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历程
第一节 一个人是怎么长大的
——社会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狼孩与天性
——关于人之初的思考
我国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上提到“人之初，性本善”。而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西方的宗教里，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关于人类天性的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人类永恒思考的话题。
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人们在打死大狼后，于狼窝里发现了两个由狼抚育过的女孩，其中大的年约七八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小的约两岁，被取名为阿玛拉。后来她们被送到一个孤儿院抚养。阿玛拉于第二年死去，卡玛拉一直活到1929年。
孤儿院的主持人J.E.辛格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一书中记录道：印度“狼孩”刚被发现时用四肢行走，慢走时膝盖和手着地，快跑时则手掌、脚掌同时着地；她们总是喜欢单独活动，白天躲藏起来，夜间潜行；怕火和光，也怕水，不让人们替她们洗澡；不吃素食而要吃肉，吃时不用手拿，而是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每天午夜到清晨三点钟，她们像狼似地引颈长嚎；她们没有感情，只知道饥时觅食，饱则休息，很长时间内对别人不主动发生兴趣。不过她们很快学会了向辛格的妻子去要食物和水，如同家犬一样。只是在一年之后，当阿玛拉死的时候，人们看到卡玛拉“流了眼泪——两眼各流出一滴泪”。
据研究，七八岁的卡玛拉刚被发现时，她只懂得一般6个月婴儿所懂得的事，花了很大气力都不能使她很快地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两年后才会直立，6年后才艰难地学会独立行走，但快跑时还得四肢并用；直到死也未能真正学会讲话：4年内只学会6个词，听懂几句简单的话，7年时才学会45个词并勉强地学几句话。在最后的3年中，卡玛拉终于学会在晚上睡觉，她也怕黑暗了。很不幸，就在她开始朝人的生活习性迈进时，她死去了。辛格估计，卡玛拉死时已16岁左右，但她的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狼孩在完全没有人类的环境下成长，身上就带有了动物的特征；那么，从小就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的行为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派尼斯1981年研究了一个叫珍妮的人的案例。珍妮在18个月左右的时候，被锁在一间小屋子里，发现她时，她已有13岁。她童年的许多时光是在一个小便桶椅上度过的，她父亲把她捆在小椅子上，一待就是许多昼夜。没有被捆在椅子上时，她就被放在婴儿床上，置于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她的瞎子母亲被允许给她喂食，但父亲不让她们在房子里发出任何声音。她的父亲、哥哥甚至不与她说话，确切地说，他们对她像使唤狗一样。发现她时，珍妮已是一个消瘦憔悴、情感受滞的少女，她根本不会说话。医生没有发现珍妮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心理学家认为是由于长期的社会隔离，剥夺了她说话的能力。珍妮后来被带到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她似乎懂得了一些单词，但待了一年后，她还不能说话，尽管在许多方面她都取得了进步，例如，学会使用厕所，但是她从未掌握说出一个完整句子的技能。
安娜也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安娜是个私生子，母亲由于害羞，生下安娜后，便把她藏在一间房子里，不与人接触。发现安娜时，她已经6岁半了，当时还不会走路、说话、自己吃饭，也不会保持自己的个人卫生。她没有任何情感表达，对人十分冷漠。安娜被发现后，首先被送到一个智残儿童之家，尔后又送到一所育婴所。她的社会技能逐渐提高，到11岁她去世的时候，她已开始学会说话。
当然，儿童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情形，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案例中得出结论，人最初是一张白纸，并不像其他小动物一样具有动物的天性，比如鸭子生下来就能找水和游水，人类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天赋的，直立行走和言语也并非天生的本能，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社会实践和劳动的产物。而刚出生的婴儿要想成活下来并成长为人类的一员，就必须与他人有正常的互动，必须向他们学习如何思考和行为。这种互动和思考学习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化。社会化的定义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一个新生儿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不管文化内涵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大致都是相似的。婴儿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学习，慢慢地实现了一个从人类动物到具有一定能力、获得独立人格的社会人的转化。当人们度过他们的童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教会了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模式、语言、技能，以及如何去扮演一系列的角色。即使在成年之后，社会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他们会不断学习新的社会技能（比如工作），并不断适应新的社会角色。
其实，社会化贯穿了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从出生、童年、少年、青年、老年直至死亡。社会化是一个深入和持续的过程。
淘气与教养
——这样实现人的蜕变
当人们提到“淘气”的时候，一定是在说小孩子，因为一个成熟的、正常的人是不会有那种行为的。正因为小孩子正处在成长的道路上，因此，他们做出一些被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时是可以容忍并能加以教化的。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卷一·母仪》中写道：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他们就住在墓地旁边。有一次，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母亲看到了，皱起眉头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母亲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母亲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年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母亲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以防他学坏。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
我国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里很早就有“人不学，不知义”，“苟不教，性乃迁”之说，于是人们很早也就明白了，人是需要教化的，教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人到底怎样才会成其为人？教化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人从出生到6岁时是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此后在正式成人之前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他人的直接帮助。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人逐渐地摆脱了“淘气”获得了“教养”，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生存能力、学习能力以及社交技能等。
科学研究表明，人最初根本不具备任何社会本能。人类的生存技能和科学知识都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通过学习慢慢积累起来的。在婴儿的成长过程中，与母亲的互动对婴儿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母亲和婴儿的互动（比如怀抱和亲吻）不仅满足了孩子身体生长发育的需求，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情感。一项对比试验表明，经常接受母亲抚摸的婴儿神经系统发育得快，比其他婴儿更活跃，体重增加的速度会比那些不受抚摸的婴儿快47％。如果最亲近的人长期不能在亲密距离中相处，会导致情感缺失，甚至会在生理上出现不良反应。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哈洛对恒河猴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笼子中设置两个“母亲”，哈洛用铁丝做了一个代母，它胸前有一个可以提供奶水的装置；然后，哈洛又用绒布做了一个代母。他写道：“一个是柔软、温暖的母亲，一个是有着无限耐心、可以24小时提供奶水的母亲……”一开始，哈洛把一群恒河猴宝宝和两个代母关在笼子里，很快，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几天之内，猴宝宝把对猴妈妈的依恋转向了用绒布做成的那个代母。由于绒布代母不能提供奶水，所以猴宝宝只在饥饿的时候才到铁丝代母那里喝几口奶水，然后又跑回来紧紧抱住绒布代母。当把绒布代母拿走之后，猴子们产生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哈洛和他的同事证明了：“接触所带来的安慰感”是爱最重要的元素。
心理学家施皮茨比较了两组孩子：一组是在监狱托儿所中受到自己母亲照顾的孩子；另一组是在孤儿院中由称职的保姆看护而没有得到自己母亲亲自细心照料的孩子。虽然在孤儿院孩子刚入院后在身体素质、发育和智力指标上要高得多，但是不到4个月，这些指标就开始下降，情况并不断变化，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自己进食，也养不成清洁习惯。监狱托儿所的婴儿却在健康成长，因为他们在生命头12个月里与其母亲有着密切的感情交流。
对儿童安全的巨大威胁则是与母亲分离所造成的创伤。婴儿和幼童应该与母亲（或是长期充当母亲的人）有个温暖、亲密和连续的关系，婴儿和母亲双方在这关系中都能得到满足和愉快；这对于人格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约翰·鲍尔贝说：“生命的头3年中长期的分离（指母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有着特有的影响。在临床上，这种孩子感情淡薄，十分孤僻。他们不能开展与其他孩子和成人间的正常联系，从而得不到名副其实的友谊。”
从婴儿成长为成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婴儿时期只有一些简单的情绪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慢慢地成长，他开始能区分自己的父母亲与别人，随后能对母亲的微笑和表情做出回应，直到学会了走路、学习。孩子在与父母亲的互动交流和周围的人的模仿学习下，慢慢长大，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自我肯定来自于别人的肯定
——镜中我
随着人的不断成熟，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问这样的问题：“我是谁？”这就是自我认识的开始。从古至今，人们探讨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这个问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所以，“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或者，“要么只是禽兽，要么是个神”。近代科学和政治学的重要奠基人霍布斯说，人是自私的，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法国思想家蒙田则说，人是一种奇妙的、无聊的、浮躁的、反复无常的东西。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库利认为，人事实上是无法在没有人的环境下认识自我的。库利提出，人对自己的了解实际上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获得的。
库利是美国早期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对传播与人的社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初级群”和“镜中我”的概念。“镜中我”是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的经典概念，是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的，源自库利对自我的反映特征的一个比喻：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另一个过路者。
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一个人对于自我有了某种明确的想象——即他有了某种想法——涌现在自己心中，一个人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感觉是由别人思想的、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这种类型的社会我可以称作‘反射的自我’或曰‘镜中我’。”因此，认识自我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方面：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关于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按照库利的说法，“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做出行为后，设想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他人是一面映照自己的镜子，我们从他人那里感受到自己和理解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
库利提出“镜中我”的概念，用以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有机的和稳定的联系。他认为问题不在与承认个人或社会哪一个处在优势，而是要考虑个人如何存在于群体之中，以及群体如何存在于个人之中。与他的群体论相一致，他假定：“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未曾经验过的抽象；同样，一个社会，当被视为与个体分离的事物时也是如此。真实的是，人的生活可以从个人方面去考察，也可以从社会的即总的方面去考察。”
在家庭中，孩子通过父母赞同或者反对形成自我意识；通过注意父母的手势和话语，并开始认识到父母的期望、评价和意见，并通过惩罚获得对父母反对意见的认知。由此，一个淘气的孩子渐渐地成长为社会可以接纳的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不要小看孩子的“过家家”
——角色借用
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玩过“过家家”的游戏，四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演“爸爸”，一个演“妈妈”，剩下的分别演“兄弟姐妹”，这下家里的人员就组织齐全了，然后孩子们就模仿成人世界里的活动，比如，“妈妈”开始做饭了，“爸爸”出去买酱油了，“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出去玩……
“过家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游戏。不要小看孩子们天真的“过家家”，因为这是小孩子们人格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萌芽，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与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的开始，应该说是每一个孩子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必经过程。社会学上把孩子们开始模仿自己之外的人的行为活动称之为“角色借用”。
角色借用最初是由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来的。乔治·赫伯特·米德是一个符号互动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认为他自己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著作为社会学家们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在他死后他的学生发表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学笔记。
米德认为，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所区别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和符号的理解，自我概念开始发展。当孩子们在思维中把自己当作客体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加以想象和思考的时候，自我就形成了。他们可以与自己的自我“交谈”，可以对自我作出反应，他们本身形成了自我的客体。
米德将自我分为两个部分：“主我”与“客我”。“主我”包括每个人自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如在每个正常婴儿和儿童身上都有的无约束的冲动和动力。“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对那些要求的个人意识。“主我”首先发展起来。由于婴儿必须首先领会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因此“客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现。米德认为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作出反应。
从米德的观点看，客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极不相同的阶段，有三种形式：模仿、嬉戏与群体游戏。
模仿阶段包括人的一生中最初的两年时间。在这个阶段，儿童仅仅从事米德所说的与父母“手势交流”活动，模仿父母的动作。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客我”尚未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或嬉戏阶段从两岁开始，大约持续几年的时间，这时孩子开始从事角色借用：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能力。这一时间是最先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与父母未能满足他们某种或多种需求从而遭受挫折的时候。
起初，儿童开始借用的角色是重要他人的角色。重要他人即指与儿童相处十分密切、同时对他们自我发展影响最大的那些人。一般来说，第一个重要他人是父母或代理父母之职者；到后来，兄弟姐妹、家里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非亲非故者陆续加入到儿童的借用角色之中。在这个阶段，当儿童模仿他人角色的时候，他们实践着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儿童也许首先演偷饼干的坏孩子，然后假装呵斥坏孩子的父母，最后扮演解决问题的警官。就是在这个阶段，儿童才开始第一次把自己看作社会客体：“我在做此事”、“他要糖果”。虽然“客我”在这个阶段得以发展，但儿童还是不能理解角色借用的意义，他们只是在玩耍生活中的社会角色。
三四岁以后，一个人的群体游戏阶段就立即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走出家庭，与更多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同时他们也把家庭看作他们所隶属于的群体。儿童开始关心非家庭群体、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即米德所说的一般他人。在游戏中，如玩垒球，儿童必须考虑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扮演许多不同角色时的相似行为。他们必须知道周围的整个情势。这样做时，他们借用的是一般他人的角色。当能够这样做时，他们已将“社会”内化了，“客我”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
白领出逃是社会进步还是认同危机
——认同危机
生活在农村或城郊的人们，谁不渴望到大都市去生活，各种各样的人才如潮水般涌进大城市的现象已经不再新鲜。然而新鲜的是，在上海工作的白领们宁愿放弃当下令人艳羡的工作，而甘愿到其他相对较小的城市去生活。就像围城一样，出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白领的出逃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的问题，在身份认同上的强大危机才是白领出逃的最大原因。白领们是一个光鲜的称谓，表面上有优厚的薪水，但巨大的生活压力和风险预期的不成比例，让白领阶层的焦虑有升无降。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既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
与“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相联系的一个数字是，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认同度还低，并且有关研究表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由此看来，正是认同危机的产生，导致了白领的“出逃”倾向。
更进一步说，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是白领阶层对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显现，因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当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出逃”似乎成了个体理性的一项选择。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的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说到底，认同危机才是白领出逃的真正原因。
认同危机使白领感受到了来自工作和内心的双重焦虑。自我身份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同，使身处在大都市之中的白领感觉到了空前的孤独感，于是他们选择了远离。
认同危机并不是只发生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其实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它都会发生，并随着人一生不同时期的发展而变化。认同危机是著名社会学家艾里克森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人格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由“认同危机”产生，通过对危机的解决，人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他将自我的发展分为8个阶段。
（1）婴儿期的信任和不信任。在婴儿时期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信任；反之，就会孕育一种基本的不信任。信任与不信任的危机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世事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与改变，信任与不信任也会发生转换。
（2）儿童早期的自主与怀疑。随着儿童运动机能和大脑智力的发展，自主（独立的感觉意识）开始出现。如果父母能够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就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肌肉、冲动、自我以及周围的环境。当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儿童有时候会怀疑甚至害羞。此时，如果父母没有耐心而代替儿童去做的话，就强化了儿童的怀疑意识。在儿童进入其他发展阶段后，就会感到更加害羞和怀疑，而不是自主，从而影响到人的自主意识的获得。
（3）学龄前的主动与内疚。在差不多能够上学的时候，儿童已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这个阶段，孩子开始尝试创造，不过孩子对自己创造的认同主要来源于父母的评价，如果父母否定孩子的行为，就可能使孩子产生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内疚感。
（4）学龄早期的勤奋与自卑感。在小学阶段，儿童希望能够对事物的道理获得了解，如果成年人鼓励儿童努力去探讨，譬如搭房子，就会加强儿童的勤奋感；但父母如果把孩子的努力看作是“捣乱”或“调皮”，或者要求儿童遵守成人的规则，就会使儿童产生自卑感。
（5）青春期的认同与角色混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孩子的身体发生了变化，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是因为他们的角色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角色，如男友、女友、运动员、学者及许多其他的角色。如果这些角色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性和勤奋感，那么，进入青春期后就比那些没有形成这些感觉意识的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避免角色混淆。
（6）青年时期的亲密与孤独。在艾里克森看来，亲密是指一个人在无须虑及自我认同丧失的情况下热爱另一个人和关心另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不能与他人亲近，就会生活在孤独之中。而亲近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自我认同的强度。
（7）中年期的代际关怀与自我沉浸。进入中年的人，已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关怀也因此超出了自己的家庭，更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关心下一代的生活状况。这就是艾里克森的“代际关怀”。如果这个年龄的人没有形成代际关怀，就会沉溺于自我，个人的需要和舒适就会成为他们的主要关怀。
（8）老年期的完美与绝望。这是人生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时期的人已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如果人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就会产生完美的感觉；否则，如果后悔自己在一生中的过失和丢掉的机会，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留守儿童为什么性格孤僻
——社会环境的影响
什么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其前提条件是：
第一，他们是儿童（年龄在14岁以下）。
第二，他们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常年流动到其他地区，不在自己身边。
第三，他们留在户籍所在地，被寄养在祖辈或父母的亲戚朋友家里，而他们的日常费用开支由父母提供。
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是关注的重点对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其中学龄儿童占44％，有800多万。”
他们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祖辈家里或其他亲戚家中，而自己的家里则长年无人居住，这样的儿童长期处于一种亚家庭状况，得不到父母亲情，家庭教育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父母在外打工致使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缺乏亲情，而亲情关系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习惯、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研究表明，亲子抚养比隔代抚养和寄养能更好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往往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
亲情的缺乏和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对于孩子的成长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指导。而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极易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
另外，通过调查发现，在留守儿童中，放纵溺爱型家长的比例比其他儿童中的比例要高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监护人管不了、不敢管、不会管，外出父母则管不够、舍不得管，留守孩子几乎生活在无限制状态下，无形中助长了其自私任性、霸道蛮横、逆反心理重、以自我为中心等极端性格。而且随着父母外出时间长短而发生变化，一般显示为时间越长，性格变化越快，且年龄越小，变化越大。
外出务工的父母，一般都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微薄且工作也比较繁忙，没多少空闲的时间，他们往往常年在外，很少回家。一般一年以上回家一次，个别家长5年以上没有回过家。“留守儿童”主要是通过书信、电话与父母进行联系，但次数很少，一般要一个月左右才联系一次，有的半年以上联系一次，有的甚至一年到头几乎没有联系。
总体来说，外出务工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较少，鉴于联系的方式多是电话，往往无暇顾及到孩子的学业、品德和心理状态等问题。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儿童和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特殊，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存在行为偏差。调查中发现，许多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道德品行较差，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向小点的同学索要钱物等行为，有的迷恋桌球室、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对留守孩子的种种行为问题，监护人、家长、学校等方面都感到难以控制。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当孩子们有心事时，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倾诉渠道，所以一些消极的情绪会慢慢郁结在心中，无法得到有效疏导。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对自身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独特的理解与认识，也产生了许多烦恼与冲突。这时，他们需要畅通的倾诉渠道，更需要正确的引导。但由于远离父母，缺少了起码的与父母交流的机会，而爷爷奶奶往往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常引发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种种心理病症，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是极为不利的。据调查，留守子女宣泄烦恼的途径，占51.2％的人选择“憋在心里不说，写日记”，选择“和同学或朋友说”的占23.5％。由于缺乏或者不愿意采取与监护人或老师交流这些正式的宣泄方式，过半的孩子积压忧郁，必然产生自卑心理，所以，在留守儿童当中，极易形成这种畸形心理和孤僻的性格，心理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据社会学家的有关调查显示：从留守儿童对家庭生活期望上看，54.5％的留守孩子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希望“和亲戚共同生活”占8.6％，希望“一个出去一个在家”占36.9％，这表明孩子当前有严重的“亲情饥渴”。尽管如此，35.6％的留守子女却表示与在外打工的父母相处时感到生疏冷漠、交流困难，可见长期的分离和缺乏联系使得亲子关系会出现障碍，甚至出现“亲生后母现象”，这无论对父母还是孩子来说，都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可能会使他们将来出现性格冷漠等许多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他们将来的健康发展。
在了解留守儿童心理感受时，发现回答“看到别的小孩和父母在一起感到难受”比例最高，占到41.3％；“孤单无助，感到被遗弃”占到27.7％。可见，亲子关系缺失对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人格发育带来了严重后果。甚至还有6.6％的子女表示有过“有离家出走”等念头或行为。可见，亲子关系缺失给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发展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化群体一直就是家庭。这种连续不断的重要性源于它在一个人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中所处的最初社会化主体的地位。社会化是从家庭开始的，在这里孩子们学会认识他们是谁，他们能够和应该从他们的社会期望些什么，这个社会对他们期望什么。
在完成社会化任务的许多方面，家庭都是理想的场所。因为家庭是一个初级群体，其成员之间有大量的面对面的接触，儿童行为能得到密切的注视，错误和不宜的行为可以在早期就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不完整的家庭不能担负起孩子最初社会化的责任，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化机构对孩子们产生的不良影响，很容易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和性格上的问题。
是谁在教育你的孩子
——大众传媒的影响
大众传媒指的是传播到广大人群之中并对你产生影响的传播方式，尤其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信息传递速度很慢，主要靠口头传达。现在的信息几秒钟之内就能一下传遍全世界。人们只要轻轻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轻松地看到自己想看的新闻、电影、电视剧。因此，现代的儿童已经成为“电视的一代”或者“网络的一代”，因为电视、网络等传播的公开性，成人和儿童之间不再有秘密，儿童迷失在了如此强势的成人信息网络系统中。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和社会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报纸、电视、电影、杂志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在给人们带来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诸多弊端。从20世纪早期学者们不断忧虑的电视问题开始，至今人们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关注。如果那个时期有识之士担心的还仅仅是电视减少了家庭成员的交流、造成未成年人阅读时间减少和观众“傻瓜化”倾向等，那么现在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减少，还暴露了更多的其他问题，并且日益显性化。
1.向往超自然的魔幻力量，脱离现实社会
从“哈利·波特”现象的风靡全球，到《指环王》、《午夜惊魂》的离奇惊悚，此种情节离奇、悬念跌宕的惊险刺激的故事片，一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电影的走俏使许许多多的儿童沉迷其中，脱离现实生活。
2.影响孩子们价值观的形成
演员作为一种特殊符号，通过大众传媒传递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毫无辨识能力的孩子们盲目地模仿演员们怪异的神情举止和奇异的着装搭配。如果是女性，一般要有暧昧的眼神、扭动的腰身、奇异的装扮；歌词要有爱，最好是痛不欲生、欲罢不能的爱，歌声也可以不圆润优美，呼喊嚎哭、捶胸顿足皆可。现代社会，如果哪天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互联网，想不看到上述那些新鲜的时尚都不行。多少父母在问：“电视里出现成年男女亲热的镜头时，我该不该把4岁孩子的眼睛蒙起来？”问题是，如果真要蒙的话，那只好让孩子成天戴着眼罩生活了，因为家里电视机可以不看，走在大街上广告牌是没法不看的。不论静态广告还是动态广告，动辄就是俊男靓女，很多内容在宣传产品的基础上迎合大众的口味，以媚俗的形式出现，深刻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的形成。
3.广告误导儿童的消费，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儿童广告会刺激儿童购买欲，并能通过儿童来影响父母的购买行为。有调查结果表明：孩子对家庭消费的平均影响力已超过25％；在与孩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方面，孩子的平均影响力约达60％。他们太容易受广告的影响。电视广告轻易地操纵着儿童的信念和喜好。在传媒的误导下，他们只想通过消费满足自己的愿望，提高自己在伙伴中的地位、威信。大众传媒，尤其是广告，不仅刺激儿童消费，而且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
4.对暴力的崇拜，增加儿童暴力行为
影视文艺作品中常常拿黑社会、黑势力、流氓、打斗、施暴作为渲染的噱头，以吸引人们的眼球，成为媒体的卖点；网络游戏中风起的枪杀等都大大激起了儿童的暴力倾向。此外，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并非单是杀人、放火、流血等，任何有明显而具体的语言或行为的使人屈服而无论是否有伤亡的情景均属暴力。
口语暴力、武器暴力、物品暴力均为暴力的展示方式。传媒中渲染的暴力或“软暴力”，容易给儿童造成错觉，以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另外儿童还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容易模仿暴力节目中的情节、手段。
5.对性题材的滥用
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大众传媒无一例外地在其文本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性题材，从原先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到后来的大胆挑逗，再到现在许多时段加长或篇幅加大的亲吻、抚摩、器官展示。如果说在“欲说还休”阶段还讲究些许唯美色彩的话，现在对人体器官的夸张突出，已经将人的视觉和感官还原为蒙昧状态，但即使是这样，文本的设计者似乎还担心不能吸引观众持久的关注，连卖牙膏、汽水、奶糖的广告统统都用上了性暗示。这种情况不仅在以普通大众为定位对象的大众传媒中存在，而且还在向似乎更为理性和高雅的学术杂志中蔓延，其学术表述方式也充满另类特征。
生活条件的改善提前了人们生理的成熟期，再加上大众传媒有意无意的“性刺激”，强化了青少年的性幻想，但没有合适条件承载的性刺激是令人担忧的。
说到底，大众传媒无法避免商品规律的影响。为争取大众收视率而不可避免的媚俗倾向，使得大众传媒承载的信息难免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电子传媒的形象性、直观化使今天的儿童习惯于“看”而怠惰于“想”，“眼球文化”带来的是思想的浅薄和思考力的下降。电视瘾、电子游戏瘾、网络瘾毁掉了孩子的学业前程和身心健康，色情黄毒、暴力犯罪使花季少年迷失本性、堕入深渊。
现在很多教育专家都承认，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影响儿童成长的与学校、家庭、同龄伙伴并列的第四大因素。据我们了解，凡是孩子受传媒负面影响而出问题的，其父母往往缺乏媒介指导的意识或缺乏有关传媒的知识。因而，应发挥各方力量，加强媒介指导，为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1）要加强对儿童的媒介指导。指导孩子科学合理地利用媒介，识别虚假信息，排除有害信息，选择科学、有效的信息。
（2）电视台应考虑电视节目的“时间分类”以及“内容分类”，为儿童专门设置频道或栏目；对街头广告进行清理。
（3）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鼓励和倡导作家、导演为儿童多创作高质量的知识性和文学性作品，大力发展儿童电视艺术。
（4）提高创作者的素养。媒体产品面世的背后是一群创作者，从编导、设计、策划到具体操作，直至最后成形，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精品创作需要有精品共识，在基本价值尺度上，首先需要在这个群体的合作上取得共识。在这个价值和意识形态日趋多样性的时代，如何获得这样的一致，尚需更高层面共同理念的建构和较长时间的消化。
（5）加强对儿童接触电视、录像和电子游戏机的引导和控制。向家长、教师介绍有关知识和技巧，不断提高儿童对电子媒介的分析能力。
青少年犯罪事件频发
——同辈影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发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曾激起了无数少年英雄以及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其中有倡导“博爱、改良、公天下”的少年孙中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少年毛泽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周恩来……
少年时期，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可塑性很强。也就是说正处于人生的拐点，如果教育得当，那么今日的青少年便是明日国家之栋梁；相反，如果教育不善，也很可能走上歧路。现在青少年犯罪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出犯罪问题突出和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特点。据权威资料显示，我国14～18岁未成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作案成员的比例一直处于10％以上。14～25岁的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作案成员的比例一直处于50％左右，有的年份甚至高达63.7％。全国法院判处青少年犯罪类型的比例中“两抢”犯罪占了70％，并且呈现低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3岁，15岁以下的少年违法犯罪增多。
在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除了学校和家庭教育不当的原因之外，不良的社会关系也是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一大因素。社会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绝大多数的犯罪青少年开始时并无明显犯罪动机，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受到坏朋友的影响，引诱产生犯罪动机和参与犯罪的，这在偷窃、抢劫、流氓、斗殴犯罪案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犯罪青少年的动机调查表明，26％的青少年作案的时候无明显动机，32％是由于朋友的怂恿、“激将”而“犯罪”，不良朋友间的影响、感染、怂恿不仅可以形成犯罪的直接动机，还往往对犯罪动机起着强化作用。若几个犯罪青少年纠集在一起活动，就会互相壮胆，增强犯罪的安全感，减轻罪恶感，认为许多人一起干犯罪活动就安全得多。不良交往不仅导致青少年犯罪数量的增加，而且促使犯罪情节、手段和后果变得更加复杂、严重使一些人从犯罪的“单面手”转变成“多面手”，从单干发展到结伙，这些犯罪分子互相传授犯罪知识、交流犯罪经验，使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呈现犯罪的团体化和智能化趋势，后果越来越严重，导致许多恶性案件的发生。
在青少年犯罪中不良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被称之为同辈群体影响。所谓同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初级群体。
同辈群体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他们交往频繁，时常聚集，彼此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同辈群体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同辈群体的影响日趋重要，甚至有可能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青少年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进入同辈群体，并在群体生活中实现某种社会需要。有许多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说，自己的行为都是在仿效自己身边的同伴，并不知道是违法的。
因此，可以说同辈群体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催化剂”，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米德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大到改变传统的文化传递方式的地步。”同辈群体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下面是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消极影响，它促使青少年逆向成长和发展，并造成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辈群体所承载的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存在着相悖的一面。
青少年群体性质的不同，传递的文化特质也不同。积极型群体往往载荷社会主流文化；中间型群体所承载的主要是同辈群体亚文化，它并非代表社会期望的主流文化；而且群体趋向于提供反权威的支持，引导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反社会行为，如结伴酗酒、抽烟、打架等，使群体的性质向消极型转化，从而其传递的文化也与社会主流文化背道而驰，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不利影响。有关学者也指出了现代青少年文化异化现象，在价值观方面，他们过分关注自我，缺乏鲜明的是非观念，呈现文化理想主义倾向。这易导致人格扭曲、无法适应社会。
（2）同辈群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卫性和排斥性。
一旦群体形成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圈内人”就会构建出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自己与“圈外人”隔离开来。群体的归属感较强，这易使被排斥者产生孤立感，自尊心受损，影响到往后的情感表达，还可能导致在“报复心”驱使下的各种反社会行为。同时，它也不利于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会抑制情感交流，阻碍社会化过程。
（3）群体内部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对成员的控制是非正式性的，随意性较强。
一旦群体内的规范与社会行为规范相悖时，群体内强大的无形的制约力会促使青少年屈从于群体行为规范，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特别是由一些常有不良行为表现的青少年组成的同辈群体，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对整个群体的健康成长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如少数群体内的成员会结伴抽烟、喝酒、打架、整天泡网吧玩游戏，甚至出现偷窃、抢劫、损坏公物等，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滋生地。另外群体内部的行为规则，也使师长不容易了解、掌握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动向。
（4）维系同辈群体存在的单一的情感纽带，不具有稳定性，缺乏理性的指导，易导致意气用事。一旦青少年之间发生冲突，所属群体会凭着“朋友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观念，不加思考地帮助群体成员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这不仅不利于群体成员形成正确的行为模式，无助于他们培养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还易形成反社会行为。若感性因素不加以理性指导，一旦群体内发生矛盾冲突，易导致群体内部分裂，更无益于青少年的社会化。
（5）青少年易受群体核心人物的影响，但这种魅力型权威也易导致盲目性。
青少年在思想和行为上追随核心人物，一旦他的言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群体成员也会误入歧途，产生各种反社会行为。另外，同辈群体的活动有时与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争时间，一些青少年过于热衷于同辈群体开展的活动，而对学校正常的班集体的活动缺乏热情，从而影响到班集体的正常工作，对班集体的凝聚力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有时还会引发小群体成员集体逃学现象。
监狱犯人的劳动改造
——再社会化
我国对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实行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改恶从善、成为新人的制度。
1954年8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使这项改造犯人的政策法律化。
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既对罪犯实行军事管制、强迫劳动，同时又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上给予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促使他们改恶从善，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劳动者。改造罪犯的思想，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针对案情性质、犯罪原因、政治态度、出身经历、教育程度、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教育。在改造工作中，严禁虐待、肉刑和一切违法的管理方式。
为了避免犯人中的不良思想互相影响，有效地进行改造工作，根据犯人的不同情况实行分别关押，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劳动改造条例》第3条规定：对已判决的犯人应当按照犯罪性质和罪刑轻重，分设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给以不同的监管。对少年犯应当设置少年犯管教所进行教育改造。
在我国的社会意识中，监狱被认为是堕落者的“天堂”，一直是一个黑暗的角落，很少有人去关注。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有过犯罪经历的人在监狱中进行社会改造之后，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么也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现象是社会学值得研究的一大课题。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2010年3月14日，一名持刀歹徒要向一名路人行凶，正路过此地的一个名叫钟音的男子挺身而出，在制止歹徒的过程中不幸被歹徒砍中了脖子的主动脉，最终因医治无效而身亡。事发后，钟音被深圳市授予见义勇为“治安勇士”的称号。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见义勇为的案例，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见义勇为的勇士曾有过十几年监狱生涯，然而这样的经历和现在钟音这种英勇的行为，使人们对钟音更加好奇也更加敬佩。
钟音，1969年12月29日出生，吉林市人。1987年12月14日因抢劫被拘留，12月22日被逮捕。1988年1月23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起止时间是1987年12月24日至2003年12月13日。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钟音在还不到18岁的时候便失去了自由，从此开始了身陷铁窗的囚徒生活。
进入监狱服刑，和其他囚犯一样，钟音也参加了劳动改造。吉林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李维林说，钟音入狱时年龄小，比较冲动，起初常与其他犯人打架，在参加了监狱组织的“犯人家属规劝委员会”之后，整个人慢慢地发生了改观。后来，钟音考入监狱技工班，学习铆工技术，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两年以后从技工班结业，分配到三大队，从事铆工专业技术劳动。经过监狱几年的劳动改造，钟音逐渐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开始参加监狱组织的政治文化学习，追求文化知识，积极改造自己。
钟音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他自己学习掌握了劳动技术之后，还主动带领其他服刑人员学习劳动技术。监狱教育科因此把他聘为犯人兼职业余技术教师，钟音培训了一大批技术骨干。由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1992年1月31日和1994年1月31日，钟音获得两次减刑，共减去2年7个月刑期。1995年，钟音因病保外就医，保外就医期间没有违法犯罪行为，2001年5月13日刑满释放。
吉林监狱的领导说：“我们为钟音的先进事迹所感动，同时为他失去生命而悲痛。钟音抢劫犯罪，经过监狱改造后，浪子回头弃旧图新，在人民群众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监狱将迅速在全监服刑人员中开展向钟音学习的活动，学习他积极悔过自新、见义勇为的高尚行为。”
钟音曾是一个不到18岁就身陷铁窗的少年，有过抢劫的罪行，但是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改过自新迎来了新的人生。
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之为再社会化。尽管社会化在整个生命周期都在进行，但我们所形成的人格大部分是建立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未发生变化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建立在那时确立的自我认同之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青少年或成人经历着一种再社会化过程，即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监狱犯人的劳动改造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社会化是人的一生各种社会化中的特殊种类，而罪犯的劳动改造则是再社会化诸多途径中特殊的一种。这种变化由两个明确的阶段完成。首先，犯人会从自由的市民环境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封闭的监狱环境之中，他们开始经历剥夺的过程，这使他们旧有的自我被系统地刷去。犯人们被要求放弃过去所穿的服装，留起统一的发型，并且很少允许与以前的朋友接触，并让他们进行体力劳动。这一系列的行为使得他们过去所认同的东西渐渐弱化。
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新的自我重构起来，犯人们被灌输了一套新的行为模式，通过劝说纠正他们的价值观，慢慢地适应一个新的社会角色。
社会学中，再社会化所追寻的是将社会化失败的社会成员通过说服、教育、强制等社会控制手段最终达到使社会成员将社会规范内化的效果。只有使社会成员明白什么是对与错、合法与违法、美好与丑恶，才能从根源上抑制犯罪动机，从而使社会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日本少女成人礼都做些什么
——过渡仪式
在现在的日本还保留着成人礼，当少男少女年满20岁时，就要参加一场盛大的成人礼。
成人礼是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在这一天，凡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要身穿传统服装参加官方或民间团体为他们举办的成人仪式，内容包括年轻人宣誓、长者的祝贺和参拜神社以及参加各种传统的文娱活动等。
日本的成人礼原本只局限于男子，后来又有所发展，他们为女孩子同样也举行成人礼，目的是要让青年意识到自己已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日本少女们在母亲的帮助下，像出嫁一样穿戴起崭新的和服，扎起高高的云髻，指甲上画上花，然后盛妆出席仪式，接受长者的祝贺，还要去参拜神社或祭祖。
在上一年度过自己20岁生日的“新成人”都要在这一天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假如新成人在社会上没有美名，是有恶习的人，他或她便不能以“新成人”的身份参加下一年的成人仪式，因为他在新成年人面前，应该是他或她的榜样。另外，就是在20岁之前做过一些重大错事的青少年，或许曾被许多人看不起，但是参加了成人礼就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前再大的过错也将得到社会的宽恕，因此是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好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的成人仪式，对青少年教育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项习俗早在天武天皇十一年（公元683年）就实行了，并在1948年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1948年，日本政府规定每年1月15日为成人节，这是日本国民的一大节日，届时全国放假。日本政府根据民俗规定满20岁的人要过“成人式”，成人仪礼就是源于古代中国的“冠礼”。
在古代中国，正冠礼属于古代“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中的嘉礼。什么叫冠礼？《仪礼本义·士冠礼》云：“加冠于首曰冠。冠者，成人之始，圣人重之，故特定为冠礼。”不过，在古代中国，冠礼仅限于男性，在男子15～20岁时，为他束发簪缨，加冠服，以此宣告他获得了成人的资格。有学者认为，人所以为人者，礼仪也。而礼仪对于孩子是由外到内的过程，从而，由衣冠整而容体正，由容体正而颜色齐、辞令顺，然后才能礼仪备，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这便是自小而大的修为过程。冠礼意味着学礼行礼的开始，意味着冠者从此进入了人生的礼仪。古人把“穿戴”竟视为治国治家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不能不佩服这是一种智慧。
这种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举行的阶段性的重要仪式，在社会学上被称之为过渡仪式。过渡仪式代表着一个人生阶段的正式完结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是值得纪念的。
其实，不同文化的各个民族中都有这种过渡仪式。
非洲刚果的科塔（Kota）民族在青少年时期会把自己涂成蓝色，蓝色被视为死亡之色，象征儿童时期的结束。美洲的墨西哥女孩会在晚间跳舞前参加一整天的宗教静修，埃及的妇女有跨过她们的新生儿7次的习俗，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会在毕业时把帽子丢向空中；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庆祝式的过渡仪式，戏剧化的过渡仪式代表与证实某些人某一段身份地位的改变与结束。
这些特殊仪式标志着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同时代表社会化过程会继续遍及所有人类生命循环的阶段。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运用的是生命历程的方法，认知到生理（生物学）可以改变模式，但并无法指挥人类从生到死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校的毕业典礼、婚礼以及成为父母亲，都被视为一种过渡仪式或通关仪式。人们不一定会在同一时间经历这些仪式，这些事物出现的时间，根据一个人的性别、经济背景、居住地（市中心、市郊或是郊区），甚至出生年代时间，而有所不同。
我们在生命的后期，会经历一些最艰苦的社会化挑战（和过渡仪式）。评估一个人的成就、应付日渐衰老的身体、经历退休以及面临无法避免的死亡，这些都会导致痛苦的调适。因为许多社会看待和对待老年人的负面态度，使得老年人的议题更为复杂。
婚丧嫁娶
——成长各阶段的重要仪式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生阶段，比如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等，每一个时期不论是人的生理还是心理都各有其特点，而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时期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不同的，他人对你的社会期待也是不同的。社会对一个人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的期待都反映在了某种仪式上面，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仪礼。
人生仪礼又称个人生活仪礼，在社会学及民俗学上称“通过仪礼”。每个人在一生中必须经历几个生活阶段，人的社会属性是通过这些重要阶段而不断确立的。进入各个阶段时，总有一些特定的礼仪作为标志，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评价。我们便以平遥古城的婚丧嫁娶习俗为例，来一一展现这些人生仪礼。
平遥古城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生态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古城保留着很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囊括时令节日、纪念节日、祭天地节日、祭祖节日、祭神鬼节日等。它反映了人们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信仰。平遥保留着完整的人生仪礼，如婚、丧、寿、生日庆典等，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对个人成长的纪念。
1.婚嫁礼仪
婚姻嫁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自古以来备受重视，既是一桩值得庆贺的喜事，又是非常注重礼仪的过程，表现的形式和手段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现象。
平遥婚礼过程，实行“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当儿女婚嫁时，由男家家长请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提亲。男家在纳采时，需将大约30种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礼物送给女家；女家亦在此时向媒人打听男家的情况。问名：即在女方家长接纳提亲后，女家将女儿的年庚八字带返男家，以使男方为他们占卜吉凶。纳吉：收到庚帖后，男方便会将庚帖置于神前或祖先案上请示吉凶，以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克。当得知双方并没有相冲相克之征象后，婚事已初步议定。纳征：即男家把聘书和礼书送到女家。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约同媒人，带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此时，女家需回礼。请期：即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征求女家的同意。亲迎：在结婚吉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会偕同媒人、亲友亲自往女家迎娶新娘。新郎在到女家前需到女家的祖庙行拜见礼，之后才用花轿将新娘接到男家。在男家完成拜天、地、祖先的仪式后，便送入洞房。
2.丧葬
平遥县民故后历为土葬，在举行葬礼时，保留着很多传统仪式和传统用物。这些仪式及用物包括了吹、拉、弹、唱、书法、刺秀、剪纸、折叠、板印、沾帖、绳结、纸艺、面艺、插艺、缝艺等几乎所有民间艺术。丧葬程序为停尸、报丧、入殓、烧纸、出殡、圆墓、过七等。一般于三、五天烧纸，五、七、九天出殡。犯忌不宜出殡者，则寄停它处，另择葬期。出殡之日，亲朋近友均参加。起灵抬柩有十六抬、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
3.庆满月
平遥居民以生孩子为喜事。旧时，生男孩称大喜，生女孩称小喜。第一胎孩子不论男女，都要庆满月。满月的日期，男为29天，女为30天。也有在半月庆满月的，意取绊住，希望孩子长命。庆满月以产妇娘家亲戚为主，姥姥家要送银镯首饰及衣服、小被褥等物。其他亲戚则送三尺布，叠成“山”字形状。主家回赠背心、枕巾之类以示感谢。
4.贺十三
平遥庆贺生日之俗至今仍很普遍。特别是贺十三，亲戚朋友届时纷纷登门道贺，贺礼多为面蒸“括篮”，上系银锁，用红绳与铜钱串结而成、三尺喜幛。外婆家来戚为上宾。待午时面向娘娘庙方向设供桌于院内，摆放供品。点灯烧香、燃放鞭炮，由奶奶为孙子“折枷儿”——用粉红、黄、绿纸条缠绕四根谷草杆，三根扎成三角形，一只手拿着套在脖颈处，另一只手持一根谷草杆，边打三个角边口中念吉祥语，以祈祷孩儿健康成长。之后将枷儿与娘娘花、娘娘鞋一同点燃。之后，设席款待全体亲戚朋友。
5.祝寿
老年人从60岁始，每10年庆贺一次。隆重者，亲朋好友要赠献寿桃（面制）、寿幛、寿联等，以祝长寿。午时，要在堂屋摆寿礼、烧佛香、点寿灯，寿星高坐，晚辈依次拜寿。拜毕，设丰盛喜宴款待众宾客，欢度一日。
6.节庆
平遥县民保留着很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囊括时令节日、纪念节日、祭天地节日、祭祖节日、祭神鬼节日、祭动物节日等。它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天、地、人、神、鬼、动物等一切和谐的向往，反映了人们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信仰。通过这些民间传统节日，可以探索到古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渊源。
7.祭祀
平遥县民的祭祀活动，分为神祭和祖祭两大类。过去崇神者居多，有“无庙不成村”之说。一般家庭均设各种神龛，灶王、关公、家神、财神、门神、土地都是供奉对象。专业艺人将本业祖师或神供奉于家中突出位置，以示敬业。不少人家将佛像或观音菩萨像置于闲房，每逢初一、十五设供烧香，以示虔诚。祭祀反映出人们祈求平安、富裕、家业兴旺之美好愿望。祖祭是对先祖的怀念。一般于年夕、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或祖祀日祭之。
8.迁居
现在在农村多有沿用旧习者，择日开工，供奉土地神；开工期间讲究高挑红旗，以镇邪气。新房合顶时，要贴对联、放鞭炮，并宴请工匠，表示谢意。迁往新居时，要先“填宅”，杀一只银红公鸡，以鸡血喷洒房院。搬迁时，要先搬进玻璃瓶子、案板、筷子、蜡烛、发面等东西，表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和“发福”之意。
人生仪礼既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也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人生仪礼在实践时往往与信仰民俗发生极大的关联，仪式所包含的社会特征与信仰特征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的民俗结构，这种情况在我国的人生仪礼习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文化社会学家及民俗学家把人生仪礼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脱离前状况”的仪式，如从怀孕到诞生是人生异常重要的变化，婴儿脱离母体表明脱离了孕育状态，诞生礼就是脱离前状况的仪礼。同样，死亡标志着生的结束，因此丧葬礼也是脱离前状况的仪礼。二是过渡阶段的仪礼，如出生到成年之间、结婚到死亡之间所经历的各项有关仪式都属此类。第三是进入新状况的仪礼，如成年礼、结婚礼等都表明进入新的人生阶段。
礼仪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人们可以根据各式各样的礼仪规范，正确把握社会互动的尺度，处理好社会关系。如果没有这些礼仪和规范，人们往往在交往中感到手足无措。礼仪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尤其是人生仪礼，目的就是使接受了仪式的人有了一种进入人生新阶段的觉悟，同时也让其他人认同了他所将要扮演的新的社会角色。
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和群体独立生活，人们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习惯成为了人与人交际的规范，当这些交往习惯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并同时被人们自觉地遵守后，就逐渐成为了人们交际交往固定的礼仪。礼仪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秩序，为了保持一种交际的和谐而应运产生的。时至今日，礼仪依然体现着这种社会功能。
第二节 明天可以不上学吗
——看看我们的成长与教育
学校分快慢班并不是因材施教
——能力分流
我是一名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我所就读的中学管理不是很严格，属于普通中学。初三总复习时，我们年级分了快慢班。开始时，我也怕分到慢班，就和同学们一样加紧学习，不再像以前那样放松，后来如愿以偿被分到快班。
分到快班感觉很不一样。分班前，我班许多不学习的同学上课总是捣乱，老师没法管，课都上不好，一些想学习的同学都没办法安心学习。不爱学习的同学又迫于老师和家长的压力，硬着头皮像“听天书”一样听课。这样，不同基础的学生都无法受到适合自己水平的教育。后来，学校决定分班，这给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同学一个警示，迫使我们努力学习。分班后，在快班，老师不仅加大作业量，课堂容量也增大了，而且通常只讲难题，不像以前那样面面俱到地讲所有题目了，但是课堂纪律却很好，没有一个人捣乱。这样，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所学所练也是适合自己的拔高题，分数提高很快。慢班相对轻松，作业少，老师所讲所练多为基础题。基础分抓牢了，成绩自然也不差。
我是一个初三的学生，我们学校也分快慢班，而我就是快班的学生。可是，我并不觉得分快慢班是一件好事。有的同学因为几分之差与快班失之交臂，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否定自我，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产生思想障碍，导致成绩一落千丈，心态也变得不健康。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自从以2分之差被分到慢班后，她变得沉默寡言，原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分班后她却一直躲着我，路上见面都不打招呼。听说在她们班，她也总是自己戴着耳机坐在角落里，画着奇怪的图画，谁也不理，仅仅一年，成绩就已经掉到慢班中下等水平了。老师、家长都非常头疼，但是却没有办法。虽然她的心理素质不够好，分快慢班就对她产生了这么大影响，可是，如果不分快慢班呢？她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这是两个中学生对于学校分快慢班后自己的一些真实体会。分快慢班现象在如今的中学里可谓比比皆是，并不是一个罕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学生的成长发展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分快慢班之后，慢班学生认为木已成舟，不愿再学。慢班的教师认为反正是慢班，教差了也无所谓，学校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而快班的教学质量也不理想，因为快班的师生认为自己在快班，无论如何都比慢班强，缺少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像这种单纯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将不同的师资分配给不同的学生就是能力分流。快慢班的分班管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其实是一种能力分流的隐藏形式。这种能力上的分流可能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这无疑会使贫困的学生和学习差的学生的劣势情况雪上加霜。学习差的学生（尤其是来自贫困家庭的）由于家庭经济情况的原因，在入学之前家里一般不会为其提供适当的学前的教育，比如阅读一些书籍和相关的计算机知识。另外，对于针对孩子们的补习班和一些特长班也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才能为孩子提供；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则不太可能为孩子提供这种教育条件。
因此，能力的分流与教育不平等息息相关。于是许多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研究提出了对应原则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那些学生来自不同阶级的学校中，学校对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都有不同的期望，也因为如此，社会阶级代代相传。
要鼓励还是要批评
——教师期望效果
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善雕刻。他不喜欢塞浦路斯的凡间女子，决定永不结婚。他用神奇的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皮格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他像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抚爱她、装扮她，为她起名加拉泰亚，并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
从此，“皮格马利翁效应”成为一个人只要对艺术对象有着执着的追求精神，便会发生艺术感应的代名词。后来被用在教育心理学上，也称“期待效应”、“罗森塔尔效应”，比喻教师对学生的期待不同，对他们施加的方法不同，学生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
在心理学领域，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译为“毕马龙效应”，“毕马龙效应”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提出。他们在原神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先找到了一个学校，然后从校方手中得到了一份全体学生的名单。在经过抽样后，他们向学校提供了一些学生名单，并告诉校方，他们通过一项测试发现，这些学生有很高的天赋，只不过尚未在学习中表现出来。其实，这是从学生的名单中随意抽取出来的几个人。有趣的是，在学年末的测试中，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的确比其他学生高出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由于教师期望的影响。由于教师认为这个学生是天才，因而寄予他更大的期望，在上课时给予他更多的关注，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传达“你很优秀”的信息，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因而产生一种激励作用，学习时加倍努力，因而取得了好成绩。这种现象说明教师的期待不同，对儿童施加影响的方法也不同，儿童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借用希腊神话中出现的主人公的名字，罗森塔尔把它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亦称“罗森塔尔效应”或“期待效应”。这就是人们常用戏谑的口吻说的那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当我们怀着对某件事情非常强烈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事物就会出现。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期望，就会使他进步得更快，发展得更好；反之，向一个人传递消极的期望，则会使人自暴自弃，放弃努力。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说人心中怎么想、怎么相信就会如此成就。你期望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得到的不是你想要的，而是你期待的。只要充满自信地期待，只要真的相信事情会顺利进行，事情一定会顺利进行；相反，如果你相信事情不断地受到阻力，这些阻力就会产生。成功的人都会培养出充满自信的态度，相信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这种称为积极期望的态度是赢家的态度——事前就期待你一定会赢，而且坚守这种看法。因此，只要你充满自信的期待，即使你期待时所把持的资料是不正确的，你仍然会得到你所期望的结果。在我们生活中，父母亲对我们的期望，老板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对别人的期望，特别是对儿女、对配偶、对同事、部属的期望，以及我们对自己的期望，都是对我们生活是否愉快是有重大影响的期望。假如你对自己有极高且积极的期望，每天早上对自己说：“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有一些很棒的事情发生。”这个练习就会改变你的整个态度，使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充满了自信与期望。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学校教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当老师在课堂上抽问学生问题时，老师会给那些成绩较好的同学较长时间来回答；而且回答错时，也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在另一个实验中，老师对学生的期望甚至影响到学生在体育课上的表现。那些老师期望会有较好成绩的学生，在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的项目里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另外，受老师喜爱或关注的学生，一段时间内学习成绩或其他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而受老师漠视甚至是歧视的学生就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一些优秀的老师也在不知不觉中运用期待效应来帮助后进学生。在企业管理方面，一些精明的管理者也十分注重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来激发员工的斗志，从而创造出惊人的效益。
当然，皮格马利翁效应在职场员工身上同样适用，在现代企业里，皮格马利翁效应不仅传达了管理者对员工的信任度和期望值，还更加适用于团队精神的培养。即使是在强者生存的竞争性工作团队里，许多员工虽然已习惯于单兵突进，但我们仍能够发现皮格马利翁效应是其中最有效的灵丹妙药。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善用皮格马利翁效应的高手。他首创了电话管理术，经常给下属包括新招的员工打电话。每次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问一下员工的近况如何。当下属回答说还算顺利时，松下又会说：“很好，希望你好好加油。”这样使接到电话的下属每每感到总裁对自己的信任和看重，精神为之一振。许多人在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作用下，勤奋工作，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高才。
从心所欲不逾矩
——教育培养个人习惯
罗纳尔夫妇最近为儿子的坏脾气很头疼，虽然儿子保罗只有6岁，却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大喊大叫。为此，他们对自己的小叛逆者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打他、罚他站墙角、逼他早点上床、责骂他、呵斥他，但这些都不起作用，小保罗的暴躁脾气依然如故。
这天晚上，一家人都在客厅里，保罗在看电视，罗纳尔夫妇在看报纸。保罗突然说想吃冰淇淋，已经很晚了，商店都关门了，罗纳尔夫妇试图跟他解释，劝他明天再吃，然而，保罗的脾气又上来了，便倒在地上大哭大闹。他尖叫，用头撞地，挥手踢脚。这次，父母亲都被彻底激怒了，但却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他们便置之不理，他们一声不吭地继续读他们的报纸。
这恰恰是这个小叛逆最不期望的情形。他站了起来，看着他的父母亲，又倒下去把先前的“好戏”上演了第二遍。他的父母亲对此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这一次，他们心照不宣地看着对方，然后惊讶地打量着保罗。保罗突然又倒在地上上演了第三遍，保罗的父母亲仍然不理睬他。最后，保罗大概也觉得自己趴在地上哭叫实在太傻了，于是自己爬了起来，回房间睡觉去了。从此保罗再也不朝别人乱发脾气了。
保罗的暴躁脾气之所以消失是因为没有得到强化。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特制了一个大水槽，放进了一条鲸鱼和一些小鱼，很快，小鱼们被吃得精光，偌大的水槽里只剩鲸鱼在满足地游来游去。接下来，科学家们把一块特殊材料做成的玻璃板放进了水槽，鲸鱼和小鱼被分别放到了玻璃板的两边。看到食物就在眼前，鲸鱼凶狠地朝小鱼们游去，可是，鲸鱼结结实实地撞到了玻璃板上。莫名其妙的鲸鱼继续朝食物游去，每次都被撞得昏头昏脑，直到它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些小鱼是吃不到的，于是，鲸鱼放弃了继续进攻自己的猎物，它的猎食行为因为没有得到强化而消失了。后来，科学家们拿走了挡在鲸鱼和小鱼之间的玻璃板。小鱼看到鲸鱼就在眼前，于是纷纷逃避，鲸鱼却视眼前的食物如无物，再也没动过心思，多次的碰壁使鲸鱼认为：这些小鱼是吃不到的。最后，强大的鲸鱼居然饿死在水槽里。
这就是著名的强化—消失定律实验。它证明了人或动物的本能，如果没有得到强化，最后将会消失。强化—消失定律不仅仅是孩子和动物学习新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也是成人通过肯定或否定的反馈信息来修正自己行为的手段。
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同时存在，如何鼓励孩子保持好习惯，矫正不良习惯，一直是困扰父母的难题。如果适当运用强化—消失定律来做这项工作，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比如，父母如果在处理孩子的事情上奖惩分明，关注孩子正确的行为，使之强化；批评孩子的坏习惯，使之消失，孩子好习惯的培养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
掌握强化—消失定律的关键是奖惩分明。如果孩子做错了事情，而且事先有声明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么父母绝对不可以姑息迁就，否则，言行不一致的父母无法在孩子面前建立威信，孩子也无法养成好的习惯。同时，如果孩子的行为值得表扬，父母绝对不要吝啬，也许只需要你说句话而已，但对孩子来说，那将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对好行为、好习惯进行奖赏、进行强化，对错误的行为、坏习惯进行惩罚、让它消失是强化—消失定律的核心，因此，只有赏罚分明，强化—消失定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时虽然懂得有奖有罚，但却没有掌握好尺度。尤其是奖励行为缺乏目的性与引导性，导致过分的和不合时宜的奖励让孩子在规范的学习上陷入了一种功利性的怪圈。
一位青年女教师正在上公开课。这位老师非常懂得赞美在教学中的作用，每当学生答对了问题，她都会毫不吝啬地说：“啊，真聪明！”“非常了不起！”“棒极了！”
下课后，老师们来到会议室开始评课。听课老师普遍认为这位老师的课上得很成功，对她通过表扬来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行为更是大为赞赏。
这时，一位专家不紧不慢地说：“我发现这位老师在表扬学生的语言策略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吗？”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专家说：“心理学家赫洛克曾做过一个试验。他以106名四五年级学生为被试者，要他们用5天的时间练习难度相等的加法，每天练15分钟。他把这些被试者分为4个组，每天做完加法作业后分别对各个组的同学施以表扬、训斥、忽视等不同的刺激，结果发现受表扬组的成绩最好。可见，赞扬确实是沟通的‘法宝’，只要给予鼓励，就能加强他们的良好行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别忘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奖励也是一样，虽然奖励在总体上能够达到激励的效果，但如果不注意讲究策略，不但效果不佳，还可能对人造成心理伤害。”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有的父母认为奖励就是给孩子买他想要的东西，给孩子的奖励越多，就越会让他们延续好的行为习惯。其实，这些想法都是片面的。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于1971年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他让大学生做被试者，在实验室里解有趣的智力难题。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的被试者都无奖励；第二阶段，将被试者分为两组，实验组的被试者每完成一个难题可得到1美元的报酬，而控制组的被试者跟第一阶段相同，无报酬；第三阶段，为休息时间，被试者可以在原地自由活动，并把他们是否继续去解题当作喜爱这项活动的程度指标。结果发现：实验组（奖励组）被试者在第二阶段确实十分努力，而在第三阶段继续解题的人数很少，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减弱；而控制组（无奖励组）被试者有更多人在休息时间继续解题，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增强。这个结果表明，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即内感报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质奖励（即外加报酬），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参与者的吸引力。
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有个孩子对画画感兴趣，自己在家很自觉、很认真地画画，画得很投入、很开心。这时父亲走进来，为了表示对孩子的关心，说：“孩子你好好画，爸爸奖励你10元钱。”结果这孩子变成只为钱而画画，没有钱就不想再画画了。学校里，学生认真学习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经常发奖品，结果会发现没有奖品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便大打折扣。
奖励如果不讲究策略，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美国的一个学校采用发“代币券”的形式褒奖学生的做法就很可取。如果老师要褒奖学生的某种良好行为，就会给这个学生发一张价值若干元的代币券。这张代币券可以在学校的小卖部换取同样价值的小商品。如果学生不马上兑换代币券，或将自己的良好行为保持一段时间，抑或又有新的良好行为，他就可以到老师那里换取一张面值更大的代币券。如果学生仍不兑换，并持续保持良好行为，老师的褒奖方法则仍根据以上原则类推。
这种做法使学生的良好行为得到了持久强化。研究表明：人做某事的积极性等于成功概率和价值判断的乘积。也就是说，奖励的同时要给予人一定的期望，这样才会收到比当下良好行为更好的效果。一旦驱使你去做某件事的诱因消失之后，即使有再好的意向也难以实现，因为，谁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早得到的葡萄一定不够甜。
培养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点，而家长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赏罚分明，同时要注意奖励措施的合理性，把握好尺度，这样才能使下面激励的作用长久保持，才能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标签效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兵力不足，而战争又的确需要一批军人，于是，美国政府就决定组织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上前线战斗。为此，美国政府特派了几个心理学专家对犯人进行了战前的训练和动员，并随他们一起到前线作战。训练期间心理学专家们对他们不过多地进行说教，而特别强调犯人们每周给自己最亲的人写一封信。信的内容由心理学家统一拟定，叙述的是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如何地好，如何地接受教育、改过自新等。专家们要求犯人们认真抄写后寄给自己最亲爱的人。3个月后，犯人们开赴前线，专家们要犯人给亲人的信中写自己是如何地服从指挥、如何地勇敢等。结果，这批犯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比起正规军来毫不逊色，他们在战斗中正如他们信中所说的那样服从指挥，那样勇敢拼搏。后来，心理学家就把这一现象称为“标签效应”。
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这种现象是由于贴上“标签”后引起的，故称为“标签效应”。心理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标签效应”，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都有强烈的影响作用。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
心理学家斯弟尔的研究表明，如果贴的标签不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么被贴标签的人就可能朝与所贴标签内容相反的方向行动。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以此为戒，不可轻易地对学生作出评定，不要给学生乱贴标签，否则会影响师生的交往和学生对自己的认知。这就是标签效应给我们教育的启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俗话充分说明了标签效应对一个人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不但受制于先天的遗传因素，更脱离不开后天环境的复杂影响。在种种影响因素中，社会评价和心理暗示的作用非常之大。
学前部培训过近万名学龄前儿童，在组织课外活动以及课堂教学中，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跟踪观察和抽样调查，发现有一些现象值得研究分析。比如做游戏，有的孩子十分怯懦，有的孩子比较遵守规则，有的则特别顽皮霸道……不少孩子有一些古怪偏执的行为表现。
通过观察和访问家长，逐渐弄清了原委：原来，有些家长经常当着孩子和外人的面，或夸赞他们如何老实听话，或数落他们不爱吃这个、不愿吃那个，或无奈地感叹“这孩子越来越顽皮，真拿他没办法”等。讲得多了，孩子的性格和行为变得跟家长的评价越来越相像，这其中起作用的，就是“标签效应”。
儿童的心理发育、认知能力正处于起步阶段，对是非、善恶、美丑等界限的辨识能力较弱，外界的影响（无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对他们的心理素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一个孩子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认同感，并进而以此塑造自己的行为。而且，这种评价出现的次数越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塑造固化作用越强，甚至会左右终生。前面所讲的一些孩子的行为表现，就是由于一些家长无意中给孩子贴上了不正确的标签，使他们的不良心理和行为不断地得到强化。因此，正确运用“标签效应”，对儿童进行科学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引导，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对于儿童的思想、品质、心理、知识、能力等内在素质的培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时机上看，课外活动为儿童释放天性、张扬个性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也是对其进行引导的绝好时机。从教育者看，老师和家长（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家庭成员）与儿童接触最多，在其心目中最具有权威性，这些人的评价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也最具有影响力。由此，我们在教学管理中，始终要求老师不得随意给孩子的性格和行为特点下结论、贴标签，特别是不能作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评价。同时，通过举办公开课、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书等形式，经常与家长探讨交流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共同担负起教育引导的责任。实践证明，巧用“标签效应”，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引导作用。具体讲，应从五个方面努力。
1.对孩子的教育、评价保持一致性和一贯性
要使儿童形成良好的心理和行为习惯，需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共同培育，当两者不同步甚至发生冲突时，必然导致孩子认识上的模糊和观念上的混乱。常见这样的情景：一位家长抱起与别人打架的孩子说：“你没长手？怎么不打他？”有的孩子打了小朋友，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妈妈说了，谁撞了我，就狠狠地揍他。”老师辛辛苦苦教育了半天，被家长一句话给否了，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老师还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灌输都不能自相矛盾，今天讲这个理，明天讲那个理，那样会使孩子无所适从，也会使教育引导失去应有的权威性。
2.不轻易对孩子下好或坏的结论
顽皮、好动甚至做出“出格”的举动，孩子的这些表现多为天性使然，无所谓好、坏，即使有一些不良行为，往往也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或对成人的简单模仿。所以，切忌动不动就对孩子的行为贴上“好”、“坏”的“标签”，人为地划分“好孩子”、“坏孩子”之类的类别，那样很容易使孩子自觉不自觉地趋同于划定的类别，限制了他们的心理自然地成长。
3.少批评指责，多表扬肯定
课外活动中，孩子往往像出笼的小鸟，活泼的天性得到充分释放。这时也是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进行观察和引导的绝好时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应让孩子由着天性去自由活动，不宜拘束太多、限制太死。尤其要鼓励他们勇于表现自己，而不可压抑。心理学家忠告说：“儿童听了鼓励的言词，会精神焕发；受了惩罚或听了贬斥的评语，则会垂头丧气。”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应从多方面去观察，对他们的不良行为，不要简单训斥，而应找到他们的优长，用一个“好”的“标签”来激励他们不断发扬，这样强化了“好”的行为，也就淡化了“坏”的行为，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发展。
4.不做上纲上线的批评
就是只批评孩子具体的不良行为，不要贬低孩子的品质和能力。课外活动中，有的孩子不太守规矩，有的老师就大声训斥：“你这个捣蛋鬼。”日常生活中，有的孩子起床后不叠被子，家长往往不耐烦地说：“你真是条大懒虫。”有的孩子接受知识慢，老师有时也会忍不住批评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些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实际上对孩子自尊、自信的伤害往往很深。我们要求老师对孩子的行为不能只“堵”不“疏”，否则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对孩子进行批评的科学方法，应当是“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注重用具体指导代替盲目指责，用提出希望代替严厉批评。这样，不但批评的效果会好得多，而且给孩子的行为指明了方向。
5.不作虚夸、过分的表扬
儿童有好的表现时，应当给予称许，但是赞赏之言也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虚妄夸大，而应实事求是。美国幼儿教育家玛丽莲·吉迪雯说，小时候父亲常常称赞她：“你真伶俐，真聪明。”她长大后感到父亲称赞得太过分了，从而不再相信父亲说的是真话。常受称赞的孩子，一旦发现赞语并非事实，立即会感到十分沮丧，从此对家长和老师的话失去了信任，对自己的优点也失去了信心。不实的表扬，还会让孩子迷失自我、爱慕虚荣，一旦遇到挫折或失败，往往会走向自卑甚至自毁的极端。
在组织儿童课外活动的实践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巧用“标签效应”，不但使孩子们的特长和优点得到巩固发扬，而且帮助一些孩子矫正和克服了不良习惯。愿所有的老师和家长学会正确地“贴标签”，引导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为什么一定要考试
——教育结果的评价
“考试”是我们每一个人学生时代抹不去的记忆，即使步入了职场，我们依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一个人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进而获得知识以及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但是考试似乎成为了对教育结果的唯一评价标准。考试内容的局限性不能够涵盖所受教育的全部内容，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考试的评价方式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孔子就说过要“因材施教”，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每个人特有的才能开发出来，并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发展之路。然而用标准化的考试作为对教育结果的唯一评价标准，现在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弊端。
我们通常所说的对某一事物或结果进行评价，指的是评价者依据一定的或客观的尺度，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被评价的事物的价值高低进行判断，这种评价包括对事物的质与量做出的描述和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评价行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被评价事物的外部形象、内涵、容量以及功效在评价者的头脑中形成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所谓的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对教育活动进行的价值判断断并进而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
任何社会行为都承担着一定社会功能，而教育评价的功能主要有5个方面：
（1）诊断功能，为了保证教育过程顺利、有效地进行，教师或其他评价者往往在教育过程开始之前就对教育过程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教育计划、方案、教学手段等。
（2）反馈调节功能，及时获得教育结果和教育过程中的有关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教育活动，确保教育活动取得预定结果。
（3）鉴定总结功能，对某一教育过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教育结果作出总结，进行价值判断。
（4）科学管理功能，促进教育管理科学化，加强对学校的科学管理，提高各级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的管理水平，改进管理思想和方法，加强管理效果和管理的科学性。
（5）激励导向功能，激励督促被评价者，促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成就和不足，找到或发现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激发学习或工作的动机，调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工作、学习的热情和信心，最终保证教育过程顺利有效地进行。
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教育结果的合理的科学的评价来促进教育的进步。而教育价值观是教育评价的思想基础，对教育评价起着决定作用。现代教育价值观中，对于多角度的价值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教育结果的认识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门科学的基础上，旧的教育价值观、学生观、人才观正在逐渐脱离人们的视野。现代教育评价越来越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用单一标准来评价所有的人。
其实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教育评价的方法：第一种是实证评价，这种方法采用“指标—量化”的模式，预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把教育的结果用数字表示出来进行评价；第二种是人文评价，这种方法采用“观察—理解”模式，能够对不同的教育结果进行合理的判断。
实证评价的方法有准确高效、适应性广泛、可移植性强、说服力强等优点，但同时也有重结果轻过程、忽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交流、易造成评价信息的失真、缺乏灵活性等缺点。同样，人文化评价方法有着重视过程评价、强调评价过程中人与人的交流、方法灵活针对性强、重视评价中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等优点，同时也有总体效益较低、主观性强、对评价者个体依赖性较大、易受干扰等缺点。实证化评价方法和人文化评价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采用了实证的评价方法，而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特点的培养，所以对人文化的评价方法更看好。但如果要真正做到合理的教育评价，则应该集二者的优点于一身制定出合理且高效的教育评价法。
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就属于比较一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和人才选拔方式。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制度是有着优越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科举这种一元化的教育评价的弊端开始突显。
科举本来是作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平的方法。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寒门”——即祖上无做官之人——出身。但只要他们能考中，便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自实行以来，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10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虽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
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的培养，科举亦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带有功利性，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秀才及以上的读书人数，大部分时间都不下50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其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在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上科举也有着重大弊端。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被束缚，眼界、创力、独立思考能力被大大限制。科举一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许多在文学创作及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大多数都失意于科场。科举制度埋没了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
在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考试是一种选拔手段，考试强调的是分等功能，其目的是鉴别、选择适宜于更高一阶段学习的人。考试的这种分等功能的强化，使学生，特别是“学习困难学生”在学习上变得更加困难，在淘汰、挑选的过程中，“学习困难学生”一再失败，无法发现自己的潜能，无法激励自己，从而进一步使他们失去了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部动力。这种考试评价的方法让所谓的学习困难学生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被无情的淘汰，这是一种教育不负责态度。学习困难学生其实只是在书本知识性教育或者与考试相关的科目上学习困难，而在其他方面却不一定是这样，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并且掌握社会生存技能的完全的人。因此我们的教育评价应该从单一的分等功能转变为开发个人潜能的发展性功能。
改变考试性的教育评价关键就在于放弃鉴别和选择的功能，不让考试成为教育评价的唯一标准，而应该让教育评价成为检查教育目标的达成水平、取得反馈信息、调整教育教学过程、及时针对缺陷和问题进行补救和矫正的一种手段。教育应该是为了帮助学生促进其发展，教育应该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着眼于过去。教育评价的方式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教育价值观，因此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教育价值观，要认识到每一个都能够被教育成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教育的目的应该着眼于人的长远发展，而不是一个阶段是否能取得所谓的大的成就。
我们转变教育评价的观念与方法，应该把转变教育评价参与方式放在首位。我们过去的教育评价，教育者是评价的主体，受教育者是评价的客体。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也就是让评价主体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既包括教师、学校领导、教育行政机构，也包括学生及其家长。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直接责任者，在整体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能从多方面把握学生的发展状况，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学校领导是教育活动的领导者、管理者，理所当然地要对学校教育和学生身心发展状况作出及时评价，以调整教育措施或对策。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调控、监督，也需要参与教育评价。学生家长自觉与不自觉地在评价自己的子女，家长作为评价主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学生既是评价对象，也应成为评价的主体。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学生参与教育评价。通过学生的参与可以消除评价者与评价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提高他们自我完善、自我改进的积极性；学生参与评价，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教育评价的内容，促使他们主动地发现自己，主动地发展自己。学生通过参与教育评价，可以促进学生发展一种自我评估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在未来社会中能不断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而对他的终身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有素质且有专长的人，而不仅仅是选拔出少数的精英。我们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教育评价的功能由选拔性转向发展性功能，使得受教育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培养出现代社会职业所必需的品德、科学文化素质。现代的教育观念是承认个性差异，并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所以教育评价也应该以改善教育手段为基本目标。
我们的教育评价不能是一种终结性的评价，即只针对每一个阶段的结果进行评价；而应该成为一种形成性评价，即通过实时地对教育中出现的各种信息进行反馈和调节，使教育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运行过程中。这就好比是恒温器与温度计的差别，温度计只能显示现在的温度，而恒温器却能提醒人们如何进行温度的调节。只有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才能把不良的结果控制在最小，进而为教育的整体进步打下基础。
考试是一种指标量化的教育结果评价方法，它有着它的优点。但我们应该明白，考试只是教育评价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教育评价应该是多元化的、多角度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反映受教育者的个人特点，才能针对这些特点进行教育的规划，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才能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获得人生的发展。
第三节 成年人的必玩游戏
——职业与社会化
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分工、交换与人类社会的进化
社会生产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现代社会就好比一台机器，这台机器上有许多的部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如果这些部件被我们看作成千上万个行业的话，那么在职场中生存的每一个人就是更加细小的一个一个零件。不同的人组成一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良好地运转。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分工，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这样全社会就在这种互相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分工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就好比生产流水线的发明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样，每一个都只专注于一项特定的工作，就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到极致，效率自然提高了。
社会生产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从原始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分工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同时社会生产分工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生产分工，就没有交换，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生产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劳动产品的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利润和高价值。社会生产分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我们提到社会生产分工就要说到“三次社会大分工”。这一概念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这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东大陆原始社会后期，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因为人类在早期的征服自然过程中，有些部落学会驯养动物以取得乳、肉等生活资料，随着较大规模畜群的形成，这些部落就主要从事畜牧业，使自己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成为游牧部落。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同于其他部落，而且数量较多，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放牧一群牲畜只需要少数人，于是，个体劳动代替了共同劳动，相应地出现了私有制，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男子从事的畜牧业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男子在家庭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来，农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谷物成为人类的食物，出现了织布机和青铜器，人们开始掌握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一切部门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于是战俘不再被杀掉，而被吸收为劳动力，成为奴隶。这样，就零散地出现了奴隶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源于生产工具的进步。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手工业向多样化发展。如此多样化的活动已经不能由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使贵金属成为占优势的货币商品。在社会上一旦出现了货币财富，它便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和重要的生活目的，一些人会想方设法积累财富。在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还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本质组成部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的商人阶级，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交换发展的需要产生了金属货币，货币借贷、利息和高利贷也相继出现。土地私有权被牢固地确立起来，土地完全成为私人财产，它可以世袭、抵押以至出卖。现在除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这是随着新分工产生的新的阶级划分。财富更加集中，奴隶人数增多，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由于有了阶级对立，于是产生了国家。
经历了这三次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终于走出了蒙昧野蛮的时代，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而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这第三次大分工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各种职业不断出现，使得全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相应的社会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千年间，人类社会基本处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社会生产分工并不细致，而且变化非常缓慢。而在200年前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变迁加速导致了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直至今日新的职业依然不断出现。
对于社会生产分工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在恩格斯之后对于社会生产分工研究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就是法国的涂尔干，涂尔干的名著《社会生产分工论》把社会生产分工与社会形成以及社会变迁作了深入的分析。涂尔干在书中重点回答了社会秩序何以成为可能，他强调劳动分工不止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涂尔干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彼此依赖，关键就在于社会生产分工的存在；而且现代社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这种依赖将更加深刻，表面上看现代社会个人更加自由，不像传统社会那样被家族或其他团体所束缚，但实际上细化的社会生产分工把每个人都拴在了一张大网上，每个人更加不能离开别人而独立存在。
社会生产分工导致了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每个人都要靠他人的工作来满足个人需求，这种需求隐藏在社会制度中，而这个制度化的过程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不同的人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交换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交换总是有赖于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也使得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能够有效地组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最终形成了社会的规范，使得社会能够有秩序地存在下去。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不断发展，那么社会规范也同样会发展。
涂尔干说过：“如果社会中所有的个体都能完全遵循私人利益并且依此制定合约，那么社会就能运行，如果共同利益将彼此拉近，但那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个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持续不变的。”这种个人之间由于利益相关而制定的合约，不断扩大就会形成社会规范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涂尔干还将社会生产分工分为三种类型，即过快的分工、强制的分工、缺少协作的分工。
（1）过快的分工是指不同工作的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可能会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而导致冲突的加剧。
（2）当某种转变产生时，社会整体在个人能力及其被限定的活动方式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乱了，只有一种强制力量还能把这些功能维系起来，这就是强制的分工。
（3）缺少协作的分工是因为分工并不能使每个人的活力都被激发出来，各种职业功能之间或多或少地缺少共同协作，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松散和混乱的状态。只有分工增强活力，能使每个成员都忙忙碌碌的前提下，才能充分显示分工的整合作用。
社会生产分工在经济活动上的确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使得物质财富能快速增加。但是社会生产分工在道德层面产生的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更重要。分工在两人或者多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感，这种团结感扩大成为社会团结的一种力量，这才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凝聚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社会生产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一个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进行分工，特别是当这个社会人口众多而且物质财富非常丰富时，分工使每个人都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组成部分，这种彼此依赖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人的成长没止境
——职业生涯中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人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社会化让一个人把社会价值标准、角色技能等事项内化为自己自觉的一种行为方式，只有经历了社会化，一个人才有了社会交往的基础。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在家庭中的初始社会化、在学校中的预期社会化使一个人初步具备了社会生活的能力，那么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而这个过程将伴随一个人一生。
继续社会化指个体经历儿童社会化和青年社会化后，社会化还不完全，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面前，还须不间断地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从青年期至生命的终结。当一个人走出学校进入职场，就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开始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
在整个成年期，一个人所经历的就是继续社会化。当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初级社会化完成后，一个人已经发展出关于自我的形象，但仍然有许多新的角色需要学习，每个人不但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重新定义或创造某种角色。在长达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出现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常说的“中年危机”，就是因为角色失位导致的对自己成就的价值感到怀疑，如果一个人不能对自己产生自我认同，就会进入“中年危机”。如果不能通过继续社会化的调整顺利地渡过这一阶段，那么这个人今后的人生可能会陷入一片灰暗当中，而成功渡过这一时期的人会发现此后的成人生活是一生中最为快慰的时期。
继续社会化的原因在于，随着社会成员自身及环境的变化，他以往在基本社会化中所学到的知识已不够用，从而需要学习新的知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在人的发展阶段中需要扮演新的角色，从而需要学习与这些角色相适应的技能、知识和规范。比如，人要结婚、组成家庭、为人父母、赡养父母、自己进入老年，对于这些人生发展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基本社会化并未解决，因而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继续社会化。第二，在扮演同一社会角色时需要不断学习。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变化，社会对不同角色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这也要求社会成员不断学习，适应这种变化，实际上这是角色内学习。比如，技术人员必须学习新技术、熟悉新的职业规范，以面对知识技术老化的问题；老年人要面对老年期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包括生理上的变化、家庭结构方面的变化，学习新的知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现实生活。
我们可以通俗地认为继续社会化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继续社会化所要学习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生活方面的知识、职业活动方面的知识、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等。一般说来，社会学更加关注与人的角色转变相关的继续社会化，即当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角色发生重要变化时他们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比如，人到中年时他们怎样经营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步入老年时人们又是怎样去适应生活、打发时间；体制变化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要发生变化，他们怎样去应对；一个人换了工作岗位，他怎样去尽快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做好工作。这些都是继续社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发现，继续社会化是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人们为了适应生活的变化充实自己的过程，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在职业生涯中除了需要不断地进行继续社会化外，很多人都会遇到再社会化的问题。所谓再社会化，是指个人原来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与社会环境的要求不协调，甚至发生了冲突，必须断然改变，形成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我们人格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大部分是建立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未发生变化的价值观和那时确立的自我认同之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有意忘掉以前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或产生新价值观与行为。比如，人们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如移民外国，被新的文化同化就会产生再社会化。再社会化一般有两种方式：
（1）主动的再社会化。通常称之为自觉改造，即个人主动地自觉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2）强制的再社会化。通常称之为强迫改造，对违法犯罪者判刑或实施劳动教养，就属于这种方式。
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确再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之间的区别：
（1）再社会化是抛弃原先形成的社会化，形成新的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则是在原先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高，使之更加完善。
（2）再社会化的方向和内容与原先的不一致，而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则与原先的相一致。
（3）再社会化过程是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向另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的基本的、急剧的、迅速的改变，不适应感很强烈；而继续社会化过程是逐渐的、部分的变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对于成年人的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有两个重要的途径：工作单位和大众传媒。
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是绝大多数成年人的主要生活内容，职场中人每天都有大量时间要在工作单位度过，因此工作单位是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工作单位中一个人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通常是以职业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为主，其内容包括：进行认知学习，掌握从事该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及时根据工作环境的变化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补充与更新；学会处理工作单位中的种种人际关系，维持正常的社会交往等。一个人除了能在工作单位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他人的影响和自觉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这样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方式外，另一个在工作单位中促进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有效的方式是各种教育培训。现在所倡导的终身学习主要就是指通过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培训来实现个人价值的不断提升，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途径。
除了工作单位对继续社会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对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是指社会组织为在社会成员之间传送信息、互通情报所用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计算机网络等各种通信手段。
大众传媒主要通过新闻报道、舆论宣传和生活娱乐等方式作用于成人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它平等地向所有成人开放，而不受成人年龄、职业和性别等条件的制约；大众传媒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人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安排，灵活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成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另外，大众传媒能使成人成为学习的主体，自主选择具体传媒方式和传媒内容等，从而真正实现成人自主学习。由于大众传媒具有的这种开放性、广泛性、灵活性和自主性，使其被认为是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有效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众传媒必将为成人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或主动与否，成年人都在进行着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只要我们还生活在社会中，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掌握主动权，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过程，不断地提升自己，实现人生的价值。
寻找自己的梦想
——职业流动
职业是成年人的游戏，每一个人除非由于不可抗力失去了劳动的能力或者主观上不愿意，都会在成年以后参与到整个社会分工的体系中，作为社会这台大机器的一个部件来工作。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只有在职业场中接受洗礼，才能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是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非一成不变，不论是初入职场时为找到合适的职业而进行不断的尝试，还是从业多年后由于新的契机而对职业作出新的调整，我们所从事的职业都会随着自身条件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社会分工追求高效率，这种职业上的流动正是把每个人都放到最适合他、最能发挥他的能力的位置上。职业流动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平衡，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
职业流动通常指的是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放弃旧的职业角色而又获得新的职业角色的过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形式之一。职业流动不同于劳动者的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但又与劳动者的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相伴发生的。
首先，职业流动是劳动者在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是职业角色的变动，这种变动会对劳动者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发生影响。区域或单位流动是劳动者在不同地区或单位之间的流动，其结果是对不同地区或单位劳动者的人数比例发生影响。职业流动往往伴随着劳动者在区域间的流动，区域流动也往往伴随着职业流动。但职业流动并不一定引起区域流动，区域流动也不一定与职业流动相连。比如在同一公司内部的处在不同城市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岗位调换，职业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但区域上实现了流动。
其次，职务变动主要指管理职位层级的变动。职务变动可能带来职业流动，也可能不引起职业流动。职务变动能不能带来一次职业流动，最主要的是看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一个商场的营业员被任命为一个柜台的班组长，因工作性质和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就不是职业流动；如果他被任命为部门经理就可以说是一次职业流动，因为他从一线业务员的角色变为公司管理和经营者的角色。
人们往往把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与职业流动等同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样才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职业流动的性质，把握职业流动的行为。
国内一项针对青年人职业流动的研究指出：跳槽对青年白领尤其是在企业工作的白领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研究发现，没有跳槽的青年白领占研究调查总数的40.8％，换过工作的为59.2％，而有跳槽经历的青年白领，平均工作时间9.75年，换过3.86份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最长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3年，最短的为6.39个月。其中在单位工作5年以上才换工作的只有10.2％，而工作不到半年就换工作的占23.8％。调查时是第二份工作的占49.6％，第三份工作的占32.3％，第四份及以上的占了24.1％。
职业流动是指职业角色，即工作性质的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发生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明白，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流动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本身也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流动不仅仅是换工作那么简单，它有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
第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促成职业流动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是工业机械化大生产为主体的工业信息化社会，它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更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就必须承认职业的合理流动，打破“从一而终”的传统就业观念。
第二，就业制度为职业流动的促进提供了保障条件。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仅配置和调节着社会的物质资源，而且也配置和调节着人力资源。今天，双向选择意味着契约性的交换方式和交换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他可以自由地寻找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专长、志趣的有发展前途的单位及劳动岗位；另一方面，对单位而言，则可以自由地按职业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劳动者。如果任何一方甚至双方发现在双向选择中有了差错，经过彼此同意便可以解除契约，或期满后不再订约，从而使差错得以纠正。
第三，就业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职业流动具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就业主体受其主观意识、情感愿望、价值取向、伦理规范以及社会习俗沿袭和继承下来的就业观念的影响，对职业流动往往作出好与坏的评价。
第四，职业流动还受到利益的驱动。我们应该承认，职业流动存在着利益驱动的问题。在当前，职业或者说工作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通过职业活动，谋取个人生存、发展以及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给劳动者所支付的劳动报酬存在差别，促使劳动者从收入低、待遇低的职业单位，流向能够获取“高薪”的单位或岗位，从而导致职业流动。
第五，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冲突也是促使个体职业流动的原因。在职场中，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工作效率。人际关系不好，有可能直接促成个体职业流动的发生。
在日本曾有一项针对职业流动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在日本，因为别的公司薪俸丰厚而调动工作的极为罕见，大约仅占调转工作人数的4.8％。多数职业流动的发生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情绪受到影响而辞职或被辞退。根据哈佛大学就业指导小组调查的结果，数千名被解雇的人员中，人际关系不好的比不称职的人高出两倍。
第六，职业能力水平对职业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对职业有个适应过程，个人的职业能力展现也需要一定的过程。由于个人不适应或不称职，也会导致职业流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职业内容和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信息和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快，每一次更新，都会引起由于不适应或不称职导致的职业流动。
现在跳槽越来越普遍，而人们选择跳槽的原因大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发展前景。一项调查显示：有29.6％的人通过跳槽薪资增长了10％～30％。薪资涨幅30％～50％的也不在少数，约占整个被调查对象的27.18％。值得注意的是，也有13.62％的人跳完后并未获得薪资的上升，反而是下跌了。显然，薪资尽管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引发跳槽的因素。
调查还发现，工作一年后，有26.4％的人称薪资小有上升，有23.89％的人称薪资上长了至少50％以上。相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工作一年的人在工作经验上从没有到有，他已不再是白纸，新公司在薪资上会有所考虑。毕业生在工作2～3年后，薪水幅度上升比较平稳，还是以10％～50％这个幅度为主。工作5年是一个分界岭，这个年龄段的跳槽者获得大幅加薪的可能很大。调查数据显示，有38.36％这一年龄段的跳槽者表示此番跳槽薪水加了50％以上。从职业发展角度，大多数人在工作5年后，工作经验已经从“青涩”转为成熟，能在某一领域成为主管或是专业技术资深人士，显然这个时候跳槽正临职业生涯发展小有收获的阶段，薪资增长也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工作5年也是一道坎，调查显示，有28.67％的5年工作者表示此番跳槽薪资没有升反而降了，这部分人跳槽的目的不在于薪资，而是要找到自己职业发展的突破口。
人们追求跳槽或职业流动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职业流动主观上还是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引起职业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职业流动的形式也不止一种。
第一，如果把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作为判断的标准，职业流动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劳动者在同一职业地位和同一职业声望的职业系列中的流动就是水平流动；劳动者在不同地位等级和不同职业声望的职业系列中的流动就是上下流动或垂直流动，从一种社会地位等级较低的职业流动到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就是向上流动，反之则为向下流动。总之就是依据职业流动是否能够产生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是水平流动，有变化就是上下流动。
第二，两代人之间从事不同职业，这种变化可表现为代际流动，比如父亲是农民，儿子是工人；父亲是大学教授，儿子是企业经理；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代际流动。代际流动的状况和频率可以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封闭和开放程度，代际流动越频繁、代际的职业性质差异越大，就说明这个社会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代际流动还受一定社会形态及人事管理制度、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现代社会，代际流动显著，而且向上流动的频率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民子女，子承父业的比例降低的速度加快，越是发达地区越为突出。
第三，劳动者个人在其退休之前的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他的职业地位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总和，可以表现出该劳动者一生的职业流动性。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要经历大致6次左右的职业变动，才能达到职业成熟和职业的稳定。
第四，如果我们把个人的职业流动和社会的职业结构性变化相联系，就会发现职业流动表现为宏观的结构性流动和个别流动两大方面。凡是职业流动引起和影响社会职业结构发生大规模变动的流动就是结构性流动。例如，英国工作革命初期发生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进城当雇佣工人，使农工两大职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再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三产业职业的需求量大增，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职业的结构性流动。由劳动者个人自身因素引起而对职业结构的变化无足轻重的职业流动，就是个别流动。
上海市曾经对劳动力市场情况做过调查。2005年上海市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与2004年相比，职业流动周期缩短了9.2个月。同时职业流动周期分别呈现出和劳动者的学历成反比，而和年龄成正比的发展态势。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的专家认为，职业流动周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周期的缩短，表明劳动者流动频率加快，市场更趋活跃。不能简单以好坏来评价职业流动周期的长短。
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相对要短。本科学历职业流动周期最短，为21.1个月，研究生为22.8个月，大学专科学历为30.5个月，而初高中学历职业流动周期则明显增加，达到53.1个月。
职业指导专家分析认为，这种流动趋势比较正常：学历较高的知识型劳动者，市场就业竞争能力强，比较自信，岗位期望值较高，希望通过流动找寻自身价值，也相对容易找到新的更满意的工作；而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就业期望值较低，易满足现有岗位，跳槽也相对不容易，因此职业流动周期反而要长。
从年龄分析，30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流动周期大大低于平均周期，为17.5个月，与2004年相比，又缩短了半个月，年轻劳动力的流动频率进一步加快。
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不同形式的职业流动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过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职业流动有着相似的特点，而社会学研究就是要从许多不同的具体的事物中能够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职业流动的频率与人力资本投入成反比。受教育和训练的时间长，人力资本投入大的劳动者，一般从业于职业地位高、声望高、收入高的职业，流动的数量少、频率低；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因为投入低、适应工作能力低，流动的数量多、频率快。
第二，职业流动与年龄成反比。年轻群体中职业流动的数量和频率远远超过中年和老年。
第三，职业流动在两性中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
第四，职业流动存在区域性差别，劳动者都倾向于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另一方面，在不发达地区内职业流动较缓慢，发达地区内的职业流动的频率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
第五，现代社会职业流动与家庭背景的相关因素较少。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公正性，以素质、能力为本位，打破了父业子承的框框，竞争能力是职业向上流动的资本。
第六，现代职业流动存在着正常流动与非正常流动。在职业流动中，凡是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发挥专长，使最大潜能得到施展的流动属正常流动；以某一方面的偏好或由于个别原因使劳动者从适合自己的岗位流动到不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岗位属非正常流动。
第七，职业流动还受到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制约，职业流动既有自由性也有制约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就业契约关系的形成，有利于职业流动，但契约需双方信守合同，解除劳动的契约关系也需符合规范。
总之，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形式，对于提高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都是有利的，同样，对于个人来说，合理的职业流动都会使职业生涯不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自我价值能够更好地得到实现。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负面原因导致的职业流动，比如职业能力不足、职场人际关系恶劣导致的被迫职业流动，会给我们的职业发展带来危害。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职业流动，发掘它积极的一面，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益处。
被分割了的人
——工作与生活的对立与统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时时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对于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最常见、最深刻同时也是最被我们习惯的就要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了。工作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谈论生活的品质。但是物质的富足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生活的幸福，但生活的幸福也不能完全建立在没有物质的基础上，这种深刻的矛盾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心灵的苦闷。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结果所谓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一线——公司——居所之间的不断奔波，身心的疲惫与心灵的空虚让我们失去了快乐、失掉了幸福。现在那种传统的“男性挣钱养家”的家庭日渐减少，女性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不仅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相处时间与交流的减少，同时也因为男女两性地位的日趋平等，对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转变与工作场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公司出于提高生产效率、削减工作量或缩小规模的考虑，使得内部的竞争加剧，雇员因此对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缺乏安全感进而导致焦虑。公司对工作成绩的过高期望也使得雇员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工作更长的时间。人们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增多，必然导致用于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时间减少，而家庭生活受到工作的侵犯而显得危机四伏。对许多那些拥有“太多工作”的家庭来说，时间分配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工作时间的延长一般被认为是导致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基本原因。在英国，某个劳工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发现，七成左右的雇员感到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对工作投入了更多的努力，而且比以前的工作速度快，他们平均一周工作46.7小时，而欧盟其他国家平均为42.3小时。另据英国的一项官方统计表明，将近20％的英国工人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中每周工作超过了48小时。30％的男性声称每周要投入超过48小时的时间用于工作，而女性只有7％。对管理者和顾问工作模式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每周工作50小时、6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些用于工作的时间不一定全用在公司办公中，而是在看似休闲的状态下，也依然处于工作状态，这种“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同样会带到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里，使得生活空间被工作挤占。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要问：“长时间工作”是否正在成为一种标准呢？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但同时也承认这显然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这种“超负荷工作”会造成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明显的不平衡。试想一下，结束了繁重工作的父母或夫妻焦虑而疲惫地回到家里，他们很难与孩子和配偶一起度过一段愉快时光。这给婚姻和儿童发展都造成了紧张；同样他们也没多少时间从事闲暇活动。工作时间正在侵占宝贵的人们为了保持健康所需要的个人时间。
工作与生活的矛盾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父母就业与子女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在大多数家庭夫妻都有自己的工作，母亲一般在儿童出生后最重要的几年里没有时间亲自照顾子女。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这种趋势对儿童的健康和幸福有着长期影响。有工作的母亲会照顾好孩子吗？一般都认为在生命的早期阶段，父母双方都出去工作的儿童与有一方在家的儿童相比，前者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处境。
英国的教育研究所曾经专门针对儿童发展进行过一项研究，目的是研究母亲在产后立即参加工作对一岁以下儿童的影响。研究发现了母亲就业与否同儿童以后的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母亲在子女出生一年内重新工作，则当这些儿童成长到8～10岁的时候，会比其他儿童的阅读技能稍微低一些。但是该研究也表明，母亲出去工作的儿童的适应能力要强于其他儿童，并且很少感到焦虑，同时在今后的生活中显得更为成熟。
在英国的另一项调查中学者们研究了儿童教育成就同父母的就业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机构调查了620名年龄在13岁到15岁之间的学生，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他们的教育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些孩子除了要完成相应的调查问卷，还要记一个星期的日记，写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与父母双方有多少时间在一起。收集完相应数据的两年后，研究者又收集了有关他们教育结果的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取得的资料，学者们可以比较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量。从总体结果来看，如果母亲从事兼职工作，则儿童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父亲从事全职工作而母亲是全职主妇的那些家庭中，儿童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最少。
研究者通过对儿童口述的调查发现，不工作的母亲不一定与子女一起度过更多时间，尽管她们待在家里，尤其是周末。研究者们认为不工作的母亲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周末有必要与孩子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或者与有工作的母亲相比，可能没有从事闲暇活动所需要的费用。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父母与儿童关系的质量：有兼职工作的母亲的儿童要比有全职工作的母亲的儿童对亲子关系更满意一些，尽管这种差别并不明显。而对于儿童总的教育成就，研究发现几个影响教育结果的因素有：经济状况、教育志向、母亲的赞扬，还包括父母的职业类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儿童在学校里表现得更好，但如果父母双方都从事全职工作，那么儿童的教育结果表现得就不那么好。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母亲从事相应的工作对子女的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当我们考察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职业母亲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工作与生活间的矛盾对她们的生活会造成更消极的影响。女性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尽管父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意味着有着年幼儿童的职业母亲每天都面临着没完没了的家庭和工作的问题。对于职业母亲来说，工作问题与生活事务都是不能舍弃的，日常生活让她们团团转：早上让孩子起来并准备好，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工作一整天，在一天结束时接孩子；回家还要准备全家的晚餐，在家里处理一些事情，并且还要为自己挤出一点时间。这对于单身母亲来说，完成这些事务的难度将成倍增加。很多职业母亲不得不时刻进行权衡：在家庭、社会生活和工作之间。对于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的家庭来说，职业母亲往往不得不选择放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大多数职业母亲选择的是放弃社会生活。这种情况往往导致职业母亲对于工作与生活的矛盾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也许很多职业母亲就此选择了回家做全职主妇，但这不仅会对她们的精神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也会导致新的性别与社会的不平等。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女性受到的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影响更明显，但我们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单纯的女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思考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一种更健康的平衡时，也必须考虑到男性、父亲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只考虑女性受到的影响，那么在我们追求这种平衡时，往往会因为忽略了男性的那一方面而导致新的矛盾的产生，而所谓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将无法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