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四世纪起，莽苍西北地带进入到了一个群雄争霸的壮观年代。乌孙、东胡、月氏和匈奴，是这一舞台上的最有战斗力的民族或者部落联盟。先是月氏侵占了乌孙在今陕甘交界处及河西大部分地区的“故地”，将他们的可汗牙帐扎在河西走廊中心地带今张掖某地。失败了的乌孙只能驱赶着牛羊，群体性向西奔逃。沿途上，他们不仅要谋算如何生存下去，还要面对前方国家和部落的抵抗。在其他民族眼里，这些因失败而迁徙的人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必须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抵制和反抗，哪怕是他们在奔逃中被诛杀殆尽。
在生存权利上，怜悯就是死亡。随后的景观也是如此，月氏人在河西立足不过百年，就又遭到了先前弱小，但一夜之间强大起来，并且攻灭东胡的匈奴人接连两次的沉重打击。第一次，冒顿的儿子稽粥将他们驱赶到了今甘肃敦煌一带。几年后，已经成为匈奴撑犁孤涂大单于的稽粥（老上）再次出击，似乎没有怎么用力，就将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器。这是中亚民族迁徙的第一次高潮，退却的月氏进而攻占了乌孙在西域伊犁河流域的落脚地和越帕米尔谋取生息之地。
东胡、匈奴、月氏和乌孙，基本上是公元后纵横于西北边疆的诸多民族的先祖或者是宗主国，其中，匈奴的苍狼崇拜与披发割面为痛悼君长习俗，在突厥及其回鹘等分支中也有所保留。东胡应当是唐时东北地区诸如契丹、室韦、靺鞨等民族的先祖或者旁支。乌孙迁至伊犁河流域，原先居住在此地的塞种人被迫西迁，乌孙人在此扎下根来。他们的宿敌月氏被驱赶向西，逼近伊犁河时，乌孙与匈奴联合，将溃散的月氏再次逼向葱岭以西地区。在迁徙过程中，月氏人击败了大夏，并占领了阿姆河两岸地区，稍后又由分裂走向统一，在恒河流域建立盛极一时贵霜王朝。而乌孙，则在五世纪初，在帕米尔被新崛起的柔然帝国所灭。这是早期亚洲腹心地带的民族融合与迁徙活动，也是早期丝绸之路上鲜为人知的壮观景象。
在青铜时代，匈奴人就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一手艺可能来自于夏，淳维西迁时带走了大批的工匠。以至于在生存异常艰难之地，匈奴的后人仍旧保持了中原先民的某种习俗和技术。近年来在西域各地发现的焉不拉克、五堡水库、苏巴什、群巴克、扎洪鲁克等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冶铁、制陶、木作、毛皮和毛纺品，将西域早期历史，乃至丝绸之路的交易活动推向更早的年代，也促使现在的人们改变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生活无凭的惯常认识。
第一节 匈奴源流考
很多年来，我对匈奴保持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源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也更源于多年居住和生活在匈奴故地——休屠王或者左贤王的驻牧地之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的弱水河从张掖折回向西，至高台和酒泉的清水镇（唐和吐蕃会盟地之一）转而向北，流经今甘肃金塔县境，再进入到巴丹吉林沙漠和额济纳境内。多年前，我总是道听途说地以为，至今耸立在弱水河畔的黑城（蒙元称哈拉浩特）是西夏人建造的。而事实的情况可能是匈奴人的古堡，他的后裔之一回鹘也曾在这里建立公主城。
这里是丝绸之路居延道的交通要冲，特别是在公元663年和790年间，河西被吐蕃占据之后，居延道就成了唐帝国与安西四镇、西域诸国朝贡与通商的重要路径之一。大约2001年八月，我去了匈奴的另一个故地山丹（又称删丹，产大黄和胭脂花，匈奴妇女用他们来涂红晕和指甲）。朋友带我去看培黎先生捐赠的博物馆，不经意看到一柄出土于山丹焉支山境内的匈奴弯刀，上面全是红锈，一触即掉，整个刀身看起来就像是江西赣州菜粉蒸肉，给人一种极端暴力之后的颓废感。毕竟，这柄刀已经历经了二千余年的时光，它当初蕴含的勃勃杀机被时间清退，曾经的鲜血已被泥土吸干。只剩下刀子本身，以逐渐朽烂的方式，呼应着它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的主人——匈奴民族。
凝视那把刀时，耳边隐约响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谶歌。
这可能是匈奴至今唯一流传下来的谶歌。即使在今天听来，仍旧有一种刺人心肺的悲怆力量。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祖，曰淳维。”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据此推想，匈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创立者大禹的后代或者旁支，夏朝末代之王姒履癸应当是他们的先祖。当商汤取得了战争胜利，姒履癸被流放南巢（今安徽巢湖），三年后死。其子淳维带领残众，一路北迁至今鄂尔多斯地区繁衍生息，在无任何记载的蒙昧年代，匈奴部众悄无声息地在高地上生存变迁，过着一种茹毛寝皮的野蛮生活。到历史黎明时期，他们再次以外夷的身份，参与到了中原统治者的历史当中，并将版图扩大至阿尔泰山脉东南、大兴安岭西、蒙古草原南、青藏高原东北、华北平原西北等广袤地区。
此外，《汲冢周书》、《易经》、《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和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小盂鼎》及商周的甲骨卜辞中，均有殷、周统治者曾与“鬼方”争战的记载。其中，在商朝规模较大的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的商高宗武丁时期，《易·既济》中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第二次是在武乙时期，由武乙授权并支持，古公季历具体组织实施，并一举击败了鬼方。（南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鬼方也可能是丁零、敕勒、铁勒等后世民族的前世称谓，也极有可能是匈奴民族的前身。据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可知，匈奴在远古时代—黄帝时期被称作“荤粥”，上古尧舜时期叫做“荤粥”、“山戎”、“玁狁”，夏朝被称为荤粥，商朝时曰鬼方，西周时叫昆夷、玁狁，春秋为戎狄，战国为胡、匈奴。
设若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无误，那么，司马迁的记述就是有问题的。折中一下，对此最合适的解释是，夏王姒履癸之子淳维在国破家亡后率残众加入鬼方，进而在鬼方中与异族相依共存，繁衍生息，最终夺取了最高指挥权，建立新的游牧汗国。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马斯佩罗认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与西北方在古代时居住着的北戎，就是这个胡人的一个部落。至于其他部落，则在公元前4世纪时被赵国的汉人所降服。”
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匈奴，还是斯基泰人、印度人、塞种人、希腊人，在早期的北方草原上，他们都是相互关联、且渊源颇深的民族。当自己弱小时，就依附于强大者，受其奴役，为其政权服务；强大后，起来反抗，或趁火打劫，最终夺取最高领导权。但不管是哪个民族，自身强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本民族所有的部落，以混合型、整体性的军事力量，在严酷的生存夹缝中获取更大的物质与政治利益。否则，在早期历史时期，面对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仅凭一个民族数千上万人单打独斗是很难生存发展下去。
由此可以断定，从黄帝一直到五胡十六国期间，所有的“戎狄”当中，几乎包含了匈奴、东胡、丁零、氐族、羯族等民族成分。包括公元前771年，应太子宜臼岳丈申侯邀请，参与周幽王到周平王的过渡，西周就此灭亡，东周偏安且大权旁落的所谓“戎狄”，也应当是这些边疆民族之中的某一构成部分。
关于匈奴的长相和装束：戴遂良概括地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戴着一个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人留有辫子，他们把这种习惯传给了以后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及蒙古人）。眉毛是浓重的，眼睛凸出像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转引自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古时期一直到隋唐五代，史书对上述民族的记载不尽相同，有的名字倏然出现后又无声消失，有的变换名称再次崛起。这是一个容易让人陷入迷茫的问题，不少学者穷经皓首，踏破历史，到现在仍旧没有形成共识。
在此情境下，我们不得不做如此之想，即在时间之中，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身发展变化，因为史载不详，构成了现在人们研究与认知角度的不同，也在其不断的演进中，因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环境地位等发生了本质性的迁移，或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被淘汰，或因为某种内部原因而派生出新的民族部落。
所谓的发展就是不断扬弃和再造的过程，民族也是如此。当我们回身来看曾经闪烁于历史星空中的诸多民族，就会发现，一切演进都源于历史实际，而一个国家、群体和民族的一切也都必然受其影响。
东周之后，匈奴及北部边疆民族与中原的摩擦和战争从没间断过。公元前625年，雄心大志的秦穆公采用内史廖之的策略，将绵诸王（约周末年由西东迁入甘肃，定居天水。据唐初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载：“绵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六里，汉绵诸道，属天水郡。”）由余（一作繇余，罕之第三十七世孙。秦穆公谋臣之一）挽留在国内，修筑行宫，送去女乐，使之乐不思返，最后甘心归附于秦。
在秦对昆戎、翟、义渠、乌氏、朐衍之戎、大荔之戎、陆浑之戎等战争中，绵诸王发挥了独特作用。使秦国可以腾出手脚，全力对付晋国。公元前300年，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君王之一武灵王（赵雍）鼎力改革，胡服骑射，连续痛击中山国和林胡、楼烦等部落，先后在北疆设置了雁门郡（今山西神池、五寨、宁武以北地区）、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动用数万人修建了专门用来防御夷族入侵的两道长城，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另一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县沿线。
赵惠文王时期，李牧（？～前229年，赵国名将，以抗击匈奴，阻击暴秦，屡战屡胜著名）受命驻代郡、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地，采取“坚壁清野，不令所获”的战略，将匈奴拒之门外，为赵国积蓄了国力。后赵惠文王听信谗言，对李牧的被动策略给予了责罚，调回邯郸任职。
李牧被卸职，匈奴即组织兵力大举进攻。赵国守将带军出击，在善于闪电战和运动战的匈奴军前一败涂地。匈奴趁机入寇，附近郡县被抢掠一空。赵惠文王只好再次启用李牧。李牧用计，先示弱，诱使匈奴冒进，后率军突然出击，一次性斩杀匈奴十余万兵众。“自此，匈奴不敢近赵边。”（司马迁《史记·李牧列传》）。
公元前215年，蒙恬受命，率军三十万出塞，北击匈奴，一举收复河套、阳山（今河北卢龙县附近，一说今阴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等地区，匈奴被迫后撤千余里，“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过秦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今河北隆尧（沙丘）驾崩。
随行的官员赵高（宦官，指鹿为马成语的创造者）、李斯（前284～208年。字通古，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秘不发丧，假传诏书，赐死太子扶苏（秦始皇嬴政长子，富有政治远见和仁怀道德，以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嬴政“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贬至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驾崩，赵高、李斯等人以“为人不孝”、“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等为借口，逼其自杀。），蒙恬被解除职务后押回长安，不久被逼服毒而死。
其时，秦境内烽烟四起，战火连天。匈奴趁机放马南下，收复了被蒙恬攻取的领地。公元前200年，已经取得中原战争全面胜利的汉高祖刘邦，不听陈平、刘敬劝谏，率军三十万进击匈奴，在今山西大同白登山陷入匈奴冒顿单于早已布设的埋伏圈。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脱围。同年，刘邦采纳刘敬和亲建议，“遗女于匈奴。”（司马迁《史记·刘敬列传》）这一缓兵之计虽然并没有真正挡住匈奴在边境抢掠的马蹄，但一直平稳延续到汉武帝继位前二十年，即公元前130年左右。
第二节 东胡和月氏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且蹊跷得令人匪夷所思。
东胡应当是通古斯，而通古斯正是东胡的意译。所谓的鲜卑也是“西伯利亚”的转译，鲜卑民族即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以通古斯河为中心四散活动的北亚民族（参见林惠祥《中华民族史》）。但是，有的学者对此解释并不认可。《山海经·海内西经》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即今内蒙达来诺尔。东胡在大泽东，其发源地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有的学者认为东胡出自殷商氏族，即箕子后裔，还有人认为东胡即“屠何”的后期族群，属东夷；还有人认为是春秋时山戎也是东胡的前身。
关于东胡之后的鲜卑和乌桓源流，林干先生《东胡史》说：“一是匈奴系统；二是突厥系统；三是东胡系统。这是指狭义的北方民族，即指主要活动在大漠南北（清初以来称为内外蒙古的草原地带）的各族而言；若从广义，还应包括活动在今东北三省的肃慎系统和活动在今新疆的西域各族。东胡族系，源远流长。除两汉时的乌桓和鲜卑外，魏晋以后有由鲜卑分化出的段部（徒何）、慕容（吐谷浑在内）、宇文、拓跋、秃发、乞伏等部；北魏时又有柔然；唐末五代十国时继起的还有契丹、库莫奚、室韦，及辽、金时兴起的蒙古，都是属于东胡一系。”
据记载，匈奴、东胡、丁零等民族和部落早在周幽王时期，就参与到了中原王权的变更活动当中。此后，不断深入齐国、燕国、赵国、秦国等边疆骚扰，以快马长刀，进行持续不断的抢掠。游牧民族不掌握农耕技术，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布匹（特别是在当时贵族间流传甚广的丝绸制品）、盐粒和茶叶、陶瓷等日常物品非常匮乏。当对方强盛时，以生铁、皮毛等交换，当对方羸弱时，便采取野蛮的方式掳掠。
这也是游牧民族必要的生存策略，也因此形成了“以力为雄，以弱为耻”（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利则进，败则退，不羞遁走”（《史记·匈奴列传》）的民族性格。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平时放牧，战时则全民皆兵，以一百人为一作战单元，千人为一个纵队，再向上，则是世袭制的贵族，左右贤王居于汗王之下，再以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当户等。东胡政体与匈奴有相似之处。据说，其架构者正是在东方匈奴历史上最强者的冒顿。
冒顿幼小时，不讨父亲头曼喜欢。头曼在一个阏氏的蛊惑下，要废长立幼。为铲除冒顿，将之送到与匈奴关系一直很紧张的大月氏国做质子。送到还没有一个月，头曼便大举进攻月氏国。等月氏应付完战事，转头要杀冒顿时，却发现冒顿已经趁乱逃回了匈奴牙帐。
别说月氏国对此惊诧不已，当冒顿骑着快马奇迹般返回匈奴单于庭，头曼也是非常惊讶的。冒顿心知肚明，但没有怨言，只是请求头曼给他一万兵士。在随后不长时间里，冒顿严训精兵，令属下军士唯其命是从，先射父亲头曼良马，有人犹豫，当场格杀，再射其父亲阏氏，还有人犹豫，再杀之。
从此后，无人不敢遵从冒顿命令，他刀指的方向，就是死亡的方向。冒顿见属下军士无有不从者，认为时机成熟，在头曼不备的情况下，万箭齐发，弑父而自立为单于。
继位后的冒顿首先在国内铲除异己，得知这些情况的东胡、月氏等国汗王和臣子们以为冒顿可欺，常取笑于他。其中，东胡仗着自己力量强大，先是索要冒顿良马，冒顿不顾臣子反对，笑着送上。东胡再要其宠爱的阏氏，冒顿再次力排众议，将自己的女人送与东胡。
东胡一再试探，得到的结论是，以冒顿为首的匈奴部落软弱可欺，只会窝里斗，不会对自身形成威胁。东胡大放其心的同时，再次向冒顿开口，索要两方交界处的一块闲置土地。这一次，冒顿表面上答应，暗自召集各路兵马，倾全国之力，连夜奔袭东胡。东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包括其汗王在内的数十万人遭到屠杀。
冒顿单于一鼓作气，回城之中，扫荡了丁零、乌桓、白羊、楼烦等散落民族，使之尽为匈奴所属，尔后又继续向西掘进，“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自此之后，东胡彻底失去了与匈奴抗衡的能力，最终遁迹通古斯河及长白山山林之中，在历史上也销声匿迹了近二百年，尔后于公元一世纪，以鲜卑、乌桓的名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
当时，东胡的人口和战力是优于匈奴的。冒顿初任单于时期，国内控弦之士可能还不到十万，而东胡有四十万人可以直接参战。力量是悬殊的。冒顿敢于放手一搏，显然是用了一些战略技巧的，其智慧和能力为匈奴历史上所罕见。
东胡就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以东胡的名称出现在中国的史册上。
解除了东胡的威胁之后，冒顿一鼓作气，率军对大月氏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据班固《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骨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月氏起源于南乌拉尔山和南西伯利亚一带，“月氏这一名称是我们从汉文的译音，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下得来的，已经存在很长时期。许多东方学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迁徙中了解到他们）以及希腊史书称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就此看来，吐火罗与印度—斯基泰是一个民族在它生存的两个时代中的不同名称，它被认为是斯基泰族系，即印欧种族人。”（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此外，月氏人与早期居住在里海以东的马萨各他（Massagatae）人关系紧密。
月氏较为确切的驻牧地应当在今甘肃张掖、武威、敦煌一带，南以祁连为屏障，北控古称流沙的巴丹吉林沙漠及今内蒙额济纳大部区域，北部才是对匈奴敞开的缺口。匈奴大规模南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大月氏向西迫千里，退至西域伊犁河流域和中亚一带扎根。而他们先前的领地，则被冒顿纳入掌控之中。
随后，大月氏还是没能在西域永久性地居住下来，后又在冒顿之子稽粥、即后来的老上单于痛击下，其汗王被杀，头颅被稽粥做成了漂亮的镶金酒具。其残部也不得不唱着哀歌，翻越葱岭，征服并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地区，在那里建立了监氏城。并在此乐不思蜀，对张骞要他们回转马头，东西夹击匈奴的建议婉言谢绝。
匈奴人不仅收回了被秦帝国占据的千余里领地，且通过有效的战争，迫使东胡东遁，月氏西迁，自此后，“匈奴成为亚洲高原帝国的主宰。在鄂尔浑河的发源地，就存在着单于的一座主要行宫，或者说是他在夏季的一个驻营地。他们的另外一个中心是被汉人叫做龙城的地方，其位置似乎应当在戈壁南部翁金河的下游一带。他们完全地统治了戈壁的东部地区。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内的和林附近建有单于的行宫；在内蒙古，他们的领地达到了秦代长城之下。他们的骑兵在中国领土上大肆侵略。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长安以西），焚毁了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回到渭河以北，直逼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攻打到山西大同的雁门附近的长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登基的时候，中国的边界正受到了他们的骚扰。”（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这是发生在历史黎明时期蒙古高原的热血史诗，尽管其中有残忍的杀戮，不文明的俘虏政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暴力年代，这一切或许都可以被看作成功的必要手段。作为大部落联盟的领导者，冒顿的政治智慧、战略思维和战争技巧比之中原谋略家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在蒙古高原早期游牧民族中，类冒顿者绝无仅有。
但是，冒顿只是和刘邦做过一次较量，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以四十万大军包围了刘邦的三十万人马。一周时间，刘邦军队的粮草吃紧，而匈奴则在山下点火烤肉。最终以陈平之计，使人重贿冒顿的阏氏。其中可供猜测的谜也有很多，《史记》和《汉书》中都以汉地不可居和冒顿阏氏心生嫉妒，怕冒顿夺取中原后再宠幸其他女人，就对冒顿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史记·匈奴列传》）。但这个借口似乎有些站不住脚。另一点是，刚刚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属下将领赵利、王黄没有引兵赶来，冒顿恐其与西汉有谋，又听从阏氏之言，才解围一角，放回刘邦。
第三节 帝国的将军们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是晚唐诗人陈陶在名作《陇西行》中对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的历史追忆，陈陶侧重书写了战争对普通将士和民众的摧残与苦痛。
但不管怎么说，冒顿在蒙古高原乃至西域的一系列作为，可以说是对蒙古高原的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一次深度翻犁，是游牧民族在史前年代一次闪电般的炸响与宣示。尤其是他对促进欧亚大陆的民族融合、文明形成，有着独特且及时的进步意义。可是，任何王朝都无法逃脱兴亡这一自然法则，始终没有创立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尤其如此。以自然灵物崇拜的萨满教为信仰的匈奴民族，即使是天纵其才、堪称一代天骄的冒顿单于（撑犁孤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他意识到了，但缺乏相应的人才。没有文字，就不可能使得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没有文字，本民族的历史就会是一片空白，其消亡也就成为了必然。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是民族之根。不仅冒顿没有做好这一项工作，即使他的后世子孙“上帝之鞭”阿提拉也没有去做这项工作。匈奴民族的最终消失，绝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战争胜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有无自己民族专有文字以至文化传承的问题。
果不其然，获胜者匈奴帝国的好景也不长，冒顿于公元前175年死后，他的继任者老上、军臣等匈奴实际统治者不仅在才略上不及冒顿，也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差强人意，更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对西汉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反而被西汉魏尚等人击败多次。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决心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以暴力形式灭绝匈奴，消除边疆之患。
同年，“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史记·大宛列传》）的张骞出使西域，这显然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冒险之旅，“凿空”西域，打通中西，自此，光耀千古的丝绸之路正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张骞的这一旷古作为，无论如何的赞美都不为过。自他发足长安，西及中亚诸国之后，丝绸之路便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正式横空而出，犹如强劲的弓弦，弹射出不朽之光，虽然当时张骞历经千难万险给西汉带回的有形成果微乎其微。第一，张骞为西汉帝国打开了一双远眺之眼，使得帝国拘囿的目光第一次越过帕米尔高原和神山昆仑，看到了帝国之外的庞杂存在与人类文明。第二，张骞对西域、中亚各地的深度探访，窥破了西域乃至蒙古高原背后的地理、政治、军事“秘密”，并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这等于看透了匈奴帝国的的腹背，使之透明起来，为汉武帝的决策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第三，张骞个人及其团队的非凡作为，应当是中国在历史黎明时期，对西域的一次大胆的、开创性的冒险行动，其“凿空”西域的意义重大，对世界文明史，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贡献。
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勇敢行动，公元前133年六月，塞外新草萌发，春意料峭，而长城之内的汉疆则果实满枝，不堪侵扰的汉武帝听从聂翁壹与大将王恢建言，令韩安国率公孙敖、李广等人，将兵十万埋伏于马邑。
马邑（今山西朔州）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却是开启汉匈之战的一把钥匙。军臣单于带着人马连夜奔到朔州城外，正行进间，抬目四望，令人蹊跷的是，正值农忙季节，四野竟不见一只牛羊，田地里也无人劳作。不免心中生疑，急令撤兵。等他们回转马头，汉军从山上呼啸而出。可惜，军臣单于并没有进入他们的包围圈，再大的呼声，也还是白搭。
计谋失败，王恢怕汉武帝问罪，自己抹了脖子。至于那位商人“聂翁壹”估计也受到了相应惩处。
马邑之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从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西汉军民对匈奴的反感和痛恨是一致的，二是全国军民已经形成了反击匈奴的勇气和信心。
公元128年，张骞与飞将军李广同出陇右进击匈奴，但匈奴早就掌握了情况，及时后撤数百里，李广和张骞这一次出战并没遭遇匈奴主力部队。李将军广，这个战功赫赫，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爱兵如子的武中仁者，其个人命运在司马迁的笔下有着催人泪下的叙述。早年间，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李广骁勇无比，沿路过关斩将，并夺得帅旗，“显功名”于城下（《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惜，因在无意中错受了梁王（名叫刘武，汉文帝第二子。）的封印，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没得到汉景帝的奖赏。
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武将的最好年华是在青年时期，而文帝、景帝厌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修文偃武”、励精图治，对匈奴采取的仍旧是怀柔政策，以和亲、给予物产维持北部边疆的和平。由此，李广也没有了实际的作战机会，在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陇西（今甘肃天水一带）、上谷（今河北怀来县）等地镇守边疆，只是与匈奴有过小规模的摩擦。
到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期，西汉终于与匈奴决战了，李广也老了，先后六次在卫青麾下出击匈奴。但卫青始终不给李广以正面对敌、纵马北疆的机会，总是在打一些擦边球——不是半途迷路，就是舍身诱敌深入。
其子李敢虽被封为关内侯，可没过一年，便被霍去病借机射死。原因很简单，公元前109年，李敢及李当户、李椒三兄弟跟着李广随卫青出击匈奴，即公元前汉匈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之战，李广和赵食其因无向导半途迷路，没有发挥作用。卫青大胜后，派属下幕府给李广送干粮，问起缘由，李广没有回答。卫青又派人去和李广对质，并要将此上报汉武帝。李广沉思了一下，开口说，错误全在我，与属下将校无关。后来，越说越悲愤，凄然道：“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史记·李将军列传》）尔后拔剑自刎。
李广自杀，李敢悲痛至极，一时控制不住，冲撞了卫青。霍去病不忿，借在甘泉宫陪汉武帝狩猎的机会，一箭射中李敢脑袋。汉武帝明知是霍去病有意射杀李敢，袒护说是被鹿撞死的。再就是悲剧性人物李陵的命运，也令人扼腕叹息。李陵独带五千羸弱步兵深入漠北寻击匈奴主力，被包围后苦战八昼夜，始终不妥协。最后，自忖不能够全身而退，让属下四百将士突围，自己却被匈奴活捉。
钱穆先生《秦汉史》中，对李氏家族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追慕李广家族的后来者，极其认同钱先生这一段精妙之言：“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其时军人亦壮烈多可称道。著者如李广及子敢，孙陵，皆奇才。而李陵将勇敢五千人屯边，陵称其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徒步出居延北千余里，独挡单于八万骑。转战八日，杀伤过当。及陵降，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其时陵副韩延年战死，军人脱归者四百余人。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而李陵的悲剧，比其祖父李广的个人命运遭际更具有穿透力。公元前99年，苏武因受牵连，被匈奴扣押，放逐北海边（贝加尔湖）牧羊，李陵前往劝降，两人互相赠诗，其中，李陵一首诗如下：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慰此平生亲。
与此同时的还有路博德、李广利等人。赵破奴早年在匈奴生存过，对匈奴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后连同其子在翁金河畔遭遇大风暴，被匈奴生擒。匈奴以为赵破奴可以为己所用，故留之不杀。而路博德伺机脱逃，后又在西域与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今甘肃金塔至内蒙古额济纳弱水河流域的汉代亭嶂、侯官府、长城等军事设施便是赵破奴负责修筑的。可惜的是，赵破奴也和远征大宛的李广利一样，在汉武帝后期的巫蛊案中受到牵连，被满门抄斩，李广利于回返途中遭到匈奴埋伏，先是被俘，稍后被杀。
第四节 冒顿的后裔
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南部萨拉乌苏河畔边的统万城，是唯一遗存至今的匈奴民族修建的城堡（此外还有武威的休屠王城）。公元407年，匈奴汗王赫连勃勃拥兵自重，建立夏国，并于凤翔元年（公元413年）驱役十万各族人民，采用“蒸土筑城”（房玄龄《晋书·统万城铭》）法建造了这座匈奴都城，名曰“统万”，寄寓了赫连勃勃“统一天下，居临万郡”（《晋书·统万城铭》）的雄心壮志。
然而，夏立国不到26年，其后世赫连昌于428年被北魏军生俘，旋即杀死，其弟赫连定称帝，三年后，亡于吐谷浑。
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年代，各路人马拥兵自重，且每个集团首脑都有着称王立国的野心和实际行动，但最终也只是勉强维持。在汉化或半汉化匈奴这一脉中，以前赵刘渊为开端，到沮渠蒙逊收尾，结束了在东方政治舞台的演出。早年的一支败于西汉王朝，另一支被陈汤、甘延寿大部歼灭于郅支城的匈奴民族，则再次唱着悲怆的古歌，脚步踉跄地没入茫茫中亚腹地。
去看统万城，最好的时间是夏日傍晚。于磅礴日晖中，残破城墙，风吹如号。身处其中，不觉满身凉意。无定河无声流淌，日渐减少的水上，泛着刺眼的光芒。河边芦苇头颅高昂，整齐摇晃。
这是历史在此地的一种无声诉说，同时也是一种昭示。
公元前33年，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失利的匈奴郅支单于（后被陈汤大军斩首，其头颅被挂在城墙上。“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杀了一个为祸西域多年的呼图吾斯，震慑了西域大小部落。自此，汉威远扬，连中亚的大小部落都闻听风声，对东方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无限憧憬。同年，依附于汉朝的南匈奴领袖呼韩邪单于迎来了汉女王昭君。三年后，呼韩邪单于死，其子继位，再娶王昭君为阏氏，昭君向汉元帝请归，不被允许。三十三岁那年，昭君郁郁而死。
当西域的匈奴被击败，远遁中亚，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才达到了史所未有的强势期。斯时，奔行于张骞与亚历山大大帝共同开通的丝绸古道上的，大都是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今新疆区域内城廓诸国向东行进的使者们，带着他们最昂贵的方物与特产，向着西汉王朝俯首称臣、顶礼膜拜。
但不过一百年时间，西汉崩溃，中原混战，西域再次与中央王朝断绝了关系。到汉光武时代，虽然脱离了西汉的控制，但匈奴内部仍旧是分裂的。南北匈奴时常兵刃相见，自相残杀。而刘秀采取的是两边都不得罪的策略，有时也拉拢一方，打击一方，使他们在内耗中不但得不到统一，而且损失严重。
再后来是班超家族的勇士们，班勇、班固等人几乎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帮助东汉政权稳妥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上。西域在汉朝的怀抱里得而复失，或失去再以军事方式争取回来。这里面一个显著的标识是，当中央王朝处于高度稳定的阶段，西域必将会附庸而来，反之，西域民族乃至周边的高句丽等也都是以背叛，甚至反戈一击、落井下石等形式来应对的。
三国两晋、十六国纷乱之间，公元398年，鲜卑族后裔慕容德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一带）称帝，后迁至河北固安一带。几乎与此同时，早年流散于中亚一带，且销声匿迹淡出历史视野的北匈奴后裔再度崛起，似乎一夜间，就成了欧亚大陆上一架马力十足的“发动机”。这些“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的游牧人军队，借助欧亚大陆自东向西之间的天然坡度，以快马响蹄、弯刀鸣镝，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在匈牙利勒住马头，展开对整个欧洲的军事野心。
这是继公元前176和174年，东方匈奴冒顿及其继任者稽粥（老上单于）先后两次打击大月氏，从而引发中亚至欧洲一系列民族大迁徙后，匈奴民族在世界历史上进行的又一次短暂且又充满激情的精彩表演。西进的匈奴人不仅向中亚和欧洲倾泻下了如蝗虫般的马蹄和鸣镝，还带去了东方游牧民族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发明并广泛使用的马镫。
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结束了欧洲民族跨马征战坐不稳，战力不够的致命问题，大大加速了欧洲文明进程。正如英国科学史学家怀特所说：“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匈奴人自古以来的生存策略是以战止战、以战养生。这是他们的民族习性，也是生存的主要手段。当东方匈奴被逐出蒙古高原之后，一度在史书记载中绝迹。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直到公元432年，北匈奴后裔，分散的部落被一个名叫鲁嘉（Ruga）的领导者再次统一起来，成为一股横扫欧亚大陆的强劲闪电。他们显然是众多民族的集合，如同在蒙古高原时期一样。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说：“阿提拉的帝国以突厥人为核心，同时包括散布于乌拉尔山与莱茵河之间的所有蛮族，如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格比德人等。与成吉思汗的帝国一样，在蒙古大旗下的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和通古斯人。”
434年，鲁嘉死，阿提拉和布莱达（Bleda）继承了汗王之位，共同统治匈奴人。但不过两年，阿提拉谋杀了布拉达，统一整个匈奴。随后，阿提拉一路向西，连续击败了阿兰人、哥德人，置其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继而又向罗马讨要回早年叛乱的几个部落。旋即又围攻拜占庭帝国，久攻不下，转而向波斯帝国发动战争。但在亚美尼亚遭到了失败。
公元439年，阿提拉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欧。在其强大攻势下，已经脆弱不堪的西罗马帝国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图卢兹的强大西哥特王国。在阿提拉率领下，匈奴人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440年，阿提拉横渡多瑙河，把伊利里亚地区（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和色雷斯地区彻底摧毁，其中包括省会费米拉孔。许多国家谈匈色变，避之不及。阿提拉一路上势如破竹、战无不胜，一直打到马古斯，连续击败和降服了拜占庭、比利时、法兰克等国家和部落，疆域呈几何倍数扩大，收受税赋不计其数。449年，匈奴疆域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并且，这一区域中遍布他的附属国，无条件向阿提拉称臣纳贡。
阿提拉不仅要财富，而且还从各个附属国征调兵员，由他指挥作战。451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与其妹妹霍诺利亚（Honoria）主动提出与阿提拉联姻，阿提拉欣然答应，但却又向西罗马提出联姻条件：不但将其妹妹送来，且要瓦伦丁尼安三世拱手交出西罗马全国一半行政管辖权。
这是胜者的蛮横，瓦伦丁尼安三世断然拒绝。同年，已经被匈奴征服多年的法兰克人节外生枝，其国王死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争斗得不可开交，其中一方向阿提拉求援，阿提拉当仁不让，介入法兰克人的内部纷争。有历史学家指出，阿提拉此举，是想把用他的马鞭及势力范围跨越高卢扩展至大西洋海岸。
452年，阿提拉挥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匈奴民族“来如闪电，去如飞鸟”的（《后汉书·匈奴列传》）良好野战技术，再加上善于奔跑的良马，发出锐响的鸣镝，蝗虫一般地冲向罗马帝国核心——意大利本土。沿途匈奴人大开杀戒，接连摧毁城市，其中，军事重镇亚基利（Aquileia）永久性从地图上消失。到意大利北部波河，阿提拉下令暂停进攻。西罗马瓦伦丁尼安三世惶恐不已，从拉文纳逃到旧都罗马，旋即派出由教皇利奥一世、元老院首席议员阿维努斯（Aviennus）、禁卫军统领特里杰久斯（Trigetius）等人组成的议和团。
阿提拉接受了西罗马帝国的议和条款。但阿提拉同时也放出狠话说，若是罗马帝国违反了婚约，他会再次入侵！
这是一匹狼的宣言。阿提拉也曾说过：“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由于极度的恐惧，西方人将阿提拉称之为“上帝之鞭”，意思是阿提拉是上帝派来惩罚他们的。
公元453年，得胜归来的阿提拉并没有因为西罗马的妥协而停止战争，而是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再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如日中天的阿提拉再次迎娶了一个哥德或勃艮第裔的美女伊笛可（Hildico）为阏氏。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阿提拉暴死婚床，身上毫无伤痕，但口鼻中有淤结的鲜血。
驰骋大半个欧洲的阿提拉死了。有史学家推测说，阿提拉因饮酒过度，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血液倒流，致其窒息而死。还有一个猜测是，阿提拉被新迎娶的女子用短刀刺中咽喉暴毙而亡。前一种猜测可能更符合事实，后一种则有些牵强。但不管怎么说，在欧亚大陆飞扬跋扈多年的匈奴帝国最后一个汗王，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军事领袖，以蹊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在对待阿提拉的问题上，西方诸多研究者总是持一种猜疑的、妖魔化的方式进行叙述。
公元四世纪前半叶，蛮族入侵不仅是亚欧大陆上一个独立事件，而且全球也都在经历着这种阵痛。
公元454年，阿提拉的子孙们在战争中失利，人心分散，阿提拉和不同族裔阏氏生的众多儿子们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且利益方向不同，诉求各异，使得匈奴帝国就此分崩离析——“阿提拉于公元453年过早地去世，这个混杂的帝国也就随之自行灭亡了。东哥特人与格比德人首先叛变，他们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的战役中将匈奴人人击败，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在此次战役中被杀（公元454年）。这时，匈奴人在阿提拉的儿子腾吉齐克的率领下又重新回到俄罗斯草原，而阿提拉的其他的儿子则来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将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埃讷克安置在多布鲁甲，另外两个儿子额木尼查尔与乌金都尔安置在麦西亚。而腾吉齐克又一次率领匈奴人在多瑙河下游攻击东罗马帝国，结果战败并被杀死。他的头颅被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马戏场里（公元468年）。之后，残留下来的匈奴人部落分为两部分，生存于黑海以北的地方，库特里果尔匈奴游牧于亚速海以北，兀都果尔匈奴人则流浪于顿河入海口入附近。这两个匈奴人部落很快就变成了仇敌。他们之间的分裂是拜占廷运用外交手段在暗中进行挑拨引起的。公元545年左右，查士丁尼大帝曾鼓动兀都果尔的散的勒克王子去攻击敌库特里果尔的匈奴部落，库特里果尔人遭到散的勒克王的屠杀。但他们在国王匝别干统治的时候得到了复兴。公元558～559年冬季，匝别干和他的部落从冰上渡过多瑙河，出人意料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出现。但由于贝塞留将军拯救了首都，匝别干又重新回到顿河草原，在那里继续和散的勒克国王进行斗争。两个兄弟部落间的战争再次开始之后，一直难以和解。当第三个游牧部落，阿瓦尔人从亚洲到来的时候，这场战争还在进行着。阿瓦尔人把他们都击败后，全部占领了俄罗斯草原帝国。这次新的侵略引起了亚洲高原的几次革命，是突厥历史上的奇迹。”（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直到2004年，匈牙利两千多人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匈奴族后裔身份，但未获批准。
而在阿提拉还没有开始掌权并横扫欧洲时，一世纪东方蒙古高原的鲜卑，再度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第五节 从鲜卑到北魏
他们是东胡的后裔，亡于匈奴后，侥幸存活下来的那些东胡人一部分逃到鲜卑山，一部分遁入乌桓山。因而，被分别称作鲜卑、乌桓。
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所谓的鲜卑山即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北麓。1980年7月，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深山密林中的山崖上“嘎仙洞”。洞中有少量陶器、石器和骨器，还有遗留的石刻铭文，铭文与《魏书·礼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记载较为符合。
乌桓山，又名乌丸山，大约在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一说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其中，乌桓一度曾成为匈奴的附属，在冒顿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匈奴对西汉的战争。公元200年的白登之围，冒顿所属的四十万大军之中，就有乌桓部落存在。
东胡也算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如匈奴民众一起，也与夏商周历朝有过正面冲突。《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的记述。与东胡和匈奴同时出现的，还有屠何、孤竹、令支等族同为边疆民族。战国后，促使偏远小国的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昭王在任期间，招募贤才，乐毅、秦开等助其兼并了其中一些部落。《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据考证是今天内蒙古的达来诺尔，另说为贝加尔湖。东胡在大泽东，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中的夷人应为居住在今辽东一带的东夷。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晋文公继位初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从一世纪开始，鲜卑就开始了对中原的不间断入侵。当然，与这一民族一起对搅动当时“中国”的，还有匈奴、氐族、羯族。但大都不成气候，立国也速，灭国也快。
无独有偶的是，当东胡后裔鲜卑再次强大的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其统一北方的汉王拓跋焘竟然与阿提拉生在了同一个世纪当中，就连发迹与死亡的时间也相差无几。阿提拉生于公元406年，死于453年。拓跋焘生于公元前408年，死于452年。阿提拉在公元前436年达到了事业顶峰，拓跋焘在公元425年开始，先后多次深入漠北，痛击柔然，到449年，曾经威震大漠的柔然摄于其武功谋略，再不敢与北魏进行正面冲突，向北撤退，拓跋焘在世期间，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边疆息警矣”。（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三）
当然，从武功谋略、野心、政治智慧甚至残暴程度、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说，拓跋焘远不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
阿提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拓跋焘的活动范围只是在今西伯利亚、蒙古、北京和山西、甘肃一带，他的一系列武功作为，只是对当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黑暗乱世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压力。但阿提拉是一个勇于摧毁的人，而不是一个建造者。北魏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留存于敦煌莫高窟、今甘肃肃南县境内的马蹄寺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之中的那些历千年仍旧令人为之惊叹的艺术痕迹。
公元前210年，东胡失败之后，其后裔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东汉驱使过他们，曹操也曾率军在辽东击败了常年犯边的鲜卑和乌桓，并写下了著名的《观沧海》。其后，曹操也从鲜卑、乌桓中强行招募军队，成为其阵营中一支骁勇劲旅。
这样的一种苦痛生活，与西方匈奴一样，持续了近500年的时间。尽管在“八王之乱”后，先后有鲜卑族的慕容氏、宇文氏（即东汉时被窦固联合南匈奴击败的北匈奴入鲜卑后形成的部落）、拓跋氏及秃发乌孤等先后在成都、托克托、姑臧（武威）、朝阳、邢台等地建立了前燕、代、后燕、西秦、南凉、南燕等国，不过这些国家都是短命的，但要比匈奴后裔建立的前赵、大夏要长一些。其中，匈奴族沮渠蒙逊（卢水胡）建立的北凉时间最长，为38年，而鲜卑族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为46年，慕容皝建立的前燕共53年。
这些开国君主，大都是西晋和东晋期间的人间才俊，《晋书》说刘渊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说赫连勃勃“性辩慧，美风仪。”慕容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秃发乌孤“壮果多谋略”。
但在拓跋焘之前，这些纷纷自立的小国或偏安一隅，或成功之后内乱不休，或被属下权臣取而代之。唯有拓跋焘之祖父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持续时间较长，前后加起来，有七十多年。
拓跋部原在今大兴安岭北麓一带活动，匈奴势力渐弱后，逐步向蒙古高原战争和迁徙，仍旧以“射猎为业”（《魏书·帝纪第一》），过着与先辈一般无二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四年），拓跋氏首领什翼犍在内今内蒙古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称王，国号代。376年，被氐族苻坚所灭。十年后，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再次称帝为代王，并击败北燕（鲜卑慕容垂建立，后被汉族冯跋所篡），尽得其地，并把首都迁到了大同市，并改国号为魏。
鲜卑拓跋氏是汉文化的热衷者与皈依者，从拓跋珪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向汉族人学习，实行“分土定居”（《魏书·外戚传·贺讷传》）政策，逐步舍弃游牧生活，重用汉人，改革领导机制，很快就实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拓跋珪骁勇善战，在位期间，接连击败了高车（丁零的后称，敕勒、铁勒的前身）、库莫等部，并收为己用，紧接着，又讨伐舅氏贺兰部、柔然等，声名大振。
公元420年，偏安江南的东晋被南朝刘宋取代，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漠北柔然外，只剩下北魏这一新兴也快，败亡也速的军事强国了。取得一连串胜利后，拓跋珪日益骄纵，且残暴，后被其子所杀，拓跋嗣继其位。
426年，拓跋焘继位。这时候，大夏王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赫连定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拓跋焘趁机进攻统万城，大胜而归。429年，拓跋焘率军长途奔袭漠北，大破柔然。436攻灭北燕。439年，拓跋焘率军进攻北凉，北凉亡。至此，自西晋末年以来纷乱了135年的斯时中国，被鲜卑族的一代雄主拓跋焘划上了句号。刘宋政权继续据守江南，北方则尽入拓跋北魏掌控。
至此，尽管实际上的北凉已经灭亡，但沮渠牧犍之弟沮渠无讳还是做了一番挣扎。当时，沮渠无讳封酒泉王，拓跋焘进军武威时，沮渠牧犍开城投降，据守酒泉的沮渠无讳则趁乱逃出酒泉，投奔高昌，并在其弟沮渠安周帮助下，自立为王，继续沿用沮渠蒙逊时的国号。后又趁拓跋焘用兵江南之际，夺回酒泉，公元444年死。沮渠安周继位，公元460年，亡于柔然，其中一部分族众，奔逃入吐谷浑，成为其中一支。
这是南北朝的开端。拓跋北魏平定了北方后，就将主要目标对准了江南的刘宋。刘宋的开国皇帝是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刘裕，小名刘寄奴，江苏徐州人，出身破落士族，小时候家里穷，常衣不裹体，长大后以砍柴、贩鱼、卖鞋为生。后投身军旅，于公元399年随著名将军刘牢之（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的主将）镇压浙东农民起义，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403年，荆州太守桓玄反叛，自立为楚，率军攻入南京，刘牢之逃跑，刘裕暂时投靠桓玄。不久又联合何无忌、刘毅等人在广陵（今扬州）、健康（今南京）、京口、历阳（今安徽和县）四处分别动手，取得胜利，拥戴晋安帝复位，取得了东晋政权的实际掌控权。稍后，又先后攻灭了南燕、后秦；翦除了割据在成都的谯纵和刘毅、诸葛长民等异己力量后，于公元420六月称帝，国号宋。五胡十六国就这样结束了。
第六节 士族风盛
南朝刘裕靠的是政治智慧，体现的是汉民族在权谋方面的成熟与老道。北朝的拓跋氏家族靠的是军事实力，体现的是游牧民族以力为雄的传统价值取向。在这纷乱不休的一百三十五年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社会主要当权者，基本上都是长期处在社会上层，能够成功捍卫个人利益，且有着身后家道渊源的士族阶级。包括十分热衷汉文化并积极向其靠拢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后代。
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融合的年代。先前依附于西汉、东汉的匈奴人后裔，一方面积极向当时的汉朝统治者学习御人之术，一方面在以老庄、孔孟为主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陶醉甚至沉迷。其中的刘渊少小时候就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著作，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常对人说：“一物之不知者，周君子之所耻也。”（《晋书·刘元海载记》）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尊重与热爱程度。沮渠蒙逊从段业手中夺取北凉王位后，颁布《招贤令》，一时境内人才济济。攻破酒泉时，善待西凉名儒宋繇，对其礼遇之高，一时间无出其右；同时重用学者刘呐，所有诏书敕令皆委托于他。
北魏的建立者鲜卑拓跋氏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迁都洛阳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北魏在民族矛盾突出、豪强纷纷拥兵自重的北方，迅速扎下根来，避免了各种矛盾冲突较长时间地维持了政权稳定。（相关链接：北魏帝国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第二：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第三：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服。第四：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为姓元。第五：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通婚。第六：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第七：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第八：孝文帝规定，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死于洛阳的鲜卑人，必须葬于洛阳附近的邙山，不准运回平城安葬。）
但冯太后与拓跋弘实施改革当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本族贵族及地方豪强的反对。这是自魏晋以来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公共权力一般由新兴的士族所垄断，魏晋的统治者也是士族出身，维护的也是其家族利益。而面对众多的士族，统治者必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给予这些掌握有大量财富、军事实力，并主导舆论、社会风尚的大家族以特殊的政治待遇。
这一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个案（相关链接：士族也称“世族”、“豪族”、“门阀”、“高门”、“大姓”。发轫于西汉中后期，逐步形成了政治上把持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相互割据的。集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为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其影响至唐末，约400余年）。
曹魏时期，为了稳定士族集团，曹丕采取九品中正制（相关链接：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三类。）
这一选官制度倍遭后世诟病，至今论者纷争不一。有学者说，这一制度是曹操鉴于东汉以郡县察举（即以郡县为单位，依靠地方长官选举人才的制度）为基本方式的选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且又逢张角起义，很多人才，特别是在当地有名望的人才或踌躇观望，或另投他门。曹操实行这种制度，是为延揽人才，以便稳定本辖区内的士族，吸引地方豪强，充实本阵营力量。另一种说法是，公元420年，曹丕为顺利获取东汉政权，由陈群提出后，立马获得批准，争取到了当时豪门士族的支持，使其在受禅时没有遭到其他名门望族的阻挠。
到西晋时期，这种风气愈加严重，为照顾这些士族的权益，司马氏政权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来加强和巩固士族的特权和利益。公元313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前汉刘曜俘虏，五年后死。并无多少才能的司马睿被出身山东琅琊的士族王导拥立为晋元帝。
而司马睿的这个皇帝有点捡来的意味。促使他成为皇帝的，正是当时声望及实力都很大的大士族王导。王导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士族领袖，立司马睿不是为了司马家族的“千秋大业”，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王导的政治才能不可小看。在北方五胡纷纷自立，觊觎晋国的强手比比皆是，险象环生的情况下，王导把司马睿推到前台，一方面为自己寻求更大的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可以借正统的晋王朝名义，来号令天下。
东晋初期，很多北方来的士族对司马睿很失望，认为他无能，晋江山没有多大的希望。某日，北方名士们在江边聚会，面对滚滚长江，四边美景，其中一个北方士族触景生情，当场感怀说，这里的风景美是美，只是黄河边换成了长江边。其他北方士族闻听，都很伤感，怀念他们在北方黄河边时谈笑风生的快活日子，继而相对而起。王导站起来说，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极，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尽心辅佐，方能恢复中原，何故在这里哭哭啼啼呢！北方士族听了，立即止住哭声。而比此更糟糕的是，司马睿到南京称帝半年多，江南士族无一人来见。这是对他的最大打击。后来，王导和其兄长王敦商议，安排司马睿出行，王导、王敦（后起兵反叛东晋，病亡）及北方士族随行左右，一直在犹豫踌躇的南方士族看到后，立马前来参见司马睿。王导又亲自出马，邀请当时南京最大两个士人顾荣、贺循到朝廷任职。
这是一个带动，顾荣、贺循这两个最大的士人被笼络进朝廷，江南士族逐渐融入了东晋政权之中。但是，士族晋身，最重要的是保卫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以王导等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做了一些妥协，照顾到了江南士族的实际利益（相关链接：自孙吴以来，原先在江南当地的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即今江苏省苏州市顾姓、陆姓、朱姓、张姓等门阀，号称“吴四姓”为首。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后逐渐被朱姓、张姓、顾姓、陆姓等门阀超过。）
当时，北方士族构成了东晋政权中的主要力量，势力庞大，自视甚高，仍以中原名门望族自相标榜，号称侨姓。其中最显赫者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和兰陵萧氏。
到南北朝时期，庶族或寒族在战争中可以依靠军功崛起，刘裕更是因此代晋自立建立了刘宋帝国。刘裕虽然打压和限制过士族阶层的特权，但收效甚微。士族阶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政治形势。士族阶层普遍享有选人用人、享受各种福利和经济机会的特权，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蔚为大观的利益集团（相关链接：士族阶层虽然掌握着朝政大权，但又不负责具体事务，崇尚谈玄论道，自命清高。这种情形造成的后果是，士族子弟珍惜和维护的只有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一方面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另一方面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只谋利益，却不需尽任何义务，也没有任何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再者，士族或者门阀制度之影响极深，直到公元581年，同为士族权臣的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这种风气仍旧盛行，并由此一直持续到唐高宗李治逼死长孙无忌，及至武则天主持朝政时期，关陇武将集团的影响才逐渐淡弱。