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手电，目送着丈夫轻轻踮着脚尖下楼去了。从上面望下去，丈夫头顶心那圈“地中海”很显眼。当年，她也是从这个扶梯口，送丈夫下楼的，也是这样的夏天，怀里抱着还刚刚学会叫爸爸的儿子。她本来不愿意放丈夫出去，丈夫向她解释：他早有出洋的打算，只因为日本人打仗给耽搁了，现在胜利了，他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公公婆婆也劝慰她：“让他去，这里有儿子娘子，再不，还有我们两老，他能像断线风筝一去不回来？”
她放心了，让他去了。后来她才知道，丈夫的坚决要求出洋留学，还是因为不满意她这个不会讲英语，也没进过学校的半旧不新的妻子。
那时的丈夫，英姿挺拔，穿着一身“夏克斯地”的西装，脚登黑白镶边的拷花皮鞋，噔噔地捷步下楼，那年轻颀长的背影，竟然没有一点回顾一下的依恋之情。
自然，老人的话到底有道理，他到底还是回来了，挣脱了那个洋妖精海伦的纠缠，重又回到她跟儿子身边。
此刻，丈夫明显衰老了的身影，习惯地伛偻着，比年轻时要矮一大截，穿着一件起码有三十年历史的、已经泛黄的白麻纱香港衫，由于人瘦了，那衣服穿在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在任何场合都不惹人注目的身影，谁也想不到，他是赫赫有名的匹茨堡大学毕业生。不久前报上登的一位中央领导人接见的外籍学者，就是丈夫在匹茨堡的同学。可她的丈夫，除了因为那张匹茨堡文凭而获得个空头工程师头衔外，业务上早已丢得差不多了。而且后来他所在的研究所改成保密单位后，他不过在资料室里管管外文资料，“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又战高温战到一个糕工场做糕，真正莫名其妙！直到“文革”后，好歹工资、职务全落实了，可他也已经要退休了。退休后，天天拎着菜篮子去上菜场，每当看到丈夫因买到精瘦的猪肉或便宜的海鲜而喜滋滋时，她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内疚：当初，根本就不该召丈夫回来。
记得清除精神污染那阵，里弄里曾想请席先生给居民们做次报告，谈谈他当初如何放弃了优厚的职务和待遇，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她当时就干干脆脆地回绝了：“我们席先生是被他父母和我硬逼着回来的，他觉悟才没你们讲的那么高呢！”这话后来让席先生知道了，把她直怨怪了一顿。这里弄干部是土地爷，席先生而今退休了归里弄管，怎能得罪？忙着去里委会赔了不是。只是那讲座到底没有讲。
说到让席先生回来，席太太到今天还有点后悔。她当时可以绕道香港去嘛；就是不去，现在也是个侨眷，申请国外移民还是响当当的第一类呢。那儿媳兴许也不会死得那么令人难受。不过这世上的事，此一时，彼一时，相隔三十多年的话，是不能放在一起说的，当初不让丈夫回来，丈夫真会让那海伦勾魂勾去呢！唉，什么都逃不过一个“命”字。
“阿爷，你看阿奶那拿着手电筒的架势，像不像一尊自由神像！”
黑咕隆咚中，席先生刚刚走到二楼亭子间门口，就听见孙子在房门口说。尽管小海是哑着嗓子说，但在席先生耳朵里，却如雷贯耳。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在这家家户户都敞着门、开着窗的大伏天，这不是分明打着锣让众人来看吗？隔墙有耳呢。
他狠狠地盯了孙子一眼，这小家伙正舒舒服服地躺在亭子间门口，地上铺着一张凉席，枕边搁着袖珍型耳机、驱蚊剂、万金油，笃悠悠地扇着蒲扇，很是乐惠呢。
看，这就是中国人。一代一代，世世代代，都在为儿孙做牛做马！小海的爸爸当时硬着心肠将出去几个月就患了癌症的妻子送回来，忍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一个人在异国顶着，还不就是为着替这个小冤家在外国留一块踏脚石！而他席先生今天拖着一把老骨头去领事馆排队，不也为着这个小冤家！说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