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为了地下党的活动方便起见，必须寻找一个职业掩护，我想了好多办法，才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军粮督办处少尉见习督导员的差事。别看这不过是一个芝麻大的官儿，在乡下却歪得很哩。乡下有一句俗话说：“来了督粮官，天高三尺三。”为什么说天高三尺三呢？因为督粮官一来乡下，地皮都要给刮掉三尺三，于是天就比原来的高三尺三了。
我才报到，那些挂着上尉、中尉衔的老资格军粮督导员，便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他们在乡下如何抖威风的经验，好像生怕我不依照他们说的那样办，就有失军粮督导员的工作传统。听他们说来，对那些穷老百姓固然可以任意毒打关押，为所欲为；就是对那些在地方上有点身份的财主，也不放在眼里。甚至可以拿一张名片在县衙门走动的绅粮，也要怕督粮官三分。要知道军粮督办处是国民党驻军抓粮食的机关，权力很大。谁要是粮交不齐，特别是包袱塞得不够，就可能被督粮官扣押起来，以“抗不交粮，贻误军机”论罪。
听了这些“老资格”的热心介绍，我却大大地伤起脑筋来。这个差事可以使我自由自在地在乡下走动，便于搞党的工作，这是好处；但是我背起督粮官这个烂招牌下乡，走一路，臭一方，对我也有不便。我向上级请示，上级指示我说，只要刀把子在手，可以灵活运用，保护人民少受压榨；甚至还可以借题发挥，整治土豪劣绅，只是要做得干净。于是我欣然穿上少尉制服去上班，并且不久就被派到乡下去。
别的督导员下乡，都带着三两个兵。轮到我下乡，却没有兵可带了。不是编制上没有兵，是给我们的处长吃缺额吃掉了。但是，处长总是有办法的，他对我说：“你就把伙房那个打杂的伙夫带去吧。”
带一个伙夫下乡，成什么体统！我稍微有点难色。处长看出来了，马上说服我：“把他洗刷洗刷，给他套上一套军装，再给他挂上一支枪，看起来还不是一样吗？”
显然，我不接受这位处长的创造性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只得装出欣然接受的样子。
我们的伙房里一共有两个伙夫，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叫郭本寿，一望而知是个老实人，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做活路，闲下来无事了，他就把他从私塾老师那儿接收来的那一点可怜的文化，利用来阅读专谈因果报应的“善书”。他唯一的嗜好是积几个钱，买香烛纸钱到这个庙那个庙去敬神，积极地为他的下一辈子做安排。另外一个伙夫名叫王天林，却完全不一样，是一个不信邪的直憨人，年纪三十左右，个头很大，身体壮实。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突出的满布血丝的眼睛，还有两片像生铁叠在一起的嘴唇，好像无论什么硬东西，只要落进去，就逃不脱变成粉碎的命运。他到这机关来，是郭本寿介绍的。他和郭本寿一起，做活路倒是很合得起手，就是脾气不对头，一天难免要顶几杠子；但是他们从来不扯得红脸，总是以郭本寿不作声来收场。
我住的房子在伙房隔壁，因此就常有机会听他们顶杠子。
有一回他两个又顶起来了，郭本寿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地在作辩解：“算了吧，他的命好，该他玩格，我就将就他一点又算啥？前生修的命，今世得报应。”
郭本寿说的这个“他”，我猜想指的是我们机关的伙夫头。这个伙夫头有一种特殊的统治癖，他的“王国”里只有两个老百姓，而他能够真正实行统治的不过郭本寿一个人，但是他还要独得其乐地喜欢在郭本寿头上摆威风。
王天林对于伙夫头的这种统治十分反感，对于郭本寿的屈从和认命，也很不以为然，他气哼哼地说：“只有你才是这样一个受气包，一天给人家磕头作揖，还免不了人家在你的脑门上撒尿。怎么？我们人穷志不短，卖力气吃饭，莫非连人格也‘搭带头’卖了？你横直说命呀命呀，我就不信这些鬼话。只有你才是寿头，有那样多闲钱拿去给庙里的和尚尼姑上供。”
每次当王天林直截了当地戳到郭本寿的这个痛处，郭本寿就采取沉默不语的老办法。过了一会儿，王天林挑着水桶出来了，看样子余怒未息，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合得更紧，许多天没有刮的短桩桩胡子挑衅地向四面张着。
我的职业要求我经常留心周围的劳动群众。才不几天，我对这个王天林就很感兴趣了。恰好处长推荐的就是他。
我找他来谈了一下。这倒不是要征求他的意见，既然处长决定了，他就只有服从的份儿了。我想找他谈谈，是想了解他的情况，看带这样一个人下乡，对于我的秘密工作有没有妨碍。我问他：“你是哪里人？原来干啥子的？”
他迟疑了一下，不马上回答，好像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他端详着我，想猜出我的问话后面隐藏着什么阴谋诡计。我很能理解中国的农民根据他们祖辈人传下来的经验和自己切身的体会，绝不可能轻信老爷们少爷们以及各色各样官员说的任何话，一定要从他们的话背后去找寻意思，因此我并不发急，耐心地等待着。
他终于淡淡地回答了：“从乡下来，原来帮长年的。”
哦，他原来是一个雇农，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比较放心了。我又问他：“你认得字不？”认得字的人跟我一起走，对我的工作是不大方便的。
“不认得。”
这合我的要求。我又问他：“你背过枪吗？”
他忽然紧张起来，不肯回答。我猜想大概是怕我把他拉去当壮丁吧，那时候拉壮丁是十分平常的事，我马上宽慰他：“你不要慌，是要你临时出差，背枪跟我下乡收粮去。”
“哦。”他这才把我找他谈话的意图弄明白了，比较安心了。但是他仍然不很肯定地回答：“背过，不大会用。”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王天林换上军装，背上一支二十响的盒子枪，倒也威武，脸上也不像昨天那样阴沉沉的了。一路上，他和我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肯和我多讲话。
我们走到一个山垭口的黄葛树下，在大石头上坐下来歇气。王天林抱着手枪坐得远远的。我小解回来，从树后发现王天林非常熟练地打开扳机，上下子弹，并且举起枪来对着前面一个什么目标瞄准。看来他绝不是一个打枪的生手。我走回去后，他又若无其事地把枪抱在怀里。他这举动引起我极大注意，我不能不对他多加留心。我的职业要求我这样。
我在乡下秘密地和我们党的组织接上头了。过去督粮官下乡，总是接受绅粮地主们塞的包袱，和他们一鼻孔出气，把征粮任务都压在穷苦老百姓的头上。这一回我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任务狠狠地压在绅粮地主们的头上，好让穷兄弟们歇一口气。当然也要有名无实地给他们写上一点粮，做个样子。
起初地主们总以为新官上任，要放三把火，把任务压在他们头上不过是做个架势，抬高我的价钱罢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一把一把票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不怕我不去登门拜访，称兄道弟，规规矩矩地把他们的任务取下来。
开始收粮了。有几户怕事的穷家小户，倒先来认账交粮，地主们却照例观望不动。
这时王天林发起急来，竟然越权过问，他说：“这些大头儿都不动，专靠这些小户三升两升地交，什么时候才收得完？”
“大户自有我找他们谈判，你先去催催小户也好。”我对他说。看来他很不以为然，对我所说的“谈判”引起了怀疑。
过了几天，地下党的同志来告诉我说，王天林碰到那些穷家小户向他诉苦求情的时候，他就表示同情地说：“是呀，是呀。”以后就不再去催了。甚至暗地里对他们说：“不忙，看那些大户交了再说吧。”原来他是去帮倒忙去了。
那些地主派管事找我摸行市来了。一个地主的管事，毫不知趣，居然在我面前表现出高傲无耻的神气，当面数起钞票来诱惑我，以为我会见财心软，和他卖好。我气坏了，要撵他出去。我用力把门推开，砰的一声，门板把王天林的头碰了一下，原来他正在门后边偷听我们说话。
我顺便叫他：“王天林，送客！”
王天林进屋来，对那管事毫不客气地叫：“快出去！”连请带推把这家伙弄出去了。
他折回房来，异常兴奋，一面摸他的额角上刚才碰的青包，一面给我倒茶打水，怪亲热的。
这些地主老财看见拿软的压不倒我，就拿硬的和我碰，一颗粮也不交。这一招我们早就料到了，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早把他们的粮仓查得一清二楚，我便叫王天林拿着封条跟我去把这些仓都封起来。王天林简直高兴极了，他东奔西跑，脚板像飞一样。他一面在地主的仓上贴封条，一面就哼哼地不知道唱些什么；贴好以后，还要把头歪过来歪过去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贴得巴适，用拳头狠狠地在封条上捶几下。
地主们无论如何不知道我使的是什么法，一下就把他们的老底挖到了，他们只好乖乖认账。但是也还有几个爱财如命的顽固疙瘩，死不认账。我就挑选一两个软的，叫王天林去捉起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王天林对于捉地主老财似乎比封仓库的兴趣更大些。他总是一面笑嘻嘻地望着我，一面用枪顶住地主的背脊；我只要一转眼，他就用枪筒捅地主的背脊，捅得地主哎哎地呻唤。把地主押在黑屋里关起来，他还主动把地主的手臂用绳子扎得结结实实的。除开吃饭，他就自告奋勇地站岗看守。
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还没有睡着，忽然听到关押人的黑屋里有人在哎哟哎哟地叫喊，同时听到噗噗噗的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打在棉絮上一样。我赶忙起来，披起衣服，到那屋里用电筒一照。嗬！原来是王天林在用竹鞭子打那个被押起来的地主。那地主用厚厚的棉衣袖子蒙住脑壳，鞭子都落在棉衣上，实际上并没有真打着他什么，他就哎哎地叫唤了。那地主手里还捏着几张钞票，地上还打落了一两张。王天林一面打，一面骂：“好狗日的！你那几个臭钱，买不到我穷人的良心。”
我问王天林：“你在干什么？”
他也不回答，望了我一下，丢下鞭子，狠狠地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呸！”走出去了。那个地主看到是我，向我央告：“长官，我认粮就是了，叫那个老总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看来王天林一定打他不止一次了。这个地主今晚上是想用钞票收买王天林，所以特别激怒了他，就挨了一顿好鞭子。
后来我才发觉，他常常背着我去把关起来的地主收拾一顿。那些地主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判断，以为王天林这样热心地向他们“打启发”，不过是想多捞几个外快罢了，于是就给王天林手里塞票子。谁知道越是这样，越是挨得多些。地主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居然在这样一个普通士兵身上不灵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的，我也莫名其妙，这个王天林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发现他的身上带得有一个小本本，他在空闲时候，总偷偷拿出来看，嘴里还轻轻念着。当我一叫他，他就匆忙地把那个小本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里去了。他对我说过，他是不认识字的，我也曾经采取一些办法来试验他，他确实不认识字。但是他又确实在看一个什么小本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收了一阵粮，回城里去。我们又在上次歇气的黄葛树下石头上坐下来。这次王天林再不是避着我坐得老远的了。我想起他整地主时的情形，不禁暗笑起来。我问他：“王天林，你为啥子总是整他们？”
“该整！”他简单地回答。
“为什么？”
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望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研究出什么名堂来似的。临到我们站起来，又快上路了，他忽然对我说：“你是一个好人。”
这一句话使我大为高兴，同时也使我明白，王天林跟着我这样久，大概他对我也做了相当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才终于得出我算得一个好人这样一个结论。
我回到城里，向党组织报告了下乡工作的情况，也提到了王天林的事。上级也觉得奇怪，估计王天林有可能是我们党的“散兵”。那时候在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被敌人打散了，有的同志脱了党流落在外的事是常有的。他即使不是我们党的散兵，也可作为一个工作对象。因此决定派人去了解他的政治面目，对他开展工作。
大约过了两个月，上级通知我，对王天林的工作，很有成效，可以吸收入党，要我直接和王天林打通关系谈话，审查历史，履行入党仪式。和他约好接关系的口号是他的一个叫王天洪的小同乡介绍去找他的。
在这个敌人的军事机关里，我不可能和王天林畅快地谈话，更不可能为他举行入党仪式。我只好耐着性子等派我出差下乡的机会。果然，不久我又被派下乡。这已经成为通例，并不要经过请示批准手续，我就可以带王天林下乡去。
大清早，一路上冷冷清清的。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朝雾朦胧，等我们爬上那个山垭口时，浓雾已经散尽，太阳烜赫地挂在东方。我们又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歇气。这条乡下小路很荒僻，很少有人来往；这是一个很适宜于我们秘密接关系和谈话的地方。
我坐在石头上，望着王天林。我越看越觉得他可爱，恨不得立刻站起来，跑过去把他横腰搂住，亲热地叫一声：“好兄弟！”王天林坐在那里见我老望着他笑，又不言语，倒使他惊诧起来。
我决定和他对口号接通关系了。我问他：“王天林，这里有你的小同乡吗？”
“没有呀，这里没有我的同乡。”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是共产党员，正要和他对口号接关系呢。
“怎么没有呀？你不是有一个叫王天洪的小同乡吗？怎么忘记了呢？”
“哪里我有个王天……噢！你就是……”他十分惊异地跳了起来，笑着走向我的身边。可是他忽然把头摇了几下，而且警戒地退了几步，不信任地说：“不，不，我……”
“没有错，我就是王天洪打发来找你的。你不要见怪！”我恳切地说，站了起来。
“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呀！”他相信了。跳过来把我的手紧紧地捏住，他那一只粗糙的大手，力气很大，把我的手捏得很痛。
我一把把他抱住，高兴地说：“好兄弟，我找的就是你。哦，现在应该叫你同志了。”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了这样多年，到底找到了！”他也把我横腰抱住，我的骨头差点要被他挤碎了。
我们开始严肃的入党谈话了。我告诉他，党已经决定吸收他入党，指定我和他谈话，审查历史，举行仪式。他听了，激动得简直有些发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怪不好意思地侧过头去，用手背擦掉了，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
我尽量用通俗的语句和在乡下现成的事情，和他谈革命的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他侧着耳朵听，不时还津津有味地把嘴巴动一动，咽一下口水，好像把我讲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细细咀嚼，吞了下去。
最后，我叫他谈一谈他的历史。我特别想要他详细地讲他曾经找过红军的事。我还对他打趣地说：“这一回可不能像上一回我问你的时候那样回答：‘乡下来的，帮长年的’，要讲得详细点。”
“这回那回是两回，那回是对穿老虎皮的人，我哪里肯讲真心话，这回却像对亲娘说家常话了。”他也笑了。以下是他讲的历史：
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原来也不是做伙夫的，我原来是一个使牛的泥巴脚杆，我是一个干人。这一点想必你早就知道了。我还是给你说说我找红军的事吧。
这是在哪一年我记不得了，总之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正是秋天割谷子的时候，我和好朋友王天太到王大老爷家里打短工割谷子。他家田亩多，排场很大，请了好多人来割谷子，外地来的零工也不少。晚上，吃过饭，大家在晒坝边晒席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歇凉，摆起龙门阵来。各人摆各人见到的和听到的。比如说什么地方观音菩萨显了圣，降下圣谕说，明年要落七七四十九天火雨，天下恶人都要收尽呀；又比如说某个山上出了神兵，一条神符贴在身上，刀枪不入呀；又比如说什么地方出了蛟龙呀；还有某家老爷的小姐偷了马弁，养下了私娃儿呀……是真是假，哪个耐烦去寻根问底，反正是说一阵，笑一阵，解一天的累，像一阵凉风，吹得人睡瞌睡就是了。
我对于观音显圣、出神兵、走蛟龙这些事都没有兴趣，更不要说那些地主小姐偷人养汉的乌七八糟的事了。我的心里正烦得慌，眼见这谷子一开镰，我的难关就来了。几辈人传下来的王大老爷的欠租，像滚雪球，越滚越大。每年秋收都要算一回账，打的粮食都送光，还要在新的欠约上按指印。这日子不知道要哪一年才有个幺台。
“我看总有一天要幺台。”有一天晚上，我和天太两个在晒坝边歇凉，我谈起欠租的事，天太忽然这样宽慰我。
“你怎么晓得？”
“这是外边来的人给我说的。听说川北出了红军，出了共产党，专门给干人撑腰，打土豪，分田地，那里干人都见了天日了。”
这真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震得呆了，天下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不大肯信，却又非常希望是真的，就是听一下心里也舒坦得多了。这几句话钻进我的心里就像点起一把火来，把我烧得毛焦火辣的。
我问他：“你是在说神话吧，哪有这样的事？”
“怎么没有？人家亲眼看见的。都是一色的标致小伙子，干人。腰上缠的红帕子，臂上缠的红带子，手枪上吊的红坠子，大刀上挂的红袱子，头上戴的红星帽子，前头还?[2]得有血红大红旗，一身红色，好不威风。都是飞毛腿，一夜飞走几百里。见干人叫同志，见土豪恶霸就整治。田地、房子、粮食都分给干人，有的人不敢要，红军就把粮食背到你屋里来。听说当头的姓苏，叫苏——什么。”
他说得活灵活现的，我想，我要是能看到红军一眼，死了也甘心。我问：“这红军到底在哪里？”
“在川北，隔这里远得很。”
唉，说了半天是空欢喜。有红军，隔得远，也是枉然。
这晚上我一夜合不上眼，总是想到红军。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着了。我梦见我的腿上长了毛，一抬腿就飞了起来，一扭身就到川北了。哎呀，一片红色，红头发、红眉毛、红衣服。我又梦见我带着红军回来了，一下就把王大老爷捉起来。好家伙！他还凶呢，推了我一把，问我：“王天林，你在干什么？”我顺手给他一个耳光，大叫：“我要杀你的脑壳！”正叫着，我醒了过来，睁眼一看，立在我面前的正是王大老爷，他大声叫：“王天林，你在干什么！这时候还不起来！”
我抬头往四下里一看，一个红军也没有了，只有王天太在我身边才爬起来，在打哈欠，我明白是做了一个梦。
一连几天，我做活路没有心思，站不是，坐不是，总想红军。我一定要去找红军，哪怕远在天边，隔着刀山火海，我也要去找到他们。我把这事和平素跟我合得来的几个庄稼汉说了，他们一听都像干柴遇烈火，一点就着了，都想离开这个背时的地方，去找红军。但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出过远门，不晓得怎样找法。
一天下午，王大老爷的收租师爷找我说：“王天林，王大老爷交代，明天要我到你屋里来收今年的租子，还有老约也该换一张新的了。”
好狗日的。他明天又要来把才打下的谷子抢光，我已经被他们捆得邦紧[3]了，他们还想在我的身上再加上一根新绳子。我气极了。
这时王天太站在我的身边，暗地用手撞我一下，轻声说：“答应他明天来吧。”
天太是我们穷汉中的军师，他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脑子比我们灵些。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主意，我不放心，轻声问他：“那还答应得？”
“你答应就是。”他坚持说。
我也只好依他，对收租师爷说：“你明天早晨来就是，我给你。”
收租师爷转身走了，我就问天太：“答应了怎么得了？”
“有啥子不得了？脚板擦油，溜了就是。找红军去！”天太才告诉我说，他打听了好几天，晓得到川北往哪里走了。没有盘缠钱，就一路卖零工，有力气不愁吃不上饭。
真是好主意，我心里忽然亮堂了。又想，何必等到明天受收租师爷的气呢？今天走了算了。我对天太说：“今天就上路吧。”
“明天走，明天和他算了账再走。”天太说罢，便笑了起来。哦，我也懂了。看我这个笨脑筋！
我两个马上分头去找想一起去找红军的四个朋友，约他们今天晚上到我的烂草棚里来。
晚上，他们都来了。我们把门关起来，把王大老爷交我养的半大不小的猪拖出来宰了，放在锅里炖起来。又去打了两斤烧酒，准备痛痛快快地喝他一回。我又把还没有交王大老爷的租米抓两升出来煮好，准备把肚子装得饱饱的。管他娘的，他们吃得，我们就吃不得？反正明天早上我们就走了，他们到哪里找去？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把准备交王大老爷的租谷拿出来，叫要跟我们走的几个穷兄弟，偷偷运回家去。
我们关起门来，又吃又喝，又说又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这样开心。
我说：“明天王剥皮晓得了，把胡子都要气得翘上天。”
大家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天太先来了，不一会，收租师爷也大摇大摆地提着账簿和算盘来了。他一进门用账簿把凳上的灰擦了，往桌边一坐，把二郎腿跷起来，命令说：“先收了再算吧。”
“还是先算了再收吧，看到底还差多少？”我说。
“哼，莫非你还想留几颗谷子？收完了也还不清账尾巴，要算也行。”于是他翻开账簿，敲起算盘来。不多一阵就算好了。他往算盘上一指说：“你看嘛，老租老利加新租一共是二十三石八。”
我的天！我才租他们三亩地，认的年租三石，怎么几滚就滚成这样多？我简直吓蒙了。
“怕什么，还他就是。”天太笑嘻嘻地说，向我眨了一下眼。
哦，我清醒了。我也满不在意地说：“还你就是。”
“没有想到你今天这样开通，莫非一锄头挖到个金娃娃了？”他挖苦我，又伸出手板来说，“拿来吧。”
“这不是！”我用竹棍子唰地打在他的手板上。
他大叫起来：“反了！反了！”起身想跑。我两个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
天太对他说：“师爷，天林不是该你二十三石八吗，给你再加点利，还三十石。”说罢就是一棍。
这家伙还不知道厉害，还要抖威风，说：“你们打吧。王大老爷不是吃素长大的！”
“好吧，你就叫他来红军里头找我们吃荤吧。”天太说罢，又是一棍；我也狠狠地用棍子打他，他杀猪似的大声叫救命，我们就用烂棉花把他的嘴塞起来。我们还没有打到二十棍，这家伙就昏过去了。
天太说：“快走吧。”
我说：“放把火烧了这烂草棚。”
天太说：“不行，放了火就走不脱了。”
我们就把门关了，从屋后的小路走。
“不忙走！”天太一面说着一面又折回我的草棚里去。不知道他要搞什么，我也跟着折转去。原来他用一截木炭在矮墙上写字。
我问他：“这是干什么？”
“冤有头，债有主，叫王剥皮来找我们两个吧。”
“对。你念给我听听。”
“王剥皮，我们走了，回来找你算账剥皮。王天太、王天林。”
好。我们关死了门，从小路上山去了。
我们在平常很熟悉的山梁上会齐，马上要出发了。这时太阳升高了，把那块坝子照得亮堂堂的。我回头看一下生我们养我们的那个坝子，心里忽然有些难过起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那块坝子里，我们受灾受难，还总是舍不得。大家都站在那里看。我硬着性子把头一扭，说：“走吧，总有一天我们还要回来。”
我们也不知道川北到底在哪里，就一面打零工割谷子，一面往北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山越来越大，人烟越来越少，路也越来越不好走了，可是还是没有看到红军的影子。
一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正急急忙忙地想找个人家借宿，走到一个小土地庙歇一下气。天太到小庙背后解手，忽然他在那里叫了起来：“来看，来看，这里贴的是啥子？”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忙转过去看，天太手里正拿着一张红纸。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张红色油光纸，上面印得有许多字。我是个睁眼瞎子，一个字也不认得，又交回给天太，叫他快念。他看着字念了起来：“干人——要——翻身，快来当——红军。嘿！你们看，这是红军路过贴的传单嘛。”
我把那块油光纸抢过来，生怕他们扯坏了。要天太再念下去。
他又念了：“干人要翻身，快来当红军，打倒——刮民——党，消——灭白……下面的一块还贴在墙上。”
“嗐！你怎么撕烂了？”我马上用小刀子在墙上把还没有撕下来的一块纸小心地启下来，拼在一起，叫天太再念。
“消——灭白匪军，土豪全扫光，田地——都平分，建立苏——维——埃，工农掌政权。”
我们走得很热，听他这样一念，却像一股凉风吹进心坎里，浑身清爽。我们的劲头更大了，又向北开步走，好像前面就是红军，今晚上就能赶上一样。
天完全黑下来，肚子也实在饿了，我们看见远处山弯弯里有灯火在闪动，就向灯火走去。走拢去一看，是一间山里头的茅草小棚棚。我们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庄稼老汉坐在火塘边。山外边天气还热，这大山里夜间不向火就冷得很。我们向老汉问了好，请求借宿。他一点也不拒绝。到底是庄稼人嘛。我们吃了玉米糊糊，就坐在火塘边闲谈。老汉告诉我们他姓冯，我们就亲热地叫他冯老爹。他身边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娃子。我们正谈着，天太又把那张宝贝传单拿出来借火塘的火光看。冯老爹看到那块红色的油光纸，笑了一下。又过一会儿，他问我们：“你们几个要到哪里去？”
“我们是出来打短工割谷子的。”我们还是用那句老话回答。
冯老爹又笑又摇头，不相信我们的话，他说：“这山里头田都没有一块，你们来割啥谷子？来割石谷子吗？”
这一句话把我们都问住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办法回答。
冯老爹看着我们遭问倒的样子，笑得更欢了。他说：“我看你们是到北边去赶队伍的吧？”
他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底揭穿了。我们看这位冯老爹是和我们一样的干人，不会是坏人，只好默认了。
他说：“我一看你们拿那张红纸传单那样专心看，我就明白了，那是红军贴的传单嘛。你们这些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要当红军，硬是得行，就是太冒失。红军从这里已经走了十多天了，中央军跟到他们的屁股后面送行，不要说你们撵不上，就是撵上去了，碰到中央军，拿住你们，还不把你们当红军的探子办了！小兄弟，你们这是拿脑壳往刀口上碰哩。劝你们再不要往北去了，前面三十里就是青竹关，一条独卡子路，有中央军住在那里，飞也飞不过去。你们还是赶快往回走吧。”
冯老爹说的是好话，可是像在我们头上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我们走到这步，总不甘心，想了好多办法，冯老爹都说不行。劝了我们半夜，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我们坐在火塘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谢了冯老爹的一番好意，告辞出来。我们都不甘心，想往前走，可是怎样走法呢？
还是天太的脑子灵活些，他说：“我们要往前走，可是也不能睁起眼睛去跳崖，要想个办法。我们装成割谷子的是不行了，要改扮成挖野药的，从大山里走，混过青竹关，就好说了。”我们就照着天太说的办，用竹子编几个背篼，在附近小镇买几把小锄，就往大山里去了。我们在路上约好，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一路走，人家问什么，都听天太答话，大家跟着他说。我们在深山野林里走了半天，净是悬崖陡壁，费了好大劲，才爬到山脊上。翻下山大概就过了青竹关吧。正要下山，没有料到从左边树林里跑出几个兵来，带队的恶狠狠地叫：“站住！不准动。”
我们一看，糟了，是中央军。
那带队的问：“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们都有些惊慌，天太却沉着地说：“老总，我们是挖药的嘛，不到哪里去，就在这山里头。”
但是他们不由分说，把我们一起赶下山，押着到青竹关街上去了。在路上，天太暗地传话，打死了也只说是挖药的。走在半路，挨我走的一个兵看样子比较善良，很同情地悄悄对我说：“嗐，哪个叫你们来闯鬼门关？”
在一间大屋里有个油头滑脑的家伙来审问我们，他一口咬定说我们是红军的探子。我们一口咬定是挖药的，并且指挖的野药为证。这家伙滑得很，他看出每次答话都是天太，起了疑心。他突然站起来，抓起我的背篼，随便拿起一味野药问我：“这叫什么药？”
我是不认得药的，今天天太临时教过我们几味中药名，他拿起来的那味药我倒是记得的，我说：“观音草。”
他又抓起一味野药问我，我却分不清了，天太就急忙替我说：“这是狼毒嘛。”
“不准你说，我问他。”
“狼毒。”我跟着说。
“这个呢？”这家伙坏得很，又拿起一味药考我，这下把我考住了。
正在为难，从门口跑进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进来就叫：“混蛋！抓的几个伕子全跑了。”
他忽然看到我们几个庄稼汉子，很有兴趣地走过来，望着我们，并且用手指头夹一夹我的臂膀，用皮鞋踢一下我的腿肚，好像到了买卖牲口的市场，像买牛那样，摸摸腿，看看牙口。真气人！
“哈哈，这是几块好材料呀！”他忽然对那审问我们的坏蛋说。说完又大笑一阵才命令我们：“走，给我挑东西去。”
“慢一点，营长，这几个人还没有问清楚，怕是共匪的探子。”
“啥子探子，你一天就是整这些事，共匪哪里来那样多探子？你不看都是才从田里爬起来的使牛匠。走，跟我走！”
我们跟着这个营长走出去了，那家伙无奈何地直摇头。
我们异常热心地帮那个营长收拾担子，简直有些过分了。天太用眼睛递点子，叫我们留神。挑的都是些箱笼软包袱，不知道这个家伙又在哪里发的横财，着急要往家里搬了。他派两个兵押我们上路，一个就是那个说我们闯鬼门关的，一个却是捉我们下山的那个坏蛋，那个兵叫他排长。
在路上走了不久，我就盘算起来，两个武装押六个伕子当然押得住，但是那个背长枪的对我们态度却不坏，如果他不动手，我们六个人对付那个提手枪的家伙是搞得赢的。我故意挑到天太身边，悄悄和他说了。他高兴极了，悄悄说：“这就有办法了。分头传话，听你的号令。”
我们又走了十几里路，走到左右是树林的山坡边了。我看这里就好动手。天太点了一下头，大家都明白了。我走近那个排长身边说：“排长，歇一下再走吧。”
“不行，这里不准歇气。”这家伙很狡猾，他机灵地离开了我几步。
一不做，二不休，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把担子一丢就扑了上去。刚抓住他的肩头，这家伙一扭就滑脱了。他急忙逃开几步，回头举枪要打我。天太看事情坏了，大喊：“快跑！”我就一步从路边跳到石坎下面，我们几个都没命地分开逃走。
这家伙朝我打了一枪，没有打着，他大声叫唤：“抓住！抓住！”
“砰！”我在石坎下听到一声枪响，就再没有声息了。
过了一会，听到那个背长枪的兵在叫：“出来，出来，没事了。”
我和天太两个爬上石坎一看，全都明白了。是他在背后冷不防给了那排长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走到那背长枪的兵面前，向他道谢，他指着排长的尸体说：“你们今天不整他，我也要整他了，这个混账东西！”
我们怕有人来，赶快把这家伙的尸首抛到石坎下藏起来，把东西挑进树林去。但是以后怎么办呢？大家都不说话。继续往前走，去找红军吧，据那个兵说，越到前面越紧，是通不过的；再说红军已经走了十几天，也赶不上了，回去吧，那是死路一条。
我气哼哼地说：“莫非这样大的世界，就容不下我们这几条汉子！红军也是人干的，他们能干红军，我们就干不得红军？我们不能自己来立红军？”
我本来是说的几分气话，他们却一下都同意了，一起说：“对！我们自己来立红军！”
可是红军到底怎么立法呢？我们都不知道。跟我们来的那个兵名叫罗光德，原本也是干人，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弄得家破人亡。他虽然当过几年兵，可是还没有看见过红军，也不知道怎么干法。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阵，都说要成事，要紧的是大家一条心，都主张到庙里磕头赌咒，砍断头香。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个破庙，也不知道是什么菩萨，我们七个人一字儿跪下，赌咒发誓，要当红军，谁要变心，天诛地灭，一起砍了断头香才站起来。论岁数是我最大，立红军是我起的头，他们六个人都推我当“大哥”，要我做头儿。我也不推辞，就当头儿，还叫天太做我们的军师，又叫罗光德做管事，因为他懂得点打仗的事。
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儿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在我们捡到红军一张传单，那上面说的都是我们干人的心里话，就照那样办，总不会错。
我们把那个营长的冤枉财送到冯老爹家里，我告诉他说，我们自己立起红军来了。
他听了很高兴，说：“年轻人，有出息，干得好。我的大儿子要没有跟红军走，也要和你们一起去干。就是要把细，不要冒失，他们猾得很啰。”
我点了一下头。
我们一共有两支枪，罗光德有一支长枪，那个该死的排长的短枪，亮光光、蓝黝黝的，是杆好枪，就给我这个头儿背起来。后来我们突击了一个国民党落伍兵，又得到一支长枪，由天太背起来。天德的手艺巧，他照样子用木头做一支假枪，也很气派地背起来。
我们七个人，有了三支真枪，一支假枪，也像个事了。我们就在这大山里窜来窜去。有机会就打那些地主豪绅，特别痛快的是拉土老财的“肥猪票”，要他们拿钱拿枪来赎取。他们越痛，我们越舒服。但是我们没有打出旗号来，人家还以为我们不过是山里头的几个毛贼，也就没有人来参加我们立的这股红军。
我们都没有见过红军是什么样儿，就只好照我们听说的那么装扮，在腰上缠条红带子，枪上吊着红坠子，还把头上缠的白帕子染红了，硬是一身都红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弄到一面血红的红旗。
我们顺着大山梁子向西活动过去，我们的军师天太说，总蹲在一个地方是不好的。有一回，我们抢一家地主，找到一幅大红被单，就用竹竿揭起来，红旗就有了。天太又搞到一点红色油光纸，他就照着红军的那张传单，抄了好多份，走到哪里贴到哪里。原来的那一张传单虽然我们都背得上面的话了，还是舍不得丢掉，我们用厚牛皮纸把它裱糊起来，像个纸夹子，带在天太的身上。
说也奇怪，我们一打出红旗，贴了红军的传单，又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干人，名声一下就大起来了。前前后后有些和我们一样的干人来找我们，要参加红军。不到几个月，我们就有三十几个兄弟伙了。新来的兄弟伙都说，外面到处传开了，说红军又回来了，拖了个游击队在山里活动，为干人申冤报仇，打富济贫。
谁想这样就惊动了中央军。冯老爹派人传话进来，说中央军要来剿我们这一股游击队，要我们特别小心。哼！这有什么了不起，来就来吧，打他狗日的！
过不多久，果然有白匪的保安团来搜山。我们靠对地方熟，消灭了他们一小股，又得到二三十支好枪。因为打了胜仗，威名传出去，又有十几二十个干人来参加，我们也都收了。
谁知道就在这里出了一个大毛病。敌人知道我们大开门收人，就派了一个探子装成干人混进来。我们没有在意。这个该死的坏蛋把我们的底细摸到后，密报了敌人，敌人就照这个密报，用大包围圈把我们从四方八面包围起来，然后再慢慢收紧包围圈。
我们还蒙在鼓里，还正在为我们才打了一个大胜仗添了枪又添了人高兴哩。直到冯老爹派他的没有跟红军走的小儿子，忍受千辛万苦，冒了生命危险，穿进包围圈，给我们报信，我们才明白了。可是已经迟了，我们决定突围的时候，包围圈已经收紧了。
我看形势不对，只好利用黑夜突围，可是几次想冲出去都没有成功，还牺牲了十几个弟兄。后来才发现是那个探子朝我们要冲出去的方向打信号枪。我们都气炸了，把他捉起来，枪毙了。
趁着黑夜，我们找了一个新的方向突围，仗打得很凶，敌人有二三百，我们只剩三十几个弟兄。
忽然我们的军师天太受了重伤。他眼见得自己不行了，把我叫了去，对我说：“大哥，我是不行了，你今夜一定要带弟兄伙冲出去，出去一个算一个，出去两个算两个，今夜出不去，天一亮就跑不脱了。总要出去几个，保住根子。你一定要去找真红军，找到共产党。”他费力地从怀里摸出那个夹着传单的牛皮纸夹子，交给我，说，“这个夹子好比我们的一本经，靠它起事，千万不能丢了……”说罢便咽了气。
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敌人又进攻来了，我带着最后剩下的二十几个弟兄，高声大叫：“要活命的跟我来！”
我们从山边冲了下去。跟我冲出去的有十一二个弟兄，还有几个弟兄，由罗光德带着，和我失去了联络，没有跟出来。
敌人穷追不放，我们又累又饿，又牺牲了几个弟兄。剩下的五六个人也被完全打散了。我一个人不知道东西南北，往深山老林里钻。天快亮的时候，枪声越来越稀了。这时候我才在树林里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找红军没有找到，那样多生龙活虎的好弟兄都牺牲了。更是对不起冯老爹，他派来送信的小儿子，也牺牲了。剩下来的几个也不知道下落了。我们失败了！
我现在到哪里去呢？找红军当然不行了，回家更是死路一条，我更没有脸去见冯老爹，失悔没有听他几次送来的好话。我只好把枪埋在林子里，装成一个打柴的，背了一捆柴，从西边走出森林。走到一个集镇，正逢赶场。我的肚子实在饿坏了，胡乱把那一捆柴卖了，到一个又是茶馆又是饭馆的铺子里吃“冒儿头”。茶馆里正在叽叽呱呱摆说，像才揭开盖子的一锅开水。都在说：“红军回来一个游击队，遭打垮了。最后剩下几个硬汉子死不投降，打到最后，把枪在岩石上砸烂，跳崖死了。中央军把他们的头都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哩。”
我知道这就是罗光德带的几个人。这样我才明白，是他们硬顶住敌人，掩护我们，我们才冲出来的，他们却全都牺牲了。我好难过呀！我又听到一个像师爷模样的斯文人在摇头摆尾地说：“哼！这一回，一个都没有跑脱，都打死了！”我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恨不得走上去用三个指头把他那个正摇着的小脑壳夹下来，告诉他：“看着吧，我王天林这个根根还在哩，总有一天要翻梢！”
我看这个地方也不好安身，就一直朝西走去，靠打柴过日子，走了几天才走到这个小城里来。我在这里当苦力，做短工，一混几年了……
王天林讲到这里停住了。
“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讲到这里，他眼里含着泪水，忧郁地望着东方连绵不断的山岭，那是他斗争过的地方，许多好兄弟都牺牲在那儿。
他慢慢地从他的内裤口袋里，摸出那个小本，打开看了一下，送到我的面前。这是一个用牛皮纸不知裱糊过多少次的小夹子，上面浸透了汗迹。打开一看，在中间嵌了一张褪了色的红油光纸，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是我好像仍然看到它像金子一样在闪闪发光：
干人要翻身，快来当红军，
打倒刮民党，消灭白匪军，
土豪全扫光，田地都平分，
建立苏维埃，工农掌政权。
王天林忽然提高声音说：“我们自己立红军虽说是失败了，但是我硬是不信他们的江山是铁打的，就砸不垮！我一定要把他们这个摊摊打得稀烂！我一定要去找真红军，找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找到。”
“现在，同志，你已经找到了。”
“是呀，到底找到了！”他笑了起来，他的脸变得那样光彩焕发，像初升的太阳。
王天林入党后不久，他就向党组织提出要求，要到他过去拖队伍的那一带去找寻失散的几个伙伴，他特别要去看看冯老爹，他要告诉他们，终于找到红军了。他又提出，请组织派他到他的家乡一带去秘密活动，他很想早一点让乡亲们知道，出头的日子快到了。
王天林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意了。我们知道，这是一颗不会熄灭的火星，落到哪里，哪里就会烧起大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