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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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廉矩

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

【原文】

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

【译文】

想做到清廉,必须从节俭上下功夫。

【解读】

曾国藩认为,做官重在守廉。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自己就会被贪婪吞没,因此他洁身自好,为官不求钱财。可“不求财”、“不贪财”的话人人能说,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毕竟金钱的诱惑,就像一根羽毛在搔我们的痒穴,少有人能不笑的。正是因为不求财、不贪财难,所以能在别人难为之处做到的人,就是值得敬佩的。

曾国藩攻下武昌后,朝廷派来兵部郎中德音杭布,名为效力,实为监察。那天他趁曾国藩不注意悄悄溜进他的卧室,想看看曾国藩有没有私藏什么财宝。可是当他推开门的一刹那,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只见屋内除一张床、一张书案、两条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无别物。”德音杭布这样对皇帝描述,“床上蚊帐陈旧黑黄、低矮窄小,仅可容身。上面只铺着一张半旧草席,草席垒着一床蓝底印花棉被,被上放着一件打了三四个补丁的天青哈拉呢马甲。屋里唯一饰物便是墙上挂的当年唐鉴所赠‘不作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

说到最后,他不由地发出感慨:“曾大人也太俭朴了。”

其实,曾国藩不仅在屋内装饰上不讲究,就连他用来装旧衣服的竹箱还是其先祖星冈公时制的,已有四十余年的使用期了。他不仅如此要求自己,也以此来教育儿女。他曾在一封家信中,对儿子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还写诗道:“但留德与能,教儿须自行。”

和金银珠宝相比,节俭是伴随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看着不属于我们的珠宝而不起贪念时,我们没有得到财富,却收获了心灵的富足。因此曾国藩鼓励孩子自立,让儿女们懂得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曾国藩后代人才辈出,其两个儿子分别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和算学家,其孙子及曾孙中有不少成为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可见曾国藩的这份精神遗产之丰厚。

但这种两袖清风,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他的功绩在明朝历史上罕有人能与之匹敌。但是他在推行改革中虽然也提倡清廉、反腐败,可惜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

改革刚开始时,张居正带头执行清廉政策。他的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这样的排场让朝野上下对其议论纷纷。

在封建社会,可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每一个为官者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他们的功过是非,逃不过后人的评论。反顾现实,每一个人也只是人潮中的沧海一粟,功名利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懂得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把握住值得珍惜的情感、易逝的时间,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无限的情怀,这样才能为内心赢得一片净土,收获一份安宁。

用人宜少,官气宜轻

【原文】

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常如教官衙门规模。

【译文】

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

【解读】

曾国藩说“用人宜少”不是说宁可有贤人也置之不用,而是说不要乱用人,无章法地用人。“官气宜轻”中的“官气”是一种傲气,是一种对钱、势的贪图。在曾国藩眼中,为官之人用人失了章法、失了清淡,就不会真正做好分内的工作。

官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必然它必然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汉书·盏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其中的一个“贤”字即是对官的职业规范。“贤”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识,二是能力,三是原则。曾国藩所说的“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即是从原则的层面来说的。用人宜少,涉及的是招贤纳士的原则,官气宜轻,涉及的是清廉为官的原则。

为官者本是百姓的公仆,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人是把权、利、钱与官联系在了一起。当官者虽然手里有的只是权力,而权力却直接与钱挂钩,有了权,就有了利和钱,这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官本位”的一种思想意识。

在李乔的《清代官场百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作为商人你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买个官做呢?”

富商回答说:“经商获利虽然多,但终究不如做官获利丰厚。最重要的是,当商人不如当官体面。”

在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盛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虽然有钱,在地位上却处于极为尴尬、暧昧的状态。而通过商人的一番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人们的认知中,做官的含义已经不再单纯了,而是变成一种敛财工具,是直接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联的。就是因为这种思想,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做官,使“官本位”这一思想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认识造成的结果是,官不为公,而专为私,进而滋生贪婪、傲气、徇私枉法。如此而行循环,势必不利于个人、国运的长久发展。基于此曾国藩才不主张为官人,官气过重。以他之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是有学识、有能力、有原则的读书人,虽然没有地位、权势,但是做人光明磊落、内心重新、极富内涵,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人生。

曾国藩认为官气过重、靠为官发财,是一种很可耻的行为,反之那种在官位而不求财、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人,反而值得人们称赞。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听从朋友的劝解,出任彭泽县令一职。在任期间,上面派督邮通知陶渊明说:“上面的人要来这里检查,到时你必须穿戴齐整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前去迎接,否则会受到惩罚的。”

陶渊明听后长叹一声,说:“我不愿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卑躬屈膝地去向那些人献殷勤。”

说完,就回屋收拾行李,辞官回家了,自此之后再未踏入官场半步。他隐居田园,躬耕于田畴,虽然身体劳累,心灵却是放松的。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陶渊明贫病交加,最终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

很多人都笑他傻,因为他原本可以活得很好,至少不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可是如果当初陶渊明选择了为五斗米折腰,就必须放弃人格和气节的坚守。果真如此,历史上就不会有个因气节高尚、诗文清新的田园诗人了。

在曾国藩的官场观念中,做好官的前提是把自己做好。而把自己做好,不过是把自己做“贤”。首先丰富自己的学识。这个学识既包括书本上的,比如历史方面,也包括生活上的,比如一些基本的人事物理。书本上的知识武装头脑,生活上的知识,便于处世。

其次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有了知识,还要懂得应用知识,一方面保证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没有盲点,另一方面要能在为人处世中,自由周转,保证上下级的关系和谐。

最后,要建立自己的原则,比如,面对权势的原则,面对金钱的原则,面对人情的原则,等等,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心里留个不变的标杆,即是原则。

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清正廉明的官员,而做这样的官,就需要有曾国藩的明智,陶渊明的决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官运发展得长远。

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

【原文】

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

【译文】

所用的支出既然减少了,所得到的收入自然也不能马虎。

【解读】

“廉矩”即“廉”和“矩”,“矩”是规则,在金钱出入上讲规则,即是“廉”。金钱上的事情,于常人而言,可大可小,但对于像曾国藩这样的为官之人,钱财出入的事情,必须当大事来看待,每一份金钱的入账,都要认真,对每一份金钱的出账也都要谨慎。曾国藩这里所说的“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即是对待收入支出的态度。

其中的“所出”少,是节俭,不该花的钱不花;“所入”不苟,是谨慎,不属于自己的钱,绝不动心思。曾国藩如此告诫自己的子弟,让他们在钱财上不要掉以轻心外,还是要他们保持一颗淡泊心,面对诱惑不起贪念。而他本人虽在仕途路上有失有得,却从不愿意触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于皇上的青睐,曾国藩连升了四级,位列五品。按规矩,他已经不该在会馆住了,而应出来自立门户。可是,曾国藩一向生活勤俭,早年的七品官服已经不能再改成五品朝服了,他只好花了二两银子做了一身新衣服。再加上租房要用钱,手下也需要人手帮忙,又需要额外的开支。这个时候,户部尚书知道他要用人,就把自己的跟班陈升推荐给了他。曾国藩碍于面子也就没有推辞。

升了职位,换了衣服,曾国藩觉得比以前精神多了。可是不久,京城里就闹出了这样的民谣:“皇城根下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原来,曾国藩为了节省开支,每天都步行去翰林院,这首民谣就是在讽刺他的寒酸。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曾国藩毫不理睬,依然每天精神抖擞地走路去办公。

尽管如此节俭,日子还是撑不下去。这天,曾国藩想写信跟家里要一百两银子接应,他心里想:位列五品的官员,没能让家里沾光,却还要家里接济,估计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吧。想着想着,不禁笑了起来。这时,陈升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了,边往屋里走边叫嚷着:“爷,这是一百两银子,您拿着花去。”曾国藩一见陈升这般模样,真想甩他一巴掌,可是碍于户部尚书的面子,他忍住了。

“你从哪里来的钱?”

陈升有点不耐烦地说:“是一个瘦高个的人给的。别管谁给的,您就花吧。”正说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向外跑,“爷,还有一封信,我给丢喝酒的地方了。我这就去拿。”看着陈升连滚带爬地出去。

陈升很快就把信取回来了。曾国藩一看,原来是中堂大人的侄子找他说情,让曾国藩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曾国藩看完信,稍微想了一下,给他回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一百两银子,让陈升送回去。

陈升很惊讶:“老爷,您真的要原封不动地送回去?”曾国藩点了点头。“那恐怕您还得补上几文钱,我刚刚拿它付酒钱的。”

曾国藩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钱啊,你就敢花。你马上给我走人,那几文钱就当时你的工钱了。”说完,赶紧到茶楼,找个伙计把东西送回给了中堂的侄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官的讲取财之道,即是讲保持廉洁的规矩。如果因为一时的贪婪而禁不住诱惑,那么迟早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贪得无厌的人常常会失去清醒的头脑,为了一点小利而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甚至生命。

曾有人说,“不是我们缺少太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因为想要获得更多,眼睛里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名利填满,所以忘记了看脚下的路。即使危难就在眼前,也无法避让,贪心遮住了我们的双眼。贪婪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分不清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然而拒绝贪婪,也不过是像曾国藩这里说的这样,在金钱出纳上不苟且。不怀苟且心,自不会为贪心、诱惑开绿灯,如此,它们便不会阻碍快乐和知足。

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

【原文】

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

【译文】

要想做到勤,就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

【解读】

曾国藩出仕做官之后,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可实际操作的规矩,也是自己为官的基本底线,任何人不得触碰,即是做到“清、慎、勤”,而要想“清”,先需“勤”,一个不勤劳的人,势必要想方法投机取巧,对这样的人,要想让他保持清廉是不可能的。为此曾国藩将“案无存牍,室无私钱”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廉矩的标准。

这两句话放在今天来解释,即是说办公桌上绝对不留一份没有处理完的公文,当天的事情必须在当天内处理完;办公室、自己的家里不留一分见不得人的钱。他说,要在清理词讼这样的小事情上练勤字功夫,其实也是在说,无论事情大小都要认真对待,如此才能既让别人监督自己,也能让自己督促自己,还能让下属安心,可谓一举三得。

1867年9月20日,曾国藩准备买个砚台,以此为话头,和赵烈文谈到自己起居和日常生活。他边笑边指着墙壁说:“我来江南任两江总督已经半年了,墙壁上没有一幅有落款的字画。办公用的几案上也荡然无物。人们是不是要嘲笑我太简陋了?”

赵烈文回答说:“自从有总督衙门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净过。人们想赞颂您的大德还来不及,怎会有人笑话您?”

曾国藩说:“足下将来给我写墓志铭时,这也算一件趣事啊。”

赵烈文说:“有关您的轶闻要编进年谱的话,几十卷也写不完。您的著作有千万集之多,而铭志之类作品,恐怕没有大手笔能够剪裁得了。”

曾国藩说:“以前我见《胡文忠(林翼)集》选刻的多不恰当,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人代笔的作品,我死以后,恐怕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啊,足下有什么办法给老朽善后啊?”

赵烈文说:“等到您盖棺论定之后,在下赵烈文愿意担任编纂的事情。”

曾国藩说:“我有哪些不足编纂的地方,惟望足下将来要主持正论啊!”

赵烈文郑重地说:“谨遵您的教诲。”

五天之后,两人谈话的时候,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让曾国藩看,曾国藩看了点点头,随即问赵烈文说:“这是什么东西?足下猜猜看!”赵烈文说猜不到。曾国藩说:“这是我的食单呀。每餐两个菜,一个大碗,一个小碗,摇动三次,凡五品,不需要丰盛,但一定是隔宿的。”

赵对曾国藩俭朴的美德称赞不已,说道:“我在您的总督衙门待了这么久,还没有在通常的饮食中,看见有鸡鸭,您也吃火腿吗?”

曾国藩回答说:“没有。过去别人送,我都拒绝了。现在已经形成风气,好久不见有人馈送了。即使是绍兴酒,也是每斤零着喝。”

赵于是说:“大清朝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曾国藩说:“君将来给我撰写墓志铭,这都是作料啊。”然后一同大笑。

其实,曾国藩本没有必要安排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监视自己的饮食起居,而他这样做了,目的不过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再保持勤廉上偷懒。他曾在教育子弟的信中写道:“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按照曾国藩的思想,居官根本,为政之本都是勤廉二字,因为唯俭可以养廉,唯勤可以生明。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可以古今通用,即使时代再变化,为官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清、慎、勤”这三个字只是换一些适合时代的具体事项而已,本质不会变。

身后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

【原文】

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

【译文】

一个人身后萧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庇护,能这样的除了廉洁的官吏无他人,就连我也觉得做到这般地步十分不易。

【解读】

《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维”是指挂在一张网四角的绳索,这四根绳索,根根不断,才能保证网的维度,才有保证网有约束人的功能。其中的“廉”字是指在为官过程中,不藏污纳垢,不被贪心等妄念蒙蔽。而在古人的眼中,为官勤廉与否,不仅涉及个人的饭碗,还关涉国家的安危,从这个角度说,做官是从业,也是一份责任的履行。那么怎么才算是廉吏呢?曾国藩说“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

在他看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人,是落寞的,也是光明磊落的。所谓身后萧索是因为,廉吏无人可攀附,不给他人阿谀奉承的机会,因此不免落得个门庭冷落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经手的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因此心无挂碍。

对于这样清贫的廉吏,曾国藩敬佩的同时,谦称自己无法做到像他们那般优秀。曾国藩的仕途在外人眼里可谓是顺利的,年仅三十余岁就已官至二品,他做官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以曾国藩发誓做官不为财,他曾说过:“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事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

“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上堂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当初在筹备建湘军、办团练之时,就宣布“不要钱,不怕死”,这里的“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曾国藩曾说过:“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一般的人,都不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曾国藩用这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无愧于君父,并借此来招揽豪杰贤才。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作战胜利之后,被清廷封为一等侯爵。此时,曾国藩已贵为汉臣之首,与满臣之首倭仁地位同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的权力之大,官位之高。曾国藩能居于如此高位仍谨遵初做官时为自己定的“清正廉洁”的做官第一底线,能做到不贪不敛、坚持勤俭朴素,不得不令后世钦佩极。

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

【原文】

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韩愈就曾经说过:“圣贤的人一直都没有自我存在,而不是圣贤的人却是志气盈满,骄傲自得。”原来是从古代就有的感叹啊。

【解读】

真正优秀的人,永远会抱着空杯心态待人接物,给自己不断提升的空间,因此,这样的人,身上不见傲气的浮夸,而是让人由衷赞叹其才能和为人。而自身不足假装优秀的人,会鉴于自身有限的才能而志得意满,待人接物常常流露出傲气,却很少做受人认可、感激的事情。诚如曾国藩引用的韩愈话:“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一个成熟的能人不会骄矜,反而是年少无知时,内心多狂妄。

骄矜、狂妄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是,与他人一言不合便剑拔弩张。这与个人的修养有过,也与个人的年龄有关。曾国藩年少时就曾锋芒毕露过,当时的他与别人交谈时总是傲气四溢,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名叫窦兰泉的朋友前来拜访,与曾国藩探讨学问。两人都喜欢理学,就此展开了讨论。窦兰泉平日为人谦和,在发表自己见解同时,会为他人留下余地。曾国藩却好几次在没有明白对方意思的情况下打断了他的话,口若悬河地发表己见,窦兰泉几乎成了听众。

事后曾国藩很是后悔,在日记中检讨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也就是说:“两个人意见不同,自己在辩论中有些盲目自大,从那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反而怀疑别人不够谦虚。为什么在对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心里很明白,却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

曾国藩的自我批评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自我批评原本就比批评他人要困难,因为人的眼睛总是看他人的时候远多于看自己的时候。所以在争论中就不会考虑别人意见的合理性,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别人如果不买账,就有了争论,甚至认为对方见识浅薄。曾国藩深知自己傲气的锋芒不仅伤害了窦兰泉,也会妨碍自己进步,因此在心中几次反省后,提出了要“戒傲”。

身居高位者本来就容易受到来自上下层的压力与猜忌,就更要注意戒骄戒傲,去除心中狂妄。曾国藩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十分理解收敛傲气,长存敬畏之心才能长久的道理。

“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天下的道理讲究的就是两极互化。为人处世,最关键的是掌握好一个度。自己三思而后行,不要因一时的骄矜,失去了奋斗辛苦而来的一切。何为骄矜?骄矜就是指一个人骄傲专横,傲慢无礼,自尊自大,好自夸,自以为是。

具有骄矜之气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他人。由于骄傲,往往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谨慎小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一个自大自夸的人,就算是有一些美德,有一些功劳和成绩,也会因此丧失掉,甚至酿成悲剧。古人强调恭谦自省,取得一点成就的人更要注意多思考自己的不足,多注意长远的目标,一定要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这个道理。

欲学廉介,必先知足

【原文】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

【译文】

当年州县佐杂在省里任职时,并没有任何的俸禄。现如今虽然每月有几十金的补助,但人们依旧嫌少,这就不知足的表现。为官人如果想学廉介的话,就必须先要学会知足。

【解读】

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束缚,就会不断地索取而无法满足,“欲壑难填”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做官的人对自己的欲望无法控制,想要习得“廉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和珅就是受自己欲望的驱使而成为清朝第一大贪官,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曾国藩这里说“欲学廉介,必先知足”,意思是想要学习廉洁,要先学会知足。“知足”二字,看着简单,实则有妙用。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懂得知足是避免自己滑向罪恶深渊的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懂得知足会使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金钱这种东西,只要能解决个人的生活就行,若是过多了,它会成为遏制人类才能的祸害。”懂得知足,不会变为金钱的奴隶,也在心满意足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即使再富有,也体验不到快乐,在陷入困境时,也很难得到他人的帮助。

吕洞宾有一天从天界下凡来,要救渡有缘的众生。在半路上,他看见有个少年坐在地上流泪。

他向前问道:“少年朋友,你为什么哭呢?遇到什么困难吗?”

这个少年叹了一口气:“我母亲卧病在床,家里没有钱请医生来看病,我本来要去做工赚钱,可是母亲又不能没有人照顾!”

吕洞宾一听,心里很高兴,难得世间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于是为了资助这个少年,吕洞宾使用法术,把路旁的一块石头,变成黄金。当他把黄金交给这个孝子时,这个孩子却摇摇手,表示不要这块黄金。吕洞宾心里更是欢喜欣慰,这个孝子竟然还是不贪恋黄金的君子。

吕洞宾问:“你为什么不要黄金?这块黄金足够让你们母子几年不愁衣食呀!”

少年回答:“你给我的黄金,总有用完时候,我只要你的金手指,以后只要我需要钱,手指随意一指,遍地就是黄金。”

吕洞宾听了以后,对这少年的贪婪之性,感叹一声,飘然远去。

人的欲望像个无底的黑洞,永远没有填满的一天。一个人即使赚了亿万财富,心被贪欲驱使,生活也享受不到富足的快乐。为了自己的欲望不断奋斗,不断地向前赶路,没有心思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久而久之,心灵就会不堪重负。懂得知足,懂得感恩,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留有缺憾,太贪求完美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失望。懂得知足,用感恩的心去生活,就会发现人生处处充满精彩。曾国藩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

毋贪保举,毋好虚誉

【原文】

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不要奢望通过保举获取功名,不要嗜好虚无的荣誉,事事多些知足心,人人守好自己的为人准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解读】

诸葛亮五十四岁时写给他八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意是说,不追求名利,生活简单朴素,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趣;不追求热闹,心境安宁清静,才能达到远大目标。

外在的名利、优厚的物质,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有时候也会遮蔽人们的本心,让人疏于对内心的关照。这样的话,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底线,就有可能被他人、外物动摇。而这对于做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开门揖盗的事情。因此曾国藩在《挺经》中写道:“毋贪保举,毋好虚誉。”名利、虚誉都是身外之物,对它们汲汲营营,说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若一味执着于此,有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子西是春秋末年楚国令尹,做事的时候过分看重名誉,甚至到了沽名钓誉的地步。

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弟子说:“你们有谁能够去劝导一下子西,让他能把名誉看得淡一些呢?”

子贡说:“让我去劝劝他吧。”

于是,子贡就去劝说子西。等子贡回来后,孔子问他子西怎么样了。子贡说,子西也好像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孔子却说:“不受功利左右,才能胸怀宽广;保持本性不动摇,才能保持住高洁的品行。内心不正直的人,做事也不会正直;内心正直,做事才会正直。子西恐怕还是难以避免灾祸。”

果不其然,楚国发生内乱,楚国大夫百胜公流亡吴国,子西处事不慎,将其召回,并任命为巢大夫。不久之后,子西发动叛乱,结果被百胜公所杀。

其实,子西并没有真正放弃对名利的追求,也没有真正看轻这些外物之于人生的意义,否则他就不会作出让自己身处险境的事情了。孔子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子贡回报完后,流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过分追求名和利,就会变得患得患失,喜怒形于色,而流于肤浅庸俗。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不亦乐乎,因为一个虚名而得意洋洋,正所谓树大招风,这样做不但显得自己很没追求,也会招来他人的嫉恨。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和利,人们有时会使自己走入歧途,变得利欲熏心,把别人当作自己的敌人,内心的气量愈发狭小,怨恨争斗也就在所难免。那些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而得来的地位、财富,并非收获,而是有可能成为灭顶之灾。

当一个人不对名利、虚誉有所贪求时,做到知足、守约即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但却拿“毋贪保举,毋好虚誉”来告诫自己。这既是明哲保身的良方,同时,也是在修生养心的方法。淡泊名利,心胸会变得愈来愈宽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内心免受凡尘俗世的干扰,自己所追求的志趣就不会流于庸俗。庄子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哲学家,跟他的淡泊名利密不可分。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

【原文】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译文】

金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骄气和逸气,我们家中千万不要存钱,也不要买田。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决不会没有饭吃的。

【解读】

俗语有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功名上有所成就,那么全家人都跟着沾光。这也是古人之所以要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这种思维背后可能潜藏着使人无法保持“廉介”的隐患。

希求家中一人得道荣耀整个家族的观念背后,是人们要高人一等、维护面子的娇气、逸气。而在曾国藩眼中,这两种心理可能会阻碍一个家族的长远发展,还有可能让别人以此为把柄,陷自己于不义。因此,曾国藩在《挺经》中说他的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给子孙留下足够花费的钱财,足够使用的田产,就等于跟他们说:“今后你们可以不劳而获了。”而这是曾国藩所不认可的。

和这种为子女打算好一切的做法相比,曾国藩更倾向于“授之以渔”的做法。所以他叮嘱自己的兄弟、儿子要“努力读书”,如此便不至于担心生计问题了。相对于保持廉介的长篇大论来说,“努力读书”是一个小之又小的方法,不过书中自有黄金屋,真正把书独到深处,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境界提升了,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现在人常说,“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是人们对曾国藩做官技巧的认可。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曾国藩在官场多年却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在于他有什么左右逢源的为官技巧。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在他的家训中他就多次提到了做官的根本技巧就是自立。

在《曾国藩家书》中,他就在给九弟的家书中谈起了自己为官的经验,大意是人在仕途清廉最为重要,要当一个清官,才算得是一个好官。我们不可否认,曾国藩确实留下了一些资产,具体多少后人无法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通过他儿子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推测。

曾纪泽和曾纪鸿两兄弟,在父亲的教育下生活清俭。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外交官,他所有的薪俸都用到外交使馆和外交事务上了,自己却是一直过着很俭朴的生活。曾纪鸿在北京做一个低级官吏,酬劳都不够养家糊口,生活也是异常拮据。

当时,曾国藩去世还没过多长时间,如果他留下了足够多的遗产,这两兄弟也不至于陷入如此的生活境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曾国藩确实没为子女留下太多遗产。生前,曾国藩本人不靠当官发财,时时不忘教育子弟为官当学廉矩;死后,曾国藩兑现生前承诺,不留资财于后人,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子女。

金钱和田产,代表着财富。曾国藩认为财富多了易使人滋生骄逸之气,因此他教育子女们努力读书,以自己的本领吃饭,这就是曾国藩所主张的不依赖、不追求钱,以自己的本事自立。

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

【原文】

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饭遗缀属。

【译文】

富有的人喜欢施舍,亲戚之间互相慰问,一年中赠送给他们的饭食连续不断。

【解读】

富有的人,因为乐善好施,而身心富足。由此来看,金钱上的富有只是“财富”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精神上的乐于施与也是一种财富。这看似付出的施舍,其实是在收获他人的感恩和赞誉。而一味地索取,看似在收获,其实在挥霍自己的人脉、信誉资本。

曾国藩曾在《彭母曾孺人墓志铭》中说:“在即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馈遗缀属。”这句话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曾国藩在表达对死者的感激,感谢她在曾国藩年少时的接济;另一方面是在表达一种感慨,希望家人能像死者生前那样互相照应。

人,不能单纯地靠着自己的力量达成心中所想,对于曾国藩那样的为官之人来说,为人处世中更是要免不了要有用到他人的时候。然而付出和给予之间是相对的,自己从不给予他人帮助、关怀,他人自然不会为自己付出热心、资助。因此曾国藩的这句“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人脉关系是建立在互相的付出和关照上的。得了高位也好,有了财富也罢,不过像人穿了一件新衣服一般,人本身是没有变化的。如果人们因为自己地位的变化,而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流露出鄙夷的态度,无疑是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

人们应该在自己获得进步的时候,想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并给予适当的回馈。

曾国藩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是这么度过的:在参加完例行的朝贺大典后,他到家中拜见了父亲,而接下来的四天他都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各位同仁好友之间。

首先拜见的是老师。他们一般都在朝廷中为官已久,是位高权重的大官,也是他进入仕途的领路人,因此他在初一的时候就率先拜访了他们。对老师,他总是恭敬有礼,每逢过年过节,他总是会拜见他的老师吴文镕。当吴文镕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相送。他知道另一位师长辈的大臣祁隽藻喜爱字画,就亲自到琉璃厂去买了最上等的宣纸,装裱一个一百六十一寸的“大”字送上,使得祁隽藻开心不已。

接着就去各处拜见湖广的老乡。当时的湖南虽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省份,但当时还是归湖广总督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不仅有湖南籍的官员,也有湖北籍的。他与这些同僚的交往总是保持在安全距离内,只是做好本分的工作,不会过分亲近,但是很周到。

第三部分就是他的同学了,这些人是他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情感虽然是后天培养的,但却是亲情之外所有情感里最亲近的,但是一同进学的缘故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曾国藩曾说: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所以他十分注重人脉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而他的成功与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无关系。他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总督等要职,又在中央十多个部门任职,他的人脉自然也就很复杂了,而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在不同领域上的人就能够为他所用。

人际关系是很微妙的东西。人在世间上的一举一动,所接触的大人物或小人物都很可能变成日后成败的因素。在今天处理好自己身边日常的关系,并不是什么难事。在曾国藩看来,人际交往很简单,多些主动,就可能多一个朋友,平时多些用心,多些诚心,自会多一份历久弥香的友谊。这样一来生活、工作中也自然会多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