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七情六欲的人不能自拔，自然身处欲界，被世事的烦恼所叨扰。如何欲令自己走出迷乱的人生，唯有出入随缘。入则在人世好好地活着，出则到山野中寻找意趣，人生的路总是由自己来走，不必为了追求“得不到”而太匆匆。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白朴，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文人。作为“元杂剧四大家”之一的他，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情人生，而在离开人世时，也有别于芸芸众生。看他的《墙头马上》一剧，里面充满了对人世美好的坚定信念；再看他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剧，却折射出他多情悯世的一面，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他，也许两者都有吧。
出身官宦世家的白朴，其父白华是金宣宗时期的枢密院判，后来改投宋氏，蒙古人统一全国之后，父亲又做了元朝的官。古有“臣节”一说，忠臣不事二主，白华被逼无奈在几个王朝的士林中摇摆，却也被士林所不齿，加之他又不被朝廷倚重，因此总是自怨自责，心理压力极大。白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出生的，自幼龄时，终日对着愁思满面的父亲，他的心灵落下了浓重的阴影。
白家是元初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学世家，白朴的仲父白贲虽早夭，却已有诗名在外，而多才多艺的元好问更是白华的好朋友，对白朴格外喜爱。金灭亡时，汴京城破，白华与妻儿失散，蒙古兵进城大肆劫掠，导致白朴和姐姐与母亲分离，幸而元好问及时赶到，救下白朴姐弟二人，带着他们四处奔逃，生活极为艰辛。
元好问对白家姐弟视如己出，在白朴身染瘟疫、生命垂危之际，元好问抱着他数夜未眠，直至他浑身发汗病愈，元好问才昏倒在地。对于这个无亲无故的“父亲”，白朴始终铭记于心，无论从品行还是文学上，均极力向元好问学习。看到白朴如此聪颖灵秀，元好问亦同样对他悉心栽培，在读书、为人处世方面格外用心地去培养他。
元太宗九年（1237年），12岁的白朴被元好问送回了父亲白华身边。白华欣喜若狂，感到十年恍如一梦，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女，漂泊多年也是值得。白朴就此在北方真定城安居了下来，成为当地很有名气的少年才子，很早就被朝廷启用。他刚一做官就萌生退意，因为当年蒙古兵夺他家产，伤害他的亲人，这使他对元统治者深恶痛绝，他更不解的是为何父亲仍甘愿屈于元朝的淫威之下。面对这满目苍凉的山河，他伤心欲绝，只想甩手离去。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
——白朴《阳春曲·知几》
半生荣辱，早已看得清楚，只不过不想说罢了，谁是谁非暗自琢磨，即便能辨别出对错又怎样，他改变得了现实吗？父亲的一生命途多舛，亦父亦师的元好问同样坎坷颇多。虽然白朴年纪轻轻，却在《阳春曲》中早早地显露出看破红尘的绝望。对一切彻底地看透，毫无期望可言，白朴当是怎样沉重的心思。此曲的风格亦如他的字“太素”一样，充满了沧桑的意味。
白朴原本名恒，字仁甫，父亲大概是想让他的品格保持如一，人生和仕途皆能顺利。但他却自改名“朴”，并起字为“太素”。人心如字，简单可见，白朴不希望尘世的俗气玷污了自己的人格。
他深知身在官场，不能道破仕途的潜规则，只能放开名利，去读书写诗，与经史做伴，在文丛中讨口饭吃。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官位，回到家中告别了父亲，四处游历，偶尔为梨园的名角写些剧本，为自己换得口粮。
在民间游历得多了，对社会便了解得更加深刻，使白朴的学问日渐增长，因此，他成为当世不可多得的名士。此时正逢元世祖欲广纳人才之际，有很多人都举荐白朴入朝为官。就在这时，元好问的死讯陡然传到白朴那里，令他更加感到世事无常，抽身官场是多么明智的决定。再说这些年来，他之所以如此极力避开仕途、缄口不语，其实也是为自己免祸，不想因为做官之后受到他人的诽谤和非议，落得身败名裂，不如带着好名声纵横江湖，还乐得逍遥。
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
——白朴《阳春曲·知几》
白朴产生退却的想法，皆有前人的例子给他做榜样。汉时的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立刻全身而退；范蠡助越王灭吴之后远离江湖。二人皆知纵使是再大的功臣，一旦遭到主上的猜忌，足以叫他们跌入万劫不复之地。聪明的人就应该识时务，趁早隐退，乐山乐水总比看恶人恶相得好。“狡兔死，走狗烹。”如此浅显的道理，仍是有许多人无法参破，但白朴再不想牺牲在此规则当中。《阳春曲》所写的字句，便是白朴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在白朴屡次推脱不入朝之后，担任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仍极力推荐他，白朴深感不妙，于是立刻离开真定城，弃家南游，从此过上了放浪形骸、寄身山水的生活。但他一想到家中的妻子，便觉肝肠寸断，想转身回到家中，可是迈出第一步时，却迟迟不敢踏出第二步。在他还在踌躇与徘徊时，妻子却因对他思念成疾，抑郁而亡。
妻子身亡的消息乍一传来，白朴心痛难当，跌跌撞撞地一路狂奔归家，几次都欲昏倒在路上。他不过离家十年而已，眼前依稀是夫妻二人在轩窗前甜言蜜语，而今却与妻子天人永隔，为什么老天要这样捉弄他？
白朴天生本就是多情之人，身边的人总是遭逢变故，使得他一生都在苦痛中度过，能给他慰藉的就只剩下云游四海，看遍无关情爱的山水风月，但他在自然中并不能真正找到安慰。他每到一处，所见的大部分都是被蒙古兵洗劫的荒地，这又会激起他幼年时惨痛的记忆，阴霾始终笼罩心间。一生九患，不是别离就是死难，他数次到山间去撷忘忧草与含笑花，希冀通过植物的抚慰来忘却命途多舛，寻得片刻逍遥，却从没有一刻得意安宁。
妻子亡故之后，白朴的诗文词曲再没有温馨和希望存在，所剩的只有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他从真定匆匆逃回江南，在扬州、苏州、杭州之地往来，偶尔觅一处小桥流水人家住上一段时日，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过了数十年。
多情的人本应不长命，因为往往会由于心思沉重而累病，积郁而亡。但白朴恰恰相反，天意弄人在他的身上一一应验，叫他活到耄耋之年仍不肯放过他。也许他和陆游的命运一样，在坎坷的人生中愤懑，在爱情被撕裂后悲伤，道一句“莫、莫、莫”，一切都说不清楚，也不想多说。
于是，在白朴八十一岁那年，他觉得生命已无可眷恋，便挑了一个吉日，走向家门外的一处深山，一面唱着忧伤的曲调，一面向树林深处走去。那天的雾气格外大，树木、人影皆不可见，隐约只能听到如楚辞般悠扬淡定的曲调从雾中传来。一阵狂风吹过，云雾散去，哪还有人影在，徒留余音在山间飘荡，原来是风声于罅隙间呼啸，造就了哽咽的山语。白朴，就如此消失在人间。
不显达时笑汲汲营营者太轻浅，该隐退时道自己太多情。显达、退隐，两厢里皆不要，说归去当真归去，悲情的白朴，半刻不愿在人间停留。
功名事了去无痕
忽必烈带领他的兵马在亚欧大陆肆意驰骋、英姿赫赫的时候，未曾料到几十年拼死打回来的江山在他死后转瞬崩溃。蒙古帝国迅速分裂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中原的元王朝，而统治汉人的元王朝亦迅速由极盛转衰。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文人们，开始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身在红尘玩世不恭，沦落为芸芸众生里的蝼蚁一族；另一种便是遁入山林寻觅桃源仙境。就连那些希冀借助终南捷径上位的士人也大多意识到朝廷不能给他们真正的出路，便安静下来实实在在地过着平民生活。不过，那时仍有一些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在退居幕后之前，留下了风光的“倩影”。
姚燧，字端甫，是元代初期最为出名的学士，虽身居京城，但驰名中原各地，许多士人闻其名而奔赴大都，欲瞻仰他的风采。如此知名的士人，却有着非常不幸的童年。
姚燧出生不到三年时，父亲便去了彼岸观花，丢下他一人在尘世飘零。伯父姚枢见他可怜，便带他移居到边境，过着仰望苍天厚土为生的平民生活。
姚燧的文学素养可能是在那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因为没有俗世的叨扰，他可以专心徜徉书海，年纪轻轻时便精通诗、词、曲、书、画，回到京城之后，迅速成为文坛的新星一颗，很快便被人推举到秦王府做文学，后来进入朝廷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承旨官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如果论阶品应是三品，论职责则类似皇帝的秘书，与宫内中人算是俯首帖耳的那种关系。元成宗时期，姚燧当了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与宰相之职只有一步之遥。
幼抱文才、仕途顺利，按理说姚燧不应该痛苦，至少物质生活有保障，什么都不缺，应该快活才是。但这些年来他看到了无数的政治风波，仕宦内暗潮汹涌。在如此的宦海里浮沉，并非姚燧所愿，然而过得过不得，不是他能选择，也由不得他选择。
十年书剑长吁，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
——姚燧《醉高歌·感怀》
这首曲是姚燧在九江巡视时写的。从中不难看出他经历了十年宦海生活后，所剩的只是长吁短叹，终日在皇权之下挣扎匍匐，在各种势力的斗争间摇摆，未曾得到些许痛快。他漫步于江岸，直到暮色退去，月上枝头，便来到江上乘舟听雨，闲极无聊弹了首琵琶乐，乐声哀婉，以寄托他的哀愁。
一些名家在解读姚燧这段曲子时，认为姚燧的琵琶曲暗示的是当年白居易和琵琶女偶遇的经历。白居易与琵琶女于江上邂逅，不过是白氏一生的小段插曲，但马致远写下了《青衫泪》一剧，却将二人的偶遇变成了一段风流韵事。所以姚燧的“琵琶暗许”，意思大有可能指琵琶女芳心暗许白氏，而他用这个典故，证明姚燧的心中也有思念的人。
不过，有关姚燧“芳心暗许”谁人的猜测，完全是人们想当然，而且古人借典成文，多存在移情作用，即便姚燧真的在思念何人，是男是女都说不准。而且根据姚燧的经历而言，此曲《醉高歌》更像是发生活的牢骚，“琵琶暗许”，“许”的该是姚燧不满现状的心绪，这从最后一句“愁听兰舟夜雨”可以得到证明。兰舟听夜雨，不过因为一个“愁”字而已。愁的是何物？便是有关“十年书剑”的生涯。
事业亨通、情海无波，姚燧的生活当是美满。但他没有因幸福生活而变得沉沦，反而思路越发清晰，对事态看得更加通透。越是美满的一生，让他所见所闻所感越是强烈和现实，对仕途的批判越加有力。他比那些尚未尝到仕宦滋味，便去批判官场黑暗的人更有资格为“功名”定位。
是非感极强的姚燧认为，知识分子怀才未必得用。例如他的朋友雷损之，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为官三十年，一直是个小县令而已。在雷损之还做官的时候，姚燧就预言他马上便要辞官归隐。果不其然，雷损之一满三十年官宦生涯，便淡然归田了。对于此等情况，姚燧深感不平，写了篇传记大骂官场无道。
姚燧不但对仕途唾弃，对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涯也饱含同情，他总试图去改变什么，可以一人之力，如何回天？
一次，在游宦江南时，姚燧在路边遇到一个缝衣的妇人。那妇人差人将做好的衣物送去给前线的丈夫，旋即又把衣服要了回来，如此翻来覆去，行为古怪。在他的询问之下，妇人才哭哭啼啼地说，她寄衣服给夫君，是怕后者在边疆受冻，可是她又怕对方已经回程了，衣服寄不到，因此心思矛盾。姚燧闻言黯然垂泪，回到寄居的府中，落笔写下了《凭阑人·寄征衣》一曲。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姚燧《凭阑人·寄征衣》
在寄与不寄间，女人心灵充满挣扎的痛苦。她每一次踌躇，每一次反复，对亲人的思念就多了一重。千百重压下来，叫她难以透过气来。
有人评价姚燧的诗词歌赋，总是能用简单、纯粹、真挚的语言来彰显最现实的残酷。这曲《凭阑人·寄征衣》，虽无华丽的描写，却是元散曲现实作品中的魁首之一，其奥妙在于极易上口，而后韵无穷，话虽短少，重见字数达十三处，然意境已经到了极其深远的境界。
就这样一面批驳政治的灰暗，一面同情着世上的可怜人，姚燧在人世流浪了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流了无数的血泪，终于在纵浪大化的过程中，不再“书剑长吁”，也不再“琵琶暗许”，而是来到一处山高水美的地方，如苏轼观赤壁般，仰天长笑，泰然顿生。
天风海涛，昔人曾此，酒圣诗豪。我到此闲登眺，日远天高。山接水茫茫渺渺，水连天隐隐迢迢。供吟啸，功名事了，不待老僧招。
——姚燧《满庭芳》
这曲《满庭芳》没有了《醉高歌》的长吁短叹，也不要了《凭阑人》的伤心难过，开篇便直逼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种天高海阔的气魄在其中。在酒圣诗豪频临的江南胜景面前，姚燧的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他登高而招，远眺江山，山水迢迢，烟波浩渺，心胸豁然开朗，抬眼仰天长笑，什么功名利禄、荣辱富贵，都可以抛于脑后。他此刻的心境所容纳的只剩下眼前此刻的美景，这一回他可以彻底抛却一切归隐，不必什么老僧、老道前来奉劝，自己愿去哪便去哪，心无牵挂，了无一痕。
一代文豪，在留下了诸多供人瞻仰的作品之后，悄悄地消失在了世人的眼中。他的离去，是在几经折磨下的选择，与白朴、贯云石都那么相似。只能说，一个时代决定了它的士人普遍的命运。
虽爱尘世，依然潇洒遁去
普天之下，皇天后土，羡煞世人的居士，除了陶渊明恐怕就再也没有别人了。陶渊明是真正的居士，他为隐居而隐居。他单纯的精神，使他成了隐居者的精神鼻祖，虽然不是第一个远离尘世者，却说出了世人的心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青山绿水，老树昏鸦，别管景色是美得无边，还是颓得无尽，总之旁无车马喧闹，耳边自在清净，生活的“真意”二字你就可以得到了。只有陶渊明这样超现实的人，才能想到去寻桃花源，才能了解山下采菊的乐趣。因此，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都把陶渊明奉为偶像，诗里诗外都在追捧。在元代受苦受得够了的文人，没有办法发出伯颜那种兴致勃勃之语，便都开始艳羡上陶渊明，爱上了隐居的生活。
想要成为隐居者的人多是生活经历颇为坎坷的人，他们作出这种选择大多出于以下几种缘由：一些人想要谋得终南捷径，所以借隐居抬高身份；一些人终生未能融进官场大熔炉，失望无奈采取遁离；一些人进去了熔炉发现耐不住高温又跳了出来，这是明哲保身；还有一些人进去大逛一圈，发现没什么意思，就到山野寻找新鲜空气。无论原因、目的为何，总之隐居是个吸引世人的生活方式。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对黄花人自羞。花依旧，人比黄花瘦。问花不语，花替人愁。
——张养浩《殿前欢·对菊自叹》
此曲是张养浩逛遍官场大熔炉之后所作。很多诗人、词人都好“自叹”，因为自言自语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排遣抑郁的方式。张养浩的《殿前欢》中“自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找了一株菊花作为倾诉对象，因为菊花不会言语驳斥，可以任张养浩任意牢骚。
西风碎剪叶飘零，张养浩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冷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瓣满地，曾经的鲜艳夺目的花朵落去了大半。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一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人形，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己感到忧愁。本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人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人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张养浩本并非好隐逸之人，少年时才学闻名天下，19岁入朝为官，在真正退隐前身居要职，高官厚禄享之不尽。他为官清正、刚正不阿，“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百官敬畏，民心拥戴。可是为官三十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感到“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一切都显得那般无趣，遂辞官回家，隐居于世外。朝廷六次召他入宫，都被他婉言拒绝。想来他是知道自己在朝中触了太多的逆鳞，早晚要遭到暗害，不如就此收场。
放下了朝政的担子，张养浩的心思全落在作曲弄文当中，对生活和命运的吟咏成了他的文学主题。一株菊花就这样化作他顾影自怜的倾听者。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凋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心存悲伤的人看到任何东西都会产生感叹，把事物变化想象得与自己有关。秋雨化作菊花的“眼泪”，在曲人的眼中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菊花为哭不出来的他所流。
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又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云行踏，云山也爱咱。
——张养浩《雁儿落兼得胜令·退隐》
脱离官场的日子是闲适异常的，他每日都到家门前的山中漫步，偶尔坐看晴空之上云来云去，欣赏如画山色，写下了上面这首退隐的曲子。举目望去，山色因云的有无而忽明忽暗，云则随着山的高低忽上忽下。天地见的景象真是奇妙。他拄着登山的拐杖，抬头看到云山相依相偎，低头可见山下的人家，周围则是山猴戏耍，野鹿徜徉，芳草遍地，如临九霄仙境。他就这样看呆了，恨不得扑进云团、投身花野。没有了烦恼，一切都变得比以往更美好。这一刻，山水与他共融为一体。
离了省堂回到家乡，每日对着荷花烂漫云锦香，张养浩玩得痛快。他还给自己的隐居别墅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云庄”，意思是说自己能够身在云端无拘无束。庄内置有一座绰然亭，风姿灼灼，周围的花与竹无半点俗气，空气中飘着清香。此等“美色”当前，用张养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着老夫对着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美景在手，实在舍不得它而去做官。
不过，处江湖之远，心虽不思庙堂，养浩仍有很多挂牵。天历二年（1329年），朝廷以“关中大旱，饥民相食”为由请他担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此时的张养浩身染重病，卧居云庄，多日不出，但想到灾民受苦受难，他强打起精神收拾包袱上任。途经潼关，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张养浩不禁仰天悲呼：“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千年一叹，能有比此更沉痛的吗？
这一上任，养浩四个月未曾回家，每日在灾区居住，鼓励灾民，躬身劳作，终因劳瘁而猝死于灾棚之内。在字数不多的《元史》中亦曾记载过这样的情景：“关中人闻养浩死讯，哀之如丧父母，痛哭失声，震撼云霄。”
云庄外的山色依旧，庄内的人却已不在，绰然亭还在等着它的主人来乘凉，可是时间久到山色空蒙、霜落长亭，那抹淡然的身影仍然不归。原来，即便世外美得令他再不舍，他还是眷恋着值得怜悯的尘世。
只愿做个江湖醉仙
世间存在着许多酒囊饭袋、醉生梦死之人，同样也存在着该被载入史册的不死之鬼。在这偌大疆域的元王朝里，那些出身卑微、职位不高却才识渊博的剧作家，他们记载下了人世的苦难，为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发出不平的鸣声，并且留下了经世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些人也应该像明德圣贤、忠臣孝子一样，被载入史册，成为书中的不死之魂。
钟嗣成在撰写《录鬼簿》时，于前言中便表明了自己为何要为元杂剧家、元散曲家立传。上面这段话便是《录鬼簿》前言的大体意思。本着这种信念，钟嗣成煞费苦心，终于令许多元文人不至于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即便一些文豪没有生卒年份、家学渊源可以记载，可是钟嗣成都想尽办法去推考他们的行迹、载下他们的笔墨。一部收录了诸多人心酸和成就的《录鬼簿》，成就了元文人，恰恰也成就了钟嗣成的一生。
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批驳那些苟求名利的世人是“酒囊饭袋”，没有他们自诩的那么高明，他也曾屡次求功名，不成之后才退隐江湖。古语有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对于满腹经纶的文人来说，入仕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十年寒窗苦读，不外乎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得以一展长才，且能混口饭吃，那些不求功名的免俗者少之又少。张养浩、马致远、乔吉、白贲、郑光祖、张可久、徐再思等曲坛名家，哪一个不是求功名之后才知是一场空。人总是像孩子一样，没有越过那道门槛就说外面的世界好，等越过去了再想回来时发现里面的世界也变了。
钟嗣成一开始也抱着同样的求名心态，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充分地在他的身上有所表现。元末，少年钟嗣成寄居杭州，在当地求学，受邓文原、曹鉴、刘濩等大儒的指导，同窗好友中还有后来的戏曲家赵良弼、屈恭之等人。他并非愚笨之人，反而满腹的治世之策，一心想要报效朝廷，却屡试不中。后来虽然当了一阵江浙行省任掾史，但一直得不到升迁，终看透官场的真实面目，回家写书、教书去了。不过，他并没有因为郁郁不得志而消沉，胸中还存有文人应有的气节：宁做一个民间教学的乞丐书生，活得潇洒快活，也比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强上百倍。下面这两曲《醉太平》姊妹篇，便是他退居时表明心迹之语。
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
绕前街后街，进大院深宅，怕有那慈悲好善小裙钗，请乞儿一顿饱斋。与乞儿绣副合欢带，与乞儿换副新铺盖，将乞儿携手上阳台，救贫咱波奶奶！
——钟嗣成《醉太平》
贫而风流的生活比做个有钱人容易得多，虽然住的是破砖漏瓦，穿的是破烂袍服，教的是贫人、乞丐和小孩，但成为穷教书的其实也挺有意思。在大街小巷里讨口饭吃，如果遇到个漂亮好心的姑娘，施舍他一两床被子，给他个扎衣服的腰带，再和他谈谈情、说说爱，让他叫她祖奶奶都成。
《醉太平》中的主人公是钟嗣成的自喻，看似倒像个泼皮小乞丐，语气满是调侃和撒泼，煞是可笑。然而，曲中人的生活境遇却正说明了元代文人“一无是处”的真实情况。在当时，民间有句流行语“九儒十丐”。意思是，文人的地位仅仅比乞丐高一等。很多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始终未能举士，如钟嗣成般被埋没乡野，莫怪他们要嬉笑怒骂、自讽自嘲。钟嗣成在《醉太平》里显露的心声，同时也是大部分文人的怨怼和无奈。而嗣成决定写下《录鬼簿》，也正是由此引起，他希望借由自己的笔，将那些被埋没乡野的才子佳人尽数录下。
每记录一个人，钟嗣成总要反复琢磨，给予中肯评语，体察他们的生活境遇，细想他们的品格，在体味他人的生命意义时，也时时地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
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欲挂坟前剑，重听膝上琴，漫携琴载酒相寻。
——钟嗣成《凌波仙·吊乔梦符》
因为文提挈的需要，讲到前辈大家时，钟嗣成多会作一曲或一诗为其总结或是吊念。此曲正是为乔吉（梦符为乔吉的字）所写的悼词。如果留意乔吉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与钟嗣成的一生极其相似。两人都曾在杭州寄居过多年，空有抱负却始终作为布衣以了残生。最后，乔吉选择浪迹天涯，钟嗣成则窝在杭州城中教书写剧本。
钟嗣成笔下的乔吉，一生孤独，流浪“湖海少知音”，费尽心思争得功名，百年光景过后只剩满头白发，继而驾鹤西去。乔吉曾自称“不应举江湖状元”，表示江湖中的才子绝不去争名逐利，对自己的外出旅行和放荡生活给以安慰似的肯定。乔吉自我疏解，故作潇洒，但钟嗣成却知他实则凄苦，是以在《凌波仙》的前半曲书写乔吉悲情的生活经历。乔吉死后，钟嗣成很想到他的坟前洒一杯水酒，挂一柄长剑，弹一曲乔吉所作的曲子，以慰乔梦符的魂灵。
“挂坟前剑”是钟嗣成引用春秋时季子赠剑给亡故的徐国国君的典故。季子答应将剑送给徐国君王，可是徐君早死，所以季子将自己的剑挂在了徐君的坟前。钟嗣成用此典故，既是同情乔吉的境遇，也说自己把他当作了知音人。另外，钟嗣成弹乔吉的曲子以悼念他也事出有因。乔吉是元代词曲大家，他总结的作曲经验“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诀，甚至被后人拿去用作形容写文章，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乔吉的曲子也被赞“神鳖鼓浪”“波涛汹涌”“截断众流”。钟嗣成对他的文笔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以唱乔吉的歌悼亡他，完全发乎情、止乎礼。再者，乔吉生前确实与钟嗣成相识，作为朋友，钟嗣成抱琴在乔吉的坟头上唱悼念曲，谁人也阻不得。
纪念亡友的同时，钟嗣成何尝不是为自己的身世感到可怜、可悲。乔吉与他遭遇如出一辙，他在悠悠的琴声中叹乔吉，当然也是叹自己。乔吉生前曾明心志：“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钟嗣成也是抱着这种想法，不求成为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星，只去饮酒观风月，做那《醉太平》里的泼皮无赖小书生，醉生梦死，人生方休。
眼前此刻，再一看《录鬼簿》中的诸多曲人，与钟嗣成的背影均渐渐重合，他们都是满怀凄怆和不平的混世遗珠，同钟嗣成一样，不再苟求成为史册里的圣贤，但愿成为野史残录里的不死鬼，至少，他们的人格和气节没有被埋没。
汲汲营营，怎敌淡然退却
在唐代的时候，有位名叫司马承祯的人，住在都城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里，几十年未曾踏出半步，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白云，意思是如白云般高洁。唐玄宗听闻此人，知道他是个高士，便派人去请他出仕做官，却多次被司马承祯谢绝了。于是唐玄宗替司马氏盖了一座讲究的房子，叫他住在里面校注《老子》一书。司马承祯完成《老子》校注后，将书交给玄宗，便准备回到终南山继续隐居，恰巧遇上了曾经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做了官的卢藏用。
司马承祯与卢藏用闲谈两句，后者抬手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的乐趣呀。”原来卢藏用早年求官不成，便故意跑到终南山去隐居，以示清高和才情，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此很快地出了名，皇帝知道后便请他出来做官。司马承祯听出卢藏用话中的言外之意，却淡然地笑了笑道：“的确，那里确实是做官的‘捷径’。”
虽然同出终南山，司马承祯与卢藏用二人却高下立见，一个想独善其身，一个想“兼济天下”，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在人格上差上一大截。至少卢藏用进仕的方法并不正当。不过真正的生活中，为了“终南捷径”去隐居的人，有时往往多过那些真正看透世态的隐居者。
古人认为，士者应“出儒入道”，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有些人来说，隐居不过是种情调，其实还是想外出济世，却苦思无门。因此本来内涵高致的隐居生活，就被那些追求“终南捷径”的文人当成了出仕的途径，此等行为不免玷污了真正的居士。所以，像陶渊明那样的居士才会备感寂寞，因为跟他一起划船觅桃源的人太少。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令。
——薛昂天《塞鸿秋》
那些追求功名的人，每天就像燕子衔泥筑巢忙个不停，所谓的士人清高早就丝脉悬卵，不值一提，前人常说的“斯文扫地”恐怕就是如此。日月如梭，飞如电光，两鬓已经如白练的文人们个个都说要辞官归隐，可是到山野里去寻找，却很难见到他们的行迹，这些人大概都故作清高，拿隐居吸引别人将他请出去做官。也难怪曾经在彭泽做县令的陶渊明感到孤单，只因同路中人太少，借鸡生蛋者颇多。
薛昂夫的这曲《塞鸿秋》传唱千古，不在于他将自己表现得如何“出淤泥而不染”，而在于他痛斥一些人虚伪作为，道破了某些“隐逸玄机”，撕破了假隐士的面皮。该曲子铿锵有力，充满了辛辣讽刺的意味，是元曲中难得一见的清醒之作。
据史载，薛昂夫是维吾尔族人，生卒年月不详，祖辈曾做过官，他自己也做过一些官职，在晚年时辞官隐居，过着写书法、做曲子的田园生活。他不是被仕宦抛弃的人，而是厌倦官场后才选择归隐。所谓人在“江湖”，看惯了“江湖”的本质，对于那些苟求名利的士人，薛昂夫见得多了，深感不屑，便在曲子中化用了唐代灵沏和尚的诗句——“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讽刺为了名与利放弃尊严的假道学。
官场是什么呢？在薛昂夫的眼中不过是功名利禄和阴险危机堆砌起来的脆弱殿堂，虚伪至极，一击即破。多少士人做着“吃得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梦，当美梦不成真时，便黯然离去，而美梦成真时，有些或许能坚持清廉操守，剩下的则都变成了鼠辈小人。
元代曲人张鸣善就曾生动地形容混迹官场中人的嘴脸：“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水仙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官场小人成天为了讨好上司而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对下面则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将自己的本来面目都隐藏起来，失去了自尊；在行为上，要么张牙舞爪、蛮横无理，要么低三下四、战战兢兢；在言谈之间，尽是胡言乱语，自以为是学富五车，实则绣花枕头，不过是一群只会应声附和的蠢人罢了。
仕途中混迹了太多此等欺世盗名之徒，无论是薛昂夫还是张鸣善，他们都看清了这一点，但世事总是背道而驰，偏偏是蝇营狗苟的人能享受高官厚禄。命运的不公叫人无奈且失望，薛昂夫之所以辞官，怕是也因忍受不了宦海的可笑，不愿继续沉沦。
捻冰髭，绕孤山枉了费寻思，自通仙去后无高士。冷落幽姿，道梅花不要诗。
休说推敲字，效杀颦难似。知他是西施笑我，我笑西施？
——薛昂夫《殿前欢》
弃官隐退的薛昂夫去追求真正的居士生活。既然要出尘，便出尘个彻底，闲来无事看四时风景，四处去探访同道中人。此曲《殿前欢》是他于冬季所写，内容是一面观雪，一面寻觅隐居的高士。曲子虽然写的是冬景，但冬日在昂夫的笔下不是凄凄然，而是利落清爽的。拂去了衣服上的浮雪，看雪花在手背上结成了凝露，薛昂夫抚了抚挂上白霜的胡须淡笑。入山闲游间，眼前偶然出现了一片傲雪梅林，让他想起许多文人皆喜好咏梅的习惯，不知道是否能在这梅林间见到踏雪寻梅的高士？
寻寻觅觅，始终不见高士的踪影，薛昂夫颇感失望，又不得不释然。自从宋代最喜梅花的“梅仙”林逋成仙去后，世上便罕见真正的爱梅者。在薛昂夫曲子的首句中有“孤山”二字，指代的便是林逋，林逋在自己的居所前种了许多梅树，号“孤山梅”，于是后人也常以“孤山”称他。薛昂夫正是用了这个代称。
心思百转，薛昂夫在恍惚间忘了时光的流逝，也忘记了身边散发着幽香的梅花，等他回过神来天色已晚。薛昂夫自嘲地笑了，暗道还是不要写咏梅诗，如果写得不好，言语间出了纰漏，就像东施效颦一样，会笑煞“西施”（旁人）的。思及此处，薛昂夫哑然一笑，转身离去。无论是曲中的薛昂夫还是曲外的薛昂夫，都是闲适而洒脱的。
从宦海浮沉到世外仙居，薛昂夫心境在一点点转变；从辣笔嘲讽到信笔游记，薛昂夫的文风也在发生悄然的改变。然而，悠然的生活不等于会磨平他的棱角，对于薛昂夫的文字，后人的评价始终如一：字如迸珠，干净利落；文风龙驹奋迅，如并驱八骏；想象一日千里、超越时空的界限；情感上讽世有余亦流露出悯世的沉重。莫道《殿前欢》一曲是自在雅适的，那其中依然有着薛昂夫沉重的情感，一句“知他是西施笑我，我笑西施”，流露的无奈，又有多少人能体会。
汲汲营营的一生，是可笑的，苦觅终南的一生，是可悲的。薛昂夫参透了这一点，所以才写下了一曲曲警世之言，奉劝众生，不要再为表面上的浮华所欺骗。如果真的想去做个隐士，便把心思全投入进去，否则坦然与快乐，是永远也不会追随你的左右。
我辈岂是蓬蒿人
某年某月某日，京城里最出名的酒楼请来了梨园的名角演唱，老板忙前忙后招呼着闻讯而来的客人，笑得合不拢嘴。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如珠落玉盘的琵琶声，奏的正是当时流行曲调《鹦鹉曲》，为曲坛名家白无咎所作。在大厅里已经摆好位置的乐师们听到响动，立刻执起乐器附和。酒楼里也瞬间安静下来，人人都在屏息，准备聆听那似九天玄女发出的妙音。
坐在雅座上的冯子振摸了摸唇上的小胡子，对身边的朋友低声问道：“什么歌女伶人如此奇特，惹得这么多人来看？”
朋友笑答子振：“莫要小瞧了这女人，她是梨园顶尖的歌姬御园秀。白无咎的《鹦鹉曲》唱到低音时调涩幽咽，梨园众秀唯有御园秀善于驾驭。”朋友说得眉飞色舞，冯子振亦听得渐感有趣。这次他来京城办公事，本以为生活会过得很无趣，没想到在酒楼里还能见到当世名秀，听闻名曲，也算得是有几分收获。
在众歌女的簇拥下，清丽美女御园秀抱着琵琶走上了舞台，几柱熏香于四处点燃之后，她缓缓地唱起了白无咎的曲子：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白无咎《鹦鹉曲》
此曲的大意是讲一个居住在武昌城外鹦鹉洲的渔翁，每日以打渔为生，靠天吃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作者白无咎本名白贲，是元代有名的大文人，乃白朴的仲父，无咎则是白贲的字。在当时白贲的曲被广为传唱，是梨园众家最好吟唱的曲子。御园秀的《鹦鹉曲》意思虽然简单，但是如果按照地方语音发唱腔，“父”“甚”“我”这三个字就会特别难唱，和乐之后常常无法将音调发得圆满，但若真是唱得好的话，又特别好听。御园秀非常精通这些艰涩的调子，是以才成为名角。
一首曲子唱了过去，御园秀盈盈起身向观众谢礼。观者拼命地鼓掌，有人甚至向台上抛钱财献媚。这时却见御园秀脸色转为黯然，她柔声对台下众人说：“这曲子恐怕是绝响了，唯有一首单曲，如是套曲该是多么美妙，可惜白贲辞世，再没有人为此曲作几套精妙的词出来。”她的话虽委婉，意思却是在说没人能在此曲上超越白贲，再造几套音韵和谐的歌词。
最初在一旁只是听曲的冯子振本不以为然，但听她这样一说，颇感不服，仰头饮下杯中酒，喝道：“来人，笔墨伺候！”他的朋友被他吓了一跳，心道这冯疯子诗兴大发了，便着人去拿笔墨。
冯子振拿起笔来，疾书一个时辰有余，最后叫人将一叠纸稿交到御园秀手中，然后起身拉着朋友离去。接过纸稿的御园秀一篇篇翻看，仔细查来，上面竟有四十二篇之多的《鹦鹉曲》，且曲曲韵脚工整，大都不输于白贲。
四十二曲《鹦鹉曲》，或许未必篇篇都是上好作品，但均即景生情、抒怀言志、纵论古今、感性而书，看得御园秀呆然而立，等她想要再去结识作者时，冯子振早已离开。或许一段美好的艳遇就这样被冯子振错过，但冯子振的名声却因此不胫而走。
浙东天台有个叫陈孚的人最善写文章，从不刻意雕琢，却美文倍出，享誉江南。某一天，他偶然看到了冯子振四十二首《鹦鹉曲》的抄本，突然感到自己的文章一文不值，不但把冯子振的文章供奉起来，还准备亲自去拜访他。原来冯子振文笔的魅力不仅吸引女人，连男人也为之倾慕。
冯子振究竟是何许妙人，令世间的才子佳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呢？冯子振，字为海粟，出口成章，最好写诗作曲，他的朋友曾言他乃“李白再世”。因为冯子振只要一喝酒，数百篇文章随即问世。四十二首《鹦鹉曲》也是酒后的真言。有一次冯子振登临居庸关，架桌饮酒，观赏风景，一时间诗兴大发，抽出布囊中的笔墨，大手一挥，写下洋洋洒洒长达五千字的《居庸赋》。文章读来雄浑浩大，恢宏瑰丽，即便贾谊、曹操再世，也得对他钦佩不已。
喝了酒的冯子振会变得疯癫，而不喝酒的子振依然活得比别人奇特。他在朝廷任职数年之后，还是觉得骑马云游、喝酒赋文的生活惬意一些，便辞了官职到山里与和尚下棋，结交了一位世外好友中峰禅师。一天，中峰问他为什么甘于山林。冯子振仰躺在石椅上，笑而不语，过了很久才唱起了当年所作的一首《鹦鹉曲》。
嵯峨峰顶移家住，是个不唧溜樵父。烂柯时树老无花，叶叶枝枝风雨。故人曾唤我归来，却道不如休去。指门前万叠云山，是不费青蚨买处。
——冯子振《鹦鹉曲·山亭逸兴》
峰峦如聚的山巅，一个老樵夫背着担柴缓缓走在山麓间。四周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美景郁林，而是老树枯枝，在凄凄的风雨中被摧折了年华。曲中的樵夫过的并不是轻快日子，隐居的生活也并不是田园、肥鸭及蜜水。有人曾劝过老樵夫不要再待在山林中虐待自己，年龄大了就要回到村里养老，何必非要留恋并不富裕的山林？可是老樵夫却宁可手执烂柯坐享山林，因为尘世的乐趣是用钱买来的，而山里的乐趣是无价的。
此曲是四十二首《鹦鹉曲》中的第一首，老樵夫的闲云野趣，其实也是冯子振心中的真正想法。文中樵夫手持的“烂柯”，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相传晋朝有个叫王质的人入山采樵，看到两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于是他便放下手中的斧头，蹲在那里看棋。哪知道一盘棋下完，他旁边斧头的手柄都腐烂，原来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他所遇的童子其实是神仙。
入则在人世好好地活着，出则到山野中寻找意趣，人生的路总是由自己来走，不必为了追求“得不到”而太匆匆。
文中樵夫执烂柯的生活，即是冯子振向往山林的缘由。他宁肯像晋代的王质一般，与神仙划下道来，也不想再回到人世。在山中的冯子振可以像神仙一样与猿鹤为伍、麋鹿为伴，可以下棋不觉时日，这是何等的惬意。虽然这些都是设想，他只遇到了一个笨和尚中峰，过着素餐陋衣的日子，但是生活无拘无束，再没有那个互相倾轧钩心斗角的朝堂。
冯子振一生的文章、诗歌、词曲，鲜少看到柔情似水，大都是他兴起时的作品，因此充满了横空出世的灵性与超然。对他一直甚为仰慕的贯云石曾为他写了篇《寄海粟》，将他比喻成三国的陈登。陈登是个机敏高爽、博览载籍、雅有文艺的潇洒人士，深得曹操的青睐。贯云石既然称冯子振堪与陈登媲美，足以说明冯子振是元代明星级别的人物，至少才情不输于苏轼之辈。然而，苏轼在中年以后才道“人生如梦”，不如归去，而冯子振早早地便离开了充满是非的红尘，过着不显山不露水的生活，他的心，的确如冰雪般澄明。
在那个时代，男人若无事业便会让人非议，若无才气便会变得庸俗，一个既有事业又有才气的男人，却依然选择了放弃这两样离开，或许冯子振就是凭借这种潇洒，让许多的同辈与后人铭记于心。
浮生梦一场，求仙问道难成归路
元代最时尚的社会活动不是听戏唱曲，也不是逛街购物，更不是蹴鞠，而是信道慕仙，并且有关道家的各种组织及行动还格外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诸多文人词家，在做官时享尽富贵或吃尽苦头后，一旦离开官场，要么选择隐居，要么便去骑驴寻仙，欲修得长生不老术，笑傲野林间，这些做法与魏晋时期的士人非常相似。而元文人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最直接地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剧曲当中。
蝇头老子五千言，鹤背扬州十万钱，白云两袖吟魂健。赋庄生秋水篇，布袍宽风月无边。名不上琼林殿，梦不到金谷园，海上神仙。
——张可久《水仙子·次韵》
腰缠十万贯，骑鹤去神山，手抱老子《道德经》，觅得道家教义的奥妙，埋首写下庄子秋水赋，撩起布袍尽览无限风月，生活乐无边。这是中年退隐的张可久在《水仙子》开篇所说的洒然之语，全曲的内容亦是充满了玄道的意味。在这首曲子当中，张可久表明自己不再过“琼林殿”的仕宦生活，也不奢求“金谷园”的奢华日子，而改投做了老庄的信徒，加入求仙问道的大军。
作为一个儒士，张可久亦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但这些信念却束缚了他的大半生，使他过得并不快乐。今后的余生他只想寻求个性解放，过一段潇洒快乐的时光，真心地去研习黄老。因此金榜题名、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随两袖清风去，他只愿做个散仙、花花道人，浮游在人世。
张可久的这首问道曲，有豪放也有可爱，却也不全然是超脱，否则何必提起代表功名的“琼林殿”和代表富贵的“金谷园”。“琼林殿”通常指代宫廷的殿阁，而“金谷园”是晋代富豪石崇的豪华庄园，文人们习惯用两者指代功名和富贵。这两者陡然出现在了曲子的后半段，瞬间便把张可久前半曲拉下了玄言曲的神圣马鞍，让它的宗教色彩显得不够纯粹。
然而却又不能怪张可久由超然变得通俗，因为当时的大部分文人都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投奔黄老，原因皆离不开“功名”“富贵”二词，是政治的黑暗和仕途屡不得志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因此张可久的问道曲只有道家的神韵，而无神髓。像是张可久这样被迫遁入山林又爱好道学的大有人在，例如邓玉宾父子二人，在求仙一途上颇负盛名。
邓玉宾本是元代有名的词家，在朝廷中曾任过职，却不知因何缘由而辞官入山求仙，就此遁去。他遗留在人间的除了数十首如同空谷幽兰般的散曲外，还留有一子。此子后来被人收养，据说命运跟他的父亲极其相似，因为名字不详，后人只能以邓玉宾子称呼他。
邓玉宾子年轻的时候作过寥寥不多的曲子，均是看破红尘之词调，可见他的人生经历的确不太顺利，端从下面这首《雁儿落过得胜令》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想逃离尘世。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休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斑。
——邓玉宾子《雁儿落过得胜令·闲适》
乾坤一转，日月如梭，浮生直如一场梦，世态如云般变化莫测，令人无法预料它将何去何从。道家的玄学意味，在曲子的前两句弥散开来，同时也在为后面的引经据典做铺垫。
此曲的开篇作者即表明了世事无常、官路难行、退路弥坚的现状。想必发出对生命无常感慨的邓玉宾子，此刻的内心是饱受折磨的。不过，他并未就此点透为什么感慨，而是举用四个典故：驻守玉门关的班超和七里滩钓鱼的严光；以长安城喻名利的晋明帝和以蜀道比喻仕途的李白。作者也许是想通过四人的经历和言谈来说明仕途进退之难，将个人的观点隐晦于其中。
汉班超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到西域抗击匈奴，屡获全胜，被封为定远侯。但年岁的增加使他越发想入关回家，不禁对帝王道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一语。纵有功名又如何？万里玉门关，只余自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唯恐战死沙场，便再也见不到家人。班超的凄凉，谁人又能体会。再说那东汉的隐士严光，宁肯于江畔七里长滩垂钓，就是不肯见前来拜访的光武帝刘秀。他的隐居不为终南捷径，只图清净在人间。
班超和严光一进一退，进得凄苦，退得坦然。读到此处，往往会猜想邓玉宾子应当是赞同严光的做法罢，可是接下来他所用的两个典故又否认“提倡隐居”一说。
“晓日长安近”指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段故事：晋明帝年幼的时候在元帝怀中玩耍，有个从长安来的人觐见，元帝问有关故都洛阳的消息（此时晋已南迁，弃洛阳旧城），听着听着便哭了。明帝不明所以，问父亲为何哭，元帝只说自己想念遥远的故都，随即问明帝：“长安远还是日远？”明帝说：“日远，只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元帝惊讶不已，第二天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再次问明帝，这次明帝却说“日近”，因为日可举目看到，长安却看不到。功名利禄就像长安，它距离近时官运就能亨通，然而，当你认为离它已经很近了，实则却望不到它在何处，所以仕途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可以企及。因此后来人们常以“日近长安远”来形容功名的可遇而不可求。邓玉宾子则是将这句话化为“晓日长安近”。而“秋风蜀道难”一典则指李白登蜀道。李白到四川游历，感叹登临蜀道难于上青天，而“蜀道”似乎含有仕宦之路的意思。
四个典故一路下来，邓玉宾子先说班超身在朝廷之苦，再说严光退居之闲，继而借“日近长安远”和“蜀道”来说求仕之艰。最后，作者才真正道出他的观点。活着的时候去求取功名，但仕途的险恶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稍有不慎便会英雄折翼，惨淡收场；而隐居也未必一定就好，往往到两鬓斑白时还是一事无成。当真是进也难、退也难。
不知是该求名利还是不该求，邓玉宾子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始终不能拆解。最后只能选择与父亲走上相同的路，骑驴寻仙去了。
不能面对，就只有逃避。所以不管是张可久的《水仙子》还是邓玉宾子的《雁儿落过得胜令》，虽都存在着道家超脱的思想，同时又难以脱离儒生们固有的入世情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单纯地去寻求仙道。试想如果让他们高官厚禄、香车美人，令他在朝堂之上大发言论、广泽天下，他们可能比一代权臣伯颜更加意气风发。
现实是公平也是残酷的，它不会任意给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因此无法看清这个事实，必然会为自己招惹痛苦。如果寻仙问道真的可以让自己放开，便一门心思地走下去，否则总是亦步亦趋，又是想进又是想退，哪一边料想都将无法触及。
梦中逍遥，岂是真逍遥
敢与庄子下棋论道的人，数千年不曾一见，不过敢从庄子言论中大肆搜刮其观点和喻物的人比比皆是，甚至不用修改版权，又能为文章增色。元代时期，崇庄子、尚黄老是比较受欢迎的活动，所以文人们的词曲中含有大量此类内容也不足为奇，但真正用得巧妙且有深意的只是少数。王和卿应算是比较善于借庄子发挥的文人，不仅如此，他发挥得还格外有趣，左手衔来一只庄蝴蝶，右手擒来一只庄鲲鹏，转身一变，蝴蝶与鲲鹏已经随了王姓。
王和卿是如何把庄子的蝴蝶请走？又是如何借去庄子的鲲鹏？自然是有他的办法。此人生性散漫，性格滑稽，据说与关汉卿是朋友，才学颇负盛名，可惜不问世事，放荡不羁。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才令王和卿敢擅自挪用庄子的蝴蝶与鲲鹏。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王和卿《醉中天·咏大蝴蝶》
此曲《醉中天》正是王和卿盗蝶之作。《庄子》中记载：庄子梦蝶自觉非常快乐，悠然得意，忘却自我；待到梦醒时分他却僵卧在床，不知刚刚是他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他。庄周梦蝶，充满缥缈的玄机，富有生死同在、物我共融的意味。而王和卿却去“弹破庄周梦”，引出了庄子的蝴蝶。王和卿这样做并非是要通过蝴蝶去参透生死的玄机，而是单纯欣赏蝶舞。然而，他却没料到自己请来的蝴蝶如此之大，“三百座名园”，一脚踩破一个，吓跑了寻芳草的蜜蜂，将路上的卖花人扇到了桥东。
大如鹏鸟的蝴蝶，目空一切，俯视众生，霸道异常。王和卿心惊胆战，猛然醒来，才知原来是做了一场白日梦。梦的由来便是那落在窗前花枝上的大王蝴蝶，因为此蝶甚大，王和卿看着它翩然起舞的姿态，陡然陷入奇思妙想的境界，还以为自己真的将庄周的蝶带入了现实。
惠能佛祖说过，风动、幡动，其实都是心在动。好比人的内心沉睡着一只猕猴，外界有一只猩猩不断在骚扰它，要与它相见，但只要猕猴睡得安稳，猩猩怎能骚扰它。王和卿在现实中见到的蝴蝶本不巨大，而是他的心发生了千奇百怪的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背景。
元代的政治体制混乱和治世无道致使民不聊生，文人大多都满腹牢骚，一些人用惆怅的笔调来发泄不满，另外一些人则用滑稽戏谑的手法发言，王和卿自然在后者之列。至于他笔下的这只大蝴蝶到底比喻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只有王和卿自己知道；又或者从他笔下的事物中窥得一点玄机。
以物喻物，一直是王和卿比较善用的比喻手法，先有让人感到好笑的巨型蝴蝶，接下来便是那如同庄子鲲鹏一样巨大的东溟神鱼。
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王和卿《拨不断·大鱼》
王和卿笔下的“大鱼”出现在渤海一带，很可能是一种鲸鱼，可以掀起巨浪，据说庄子在《逍遥游》中讲到的鲲便类似这种鲸鱼，由于那时人们孤陋寡闻，又未见过巨型的鱼类，所以对于溟海神往不已，认为大鱼通灵性。在《拨不断》的开篇，王和卿便称此鱼应当比上古传说的神鳖还要大。古语有“神鳖牵海”，比喻不现实的事情，但王和卿却说他看到的鱼在夕阳下露出的脊背有万里之长，足以托起蓬莱仙岛，乘风破浪，犹嫌海太小，不能任它遨游翻腾。如此神鱼，即便姜太公来了也钓不起来。
王和卿的“大蝴蝶”和“大鱼”，在他极尽夸张之能事下变得神乎其神，任何事物都难不倒。在此反衬下，为了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则显得那般渺小和无能。但王和卿并没有把他曲子的寓意明说出来，仍旧以怪诞嬉笑的手法调侃世上的各种事物。他一生写过许多类似的曲子，笑骂众生不留痕迹，因此时常会引起别人对他人品的质疑。作为文坛朋友的关汉卿曾讽刺王和卿总是心猿意马，想些奇怪的事情。王和卿丝毫不以为意，反而以此为荣，嘲笑对方。明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曾记载，王和卿与关汉卿最爱互相讥讽对方，互不相让。王和卿的滑稽调侃闻名各地，一度制造民俗流行戏曲，颇有混世魔王的风格；而关汉卿虽然也是铜牙利嘴不饶人，对人生的态度却很端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的两人互讽太寻常不过了。
玩世的王和卿，对人生始终充满幻灭，他轻视生命，并且把现实的所见所闻都当成笑柄。在他的一些诗文里，也流露过欲显达富贵的想法，后来却对此不再留恋，想必在此中经历了一些波折。那时的文人大多都是如此，即便王和卿表现得再特别，也逃不脱知识分子最原始的羁绊。后来的王和卿一度选择寻求黄老，上面两曲《醉中天》和《拨不断》便隐含道家的寓意。此两曲中王和卿暗讽世人，衬出自己的逍遥，可是他能真正的逍遥吗？
庄子可谓是最逍遥的人，他人认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一个人如果把自己迷失在物的世界，把真性情流失到世俗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心灵的自由。就好像一个人在平地上拉弓射箭，在手肘上放置一杯水，几箭落靶之后，就能箭无虚发，甚至百发百中。但是如果他登临高山，脚踏危石，身临深渊，还能稳如泰山地射箭吗？他恐怕很难忘记自己稍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
身在世俗的王和卿，如同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他看似遗忘了一切，得到了“蝴蝶”与“鲲鹏”，实则已经迷失了自我，把真性情放入了尘俗，因此他永远得不到庄子“至人无我”的境界，也不可能真的逍遥。
痴心梦做了一个又一个，梦破灭之后醒来则更加凄凉。在别人的眼中，王和卿看似快乐非常，聪明好辩，甚至被称为大家，然而，谁又能体会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苦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